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远景

1880年后，“世界已缩小”一说变得稀松平常。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便捷交通、通信设施的迅速普及。从19世纪30、40年代起，汽轮、铁路、电报就在欧洲和北美洲广受采用；到了19世纪70年代，它们已进入世上的广大地区，为原本通行不便（且成本高）而缺乏信息的地区打开进出的通道。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汽轮航运公司及其定期航班服务往东延伸，创造出一路绵延到上海、横滨的商品航运大干道。海底电缆和陆上电报，这时能在数天内将东亚的商业、政治消息送到欧洲，后来更缩短到数小时。但最重要的是，铁路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距离观。19世纪末是铁路扩张的鼎盛时期。英国人、法国人在非洲西部、东部、南部的殖民地铺设铁路，将动荡不安的内陆与他们设在沿海的桥头堡连接起来。外里海铁路（1880—1888年）将俄国势力带进中亚。西伯利亚大铁路（1891—1904年，所有帝国铁路工程中最浩大的一项），意在将俄国的“蛮荒东部”改造为欧洲的延伸部。欧洲人还大胆规划了其他路线，但都未能完成：连接汉堡与巴士拉（和波斯湾）的巴格达铁路；连接欧洲与印度的“横贯波斯”的铁路；从好望角绵延到开罗，贯穿英国整个非洲统治区的铁路，这是塞西尔·罗得斯的梦想。英国伟大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认为，铁路将改变世界史。海权挂帅的“哥伦布时代”，即将让位给掌控大量资源而几乎坚不可摧的陆上大帝国的新时代。[1]

19世纪结束时，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不受这场交通革命的影响。在经济联系和战略本质方面，世界都已成为（或者更快速地成为）一个整体。距离的消失，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欧洲人在其拥挤大陆上惯有的密切邻国关系，将在全球范围内被复制。欧洲人所熟稔的好斗倾向（商业对立、外交摩擦、文化敌意）将需要全球性的解决之道，而非局限于欧陆。欧洲人与欧洲以外国家的接触越发频繁且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欧洲人提出的概念）需要扩大，以包容更多的国家。而在19世纪中叶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这样的自由贸易主义者眼中，全球范围的相互依存正是全面进步与和平的最佳保障。但这种“世界性”未来（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深深迷恋的未来）被截然相反的一种趋势打断了，而从事后来看，这种趋势才是那个时代的标志。

前几章中，我们已了解日益富强的欧美如何侵犯诸多亚非社会的地盘。有些社会被征服，有些被分裂，还有些社会则得到警告：若不迅速革新，就难以保住自治地位。但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如此迅速的大规模变革是否必然发生，仍有可怀疑的空间。欧洲资源有限，在本土发生的反抗或叛乱，已使欧洲列强政府难以确定该不该再接新包袱。1875年《泰晤士报》评论道：“身在中国的英国国民应能理解，我们并不想担负起治理另一个印度的责任。”[2]当时人们仍认为，亚非各国有可能振衰起弊，恢复国势。19世纪70年代有了重大改变。该年代结束时，大规模的地缘政治危机已开始席卷仍保有独立地位的亚非诸国——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奥斯曼帝国、埃及、伊朗构成的中东，中亚诸汗国，东南亚大陆地区，以及中国。这些地区的国家看起来日益衰退，当时某位政治家称其为“垂死诸国”，另一位政治家则称其为“苟延残喘的东方诸国”。它们的政治体制似乎处于瓦解边缘，内部秩序正在崩溃，财政也日益紊乱；它们往往无法保卫划定得不明确的边境，无法保护外国财产和外国人，暴力、盗匪和种种狂热行径也危及它们的旧社会秩序。问题是：它们的下场会是如何？

正在“全球化”的世界，连同欧洲以外诸国的衰弱与落败，激起了各个种族、各类文化对当时世界的兴奋与忧虑。这有助于说明欧洲政客、外交官、商人、殖民者、传教士讨论其“帝国”未来时，为何充满急迫之情。三种不同的前景影响了他们对未来的期望。世界作为“单一体系”，被火车铁轨和无形的金融、商业纽带越来越紧地收束起来，会变得无限繁荣。贸易会扩大，投资活动会更兴盛，会有更多土地被用于商业生产。欧洲的势力范围，特别是欧洲宗教的势力范围也会相应扩大。一连串投机性行业自然会涌现，特殊利益的游说团体也会出现——他们会募集资金，进行公共宣传，并以政府为依托。但第二种可能的情景，就没那么让人放心了。世界变得四通八达，不再受到“距离”这道护城河的保护，而在这种感觉出现的同时，人们也普遍忧心世界正被快速“填满”。1893年，美国年轻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发表“美国开放的边境已然关闭”的著名主张，紧接着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有人提出类似警告。[3]全球温带地区已无“空地”可供欧洲人施展拳脚，因此欧洲人将会为了控制热带地区和“垂死诸国”的土地、商业，而互不相让。[4]在这些地方，本土体制衰弱，外国的强大势力将主宰一切。一个条约、一条铁路、一家银行或一座基地，就能使当地变成形同保护国、外交附庸的排他性贸易区。机会主义和警戒之心，乃是在这即将到来的世界秩序里存活所要付出的代价。而其结果将是欧洲列强之间的对立日益激烈，兵戎相见的概率越来越高。

再来是第三种可能的前景和第三组焦虑。在日本、中国、印度、中东、非洲观察家眼中，危险似乎在于欧洲人可以用其傲慢的干预，轻轻松松就破坏他们的社会团结和文化自信。欧洲人愈是易于在他们的国家走动、贸易，外国利益团体和影响力就愈容易冲破他们的防御，在他们境内插入飞地，颠覆当地政权。即使在东亚，都不难想象在不久的将来，西方贸易、海上武力、基地、条约口岸、传教士使该地区分裂，文化瓦解，任人宰割。日本的史学家和中国研究专家内藤湖南说，世界已经变小。欧洲和美国已包围东亚，种族斗争即将到来。[5]在欧美人当中，与亚非大型社会的社会经济关系更趋紧密的前景，引发了另一种不安。欧洲人可能主宰全世界，但一如史学家出身的政治人物詹姆斯·布莱斯指出的，欧洲人大举入侵较“落后”的社会，已产生“世界史上的危机”。[6]他认为，“基于经济目的，全人类正快速融合为单一民族”，而在这单一民族里，“落后国家”将沦为不具备专门技能的底层阶级。避免接下来会发生的“种族敌对”将相当不容易，因为通婚（最佳的解药）不为白人所喜爱。[7]将个人税务工作经历与社会研究相结合的本杰明·基德，在其极具影响力的大作《社会演进》（Social Evolution，1894年）中警告，只有坚持不懈地追求“社会效率”，欧洲人才能保住其称霸地位，因为肤色、血统及智力都不是他们得以称霸的关键。劳力在这新出现的全球经济里的流动性，则是令欧洲人忧心的另一个根源。许多移民国家（加拿大、美国的太平洋沿岸诸州、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担心日本、中国、印度、非洲其他地区的廉价劳工涌入，因而滋生出被迫害妄想，怀疑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入侵。

因此，在得意扬扬地预言欧洲将称雄全球的同时，欧洲人对未来还怀着更悲观的隐忧。为防止种族摩擦持续不断，种族隔离成为必要方案；为防止白人以外的人种大量涌入温带诸“白人国家”，必须出台彻底拒绝这些移民的政策（例如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必须严厉控制新征服的民族，以免国力出现衰弱迹象时发生叛乱。尽管如此，查尔斯·皮尔森（Charles Pearson）在《民族生命与性格》（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1893年）里思忖道，未来发展仍有可能不如人愿。他认为，一旦所有温带土地都被占满，再无地方输出欧洲多余人口，经济停滞必然降临。而由于“劣等人种”的人口增加速度，比“高等人种”快得多，欧洲得意的日子必然短暂。“这一天终会到来，或许距今已经不远。”他警告读者：

届时，欧洲观察家举目四顾，将看到绵延不断的黑人、黄种人居住区围绕地球一圈，黑人、黄种人将不再虚弱得挡不住侵略，也将不再是受保护者，而是享有独立自治地位或几乎独立自治的地位，垄断他们所在地区的贸易，限制住欧洲工业的发展；届时中国人和印度斯坦诸民族、中南美洲诸国（那时已由印第安人占人口大多数）……刚果河与赞比西河流域受外国强势阶级统治的非洲诸民族，将受邀派出舰队来到欧洲海域参加国际会议，将在文明世界的冲突中以文明世界盟友的身份受到欢迎……我们将赫然发现自己被人漠视，甚至被挤到一旁，而我们向来认为那些人具有奴性，永远只能扮演满足我们需求的角色。唯一令人感到安慰的，将是这些改变已无可避免。[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