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从小我就生活在鲁迅的阴影里。我家最早是住在县城的图书馆后面，馆里有一间带会议桌的特藏室，小孩子有时进去捉迷藏。带玻璃门的书橱架上，有一套青灰书脊红字书名的《鲁迅全集》，想来是1956年出的十卷本。书不外借，在晦暗冷清里没挪过窝。有一天旁边却加进来好几本新书，都是同一种，枣红的封面上写着李白与什么。这是郭沫若拉李白和杜甫来给鲁迅作伴了。
上中学就开始吃鲁迅的苦头。最早学到的鲁迅的句子是他最差劲的句子：“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还念过《孔乙己》《故乡》和《祝福》。大学里对鲁迅没印象，回到老家教中学，吃苦变成了受难。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约老调子已经唱完，新曲子还没学会，让学生读鲁迅最是稳当，于是高中三年的语文课，独让鲁迅霸榜，小说从《药》《祝福》到《狂人日记》《阿Q正传》，散文从《〈呐喊〉自序》《范爱农》到《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还有杂文的什么拿来主义呀、费厄泼赖呀、乏走狗呀、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呀，最奇怪的是还有一篇《文学和出汗》。所谓语文课，无非是带学生跟鲁迅的句子缠斗不休：“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鲁迅加了标点断了句，纯粹是为了换气。我吃力不讨好地满堂灌，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有一回，教育局来人听课，我正好讲《〈呐喊〉自序》。听完课大家都挺满意，但临走时建议我增加板书：你两堂课下来，黑板上就写了一个字——“梦”。
后来又去念硕士博士，以为终于可以敬而远之于他老人家了吧，谁知到了最后关口，大先生仍悠然点一支烟在等我。香港中文大学推行博士资格考试，考三门，每门二选一：《左传》与《汉书》，我选《左传》；《文选》与《古文辞类纂》，我选《文选》；鲁迅与沈从文，那我还能选谁呢？于是在左丘明、昭明太子与鲁迅之间折返跑了大半年。考鲁迅那场，有一道题我至今记忆犹新：“三一八惨案”中鲁迅都写过哪些文章？这些文章的风格如何？它们发表在哪些报刊上？报刊的主编是谁？鲁迅跟他们分别是怎样的关系？他们各自有怎样的政治主张或倾向？这应该是现已故世的黄继持教授出的卷子。他在我的导师黄维樑教授去美国客座的一年里，曾担任我的指导老师，是真正的鲁迅专家，编过《鲁迅卷》，写过《鲁迅与佛教》《鲁迅论天地鬼神》等文章，故我等以为冷门者，他只当常识，一点都没有为难各位的意思。
既然这样常识性的问题都难不倒我，世纪末来到浙大任教，我就为现当代文学硕士生开了一门鲁迅研究的课。从前都是被动应对，现在主动权在我了，我就挑我最喜欢的讲，把鲁迅研究变成了《野草》研究。陆陆续续写过十来万字的笔记，分许多专题，如《野草》的诗、思、史、私的几种读法，受佛经与《圣经》的影响，与美术与音乐的关系，等等，还将《野草》的文本与鲁迅的小说及杂文作了诗文互证。这一讲就讲了十来年，我早就想写一本关于《野草》的书，书名都想好了，叫《野草蒙拾》，套用王渔洋的《花草蒙拾》，也从“童蒙者拾其香草”而来。但《野草》难读，进去了不容易出来，文字纠结，思想情感更纠结。最终我只成文三篇，前后却相隔了二十年。
后来不是光讲《野草》了，还讲一点《故事新编》，人便立即快活起来，写了两篇开心的文章。《故事新编》涉笔成趣，其思维是发散性的，好像星云，是气和尘埃吹成的扩散天体。而《野草》是内敛的，像超级致密的黑洞。《故事新编》的好处，鲁迅当年自己也拿不准。可是经过了《低俗小说》和《大话西游》的洗礼，我们终于懂了，比他还要懂。
如今不上鲁迅研究这门课已经有一些年头，《野草蒙拾》也写不出来了。我退而求其次，把二十年来所写的谈论鲁迅的文字找出来，合成一个集子。因为是单篇文章的结集，风格很不统一，有规范的论文，有散漫的随笔，其中《〈朝花夕拾〉导论》还是演讲的记录，对象是中学生。好在编排起来却发现，从《呐喊》到《彷徨》，从《朝花夕拾》到《故事新编》，从我认为最好的现代诗集《野草》到鲁迅的旧体诗，我居然曾经都谈了个遍，虽然往往只谈一个边一个角，印一本小书却可以成立了。虽然算不上十分正经的“鲁迅十二论”，但为图个方便，也就这么叫了。
鲁迅是我身上的病毒。我之所以读鲁迅，写鲁迅，只是因为我绕不开他。学要学他，教要教他，考还要考他。他的句子已经沉淀到我的骨子里，我差点儿就要接着写“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了。但骨子里的东西是摇不脱的，因为我用的是现代汉语，而鲁迅是现代汉语的开山大宗师，我们思维和言说的运行程序的源代码是经过他修改了的。他把我们要说的话都抢先说光了，“我不相信”，“一无所有”，连恶搞和无厘头也被他早五十年就注册过了。所以，关于鲁迅，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不说了。
江弱水
2023年2月11日于旧县母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