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没有什么特别话题要讨论的时候，闲聊对维持友谊而言就变得至关重要。女性朋友和家庭成员会通过谈论大小不同的话题来保持会话机制的正常运行。当女性知道她们可以进行这样的对话时，她们就会感到自己在生活中并不孤独。如果她们没有可以倾诉思想和感觉的对象，她们就会感到孤独。这一点在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Le Guin）⑥的短篇小说《进进出出》（In and Out）中得到了戏剧化的展现。小说中，一位女性对陶艺产生了兴趣，想从当地的一位制陶匠那里得到一些帮助和建议。但他给了她预料外的关注，让她觉得不胜烦恼。当她终于摆脱他，准备驾车离开时，他在后面叫住她。
他说，她如果想带一些陶罐来放到他的陶轮上试试，可以在任何一天晚上过来。这让她真心希望自己此刻是在办公室里，那样她就可以告诉所有人，“他说：‘来吧，把陶罐放到我的陶轮上！’”
正如一位作家将她生活中的小事件看作某个故事的材料，勒古恩笔下的人物将自己的生活看作对话的材料。
在我关于性别差异的课程中，学生们录下了女性朋友之间和男性朋友之间的对话。要取得女性朋友间谈话的录音很容易，一部分原因是大部分学生都是女性，另一部分是她们的女性朋友和家庭成员很容易满足“录下你和朋友的对话”的请求。但是，要求男性录下他们与朋友间的对话则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结果。一个女生的母亲表示乐意接受这个请求，但她的父亲坚持认为他与朋友们不聊天。“你难道就没给弗雷德打过电话吗？”她母亲问道，点了据她所知是他好朋友的男性的名字。“不常聊，”父亲说，“如果我确实要给他打电话，那肯定是因为我有一些事情想问他，而且在得到答案后，我会立刻挂掉。”
另一位女性的丈夫极为满意与骄傲地交给她一盘磁带。“这是一段很棒的对话，”他表示，“因为这不是‘嗨，你好吗？我前几天看了部好电影’之类的闲聊，而是一段解决了问题的对话。每句话都是有意义的。”这位女士听到，她的丈夫和朋友在对话中试图解决一个电脑问题。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技术性的，不带有个人色彩。她不仅不认为这是“一段很棒的对话”，甚至根本不觉得是一次真正的对话。他理解的“很棒的对话”是一种在内容上不带个人色彩、讲求事实、以任务为中心的对话，而在她心目中，讨论私人问题的对话才是好的。
这些差异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也有所表现。我的学生们告诉我，他们与父母通话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和母亲说话。他们的父亲一般只会在他们有工作上的事情需要讨论或汇报时才加入对话。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口头，也发生在笔头，并明显不局限于美国家庭。一位德国学生向我展示了她收到的一张卡片，卡片上满是她的母亲手写下的“对话”。这位母亲询问女儿的生活和健康，并告诉她家里都发生了什么。夹在卡片里的是她父亲打出的一张简短的便条。他让她去找大学教务主任，获取他报税所需的文件。
作为对我一篇文章的回应，一位记者表示，我提出的“许多男性很少闲聊，因为他们相信谈话的目的是传达信息”的说法让他产生了一些共鸣。他本人就强烈反对闲聊，相信谈话必须有重要的内容，必须有趣味和意义。只要是在一个有许多正事可讨论的商业会议上，这样做就是可行的。但当会议结束，他不得不和一个陌生人沿着大厅走很长一段路时，他发现自己词穷了。他原则上反对闲聊，也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进行闲聊，所以当他没有“正事”可谈时，他就会变得不知所措。
对大部分女性来说，聚在一起倾诉她们的情感和日常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是她们友谊的核心。拥有可以向其倾诉秘密的人，意味着你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孤独一人。但倾诉秘密不是一种无风险的行为。知道你秘密的人拥有控制你的力量：他/她可以把你的秘密告诉其他人，并给你制造麻烦。这就是八卦的消极形象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