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我称为“公开发言”的报告式沟通出现的场合不仅限于字面意思上的“报告”——向一群特定听众正式演讲的公开场合。参与对话的人越多，你对他们的熟悉程度越低，听众群体中的地位等级差别越大，你们的对话就越接近公开发言或报告式沟通。听众越少，你与他们越熟悉，听众的地位等级越平等，你们的对话就越像私下发言或情感式沟通。此外，还有一些处境也会令女性感到更为“公开”——即她们不得不举止更加得体——那就是有家人以外的男性在场的时候。可即使是在家庭内部，母亲和孩子也可能会感到，当父亲不在时，他们就像在后台一样轻松；而当父亲在家时，他们的家就像被摆到了舞台上：许多孩子接受的教育都是，当爸爸在家时，要表现得好一点儿。这可能是因为父亲并不经常在家，也可能是因为当他在家时，母亲——或父亲本人——不希望孩子们打扰他。
公开和私下发言的区别也解释了所谓“女性不讲笑话”的刻板印象。虽然一些女性十分健谈，可以用笑话和有趣的故事吸引一群听众，但在女性中，这种性格的人比男性中要少。那些会在大规模听众面前讲笑话的女性中的许多都具有少数族裔背景，其文化高度重视口头表演。许多女性喜剧演员，如范妮·布莱斯（Fanny Brice）和琼·里弗斯（Joan Rivers），都来自犹太家庭。
虽然女性不讲笑话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但与男性相比，许多女性在大型群体中讲笑话的可能性确实更小，尤其是当这个群体中有男性时。所以，男性会有女性从来不讲笑话的印象，就一点儿也不令人惊讶了。民俗学研究者卡罗尔·米切尔（Carol Mitchell）研究了一个大学校园中的说笑话现象。她发现男性将他们大部分的笑话都讲给了其他男性，但他们也会将许多笑话讲给混合性别和女性群体。然而，女性将她们的大部分笑话都讲给了其他女性，她们讲给男性的情况较少，讲给混合性别的群体的情况更少。当男性有听众时——至少两个，通常是四个或以上——他们更喜欢也更可能讲笑话。女性更喜欢小规模的听众——一到两个，极少超过三个。与男性不同，她们不愿给不熟悉的人讲笑话。如果群体中有四个或更多的听众，许多女性会直接拒绝讲笑话，会承诺以后私下里讲给对方。男性则从来不拒绝别人对他们讲笑话的邀请。
米切尔的所有研究结果都与我对公开和私下发言的描述相符。在听众人数更多、其中男性更多或是陌生人更多的情况下，讲笑话和其他任何形式的言语表现一样，要求发言者争夺舞台中心，证明他们的能力。在这些情况下，女性是不愿说话的。而在更为私密的场合，因为听众范围小、互相熟悉且被视为某个共同体的成员（例如，其他的女性朋友），她们就更有可能发言。
认为讲笑话是一种自我展示方法的观点，并非在暗示讲笑话是一种自私或自我中心的行为。讲笑话的案例说明，地位等级和人际关系是息息相关的。娱乐他人是与他们建立联系的一种方式，同时，讲笑话如同一种赠予礼物的行为，笑话就是给听众带来愉悦的礼物。关键问题在于不对等性：一个人是讲述者，其他人都是听众。如果这些角色稍后得到了改变——例如，讲笑话的行为变成一个游戏，每个人都要轮流讲述——那么，不从个体行为角度，而是从整体上看，这种情况下的讲笑话行为就具有了对等性。然而，如果女性习惯性地扮演感激的听众的角色，而从不扮演玩笑讲述者的角色，那么讲笑话在个体层面上的不对等性就会通过更大型的互动扩散。这对女性来说是一种危害。男性的隐患则是，频繁讲笑话可能会造成关系的疏远。这种效应就曾影响一位男性——他抱怨说，当他和父亲通话时，父亲只会一直和他讲笑话。类似现象的一个极端情况是班级里的开心果，据老师们说，这种角色几乎永远是男生扮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