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场合的沟通案例都体现了两性间的差异，烦恼话题只是其中之一，而这种差异的后果就是引发误解和争吵。两性沟通的另一种差异体现在询问信息的时候，其间的差异也可以追溯到地位等级和人际关系的不对等上。
一男一女站在“华盛顿民俗生活节”的信息咨询处，到处是杂乱无章的摊位和陈列台。“你问，”男人对女人说，“我不问。”
西比尔坐在哈罗德的副驾驶座上，正生着气。他们已经开了将近半小时的车，一直在寻找一条哈罗德确定就在附近的街道。西比尔之所以生气，不是因为哈罗德不知道路，而是因为他坚持自己找而不是停下来问人。她愤怒的根源在于她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他的行为：如果开车的是她，那么一旦发现自己不认识路，她就会去问，他们现在就该舒舒服服地坐在朋友的客厅里，而不是在这里开着车打转，并且现在时间也越来越晚了。因为问路的行为不会让西比尔觉得不自在，拒绝问路对她来说是毫无道理的。但是，在哈罗德的世界里，开车打转直到自己找到路才是合理的做法，因为寻求帮助让他感到尴尬。他需要避免那种尴尬，并努力保持自己作为一个自力更生的个体的尊严。
为什么许多男性都抗拒问路以及询问其他什么信息呢？当然，我们也同样应该问，为什么许多女性不抗拒询问他人呢？基于独立性和亲密关系之间的悖论，询问和给予信息暗示着两种同时出现但不同的元信息。许多男性只会关注于其中一种，而许多女性只会关注另一种。
当你提供资讯时，资讯本身就是信息。但是，你拥有这条信息，而与你对话的那个人没有，这个事实也传达了“你高对方一等”的元信息。如果人际关系本身便带有等级性，那么拥有更多信息的那个人，凭借着更多的知识、更强的能力，就被定位在这个阶级中更高的位置上。从这个角度看，靠自己找路就成了男性获取自尊的前提——保持独立性的一个关键。如果自尊的获取需要付出额外的几分钟奔波为代价，男性认为是完全值得的。
元信息是隐晦的，所以我们很难谈到它们。当西比尔要求哈罗德告诉她为什么他就是不能找个人问路时，哈罗德给出的回答仅关于信息：问路没什么意义，因为被问到的人可能也不知道怎么走，或者可能指错路。这在理论上是解释得通的。在某些国家，当地人就算不知道方位也不会直说，而是会编一个告诉问路者。但这个解释令西比尔感到失望，在她听来毫无道理。虽然她明白可能确实会有人指错路，但她认为这种可能性相对低，而且他们肯定不可能每次都遇到。就算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情况也不会比现在差。
造成他们不同处理方式的部分原因在于，西比尔相信一个人如果不知道答案就会直说，因为说“我不知道”对她来说毫无难度。然而，哈罗德却认为说“我不知道”是一种耻辱，所以路人很可能会编一个答案来应付他们。由于他们的假设不同，以及这种框架的隐蔽性，哈罗德和西比尔永远不可能发现这种差异的根源，只会对彼此愈发失望。在信息的层面对话是很平常的，因为那是我们最清楚的层面。但是，想在信息层面解决这种冲突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我们真正的动机埋在别处。
给予信息、指引或帮助对他人是有用的，因此这种行为巩固了我们之间的联系。但如果说这种行为具有不对等性，是因为在这个意义上，它使得等级产生：给予信息的行为将一方定位为专家，认同他们在知识方面更具有优越性，而将另一方定位为无知者，认为他们缺乏知识，这是地位等级协商中的一步。
我们很容易看到给予信息的人地位更高的实例。比如，父母向孩子解释事物或回答他们的问题，老师向学生传授知识。在人类学家别府春海看来，对这种动机的认知是日本餐桌文化对礼仪的一项要求的基础：为了帮助聚会中地位等级最高的成员掌控谈话，餐桌上的其他人要就他能提供权威性解答的话题向他提问。
就是因为这种潜在的不对等性，一些男性拒绝从他人处获取信息，尤其当对方是女性时；而一些女性在陈述她们掌握的信息时会表现得很谨慎，尤其是面对男性时。例如，在和我对这些动机进行探讨之前，一位男性告诉我，我的观点解释了他妻子对某次事件的反应。有一次，他们开车前往的目的地她很熟悉，而他一无所知。他有意识地压下了直接开走、自己找路的冲动，而是开口询问妻子是否知道某条最佳路线。她给了他建议，最后补了一句：“不过我不确定。我自己开车的话是会这么走的，但或许还有更好的路线。”她的话是一种对权力的不平衡进行调整的举动，这种不平衡是由她知道而他不知道的某件事造成的。同时，她也是在提前给自己打造台阶，预防他决定不采纳她的意见的情况。再者，她是在将自己的指路说明重新定位为“只是一个建议”而不是“给予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