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葡萄 The Grapes of Wrath,1940
The Grapes of Wrath,1940
约翰·福特的《愤怒的葡萄》，是一部由美国右派导演执导的左翼寓言。影片讲述了一位佃农之子——一个小酒馆的打架斗殴者是如何转变为一位工会组织者的。它所要传达的信息是直白的，但是由于角色极富同情心，影像如此美丽，以至于观众在离开电影院之时，感到更多的是悲悯之情，而不是愤怒之火或者是坚信之心。这是一部有寓意的电影，而不是一张招募海报。
主人公汤姆·乔德（Tom Joad）的意识形态之旅，从由他负主要责任的两次杀人事件中便可见一斑。第一次是在一个酒吧里，发生于电影故事开始之前。汤姆向一位前牧师描述道：“我们都喝醉了。他用一把刀捅我，于是我用一个铁铲将他击倒。我径直砸他脑袋，把他打了个稀巴烂。”服刑四年后，汤姆被假释出狱，回到了他位于俄克拉荷马（Oklahoma）州的家庭农场，不料却发现乔德一家已经“被拖拉机赶出了农场”，并加入了去往加利福尼亚的移民之列。电影临近尾声之际，他看到警察与暴徒殴打罢工者，并且朝他们开枪，他也再一次遭到了攻击，这一次是被一位“戴着警徽的家伙”用棍子打的。他夺走棍子，然后杀了他。汤姆清楚学到了一课：他知道了谁才是真正的敌人，现在正朝向更值得的方向努力着。
这部电影是根据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小说改编的，可能是关于1930年代最为有力的社会记录，而且它是由一位比其他人做过更多关于美国大移民西进运动记录的导演所拍摄的。约翰·福特曾经导演过梦想铺一条铁路到西部的《铁骑》（The Iron Horse ，1924），还拍过很多其他白人移民移居到印第安人土地上的影片，其中包括他的骑兵三部曲（《要塞风云》［Fort Apache ，1948］、《黄巾骑兵队》［She Wore a Yellow Ribbon ，1949］和《一将功成万骨骷》［Rio Grande ，1950］）。《愤怒的葡萄》讲述的是一个梦想的悲伤终结。五十年前就拥有该片土地的小股东们，现在受到银行家与大地主的驱逐，被迫离开他们的土地。“谁是肖尼土地与畜牧公司（Shawnee Land and Cattle Company）？”约德的一位邻居莫利（Muley）这样问道。他拒绝售卖自己的土地。“它什么人也不是，”一位地产经纪人如此说道，“它是一个公司。”
当汤姆告诉玛（Ma）：“有一个拥有一百万亩田地的家伙，就会有一万个挨饿的农民”，在此，这部电影给我们上了一堂社会主义的大课。当然汤姆不知道故事的结局，例如俄克拉荷马州农民如何会跑到军工企业中工作，他们的孩子在加利福尼亚如何会比在俄克拉荷马更加前程似锦，他们的孙辈如何会在海滩男孩（Beach Boys）乐队的歌曲中大放异彩。很多人都容易忘记这一点：《愤怒的葡萄》有一个幸福、未完的第四幕。
当斯坦贝克在1939年发表他这部小说的时候，它被尊奉为一部杰作，拿到了普利策奖，还被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Twentieth Century-Fox）的达里尔·F.扎努克（Darryl F.Zanuck）抢购下改编权，而他把小说交给了其最顶级的导演约翰·福特。影片以一种《圣经》般的诗意风格，表达了国民对于大萧条（the Depression）的愤怒，而且其对话好像在一些像是“鼓动者”和“赤色分子”（Reds）这些词语上微妙地跳动着——我们想要理解，有钱有势的人是如何对付那些为平民百姓说话的人的。随着希特勒在欧洲大陆的崛起，共产主义运动从美国的恶魔那里获得了短暂喘息的时间。
这部电影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女配角奖（饰演玛·约德［Ma Joad］角色的简·达威尔［Jane Darwell］），而且还拿到了另外五项提名，包括最佳男主角（亨利·方达）和最佳影片（它败给了希区柯克的《蝴蝶梦》）。在一个有着十部影片入围最佳影片提名的年份中，福特的另一部影片《归途路迢迢》（The Long Voyage Home ，1940）甚至也位列其中。《愤怒的葡萄》经常被奉为最伟大的美国电影，直到《公民凯恩》在1958年重新发行之后，它才被赶下王座。在最近美国电影协会（American Film Institute）的投票中，它跻身前十名。但是现在还有很多人看这部影片吗？我有一种感受，就是它已经变成了一部官方意义上的杰作，久负盛名，却无人问津。这真的让人觉得很可悲，因为不同于一些目标导向型传达信息的电影，它自有其生命与元气，令人兴奋。
福特使用现实主义的黑白摄影来调和影片的感伤情绪，像是进入加利福尼亚边境附近的俄克拉荷马州农民临时营地的那些场景，其赋以纪录片的品质。尽管乔德家的农场是在片厂拍摄的，福特还是喜欢实地取景，而且他还记录下了一段沿着66号公路（Route 66），从风沙侵蚀年代 [1] 穿过新墨西哥州（New Mexico）与亚利桑那州（Arizona）时所经过的一个又一个破败的加油站和路边餐厅。影片的对话有时会变得稍微有点说教，和农民们的方言显得不太搭，而且汤姆·乔德向玛说的那句著名的道别（“哪里有穷人为填饱肚子而抗争，哪里就有我；哪里有警察殴打穷人，哪里就有我……”），我听起来总觉得像是写出来的文字，而非自然而然的口语表达。
但是这些话可是出自亨利·方达之口，他所饰演的汤姆·乔德是美国影史上最伟大的角色之一，如此之纯洁、纯粹。他完全融入到角色之中，成功地诠释了汤姆。方达是一位拥有着罕见才华的演员，好像无需用力，完全是为银幕而生，哪怕是在他默默思考着牧师从宗教到工会政治的谈话时，都能活灵活现地进行演绎。当他对玛说出“或许就像卡西（Casy）所说的那样，一个人的灵魂不属于他自己，它只是一个庞大灵魂中的一小部分。那种属于每个人的庞大灵魂”这样的话时，我们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这就好像是在《西部联盟》（One Big Union ，1941）的梦中，先验论遇到了马克思主义。
本片由伟大的革新者格雷格·托兰德（Gregg Toland）掌镜，他也是《归途路迢迢》的摄影师，在拍了两部福特的电影以及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的《西部人》（The Westerner ，1940）之后，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拍摄了他的杰作——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他在《归途路迢迢》中的深焦镜头实验，对后来的《公民凯恩》来说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在《愤怒的葡萄》中，他在极弱的光线条件下进行拍摄。想一想影片中许多夜间的场景，想一想约德家荒芜田园上的那些镜头，汤姆和牧师好像仅仅被一根蜡烛照亮。汤姆只露出剪影来，而卡西是侧光。
福特（1895—1973）的力量植根于强力的故事、一流的技术和直接的表达。数年低成本默片的学徒生涯，以及很多在实景中匆匆拍下的镜头，使得他对于多余的场景布置与花俏的摄影抱持着强烈反对的立场。他电影的视觉风格有一种严密的纯粹性，很好地服务着所要表达的对象。《愤怒的葡萄》没有任何一个看上去随意而为或者例行公事的镜头。
尽管饰演卡西的约翰·卡拉丁（John Carradine）也有极佳的发挥，但大家还是对方达和简·达威尔这两位演员更为耳熟能详。达威尔在电影业干了五十年，没有一部比这部更令人记忆深刻，本片最后一句台词出自其口（“我们会生生不息的，老爹，因为我们是人民。”）。当然，小说原著则是用一个著名的场景来震惊它的读者：经历了丧子之痛的莎伦·罗丝（Rose of Sharon）在一辆有轨电车上，将她饱含乳汁的乳房塞到一个饥肠辘辘的男人嘴里。此片拍摄前一年，好莱坞已经将自己的尺度拓宽到可以在《乱世佳人》中允许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说“他妈的”，却没有宽松到能够拍摄这个场景的程度，甚至连暗示都不行，这是1940年的环境。读过小说原著的观众知道这一幕没有被拍进去。这部电影以一种稳健平和的感伤情绪，代替了斯坦贝克赤裸裸的戏剧性表现。
我不知道美国观众是否能够再次理解该文学作品及其电影改编最初的冲击力有多大。在斯坦贝克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一些文章对他嗤之以鼻，说他归根结底并没有多好，他不应该拿诺贝尔奖，他只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现在早已过时。但是不会有人希望《愤怒的葡萄》以其他方式写就。讽刺性、风格化的实验，以及“现代主义”会削弱其本身的力量。
我觉得小说与电影之所以能够长存，是因为它们建立在真实经验与感受的基础之上。大萧条时代给我父母留下了创伤，通过他们的语调，我能感受到它是非常具有毁灭性的。《愤怒的葡萄》显示出这个国家半数地区的经济是如何被摧毁掀翻的。这个看上去好像是关于“人民”的适应能力和勇气的故事，是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之上的：恐惧失去工作、失去土地、失去自尊。对于那些感受到这种恐惧的人，对于那些饥肠辘辘或者是无家可归的人来说，这部电影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而且它对不公的意识，我相信依然有重要价值。1930年代银行与地产商之间的关系，已经被与政府之间关系极为亲密无间的金融金字塔体系（financial pyramids）所取代，以至于像是安然公司（Enron），也不得不开着拖拉机离开它自己的土地。 [2]
[1] 风沙侵蚀年代（Dust Bowl）：又名为“肮脏的三十年代”（Dirty Thirties），指的是1930年代重度沙尘暴严重摧毁美国与加拿大生态环境与农业的一段时期。严重的干旱和防止风沙侵蚀的旱地农业耕作方法的失灵是导致此现象发生的原因。
[2] 指2001年安然公司破产案以及相关丑闻。当年12月2日，安然公司突然向纽约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该案成为美国历史上企业第二大破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