米歇尔·巴德利
1934年，丹尼尔·卡尼曼出生于特拉维夫，当时他的母亲正在那里探亲。他来自立陶宛的一个犹太家庭。他的父母在20世纪20年代定居在巴黎。他们变得成功而富有。他的父亲是欧莱雅旗下一家大型化工厂的研究化学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莱雅是法国法西斯和反犹太运动的主要资金支持者之一。不可避免地，作为纳粹占领下的法国的犹太人，这个家庭的存在是不安全和不稳定的，他们在纳粹占领法国期间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卡尼曼的父亲曾一度被纳粹逮捕，并被送往位于德兰西的法国拘留营。由于雇主的干预，他后来被释放了，此后一家人被迫搬了很多次家。
他们从巴黎逃到法国南部，直到德国人再次到达。他们在法国中部四处活动，躲避纳粹当局，一度住在一个改造过的鸡舍里。因此，卡尼曼的早期教育是多种多样的，有时肯定是混乱的。从他自己的叙述来看，他似乎有些孤僻——没有受到任何一位老师的特别启发，尽管他的家庭传统与他的科学研究方法的形成有很大关系。他很早就有了自己的学术抱负，曾说他从小就认为自己会成为一名教授。 1
战时的艰苦生活对这个家庭的健康状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44年，战争接近尾声，就在诺曼底登陆之前6个星期，他的父亲死于未经治疗的糖尿病引发的中风。其余的家人留在法国，等待进入巴勒斯坦的许可。1946年，卡尼曼在法国公立中学完成了基础教育。然后，他和他的母亲和妹妹前往巴勒斯坦，与他们大家庭的其他成员会合。
虽然卡尼曼对自己的童年很淡然，但这些经历似乎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次《卫报》（The Guardian）的采访中，他强调，与其他许多人所遭受的苦难相比，他在战时所遭受的苦难微不足道。“这与其他犹太故事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我从来没有真正挨过饿。我从未见过真正的暴力。当时也仍然有喘息的机会。”尽管如此，这种成长经历一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孩子，纳粹主义的恐怖在卡尼曼身上引发了深深的恐惧：一种被追捕的感觉，每一天都被想要活到第二天的最原始需求所支配。在同一次采访中，他回忆道：“我知道上帝非常忙，所以我不会要求太多。但我要求的是一次只活一天。这就是当时的感觉。就像被猎杀一样。感觉自己就像是随时会被猎捕的兔子一样。” 2
他的战时童年还有其他令人惊讶的方面。他开始注意到人类的行为是复杂的，尤其是在战争期间。这种复杂性吸引了卡尼曼，但这并没有导致他谴责所有的反犹分子都是邪恶的。他与同时代其他一些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共同关注了这类主题。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施（Solomon Asch）、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和亨利·泰弗尔（Henri Tajfel）都有犹太背景。所有这些人都试图理解种族主义和偏见的根源——尽管泰弗尔和卡尼曼是这群人中仅有的两个直接经历过苦难的人。这一代犹太心理学家的仁慈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渴望的不是复仇，而是从自己的经历中学习，以进一步理解人性，不论是最好的一面还是最坏的一面。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把战时的暴行理解为人性的弱点，而不是固有的邪恶。他们把极端的偏见和歧视理解为人类恐惧和无知的产物，即在动荡时期和有辱人格的生活条件下被关在温室里所产生的东西。
即使在极端的情况下，人们的邪恶行为也可以因为善良的行为而有所缓和，反映出人性的痕迹。年轻的卡尼曼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觉得很困惑，尽管这让他对人性的复杂性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如上文所述，他父亲的反犹太雇主保护他，使他从德兰西获释。年轻的卡尼曼从中了解到，人类的动机很少是直截了当的。 3 还有其他的情况。在他的诺贝尔奖自传中，卡尼曼回忆了他童年时期的一个重要时刻，但结果并不像他所担心的那样：
犹太人被要求佩戴大卫之星，并遵守晚上6点的宵禁。我和一位基督教朋友去玩了，一直玩到很晚。我把我的棕色毛衣翻过来走了几个街区回家。当我走在一条空无一人的街上时，我看见一个德国士兵走过来。他穿着一件黑色制服，这让我感到更加恐惧——那是特别招募的党卫军士兵穿的制服……他招手叫我过去，抱起我，拥抱我。我很害怕他会注意到我毛衣里的星星。他用德语和我激动地交谈。当他把我放下来时，他打开钱包，给我看了一张男孩的照片，并给了我一些钱。回到家，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确信母亲是对的：人是无限复杂和有趣的。
卡尼曼在巴勒斯坦完成了高中学业。他的诺贝尔奖自传给人的印象是，他的青少年时代比他的童年快乐得多：他有了更多的朋友，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他对知识的痴迷相比于在法国时减少了。1948年阿以战争后，以色列建立了新的国家，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这里一直是卡尼曼的家。一位有先见之明的职业顾问建议他说，心理学或经济学都可能是适合他的职业，而不可思议的是，卡尼曼选择了前者作为自己真正的职业，并且因为在这两门学科之间建立了联系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获得了理学学士学位，主修心理学，辅修数学，之后才在以色列服兵役。他在军官培训学校度过暑假，在服兵役期间致力于提高专家对个人能力评估的判断力。这标志着他对判断、推理和决策的科学研究的开始，这些研究极大地影响了他之后的职业生涯。
卡尼曼在以色列的新生活恰逢政治大变革时期。和在法国一样，他的生活环境和机遇一定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以色列，作为一个新国家的一员，职业选择方面的好处是显著的，特别是对于像卡尼曼这样有天赋和求知欲的人来说。对年轻的以色列民族来说，这是一个变革和缺乏经验的时期。这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充满了新的机会。卡尼曼和他的国家是在同一时期成长起来的。
他承认，加入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让他更容易留下自己的印记。在他的诺贝尔奖自传中，他观察到，在现代看来，他的研究对以色列军队的影响如此之大，似乎有些反常。
如果一名21岁的中尉被要求为一支军队建立面试制度，这显得有些奇怪，但人们应该记住，以色列这个国家及其组织机构只有7年的历史……那种即兴发挥是常态，那种专业精神并不存在。我的顶头上司是一个具有出色分析能力的人，他受过化学方面的训练，但完全自学了统计学和心理学。我拥有相应领域的学士学位，是军队中最训练有素的专业心理学家。 4
卡尼曼于1956年退伍，在等待前往美国之前，他花了一些时间自学心理学和哲学。1958年，他和第一任妻子伊拉（Irah）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这里，他开始发展他广泛的研究兴趣，从视觉感知到性格测试再到科学哲学等等。然后他去了马萨诸塞州奥斯汀里格斯中心的研究生院，获得了希伯来大学的博士奖学金。为了获得博士学位，卡尼曼与大卫·拉帕波特（David Rapaport）一起学习。拉帕波特是一位精神分析理论家，卡尼曼非常尊敬他。拉帕波特向他介绍了弗洛伊德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关于记忆和思想的见解。拉帕波特把他对弗洛伊德的理解集中在对梦的解释上，尤其是“精神能量”的概念。从与拉帕波特在一起学习的那段时间起，卡尼曼就对注意力和记忆力产生了早期的兴趣。后来，从他对注意力及努力（effort）的研究，到他对效用的见解，特别是对记忆中的效用的见解，都成为他对学科的重要贡献。
博士毕业后，卡尼曼在希伯来大学度过了20年成果丰硕的研究生涯，其中包括他与同事兼好友阿莫斯·特沃斯基合作的大部分时间。他回忆起与特沃斯基的见面：“我对阿莫斯最初的记忆要追溯到1957年，当时有人向我指了指一个又瘦又英俊、戴着伞兵红色贝雷帽的中尉，他刚刚参加了希伯来大学心理学本科入学考试。” 5
他们著名的、开创性的合作并没有在那时开始，而是在几年后，卡尼曼邀请特沃斯基来希伯来大学的研讨会展示他的研究成果。从那时起，他与阿莫斯·特沃斯基的合作，构成了他在经济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成就的基础。在许多方面，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合作，其运作方式就像两人的想法来自一个头脑——没有哪一个比另一个更占主导地位。即使在确定作者的论文顺序时也没有争议，因为顺序是通过抛硬币随机决定的。他们合作时间的始末以两篇开创性的论文发表为标志。一开始，他们在备受尊敬的心理学杂志《心理学公报》（Psychological Bulletin）上发表了他们的第一份联合研究报告，探讨在人们使用小数字时所观察到的谬误。 6 后来，他们最后一篇合著的论文是1996年发表在《心理学评论》上的关于认知错觉的论文。 7
卡尼曼多年来一直与特沃斯基合作，不过当他们各自搬到美国不同的地方后，他们的合作出成果的速度有所放缓。1978年，卡尼曼和他的第二任妻子、英国心理学家安妮·特雷斯曼（Anne Treisman）搬到了北美。安妮先是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教授，之后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教授，后来又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授。然而，1996年6月，特沃斯基死于恶性黑色素瘤，这也让卡尼曼与他的合作在悲伤中终结。他们最后一篇合著论文是与行为经济学家共同撰写的，探讨的是短视和损失厌恶。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之间的深厚友谊和智力上的密切关系，以各种难以言表的方式继续影响着卡尼曼和他的作品。卡尼曼指出，他们的合作努力比他们单独的努力更有成效。他引用了戴维·莱布森（David Laibson）和理查德·泽克豪泽（Richard Zechkahuser）的分析，在自己的诺贝尔奖自传中写道：“阿莫斯和我共同拥有一只会下金蛋的鹅，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共同的想法比我们各自的想法要好。统计记录证实，我们的合著论文比我们各自单独的论文更好，或者至少更有影响力。” 8
更广泛地说，除了与特沃斯基的合作关系之外，卡尼曼也受到了其他同僚的启发，这种启发可以与童年时代的导师或重要人物所能带来的影响相比拟。除了他早期战争经历的影响，以及后来在一个新国家成长的影响之外，塑造了卡尼曼和他的学术风格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他对与他人合作工作和思考有着很强的兴趣和能力。从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他就与他人卓有成效地合作，早期他与杰克逊·比蒂（Jackson Beatty）以及特沃斯基进行合作。他还与许多其他心理学家合作。在职业生涯中期，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影响力日益增长，他与这一领域的许多领军人物都进行了合作，包括杰克·克内奇（Jack Knetsch）、谢恩·弗雷德里克（Shane Frederick）和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
贡献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成就是对经济学家的风险和效用理论的一种分析性的补充，这种理论是用当时经济学家倾向使用的数学语言构建的。这为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自卡尼曼与特沃斯基合作以来，行为经济学的成果和影响力在过去几十年迅速增加和扩大。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为我们转变对经济和金融决策的理解播下了种子。
更广泛地说，丹尼尔·卡尼曼对精神疾病心理学和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关于认知、判断和决策等多个主题的。在评估他的贡献时，重要的是要明白，卡尼曼是一位经济心理学家，而不是行为经济学家。行为经济学家的主要学科是经济学，但他们感兴趣的是如何用心理学的具体方面去解释行为，并纳入经济理论和分析。卡尼曼没有接受过经济学家的培训，但他确实与行为经济学家有过许多卓有成效的合作。相反，卡尼曼是一位心理学家，他将经济学中的创新观点加入到心理学中。
对经济学家而言，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始于他与阿莫斯·特沃斯基在直觉推理方面的合作。如前所述，卡尼曼早年在以色列军队工作。在那里，他有机会用直觉推理的极限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和兴趣，这种兴趣贯穿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他从很早的时候就对心理学的定量研究感兴趣，包括统计分析。这与现代经济学家对数学技术的依赖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早期的工作和他后期关于人类对风险的误解的工作之间有着明显的连续性。
大约在1955年，当卡尼曼还在军队中时，他的任务之一就是对参加军官培训的候选人进行评估，特别是关注他们的性格在工作中的作用。在一些战斗类工作中，某些性格维度是否比其他因素更重要？卡尼曼设计了筛选和分配士兵执行战斗任务的方法。这激发了他对专家评估准确性的好奇心，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兴趣，这也是他和特沃斯基共同的兴趣。对于军事人员，他调查了专家对潜在候选人打分的准确性。他注意到直觉和统计信息不一定有联系：“统计信息和令人信服的洞察力之间完全没有联系，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为此创造了一个术语——‘有效性错觉’。” 9
访谈和心理测试是由卡尼曼后来所说的面试官中的小“管理者”进行的。 10 卡尼曼指出了军队临床专家在评估相关人员时，所犯的一系列判断上的常见错误。其中一个问题是，面试官的评分与其他评估标准无关。为了解决与临床预测相关的一些不准确之处，卡尼曼设计了一些性格简述（personal profiles），并将其纳入了他提出的结构化面试模板中。
一些面试官对这种来自“新手”的干扰感到不快，认为他们会“沦为不会思考的机器人”。因此，年轻的卡尼曼作出了一些让步，卡尼曼发展的结构化和更为精算化的方法加上面试官的专业直觉的组合，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折中方案。卡尼曼认为，在他所开发的结构化面试方法的推动下，面试官的努力变得更为可靠，他们判断的统计有效性增加了。他还发现，当临床医生也完成了他设计的更“客观”的性格测试时，这些测试能让面试官更有效地运用他们的直觉判断。正如他后来所说的，“想变得可靠的尝试让他们变得更有效。”将直觉判断和客观测试结合起来是可能的最强大的组合。也有早期证据表明，附加的客观视角可以帮助人们克服直觉判断中的偏见。这项与以色列军方的合作为他后来的工作和早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卡尼曼和他的一位研究生老师埃德温·吉塞利（Edwin Ghiselli）在《人事心理学》（Personnel Psychology）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介绍了卡尼曼在军队期间开发的用于处理具有多重属性数据的统计技术。 11
早期对直觉推理的研究使卡尼曼走上了一条道路，指引着他后来在判断和决策方面取得了更加广为人知的重要成就，包括对经济决策新方法的开创性贡献。这为他赢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该奖项由他与心理学家弗农·洛马克斯·史密斯（Vernon L.Smith）共同获得。根据谷歌学术搜索，他被引用最多的著作是他与阿莫斯·特沃斯基关于前景理论的著作（卡尼曼和特沃斯基，1979），以及他们关于启发法和偏见的科学论文。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包括2011年出版的《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和1973年出版的《注意与努力》（His Attention and Effort），这两本书在学术文献中都被广泛引用。此外，卡尼曼与行为经济学家的合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因为它们将经济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结合在一起，例如与阿莫斯·特沃斯基、理查德·塞勒和艾伦·施瓦茨（Alan Schwartz）的合作。这些作品包含了卡尼曼的学术贡献中四个最主要的方面：注意与努力，直观推断和偏见，前景理论（他们对行为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以及双重系统和自我的模型。
离开军队进入学术界后，卡尼曼与认知心理学家杰克逊·比蒂合作，对瞳孔扩张与认知努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早期研究。他们把实验参与者带到实验室，让他们听一系列数字，然后背诵出来。他们发现，参与者在听的时候瞳孔会放大，然后在背数字的时候瞳孔会收缩。任务越困难，参与者的瞳孔会变得越大。卡尼曼和比蒂将这一现象解释为瞳孔扩张与智力活动有关的证据。 12 这与过去几十年眼球追踪技术的显著发展有关，目前眼球追踪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实验。尽管这一著作不像他后来与阿莫斯·特沃斯基和行为经济学家合作的著作那样广为人知（至少在经济学界是这样），但它对心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1973年出版的《注意与努力》是他的心理学研究成果中被引用得最多的著作之一，但他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在他后来与特沃斯基合作进行的研究。
启发法与偏见
对于行为经济学家来说，卡尼曼职业生涯中最具影响力的阶段始于他与特沃斯基围绕启发法与偏见展开的合作。如上所述，这是一种有名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这种合作结合了他们各自早期关于直觉推理、判断和决策的局限性的工作，以及卡尼曼在以色列军队期间进行的关于专家判断和直觉预测的工作。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最初是在服役期间认识的，但他们的学术合作始于1969年春天，当时卡尼曼邀请特沃斯基在卡尼曼的一次研究研讨会上展示他的成果。特沃斯基展示了他与其之前的导师沃德·爱德华兹（Ward Edwards）合作的一些实验数据。
在这些实验中，参与者被要求从一个袋子中抽取白色和红色的扑克筹码，并判断这些筹码是来自一个装有70个白色和30个红色扑克筹码的袋子，还是来自一个装有30个白色和70个红色扑克筹码的袋子。参与者的猜测大致上是正确的，但并没有把所有的信息都考虑进去，达到概率定律（特别是贝叶斯法则）所预测的程度。贝叶斯法则捕捉到了我们对概率的更新。我们从一个概率开始，即“先验概率”，然后随着新信息的出现，我们对其进行调整，以达到“后验概率”。贝叶斯推理模型在心理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中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所以特沃斯基和他的导师得出结论，人们是“保守的贝叶斯主义者”，而卡尼曼和他的研讨会小组对此持有相反的观点。卡尼曼后来观察到：
认为人们是保守的贝叶斯主义者的观点似乎不符合我们日常所能观察到的人们通常急于下结论的现象。同样，得到的结果也不太可能……扩展到更典型的情况，即样本证据同时被传递。最后，“保守贝叶斯定理”的标签暗示了一种难以置信的图像，即得到正确答案的过程中掺杂了偏见。 13
研讨会结束后，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一起喝了杯咖啡，讨论了特沃斯基对研究结果解释的一些局限。
虽然合作在学术界并不罕见，而且随着多学科研究的趋势日益明显，这种合作也变得越来越普遍，但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之间的合作似乎发生在超越普通同事的层面上。他们的性格完全不同，有着不同的生物钟——卡尼曼是个喜欢早起的人，特沃斯基是个夜猫子。他们的性格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反的——卡尼曼是悲观主义者，特沃斯基是乐观主义者。但他们合作的魔力是不可思议的。卡尼曼观察到：
我们所有的想法都是共同拥有的。我们的互动是如此频繁和激烈，以至于没办法区分我们的讨论是在引发一个新想法，表达这个想法，还是在对这个想法进行阐述……我们合作的一些最大乐趣……来自我们对彼此新生思想的阐述能力：如果我表达了一个半成型的想法，我知道阿莫斯会理解它，也许比我更清楚……我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完全不设防是非凡的，因为我们两个人……被认为是严厉的批评者。只有当我们独处的时候，我们的魔法才会起作用。我们很快就认识到应该避免与任何第三方合作，因为我们在三方竞争中变得非常好胜。 14
他们早期的谈话和实验使他们在1971年发表了第一篇联合论文《小数定律》（Belief in the Law of Small Numbers），这篇论文发表在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公报》上。 15 它探讨了专家对概率的错误直觉——他们错误地推断小样本具有代表性，以及在判断概率时的其他常见错误。这是一篇深刻的论文，指出了直觉判断的一些常见的、重要的局限性，并将他们各自的早期研究整合到对专家判断的局限性的研究中。这些想法后来发展为他们1974年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概述了他们对启发法的理解——快速决策的经验法则。 16
启发法是当时间和信息稀缺，或者认知负荷很高时，我们用来快速作出决策的简单规则。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并不是定义启发法的先驱——这一荣誉属于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心理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赫伯特·西蒙——但他们的见解与西蒙的洞见之间联系不大。他们所做的贡献是理解当人们面临风险选择时这些启发法是如何运作的。他们也是先驱者，他们开发了启发法的结构化分类，他们用实例和实验证据来说明概念。
他们确定了三种主要类型的启发法：可用性（availability）、典型性（representativeness）和锚定（anchoring）/适应性（adjustment）。这些启发法通常是但并不总是（注意这一点非常重要）与行为偏见有关——行为偏见是某种系统性的错误。当我们使用可用性启发法时，我们依赖于对我们来说最快速、最容易获得的信息，例如我们可以快速记住的相关信息。依赖我们的情绪是一种可用性启发法，因为情绪通常是非常容易获得和回忆的。典型性启发法是指我们根据不同事件之间的相似性来判断不同事件的方法，有时会得出误导性的类比——这是行为偏见的另一个来源。锚定和适应是指我们从特定参考点判断事件的方式。如果我们在出售某样东西，我们就会根据自己的收入来确定别人会花多少钱从我们这里购买。这给了我们一个参照点，为我们接受别人的提议提供了一个锚。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开创性著作的出版进一步识别了更为广泛的启发法和相关的偏见。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还撰写了大量关于启发法和偏见的行为经济学文献，其中一些收录在他们编辑过的两卷本中。 17 此后，他们的研究逐渐使他们转向对经济学的批判，特别是对当时主导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范式和相关的预期效用理论。这使得卡尼曼对行为经济学理论作出了第二套开创性的贡献——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和行为经济学
卡尼曼与特沃斯基在启发法和偏见方面的合作，为前景理论（一种标准经济模型中风险理论的替代品）埋下了种子。卡尼曼指出，前景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随机的名字。他和特沃斯基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它，所以就选了一个听起来与众不同的名字。1979年，《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前景理论的开创性文章。 18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可能是他们最具影响力的成就，因为它直接挑战了预期效用理论，然后是风险决策的标准经济理论。
预期效用理论建立在理性和选择的强有力假设之上，但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认为，预期效用理论无法解释许多行为悖论和不一致。前景理论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因为它具有区别于预期效用理论的关键特征。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他们1979年发表的文章中进行的一系列实验证实了这一点。前景理论还吸收了他们早期的一些见解，即人们不善于始终如一地处理非常小和非常大的数字，这在他们1971年的论文中部分预示了人们错误地认为小样本具有代表性。 19 人们会对某些结果或非常不可能的结果产生扭曲的偏好。
前景理论还允许人们根据参考点作出决定，而不是每次都从零开始。这与上面描述的锚定和适应启发法有关。前景理论认为，人们的选择是不顺利和不对称的。损失将产生比收益更大的影响，这与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的概念有关——目前在行为公共政策设计中非常有影响力，并在他们后来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20 有了对损失的厌恶，人们会更在意损失10美元，而不是得到10美元。人们对冒险也有不对称的反应，他们会冒额外的风险来避免损失；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把这称为“反射效应”。
启发和偏见以及前景理论方面的研究，使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与行为经济学家（包括理查德·塞勒等人）就框架（framing）、损失厌恶和心理会计（mental accouting）等与前景理论相关的主题展开了广泛的合作。塞勒进而激发了一代行为经济学家的灵感，尤其是在与行为金融学相关的主题上。 21 对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来说，这项工作也标志着他们富有成果且相互激励的合作关系的结束：他们与理查德·塞勒和艾伦·施瓦茨合著的关于短视和损失厌恶的论文，是他们合作的最后一篇论文。 22
《思考，快与慢》：双重系统与自我
卡尼曼后来的工作重点是扩展他关于标准经济效用模型的局限性的见解——我们的决策制定经常反映相互作用的力量。他在2011年出版的《思考，快与慢》一书中，对这一研究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在书中，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的思维并不像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样简单而统一。相反，它反映了交互的系统：系统1是感性和直观的，系统2是逻辑和审慎的。系统2是缓慢和懒惰的，因为它需要付出努力，所以它对我们选择的影响比系统1要小。我们的很多决策都是由快速的本能和直觉推动的。因此，专注于逻辑的、深思熟虑的系统2的思维方式的经济学家只捕获了我们决策制定的一个小的子集。
围绕系统1和系统2思维方式的想法也与他后来关于效用的见解相联系，这与他和特沃斯基关于前景理论的工作相辅相成。如上所述，前景理论是对预期效用理论中的风险处理所进行的一种批评。卡尼曼的双重系统研究基本上构成了对预期效用理论中的效用处理的补充批判的基础。它还与卡尼曼早期关于注意力和记忆的一些见解有关。与思维系统的联系来自卡尼曼的观点，即我们有双重自我：体验自我和记忆自我。每一个自我都以不同的方式体验效用。卡尼曼认为，尽管经济学家传统上只关注获得效用，但将各种不同的效用（即经验效用和记忆效用）都囊括进来会更有用。在发展这些想法的过程中，他还展开了与幸福感有关的新研究。由于经验效用和记忆效用之间的差异，幸福感的含义与大多数经济分析关注的获取效用是截然不同的。
公众接受度及遗产
卡尼曼文笔很好，也很清晰，但他的一些学术著作比较深奥，而且技术性较强。例如，他的关于前景理论的文章并不易于阅读。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卡尼曼的写作风格是多样的，这取决于他为谁写作。他为外行人写的文章有力、引人入胜、优雅简练。《思考，快与慢》是一本非小说类畅销书，也是一本重要的著作，因为它涵盖了卡尼曼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的许多关键洞见。它把在其他深奥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观点带给了普通读者——考虑到他作品本身的跨学科性质，将这些观点清晰地传达给广大读者是很重要的。对于学术读者来说，他的作品深刻而极具智慧，这对于一个外行的读者来说是枯燥且技术性过强的，但也许相比于一般经济学家的作品来说，又没有那么枯燥，技术性也没有那么强。
不可避免的是，卡尼曼与特沃斯基的研究存在争议——就像行为经济学的许多开创性研究一样。直到最近，他们的观点才在整个经济学领域受到尊重。预期效用仍然是主导范式，经济学家几十年来一直信奉理性选择理论。许多经济学家基于这些经济学理论树立起了巨大的研究声誉。改变这种局面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困难的。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对一些批评作出了回应，例如，他们将基本前景理论细化为累积前景理论。 23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一些实验证据受到了质疑——例如，一些经济学家批评了他们的实验设计和方案，认为他们的实验数据没有得到恰当的记录，并且反映的是实验参与者对他们被要求做什么的困惑，而不是他们的行为偏见。此外，他们即使是与其他经济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之间，也存在重大的定义分歧和相关的误解。例如格尔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关于启发法合理性的观点。 24 吉仁泽认为启发法是一种理性的决策工具。卡尼曼认为启发法并不总是理性的。无论谁是正确的，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研究无疑促使许多经济学家重新考虑了风险选择、效用和幸福感的本质。
卡尼曼谨慎地强调，他们的意图并非全盘推翻理性决策的理念。他认识到人们能够而且确实按照理性的原则行事。卡尼曼在他的诺贝尔奖自传体文章中强调，他与特沃斯基的合作与其说是对人类理性的广泛攻击，不如说是对经济学家理性人模型的批判。与经济学家所强调的相反，他们所说的这种理性能力并没有以经济学家通常采用的强有力的形式来定义，而是采取较弱的形式，如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所概述的“有限理性”。 25 人们能够而且确实理性地行事（取决于理性是如何定义的），只是并不总是这样。
卡尼曼发现，他更喜欢对话，而不是纯粹的批评。他对批评很敏感，这是我们许多人都具有的非常人性化的特点。因此，卡尼曼的成就证明了合作的力量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他职业生涯的其他领域，他与许多人合作过，包括跨学科合作（甚至在它们流行之前）。卡尼曼过去和现在都渴望合作，他曾说过：“合作不仅更有创意，而且更有趣。” 26 学术研究中的争议问题构成了卡尼曼另一项贡献的基础，这一次是对整个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贡献，重点是建立建设性对话和辩论的重要性。
在学术出版的传统中，没有辩论和对话的机会，有时会导致误解和毫无根据的批评越来越多。例如，在行为经济学中，以及更广泛的经济学中，这种紧张关系已经在人们对“理性”、“非理性”、“启发法”和“偏见”等术语的理解混乱中显现出来。学术出版领域的对话还没有制度化，大部分对话仍然依赖于双盲同行评议（double-blind peer review）。卡尼曼一直倡导要解决这些问题。这种对建设性对话的关注使他开始尝试“对抗性合作”——当知识分子之间的争端由共同撰写论文的对手共同解决时，他们会探讨彼此的分歧，并试图达成共识。 27 他更出人意料的合作关系包括他与加里·克莱因（Gary Klein）的长期对抗性合作，他们在关于直觉的知识上存在分歧，另外，他与心理学家汤姆·季洛维奇（Tom Gilovich）、拉尔夫·赫特维希（Ralph Hertwig）和维多利亚·麦维德沃茨（Victoria Medvec），以及经济学家伊恩·贝特曼（Ian Bateman）、克里斯·斯塔默（Chris Starmer）和罗伯特·萨格登（Robert Sugden）的早期合作也有对抗性。 28 除了对抗式合作，他还通过与丹·艾瑞里（Dan Ariely）和乔治·洛温斯坦（George Loewenstein）的联合写作项目来解决分歧。
因为卡尼曼是一位心理学家，对于外行人来说，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似乎有些奇怪。他对经济学的贡献在于从经济心理学的角度对理性及其局限性提出了新的认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专注于对理性的强有力假设：理性选择理论成为主导范式。这一范式的核心假设是，我们将自己最好的理性能力应用于所有的决策，并在逻辑上平衡收益与成本之后作出选择，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个世界上，个人最清楚什么对自己最有利。因此，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我们的行为就好像我们非常聪明、消息灵通一样。
这些理性假设使得经济分析更加容易。如果每个人的行为在数学上都是理性的，那么建立经济模型就相对简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种对理性的依赖受到了怎样的挑战？首先是与凯恩斯主义传统有关的经济学家，然后是主流经济学家，尤其是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者一直对主流经济理论的强理性假设持保留态度，例如，有很多后凯恩斯主义者在2007—2008年之前预测了金融危机。这种断言提醒我们，卡尼曼不是一位经济学家，因此不可能意识到所有不同的经济学方法和经济学家之间的相互矛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经济思想史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不仅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力和先见之明，他还强烈借鉴了丹尼尔·卡尼曼可能很赞同的观点。
卡尼曼成就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他对跨学科研究的贡献。他的开创性著作跨越了学科，并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将心理学研究的洞见融入了经济科学”。 29 卡尼曼谦虚地承认，这个奖项认可了特沃斯基和新一代行为经济学家（由理查德·塞勒主导的）以及他自己的努力：
我不愿放弃对我的贡献的任何赞扬，但我应该说，在我看来，集体的成就实际上主要是由塞勒和迅速在他周围形成的年轻经济学家小组完成的，首先是科林·卡默勒（Colin Camerer）和乔治·洛温斯坦，然后是马修·拉宾（Matthew Rabin）、大卫·莱布森（David Laibson）、特里·奥迪安（Terry Odean）和森德希尔·穆莱纳坦（Sendhil Mullainathan）……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是塞勒（1980） 30 ，其中提出了一系列挑战消费者理论基本原则的小插曲。 31
卡尼曼试图从边缘影响经济学，并通过与经济学家的强大合作关系加以巩固。2012年接受《卫报》采访时，他对经济学持怀疑态度：“经济学家在社会科学家中是非常具有神秘感的，因为他们懂数学。他们很擅长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但通常是在事情发生之后，而不是在事情发生之前。我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个经济学家。” 32
而卡尼曼本人并不是一位经济学家，事实上，他多少有点不赞成经济学及其对理性选择的关注。他对经济学的挑战比他的批评者或拥护者可能声称的更有分寸。卡尼曼论证了理性的局限性，他没有试图反驳经济学，也没有试图证明判断和决策是关于非理性的。卡尼曼与特沃斯基的主要著作是鼓励经济学家重新思考他们狭隘的、限制性的假设。这是一种经久不衰的观点。随着当今学术界和政策制定界对行为经济学关键洞见的接受，这种观点正变得越来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