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为止，我讨论的都是私密场景，在这种时候，许多男性会陷入沉默，而许多女性会说个不停。但在其他一些场景中，两性的角色发生了对换。让我们回到丽贝卡和斯图尔特的例子中去。我们看到，当他们单独在家时，丽贝卡的思绪会毫不费力地自动转变为言语，而斯图尔特却发现自己想不到任何可说的东西。当他们身处其他场合，角色对换就发生了。例如，在社区委员会的会议上，或是在他们的子女所在学校的家长会上，站出来说话的会是斯图尔特。在这种场合，丽贝卡就变成了沉默的那一个。她会想到别人对她可能说的话产生的一切可能的消极反应，她在试图解释自己的想法时可能犯的每一个错误，这种过于敏感的意识让她说不出话来。如果她鼓起勇气，准备说些什么，她会需要时间组织，然后等着主席点名。她无法像斯图尔特或其他一些男性那样，直接站起来发言。
女权主义多数派基金会（The Feminist Majority Foundation，FMF）③主席埃莉诺·斯密尔（Eleanor Smeal）④曾受电台邀请，在一个电话热线脱口秀节目中作为嘉宾出场，谈论堕胎问题。没有哪个议题能比堕胎与女性更直接相关，可在一个小时的节目中，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中只有两名女性。作为一位电台脱口秀主持人，戴安·雷姆（Diane Rehm）⑤表达了对此类现象的不解——虽然她节目的观众性别比均衡，但是给她的节目打来电话的听众中90%是男性。我确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绝不是女性对节目讨论的话题没有兴趣。我敢打赌，在午餐、茶歇或是晚餐时间，女性听众们会将这些她们从《戴安·雷姆秀》上听来的话题与朋友和家人讨论。但是，她们较少给节目打电话，是因为这样做等同于将自己推上舞台，让公众注意到她们说的内容，让她们一跃登上舞台中心。
我自己曾在无数电台和电视脱口秀节目中担任嘉宾。也许我比较特殊，会在展示模式中感到完全放松。但或许我一点儿也不特殊，因为我虽然习惯了特邀专家的角色，却从没有给我关注的脱口秀节目打过电话，尽管我经常是有想法的。当我作为嘉宾出场时，我在开口前就已经被授予了权威地位；但如果我给某个节目打电话，那我就要自己去争取这种地位。我将不得不通过阐释我的观点来建立我的威信，那看上去会像是在夸夸其谈；但如果我不这样做，我说的话可能会有被忽略或轻视的风险。出于类似的原因，我虽然可以轻松对着数以千计的听众演讲，但极少在其他主讲人说完后提问，除非我对演讲的主题和听众群体都很熟悉。
我和那位脱口秀主持人的经历似乎为两性对待说话的不同态度提供了一条线索：在利用说话来引起他人注意这方面，许多男性比大部分女性更得心应手。这种差异正是报告式沟通与情感式沟通差异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