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死亡和变形

第61章
死亡和变形

在过去三年那劳作无休的强大压力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深觉得自己需要放松休息、养精蓄锐。但是既然《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一部分已经完稿，他便立刻以平日的勤勉姿态开始为即将复刊的《作家日记》收集材料。他很清楚这次复刊很可能会对他日渐恶化的健康造成更恶劣的影响，但他还是准备复刊，原因之一是经济需求——其他的收入来源对他来说已经远远不够——并且他也觉得自己需要和那让俄罗斯社会结构解体的力量进行抗争。

陀思妥耶夫斯基此时衰老、虚弱、疾病缠身的模样，出现在两端回忆录当中。一名后来成为恐怖组织“人民意愿”一员的教育学院学生I. I.波波夫当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住得很近，他常常看见这位作家坐在附近教堂的公园里看着孩子们玩耍。“他的身体紧绷而消瘦，脸色蜡黄，两颊和眼窝深陷……人们一眼就能看出他是那种病入膏肓的人。”波波夫曾经看到他和老朋友、作家格里高利维奇走在一起，他倚靠着一把雨伞艰难地走着，而他以为格里高利维奇必定会比他的这位朋友活得长。莱特科娃·苏塔诺娃也描述了同样的一幅图景，她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保罗西侯爵的家里出席一场慈善晚会时见过他。在庄严而光辉的接待室中满是身着华服的宾客，而他穿着一件尺码过大的晚礼服，看起来“甚至更为阴郁、更为消瘦、更为苍白，”她被“他痛苦的样子”吓到了。

让我们暂且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体健康状况搁在一边。或许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他必须要为自己那正被自由派和激进分子共同攻击的观点进行辩护。他的草稿本中有很多对K. D.卡韦林的反驳，那是一位重要的自由派西化主义者，也是一名大学教授，曾在年轻时接受过别林斯基的教导。卡韦林也曾攻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人与道德之进步可以导致社会进步（实际上可以达到理想社会）的信条。他认为社会只可能被社会、政治的行动所改良，那些基督式自我完善的个人们绝无可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召之下成为俄罗斯社会疾病的万灵良药。

在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草稿中重申了自己最基本的信条之一，这个信条从1854年西伯利亚劳改营时便开始支撑着他。他在那时写了一封很著名的信，称“若有人证明基督不存在于真理、不存在于现实，基督本身不与真理共存，我也仍然会优先选择基督而非真理。”20多年后，他再度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呼求基督教中对无私之爱的要求：“宽宏大度，爱人胜于爱己，之所以要这么做并非因为这样有实际功用，而是因为这样可以令人愉悦，可以令人愉悦得燃烧起来，可以令人愉悦得热情起来。基督也会犯错——这已经被证明过了！这种燃烧的感觉认为：即使是与会犯错的基督同在，也远比与你们同在更好。”（27：57）另一段话则重新申明了基督对人性那可能十分极端的要求并强调了这件事情的反功利性。他写道：“基督的所有思想都与人类的理性对立，且看起来无法实现。宽宏大度，爱人胜于爱己。而现在又何必事事顾及美德呢？我于世界只存在一瞬，并不存在所谓的灵魂不朽，所以我只要继续活在自己［的淫荡之中］就好”（27：56）。

卡韦林的语调好为人师、自视甚高，这激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爆发出了一段极为少见的自我褒奖，他在草稿本中吐露说：“回头看看《宗教大法官》那章以及有关孩子的那一章，也许你［卡韦林］可以从一种科学的角度看待我；但是当它和哲学相关的时候不要这么高傲，虽然哲学并不是我的专长。即使是在欧洲，这种无神论的表述并不存在，也并不曾存在。所以，我对基督的信仰并不是如同一个孩子那样，我对神的赞美穿越了最为严酷的怀疑的考验，如同恶魔在我同一部小说中所说的那样”（27：86）。卡韦林的批评令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信条进行了小心地探索与阐明，但不幸的是他的回答散乱无方。

另外一段草稿则回到了同一点。“这些恶棍［批评他的人］用高傲且背离神之信仰的观点激怒我。这些蠢货根本无法想象在《宗教大法官》与其之前几章的描述中对神的亵渎有多么强大，而我的整篇小说都是对它的回应。我信神并不是像一个傻子或狂热分子一样。而他们居然还要教育我，讥笑我如何落后。是的，他们的愚蠢令他们无从体会我接下来如此强力的反驳。他们居然教育我！……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很深刻，他不同于任何一个当代的无神论者，那些当代的无神论者们在其对神的背离中表露出的无非是微不足道的狭隘和能力低下罢了。”（27：48）

12月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复了伊万·阿克萨科夫一个月前送来的一封信。他在回信中写道：“我那极度恶化的健康状况是造成延迟的主要原因……我的肺气肿恶化了。”这封信跟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其通信人都很关心的文化意识形态事务有关。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大帝的历史传承抱以无尽的敌意。他发现在阿克萨科夫笔下，彼得“把我们带进了欧洲，给了我们欧洲文化”，却并没有充分强调这份看起来非常有益的功绩所带来的消极作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坚称彼得的改革把俄罗斯社会分成了若干层——“权贵，农奴大众，还有城市居民之中的14个等级。这就是彼得的功绩，解放大众。并且彼得的工作看起来尚未做完。但是权贵和大众之间那部分阶层并不会为任何措施所动，他们也不会放弃统治大众的特权。”以农奴解放为开头的社会转型必然戛然而止，而阿克萨科夫也清楚地说明，这就是彼得带来欧洲文化的结果：“这由‘最好的人’组成14个阶级，实际上挡在权贵和人民之间，如同致命的腰带。”

他此时的草稿中同样敌视着彼得大帝。一则笔记是这样写的：“虚无主义出现在我们的国家，因为我们全都是虚无主义者……（全部是像费尧多尔·巴甫洛夫维奇一样的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讥讽那些不知道虚无主义者从何而来的“睿智的人”说：“不，……我们不是虚无主义者，我们只是想要通过否认俄罗斯来拯救她（也就是在人民之上建立贵族阶层，将人民抬高到我们的虚无的层次之中）。”（27：54）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前完成的唯一一卷《作家日记》中，他希望这个“致命的腰带”能够被彻底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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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两卷本版本准备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给他的朋友们和家人发放赠阅本。波别多诺斯采夫收到了其中一套，他建议陀思妥耶夫斯基亲自将此书作为礼物献给亚历山大太子。太子和他的配偶玛雅·费尧多罗夫娜一周后在阿尼契科夫宫接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有当时还是一个孩子的柳波芙·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对此留下了一份描述，她可能在其中重述了波别多诺斯采夫告知她母亲的话。她父亲的表现完全符合贵族身份，“就如同他很适应在沙龙中和朋友们在一起的表现一样。他先说话，当发现讲话已经足够长的时候他就站起来向太子及其妻子请辞，一如往常地转身离开房间”。太子据说“并未被此冒犯，并且后来还充满尊敬地提到了我的父亲”。

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此时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一段文字描述，他是20世纪俄罗斯最为重要的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他对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做的两卷本研究为后来批评界对两位作家观点的成型起到了重要作用）。15岁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开始写诗，他的父亲参加了伯爵夫人索菲亚·托尔斯塔娅举行的沙龙，并在那里遇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父亲抓住机会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其儿子的青春期诗歌做出了专业的评点。梅列日科夫斯基在自传的片段中记录道：“我记得在库斯勒其尼巷子里的狭小公寓中，天花板低矮、起居室拥挤，在逼仄的空间里堆满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印刷本与研究材料，费尧多尔·米哈伊诺维奇就坐在里面的一把椅子上。我的脸色由红转白，结结巴巴地读出了我那幼稚、不值一提的诗。他静静听着，稍带一些不耐烦与愤怒，我们肯定是打扰到他了。‘缺乏力度，一塌糊涂，一文不值。’他最后说，‘要写好，必须要受苦，受苦！’而我的父亲回答：‘不，他不用写得更好，更不需要受苦。’我还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握着我的手时那苍白而有穿透力的眼神。我再也没见到过他，在那之后不久我们就听说他死了。”

12月27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伯爵夫人安娜·科马洛夫斯卡娅写去了一张接受其邀请的便条，并将在12月30日下午五点到冬宫赴约。这位高贵的女士是他相熟的亲密圈子中的一员，她请求他为到场的客人们朗读他的作品选段。伯爵夫人亚历山大·安德列叶夫娜·托尔斯塔娅也是这些客人之一，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远亲，曾经侍奉过另一位女大公，其教养与智慧曾受到托尔斯泰的高度评价，后来她成了托尔斯泰的一名笔友。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渴望和她见面并且聊聊这位谜一般的住在亚斯纳亚·博利尔纳的贤者（托尔斯泰）。而她对《罪与罚》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象（“从未有其他小说如此强烈地感染我”），同样对于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迫不及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我介绍结束之后立刻问了一个关于托尔斯泰的问题，伯爵夫人提到他当时“有强烈兴趣”。“你能为我解释一下他的新趋势吗？”他问道。伯爵夫人承认说，这对她来说也是很“神秘”的，但是她保证会给托尔斯泰写信来提问这一点——条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来探访她。

他将探访之日定在1月11日，而我们可以稍微打乱一点时序来把这两人之间的故事讲完。“这个迷人而独特的夜晚将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伯爵夫人继续说道，“我一直带着尊敬听陀思妥耶夫斯基讲话：他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样，谈到了俄罗斯和全世界的命运；他的双眼发亮，我觉得他是一名先知。”伯爵夫人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她的侄子列夫（托尔斯泰）1878年曾向她宣称他再也不接受基督的神性、也不接受他是救世主，她当时为此痛哭流涕，很多类似的情感都出现在她读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中。“我能看见近在眼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双手抱头，用绝望的声音重复道：‘不是那样！不是那样！’他并没有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施以一丝同情；但与此同时他还是把所有和列夫之间通信的原件和抄写件摆在了桌子上。我从他的一些话中得出了结论，他内心有一种试图反驳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错误观点的强烈冲动。”伯爵夫人托尔斯塔娅的描述十分准确，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没能活着完成这项意愿，但在他最后的笔记本中有着这样一句话：“人对自己的崇拜到底能到什么程度（列夫·托尔斯泰）。”（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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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81年新年期间一直保持心情愉悦，虽然他偶尔也会在信中和谈话中做出颇为不祥的预测。1月初期，他曾对格里高利维奇说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能活过这个冬天，但是安娜写道：“1月上半月时费尧多尔·米哈伊诺维奇精神状态非常好。他频繁造访朋友，甚至在伯爵夫人S. A.托尔斯塔娅怂恿下，决定在她的私人舞台剧中参演角色。他希望扮演伯爵夫人死去的丈夫，A. K.托尔斯泰的戏剧《伊凡雷帝之死》中的隐士角色。”他的情绪可能常常随心绪而变化；而且正因为他如此理解在抵御绝望之时希望是多么重要，他才会在身体恶化带来的偶尔沮丧带来的冲击面前努力地挣扎。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的校对者瓦尔瓦拉·季莫菲耶娃的回忆录中，人们会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场，而关于这位校对者我们已经详述过不少次。1881年她在街上偶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没认出她，而她则不敢上前相认；但她在回忆录中显示了她那一代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受的变化。“我如此希望走上前去再次听到他的声音，告诉他我现在对他有着多么深刻的理解，而他又给我带来了多大的益处……我觉得自己成了他的信徒，我在道德世界与灵魂的自由上对他感恩戴德。”这种情绪的产生并不只是因为他们有着密切的私人关系，这可以从一位如今被大众遗忘的作家A. V.克罗格洛夫的回忆录中看出。“我和一名医科学生走在涅夫斯基大道上，在一辆路过的马车中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做出反应之前，医科学生已经立刻脱帽致敬。‘你大概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我问道。‘不，但是那有关系吗？我没向他鞠躬，但就像我在莫斯科走过普希金雕像旁边的时候一样，我要对他脱帽致敬。’”

他成了一名受尊敬的标志性人物，在无情的意识形态战争中独树一帜。他的作品提到了当时每一个迫切的热点问题，并且这远远超过了狭隘的党派主义限制。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自由派和激进派的媒体持续攻击，但左翼的学生们却对他宽容相待；究其根本，这就如同他的朋友奥罗斯特·米勒在民粹主义、泛斯拉夫主义杂志《周刊》的1月号中所写的那样，是因为他一直“公开、大胆地提到各个方向，不为他人的言辞而做无谓的担心。年轻人发自内心地欢迎这种直率和不屈”。

当他为《作家日记》的1月号组织材料的时候，为2月号与3月号准备的材料也同时堆积了起来。苏沃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不久写的几篇文章提到了《作家日记》将来的几期中可能包括的题材。他写下的一段评论，揭露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社会政治立场上自相矛盾得惊人——他想要理想中的俄国得以实现，却同时给了它一种与其竭力争取之物背道而驰的实体。“在他的观点中，”苏沃林写道，“我们有可能得到完全的自由，这种自由不存在于其他任何地方，且不存在于任何改革、限制或控制之中。”在一次有关《卡拉马佐夫兄弟》续篇的对话中，苏沃林从作者那里听说“阿廖沙·卡拉马佐夫会成为新小说的主人公，［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创造一种俄罗斯社会主义分子的典型，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模样不同，这种社会主义分子要完全诞生于俄罗斯的土壤之中。”在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回忆中，苏沃林还引用过这些话：“看起来对你［苏沃林］而言，我最新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很多预言性的东西。但你可以等待续篇。阿廖沙将会在续篇中离开修道院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并且这位纯洁的阿廖沙会杀掉沙皇。”如果说大公的证词中还有什么错漏的话，那就是他把阿廖沙当成了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而非更为合理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者”，这个词在《作家日记》中也有一些实据。

1月22日，安娜在记事本中提到他们曾谈起夏天的计划，并讨论说要实现一个很久以来的梦想，他们想买下一处乡村房产。她写道：“晚上我们探讨了要去哪里，他还谈起了他的梦想。”有了《俄国导报》杂志还未结清的稿费和《作家日记》带来的那些滚滚而来的新收入，他觉得可以购置一处房产。24日，他去参加伯爵夫人托尔斯塔娅的晚宴并从她已故的丈夫那里借来了一本关于伊凡雷帝的剧本以准备舞台剧，同时他还对《作家日记》杂志做出了最终的修改。第二天，1月25日，他带着手稿去了印刷工厂并希望这些手稿在下一天就能送出去。他还给伯爵夫人科马洛夫斯卡娅写信接受了她的邀约，答应在他觉得能挪出空闲的第一天到冬宫去，具体的日子是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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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他这些《作家日记》的手稿几乎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在手稿里他不止批评政府的具体政策，还责备政府的建立之本。“我相信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他在一段相当具有颠覆性的手稿中写道，“土地不是被铁路巨头、工业主义者、百万富翁、银行家或是犹太佬所占有的，它只可能被耕作它的人所占有……土地的开垦者便是国家的中心，是致命的核心。”但是（俄罗斯）建设铁路的拨款与铁路的建设比欧洲的速度快得多，它们是在“当土地最需要［资本］”的时候进行的（27：10）。难怪他这么希望这期《作家日记》绕过审查制度！他已经不能在“占有”的问题上做更多解释了，除非他打算暗示农民们说他们其实根本无须从不拥有这些土地的人手中买回这些土地。

政府自然一直关注着农民；这些年通过的很多项目都是为了研究他们“经济上的健康”与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27：13）。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说人民已经被从俄罗斯的社会机构彻底疏远出去，因为地方自治组织（zemstvos）和法庭都在官僚系统的控制之下。即使是俄罗斯农民民主的堡垒村社（obshchina）“看起来也正在迈向某种权威的道路”，因为其选举现在“正被政府官员或者其他人”所监督（27：17）。

实际上，政府权威越想要帮助人民，情况便变得越糟。他们对人民最大的误解在于政府无法抓住东正教的重要性，而东正教是人民最重要的核心。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我现在不是在说教堂的建筑，也不是在说礼拜仪式；我在说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而且……解释我思想的时候，我认为这个词和教会所代表的一切恰恰相反）”（27：18）。他敢于用“俄罗斯社会主义”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他自己的救世愿望，并使用了一个由赫尔岑首创的词，来预测村社（obshchina）和合作社（artel）这种以农民为基础的俄罗斯社会机构，这将使得未来俄罗斯在建立社会主义世界的方面领先欧洲一步。如同用阿廖沙·卡拉马佐夫所表现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强调说他自己的终极目标和俄罗斯激进分子目标十分相似。但是对他来说，这个目标现在便是“只要人间还有教会存在的空间，就尽力在人间普遍建立起教堂来”；而且他相信大家可以共同为这个目标奋斗，虽然对俄罗斯农民的大多数来说这种目标还很遥远，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27：18—19）。

人民只相信神和沙皇，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让他们减轻不满的第一步就是要扫清他们和尊敬的统治者之间的一切隔阂。“把穿着灰白色衣服的农民叫来，”他警告说，“然后问他们缺什么，需要什么，他们会说真话的，而我们所有人，或许将第一次听到真相！”（27：21）。今天我们几乎无法想象这种民粹主义建议在这个极权国家中的究竟大胆到了怎样的地步，这个国家中的一切政策和选择都由沙皇及其顾问们秘密地决定。民主观念、向人民参考等事不过被认为是欺君之罪罢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建议的也并非行使俄罗斯人所称的缙绅会议（zemsky sobor），亦即是罗曼诺夫家族当政时建立的制度，当时各个阶层都来参加大会。不，只有农民才有被咨询的资格。“而且我们这些‘人民的知识分子阶层’，应该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温驯地站在一旁，只要聆听”（27：24）。陀思妥耶夫斯基解释说，他希望知识分子阶层站在一旁的原因并非“政治”原因，而应该是出于教育学的原因（为了学到更多的东西）。这种关于人民的愿景要么被蔑视地丢到一边，要么只是被善意地理解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另一个艺术性、诗性的空想罢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总结了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思考，这是由俄罗斯远征部队进入中亚一事所激发的。自由派圣彼得堡日志对这次扩张性的远征进行了高度批评，特别是当这次远征发生时，国家还在财政困境之中挣扎。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正相反，他不止赞扬了光荣的斯科别列夫将军及其远征部队，还再次解释了这件事首要的主题意义——俄罗斯不是欧洲，所以不应该在决定外交政策的时候考虑欧洲的利益与需求。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罗斯在中亚力量的扩张会动摇英国的声望，并且这也将说服“远至印度边境的人民……白色沙皇不可战胜，他的剑无所不能”（27：32）。对俄罗斯来说，进军亚洲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且对亚洲的进军可以起到像欧洲发现美洲那样的作用。全俄罗斯都会因这种进军而焕然一新，国家会从其惰性与对欧洲的依赖感中解放出来，一个勇敢的新世界即将诞生。“在欧洲我们是累赘与奴隶，而在亚洲我们要成为主人。”就像其他呼吁帝国主义的人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罗斯应该在亚洲行使“传扬文化的使命”，但是他或许更为直率。他告诉所有富人们亚洲的利用价值——“金属、矿产、数不清的煤田。”而向亚洲的扩张也会让俄罗斯人自己重焕青春：“我们的使命会让我们的精神传扬，会给予我们尊严与自我意识”（27：36—37）。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乐于预测欧洲文化的没落，并且如今又为其加了几笔，号召起了无情的阶级斗争：“要让人民理解，当欧洲人口过多，不可避免地建立起令人羞耻、自己都不免厌恶的共产主义时，当所有的人都必须聚集在同一个灶台边上时，当个体家庭即将被逐渐摧毁、家人们离开自己的住所去住集体公社时——我们却仍然有大片大片的农田、森林，我们的孩子跟着他们自己的父亲长大，他们不会住在拥挤的石头监狱里，而是会在我们的牧场、开垦过的良田中，看着纯净、蓝色的头顶的天空成长”（27：38）。或许向亚洲的扩张将会让俄罗斯的人口有处转移，并帮助俄罗斯解决那正在困扰欧洲的“人口过多”的问题。最后他总结说：“祝斯科别列夫及其子弟兵们长寿，并且祝‘没有留下名字’的英雄们被永远铭记。”（27：40）在写下这段充满敬意的悼词三天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便与世长辞了。

很遗憾，他生前最后写下的文字是为帝国主义扩张的摇旗呐喊。或许我们可以引用其他一些文字来减轻其消极作用，那是一段几乎和这段悼词同时被写下的文字，为他那复杂而自我矛盾的人格提供了一个更加充分的写照。他在最后的草稿本中写道：“俄罗斯人有一种主要特征，是用彻底的现实主义眼光来寻找人类内在的人性。人民［naroden］分析到最后之时，一定会认识到我的存在（因为我的主张是从人民那基督式灵魂深处得来的）——虽然我现在还不为俄罗斯人民所知，但他们在未来一定会理解我”（27：65）。这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世界文化留下的宝贵遗产，而不是那受到误导的爱国者所摇着的帝国主义大旗，虽然这两种思想在他心中的挣扎之下并存，为何它们得以并存，永远是人性中的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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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名老朋友阿波罗·马伊可夫和尼古拉·斯特拉霍夫上门探访。他们提到了《作家日记》的1月号，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对2月号的计划，这时奥罗斯特·米勒也来了。米勒本来是为探讨有关普希金晚宴之事而来。在这次聚会的海报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已被列为参会人员之一，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答应他的全部要求，而是希望只读一些普希金的短诗。可想而知，米勒被激怒了。除了海报的事之外，对这个活动内容进行自主修改就意味着会引来审查制度、权力机关审批等等数不清的麻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恼火变成了发自内心的怒意，而这件事以米勒同意修改活动的内容而宣告解决，但毫无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在1月25日下午保持着高度的紧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次令人遗憾的不和之后，前往印刷厂交出了自己对《作家日记》最后几页的最终修改稿。他在7点半回到了家，他通常都在这个时候跟家人共进晚餐。他和安娜及孩子们聚在一起，安娜和孩子们刚刚去剧院看了一部取材于《匹克威克外传》的戏。“当时，”安娜写道，“我们整晚都在讨论匹克威克俱乐部，思索着种种细节并告诉他，然后我问那个演员是谁。‘金钩先生。’费尧多尔·米哈伊诺维奇回答说。”这一幕关于陀思妥耶尔夫斯基的描述颇为感人。他在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时光与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无忧无虑地谈论着狄更斯，他喜欢这位作者的喜悦与其基督式热情——狄更斯的热情比起他自己的热情来说受到的折磨和拷问实在是太少了。这一幕确实感人，但它事实上完全是虚构的。

安娜在一封1883年写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和米勒分担了给她丈夫写第一部传记的任务，她在信中说了实话：“白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刚从莫斯科来的姐妹薇拉·米哈伊洛夫娜有一段恼怒的对话，他们几乎吵了起来（当然这种事情不能在印刷中提到）。”我们从柳波芙处得知这场吵架的细节与库玛尼纳的不动产有关，它发生在晚餐餐桌上。虽然在184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弃了自己在库玛尼纳的资产，却在后来又成功地将自己那份资产的产权恢复了，现在还欠姐妹们的钱。薇拉·米哈伊洛夫娜，还有她提到的姐妹亚历山德拉，都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擅自恢复产权很不公平。在这些问题推到眼前的时候他大发雷霆，最终薇拉哭成了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失去了耐心。”他的女儿写道，“而且为了缩短这种痛苦的怒骂，在晚饭吃完之前他就离开了桌子。我妈妈试图把薇拉留住，但薇拉一直在哭，希望能够尽早回到家，而我父亲则将自己锁在房里。”他坐在写作桌前（下意识地）摸向嘴边的胡须，然后他恐惧地将手放在了眼前——上面沾满鲜血！在这两个版本中细节有所差别（“白天”“在晚餐时”），但主要的事实已经非常明晰了，柳波芙的描述显得更为详尽。

当晚6点，安娜向冯·布莱萨尔医生写去了求救信，医生最后赶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医生听诊之后再次开始剧烈吐血，并短时间失去了意识。冯·布莱萨尔医生觉得应该把他送到著名专家科什拉科夫教授那里，便没有再次打扰病人进行检查。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因为出血量减少而怀疑自己或许只是长了一个“血块”，并且“事态已经趋向康复”。专家在推荐陀思妥耶夫斯基尽可能少地说话和走动之后离开了，但冯·布莱萨尔医生并没有这么乐观，他建议安娜去找一位牧师。一名从附近的弗拉基米尔斯基教堂请来的负责圣礼的牧师探望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聆听了他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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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陀思妥耶夫斯基鼻子出血的那个晚上——还有其他事情正在他所住的公寓楼里发生。他住在公寓10号房，而隔壁的11号房实际上是一间小户型的住所，是租给个人的日租房。警察在25日午夜前的某个时候进入了公寓，在众目睽睽之下搜查某一个房间。其住户亚历山大·巴兰尼科夫在当天的早些时候于另外某处被逮捕，尽管他手执的护照是伪造的，但有足够多的证据证明他可能是恐怖组织“人民意愿”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巴兰尼科夫在警察中被称为最危险的敌人，他和至今为止所有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阴谋都有所关联。他最为出名的事迹是陪同克拉夫钦斯基一同谋杀梅津采夫将军，他误开一枪，分散了警察的注意力，然后驾驶着马车带克拉夫钦斯基一同逃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这名举国通缉的恐怖分子做了两个月的邻居，维克多·史克洛夫斯基注意到了这件事，1933年他以此为题写了一篇小故事，并且多年之后他还在自己那篇幅不长的书中提及此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警方报告当中，但是在巴兰尼科夫的同志之一、另一名革命分子M. F.弗洛连科的回忆录中有一条评论。他记得巴兰尼科夫在可能被捕时保持了惊人的镇静，并且他将自己居所一带的平静归因于他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公寓”里（大概意思是“同住一栋公寓楼”）。他的邻居很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住在隔壁；巴兰尼科夫觉得这对有嫌疑的自己是一种保护。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在街上和人聊天，特别是和年轻人，而他是否和貌似忠良的巴兰尼科夫有过一两句对话就只能供人猜测了。

我们从巴德埃姆斯那令人不快的事情中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作时需要绝对的安静，他在消灭一切干扰源时都绝无犹豫。他是否有可能因隔壁的声响而受到干扰，或是在询问并发现隔壁的喧闹之由时感到极度不安？也许警察在证实其犯人身份时曾来到他的公寓或询问过他关于邻居的事？这些猜测都有发生的可能，并且这些猜测的发生都可能对疾病缠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致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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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对从附近教堂赶来的牧师进行了忏悔、用过了圣餐。1月27日早上两点，安娜给米勒写去一张便条，她解释说自己的丈夫在前夜“重病”，因此无法履行前往普希金晚宴进行朗读的义务。安娜还给伯爵夫人科马洛夫斯卡娅写了一封信，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法在1月29日前往大理石宫的原因。

1月27日早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饱睡一觉之后醒来，感觉自己“愉悦而健康”。他的血流已经止住，而他也重新燃起了希望，认为最糟的部分已经结束了。苏沃林描述他“欢快而冷静，开起了玩笑，他会提起未来，提起他的工作，还抚慰着围着他的孩子们。‘你们念我的葬礼安排干什么？我会活得比你们都长。’”米勒和艾莲娜·施塔肯施奈德前来拜访，而来自亲朋好友的信件和电报也开始堆积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让安娜把他的健康状况写在一份“公告栏”上，还起草了一份类似的东西，寄给伊丽莎白·盖登伯爵夫人，这是他生命中所写的最后一封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客观地描绘了所发生的事情，并表示现在情况有所好转。“我爆裂的血管还没有痊愈，仍然可能发生大出血。当然，倘若大出血则很可能致死。但现在我意识非常清醒，感觉健康，我只是害怕动脉会再度爆开。”他确实“意识非常清醒”，当印刷厂的制版员带着装有《作家日记》终稿的手推车前来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印刷最终批准时，他还能对终稿稍加修改。

大约晚上7点左右，科什拉科夫教授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住处并发现病人已经恢复不少，他预言说病人会在大约一周之内站起来。薇拉·米哈伊洛夫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继子——帕维尔·艾萨耶夫也来了，虽然安娜对此并不欢迎。陀思妥耶夫斯基安详地睡过了晚上，但是当安娜早上7点钟醒过来时去照看他时，她发现他瞪着眼睛盯着自己。他几不可闻地低语道：“你知道，安娜，我已经三个小时没睡了，我一直在思考；直到现在我才清楚地知道，今天便是我的死期。”

先不去管安娜对此急促地回答了什么，他继续说：“安娜，点一根蜡烛，然后把《新约》拿给我。”这本《圣经》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在西伯利亚给他的，他一生都将此书带在身边。就如同他过去常常随手翻开一页去看上帝对他未来的指引那样，他让安娜读一读她翻开看到的第一段话。那是马太福音的第3章的14、15节，在书中耶稣让帮人洗礼的约翰给他自己洗礼，约翰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在俄语里，按照字面翻译的话，接下来的段落是：“耶稣回答说：‘不要耽搁，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礼。’”。当安娜含泪用颤抖的声音读出这一段的时候，他说：“你听见了——不要耽搁——这就意味着我大限将至。”

安娜永远无法忘记，她的丈夫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仍然尝试着安慰她：“他一直说着温柔而动情的话，感谢和我一起度过的快乐人生。他把孩子们托付给我，说他相信我，还希望我会永远爱着他们、保护他们。”她写到其中一句话被她珍重许久，没有多少丈夫在14年婚姻之后还能对自己的妻子说出这句话：“记住，安娜，我一直充满激情地爱着你，而且一次都没有背叛过你，连想都没想过。”10点钟左右，他握紧她的手睡着了，但11点他突然醒来，沉进枕头里，血又开始流出来。他从这次发病中稍做恢复，但是当安娜试着安慰他的时候，“他只是悲伤地摇摇头，仿佛彻底相信那个自己对于今日死期的预测，”。

《新时代》在1月28日首先刊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重病的消息，汹涌而来的探访者们立刻围住了悲伤不已的安娜。只有马伊可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要求下来到了床榻前。报纸用一种混合了讽刺和赞颂的口吻说：“那些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公众朗读会上多次要求掌声的人们现在可以安静下来了：公众很快就不再有机会聆听他说话了。除非我们当代最为深刻的作家能够为俄罗斯人民留存他的性命，他是我们文学天才的直接继承者！”当这段话被念给好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关于我，他们说什么了？”），他让安娜再读一遍。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小时，他心满意足地听到自己的敌人被嘲讽，而他的才能被当作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延续。他可能再次忏悔、享用了圣餐，而在五点钟，他让人把写着自己健康状况的公告板拿给刚刚提到的盖登伯爵夫人。

然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孩子们召集过来，孩子们亲吻了他，而他给孩子们以最终的祈祷，希望他们能够一直服从并爱着他们的母亲。他希望将自己那本《新约》送给他的儿子费迪亚，然后让孩子们听到浪子回头的寓言。柳波芙后来回忆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他们，他们将来若是犯下罪行（prestuplenie，这比法律上的犯罪范围更广），要相信神是他们的父亲，要向他请求宽恕，并且要肯定他会像父亲接受浪子回头那样接受他们的悔过。他想要将这个关于犯错、悔过、宽恕的寓言作为最终的遗产留给孩子们，而且这个故事完全可以被看作他对自己人生的意义与作品传达的信息之最终理解。

6点30分左右，他又一次大出血并陷入休克状态，之后再也没有醒来。在最后持续了两个小时的生死边缘之际，他很幸运地毫无知觉。安娜和孩子们“都跪在地上哭泣”，但是有人告诉他们听觉在人的感官中是最后消失的，并且任何声音都可能会延长死亡时的痛觉。“我抓住了丈夫的手，”安娜写道，“感觉着他越来越微弱的脉搏。”

马伊可夫去找了另一个医生，然后作家博列斯拉夫·马尔科维奇来到门前（他是托尔斯塔娅伯爵夫人派来询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状况的），但他被错认成了别人。11岁的柳波芙带着一声“凄厉的尖叫”冲向他，大叫：“医生，医生，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救救我的爸爸吧［papashy］，他喘不过气来了。”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前最后的骚动，而当不久之后医生赶到时他已经彻底死去了。马尔科维奇向来以写作的戏剧效果而出名，在他的描写中，安娜歇斯底里地叫道，“哦，我失去了谁啊！我失去了谁啊！”然后瘫坐在椅子里。“马伊可夫和我不自觉地同时喊出来：‘俄罗斯失去了谁啊！’”没有什么比最后这句话更能表达出俄罗斯文学界的心声了。

晚上，安娜的兄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两小时赶到，而且“多亏［他］来了，我从所有的现实问题中得到了解放，并且在那段忧愁的日子里躲过了最为困难与不悦的事情”。次日，29日清晨，苏沃林早早来到了公寓，他在30日的一篇文章里颤抖着描述了遗体的清洁与葬礼的准备。他快速写下了一段给克拉姆斯科伊的便条希望他立刻过来，因为安娜说过要“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画上遗像然后盖上面罩”。克拉姆斯科伊确实为死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画下了一幅著名的遗像，他的头躺在枕头上，脸上带着虚弱的微笑。很多回忆录中都提到克拉姆斯科伊确实抓住了他们曾看到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平常的表情。而本计划好要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制作一个半身像的雕塑家伯恩斯坦却只来得及为他的遗容取了石膏模。

陀思妥耶夫斯基身处高位的朋友们开始为他的家庭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波别多诺斯采夫告诉洛里斯—梅利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讯，并且请他将其告知亚历山大二世。他给太子写信以期能够帮助他的家庭得到一些财政上的援助，他还怂恿沙皇太子向洛里斯—梅利科夫提起此事。一位内务部的官员很快就前来告知安娜，政府将承担葬礼的开销，但是安娜说她很有气节地拒绝了：“我觉得用我丈夫自己挣到的钱来安葬他是一种道德义务。”在官方报告中并没有提到过这次拒绝，而安娜同时也表示自己已经对政府的援助表示了感谢。

对死者的第一次参拜活动（panikhida）在下午一点开始。这次参拜在报纸中登出了公告，而且安娜注意到“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来到他的棺木前祈祷，人太多，5个房间迅速就被密密麻麻的人群填满了。在即将开始念讣告的时候，我和孩子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挤到了棺木旁边”。同一天，波别多诺斯采夫给卡柯夫写去了信件，请他尽快把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钱送到安娜手里，同时还派去一名官员，以安娜的名义去收钱。“今天是第一次参拜活动，”，他又说，“他像是还活着一样，面容平静，一如他生前最好的模样。”安娜的兄弟然后便去了新圣母修道院，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在看过涅克拉索夫在那里的葬礼后表示自己的葬礼也想在那里举办。但是修道院对坟地的要价实在太高，他们决定另找去处。安娜建议去奥克汀斯基修道院，那里有他们的儿子阿廖沙和安娜父亲的坟墓，他们打算第二天早上去那里买一片墓地。

但同时也有其他人听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的困难，一位重要的编辑和出版商在某位将军夫人的怂恿下，来到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这是座有多种目的的宗教设施，其中包含一座公墓），他提议在那里免费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下葬。他们的请求被直接拒绝了：博学而位居高位的都主教伊西多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小说家，也从来没写过什么正经东西”，他们同时也表示其葬礼可能会导致“教堂的墙内出现一场不必要的混乱”。而当现在正掌管俄罗斯教堂的最高世俗官员波别多诺斯采夫在晚上的参拜活动上听说此事时，他说：“我们会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葬礼筹钱。”都主教伊西多无疑在私底下做了非常彻底的功课，第二天报纸便宣布葬礼的地点选在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

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狭窄的公寓在晚上的参拜活动时被更多人填满了；一家报社记者提到8点到达的人可能在10点仍没走到棺材前。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那里，伯爵夫人科马洛夫斯卡娅也在，陪同的还有女男爵格雷森。在一封给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的信中，伯爵夫人描述说这两位著名的女士在参拜全程都没能走近棺木——对于平时人人都为之让路的女士们，她们这次有了全新的体验。当伯爵夫人终于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她也为其表情吃了一惊：“他就像是还活着，表情明朗而和平……就像是一个完成了责任、完成全部使命的人，一点都没有痛苦。”孩子们在棺木附近忙碌，点上因为缺氧而熄灭的蜡烛，并且“请参观者们不要将亲吻献给［遗体的］前额，而是去献给遗像”。

自从18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西伯利亚回来之后，他就梦想着俄罗斯社会能联合成为一个用信仰和爱连接的和谐整体。而他的遗体在棺木当中陈列的几天中，这个卓越的梦想几近于实现。每一个人——如假包换的每一个人——在圣彼得堡文化政治生活中有关的每一个人，俄罗斯帝国的神经中枢的每一个人，都来向他表示敬意。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与科马洛夫斯卡娅伯爵夫人擦肩而过；米哈伊洛夫斯基当时刚刚开始用一个假名为恐怖组织“人民意愿”写地下报纸，发现他自己和波别多诺斯采夫还有德米特里大公身处一个屋子，当时有其侍从相伴。所有同时代的人，都不禁为当时争斗不休的社会各界突然一致表示出的悲伤、对死者的尊敬而震惊——这种争斗在短短一个月后就导致了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安娜后来评论说，如果她的丈夫没有在1月28日死去，他可能也只有一个月可活——亚历山大遇刺的消息一定会导致他的动脉破裂。

那些私底下认识他的人、那些曾经和他在文学论战中为敌或为友的人们都觉得参加他的葬礼是一种义务，这并不奇怪。而新闻对其死讯的传播之广更是惊人，特别是在学生群体当中。科尼回想起了他身边一名年轻的律师，当时这位律师被要求大声念出一份法律简讯，但他显得十分犹豫不决。有人问他是不是生病了，而这名律师则爆出了（科尼当时还没有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去的新闻，然后放声大哭。当这个消息在首都中的高等学府、预科学校中传播的时候，很多人立刻自发组织起来，作为学生代表去参加祭拜活动，并且筹款购买花环，这样他们就能集体参加葬礼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青年人的吸引力在这最后的场合显得也最为清楚。高等美术学院的学生I. F.丘梅涅夫对葬礼以及他的同志们所参加的参拜行列有一段经典的记录。他评论说比起失去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死都不会让他们感到如此“伤痛”，“他刚开始吸引到社会的注意力，刚开始用《卡拉马佐夫兄弟》让所有人眼前一亮，刚开始要讲述阿廖沙的命运，要成为（指他的愿望）新一代的俄罗斯传播福音的社会主义者”。丘梅涅夫很明显很能体会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情，他准确地指出了阿廖沙“传播福音的社会主义”，而且他还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像是刚刚被公众注意并广泛阅读。虽然这和真相相差甚远，但是这个错误帮助我们理解了这一代被他如此深刻影响的原因；他们在民粹主义（并非虚无主义）泛滥的时候成长，不会背离陀思妥耶夫斯基基督式的道德思想。这段笔记剩下的部分中，描述了学生们决定自发在学院筹款。前去筹款的人偶尔会碰到一个问题：“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谁？”没有人对此进行回答；有些筹款人甚至会吐痰以鄙夷这种无知。

1月30日下午，审查制度的负责人N. S.阿巴扎寄给安娜一封来自财政部的信，信中告诉她沙皇已经降恩决定奖励给她一笔每年两千卢布的终身补贴，这是“因为［她的丈夫］对俄罗斯文学的贡献”。很明显，在俄罗斯，从未有作家收到过这样的补贴（给普希金和卡拉姆津的钱并不同，他们在政府中担任虚职，而给他们的钱是以他们对政府的服务为名义）。政府还分别在声名远扬的帕吉斯军校与斯莫尔尼女子学院（一所给贵族女儿们的学校）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孩子们预留了两个空缺位子。虽然安娜充满感激地接受了这些，但她后来还是把两个孩子送到了其他的学校。

同时，格里高利维奇在同一天晚上列出了所有想要在葬礼上列队参拜的队伍，并且为代表们站立的地点建立了秩序。学生代表们被告知需要帮忙维持秩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老朋友们也被指派去监督各式各样的行进队伍。一场游行即将在第二天上午10点半开始（最终在11点开始），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公寓沿着涅夫斯基大道前进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

——※·※——

1月31日，星期六，清晨的天色明亮而清晰。这一天是《作家日记》的出版日。早上9点钟，无以计数的人群聚集在库斯勒其尼巷的公寓，他们全都带着花环和标语，上面写着他们所代表的机构和组织的名字，其中包括一些报纸和杂志。据计算那里当时总共有67个群体，还有15个合唱团随着送葬队伍共同前进。丘梅涅夫描述了棺木出现在建筑前的人群面前的那一刻，“从弗拉基米尔斯基教堂的钟楼上响起了钟声，一首‘神圣上帝’的圣歌在第一下钟声之后响起……在圣歌响起的一瞬间，所有人都脱帽致敬……行列中很多人都哽咽起来。在那一刻，无论信不信神，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来自上帝的气息”。行列缓缓走过大街，棺木被人们轮班搬运；在最前面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的好朋友佩特拉谢夫茨、A. I.帕姆和A. N.普列谢耶夫。后面跟着大约一英里长的送葬队伍，他们带着横幅和花环。斯特拉霍夫写道，“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俄罗斯在那之前从未有过一个这样的葬礼。”

观察者们被人群自发形成的秩序惊呆了。警察们都保持距离，但在两段私人回忆录中，都记录了一幕没在任何新闻中报道过的场景。一位女学生代表没有戴花环，而是带了一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戴过的刑犯用的镣铐，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在《死屋手记》中写到过它。当警察来让他们表现得得体一些的时候，他们为了维持场景的庄严秩序而选择了和平地服从警察。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在监狱中的过去成了他的一个荣誉勋章，当一位年老的过路人问代表团的成员之一，谁在接受这庄严的葬礼，他得到的答复是，“一名被流放的犯人（katorzhniki）”。大部分人认为排场如此盛大，这次葬礼一定是给某位重要的将军举办的。

棺木用两个小时移动到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的大门，一群神学院的学生和神职人员穿着长袍前往大门迎接。神职人员由教堂的首领大司祭西蒙恩领导，同时还有神学院的院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老朋友雅尼谢夫神父。在棺木被搬入教堂内部的圣灵大教堂之后，大门被关上，只有带着花环的代表可以入内。人群被告知教堂最多能够容纳1500名哀悼人士，而队列在第二天下午4点才开始渐渐解散，那正是下葬之时。晚上8点，为亡者举行的夜间参拜活动开始，安娜和孩子们参与其中（那天早些时候柳波芙差点在大门被人群挤扁）。安娜写道：“教堂里挤满了祈祷的人；很多人……是来自各个高等学府的学生，来自神学院和大学的学生（kursistki）。他们的大多数人都整晚待在教堂里，一个接一个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棺木朗诵赞美诗。”

在葬礼当天的2月1日，《作家日记》的第二版出版，它的扉页被印上了黑色的边框。早上10点，波别多诺斯采夫和其他政府高级官员带着大群人来到教堂，之后是新的为亡者所做的参拜活动（otpevanie）。雅尼谢夫神父以他的朋友为题谈了几句，他准确地指出所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的小说都与基督在山上所讲的真道相互呼应。在波别多诺斯采夫的命令下棺木一直合着，这是为了让安娜及其孩子们减轻压力，然后棺木被抬到了公墓中的墓地前，旁边便是诗人茹科夫斯基的坟墓。柳波芙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哭喊道：“永别了［proshchai，还有宽恕的意思］，亲爱的、和蔼的、好爸爸，永别了。”在场的人全都为此而深深感动。各式各样的人在墓前讲话，波波夫爬上树去观望人群，他回忆“一直在父亲身边的V. S.索洛维约夫蜷曲跪下，［他的］额头贴在地上”，“带着深深的悲伤和表现力发表讲话”。

最终，让我们以索洛维约夫的一席话来收尾。索洛维约夫并没有在坟前讲话，但是在几天之前（1月30日）他曾于圣彼得堡大学和别斯图热夫女性高等课程上进行演讲，这两处都聚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为热切的崇拜者们。对第一群人，他说：“去年，在普希金庆典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普希金称为一名先知，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许更当得起这个名号。”对女学生们，他则宣称：“就如同最高的世俗力量因某种原因凝聚在一个人身上，他代表着我们的国家；在各个时代最高的灵魂力量，也同样常常凝聚在一位伟人身上；他比其他人更加清楚地抓住了人类的灵魂上的理想，比其他人更为清醒地努力去实现这些理想，比其他人更为强烈地用他的传道影响着其他人。在当代，这样的俄罗斯人民的灵魂导师，非陀思妥耶夫斯基莫属。”

DVS，2：475.

Letopis zhizni i tvorchestvo F. M. Dostoevskogo，ed. N. F. Budanova and G. M. Fridlender，3 vols.（St. Petersburg，1995），3：503.

PSS，28/Bk. 1：176；February 20，1854.

Ibid.，30/Bk. 1：232；December 3，1880.

Ibid.，232—233.

Letopis，3：513.

引自G. M. Fridlender，“D. S. Merezhkovsky i Dostoevsky，”in Dostoevsky-materialy i

issledovaniya，vol. 10（St. Petersburg，1992），4.

DVS，2：363—364.

Ibid.

Letopis，3：529.

Anna Dostoevsky，Reminiscences，trans. and ed. Beatrice Stillman（New York，1975），341.

DVS，2：195.

引自I. Volgin，Posledny god Dostoevskogo，（Moscow，1986），387。

Letopis，3：526—527.

DVS，2：469—470.

Letopis，3：536.

Ibid.，3：535—536；DVS，2：473.

Letopis，3：539.

Volgin，Posledny god Dostoevskogo，414.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日子的章节很大程度上来自Volgin著作。

Ibid.，46—418.

Ibid.

虽然官方文件中，巴兰尼科夫的公寓号是11号，但是史克洛夫斯基一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坚持说这个号码在官方文件当中变动过。维克多·史克洛夫斯基，Za I protiv（Moscow，1957），254—255。

Volgin，Posledny god Dostoevskogo，436.

Letopis，3：543.

Volgin，Posledny god Dostoevskogo，420.

PSS，30/Bk. 1：242—243；1881年1月28日.

Reminiscences，345—346.

Ibid.

Ibid.，346.

Volgin，Posledny god，422.

Letopis，3：545—546.

Reminiscences，348.

Volgin，Posledny god，429—430.

Reminiscences，351

Letopis，3：547—548.

Reminiscences，352.

Ibid.

Letopis，3：550.

Ibid.，551.

Ibid.

DVS，2：246.

Ibid.，479.

Letopis，3：554.

DVS，2：480.

引自Volgin，Posledny god，495.

Reminiscences，359.

Letopis，3：561.

DVS，2：478.

Letopis，3：548，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