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或许会产生一种职业，叫作“倾听者”，为他人奉献其听觉并收取酬劳。人们去找倾听者，因为除此之外几乎再无其他人可以听他说话。如今，我们越来越丧失倾听的能力。妨碍倾听的罪魁祸首便是日渐严重的自我聚焦，是社会的自恋化倾向。那喀索斯（Narziss）对女神厄科（Echo） [1] 的求爱之语无动于衷，这求爱之语或许就是他者的声音了。如此一来，她便沦落至不断重复自己的声音。
倾听并非被动的行为。它的突出之处在于一种独特的主动性。“我”首先必须对他者表示欢迎，也就是说，肯定他者的“他性”。然后“我”将听觉赠予他。倾听是一个馈赠、一种给予、一份礼物。在倾听的帮助下，他者才能去倾诉。它并非被动地追随他者之言谈。从某种意义上说，倾听先行于倾诉。在他者开口之前，“我”便已经在倾听，或者说，“我”做倾听之态，以使他者开口。是“倾听”邀请他者去“倾诉”，解放他，让他显露出“他性”。倾听者是一个共振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者畅所欲言。因此，倾听有治愈之功效。
埃里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 [2] 将赫尔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 [3] 提升到一个理想倾听者的高度。他将其听觉无私地奉献给他者。他热情好客的、耐心倾听的“沉默”邀请他者侃侃而谈：“人们可以畅所欲言，他接纳一切，人们只有在没有将话说尽、说透之时，才会感到不自在。然而在与其他倾听者的谈话中，有时候会来到某个时刻，此时人们突然收住，对自己说：‘停！就到这里吧，不要再说下去了！’人们原本期望吐露心声，此刻却变得危险了——因为，人们如何才能再次回归自己？之后人们又当如何再次独处？——此情此景在布洛赫那里永远不会出现，没什么会喊停，人们不会在任何地方撞上警告牌或警示标识，虽然跌跌撞撞，人们却仍越行越远、越走越快，仿佛喝醉了酒一般。你会惊奇地领略到，一个人到底有多少话去谈论他自己，一个人越敢说，越忘情，说起话来就会越滔滔不绝。” [4] 布洛赫的沉默是友好的，是热情好客的。为了他者，他将自己完全撤回。他全神贯注地倾听，不插一言。
布洛赫的沉默是一种热情好客的沉默，这与分析家的沉默不同，分析家听见一切，却并未真正倾听他者。热情好客的倾听者将自己放空为他者的共振空间，将他者搭救进来。只是倾听而已，便有治愈之效。
根据卡内蒂的说法，倾听者的沉默中只会“间或出现细微的、清晰可闻的呼吸声，这呼吸声向说话者证明，他不仅被倾听着，而且被吸纳着，仿佛你每说一句话就踏进一栋房子，并在那里从容落座”。这些细微的呼吸声是热情好客的信号，是一种不带任何评判色彩的鼓励。它们是最低限度的反应，因为深思熟虑的词句会意味着评判，会等于表达了立场。卡内蒂指出一种独特的“停顿”（Stocken），它等同于避免去评判。倾听者对于评判是非常克制的，仿佛每一个评判都等同于一种偏见，这偏见很可能就是对他者的背叛。
倾听的艺术就是呼吸的艺术。对他者的友好吸纳是吸气，但并非将他者吞并，而是容纳、庇护他者。倾听者清空自己。他成为无关紧要者（Niemand）。这种“空”就是他的热情好客：“他仿佛海纳百川，为了去庇护所有。” [5]
倾听者对他者负责任的态度表现为耐心（Geduld）。耐心的被动性是倾听的第一准则。倾听者全心全意地将自己交给他者。这种托付是倾听的另一条伦理准则。单单这一点就阻止了人们耽于自己（sich selbstgefällen）。“自我”是没有能力去倾听的。作为他者共振空间的“倾听之所”只有在“自我”停摆时才能开启。对“自我”的迷恋被对他者的癫狂与渴求取代。
倾听者的“烦”（die Sorge）是针对他者的，这与海德格尔理论中针对自己的“烦”截然相反。出于为他者担忧，卡内蒂愿意去倾听。“倾听”帮助他者打开心扉：“最重要的是和陌生者交谈。然而，人们必须这样做，才能让他们开口，在此期间人们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让他们开口说话。如果做不到这样，那么死亡就开始了。” [6] 这种死亡不是“我”的死亡，而是他者的死亡。我的话语、我的判断，甚至是我的热情都会使他者身上的一些东西消亡：“让每个人说话吧：你不要说话；你的话语会夺走他人的形象。你的热情会模糊他人的界线；当你说话的时候，他们不再认识自己；他们就成了你。” [7]
“点赞”的文化拒绝任何形式的伤害和冲击。凡是想要完全逃避伤害的人终将一无所获。任何深刻的经验、洞见皆存在于伤害的否定性之中。单纯的“点赞”完全就是经验的最低等级。埃里亚斯·卡内蒂将两种不同的精神区分开来，“那些在伤口里安家的，和那些在房子里安家的” [8] 。“伤口”即“豁口”，他者由此走进来。它也是为他者敞开的耳朵。那些完全宅在家里的人，那些把自己锁在房子里的人，是没有能力去倾听的。房子保护着“自我”免遭他人的入侵，而伤口打破居家的、自恋的内在。因此，它成为向他者敞开的大门。
在同类的交际中，我们通常有一个具体的收件人，一个“个人”作为对象。相反，数字化的交际则推动着一种膨胀的、非个人化的交际，一种即便没有“个人”作为对象、没有目光和声音也能成立的交际。比如我们在推特（Twitter）上不断地发出消息。但这些消息并非发给某一个具体的人，它们面向的是“无人”。社交媒体未必会促成一种讨论的文化。它们通常被冲动所操纵。“狗屎风暴”（shitstorm）是毫无目标的冲动的洪流，无法构成公共话语。
我不必求助于某个“个人”对象，从网络上就能找到信息。我也不必前往公共领域去获取信息或购买商品，而是让它们被送上门来。数字化交际将我联入网中，但同时也使我孤立于他人。它虽然消灭了距离，然而，“无距离”却产生不了人与人的切近。
没有他者的存在，交际就沦为一场加速的信息交换。它造就的不是关系（Beziehung），而仅仅是连接（Verbindung）而已。它是一场没有邻人的交际，没有一丝一毫彼此相邻的切近，而倾听则与信息交换全然不同。在倾听之际根本就没有“换”。没有“毗邻”和“倾听”就无法形成“共同”。“共同”就是彼此倾听。
人们在脸书（Facebook）上不会提及关乎我们大家的、可以讨论的问题，而主要是发布一些不需要讨论的、只为凸显发布者形象的广告。在那里，人们不会想到，他者可能有着烦恼和痛苦。在“点赞”的共同体中人们只会遇到自己，或者和自己相同的人。那里也不可能形成讨论。政治空间是一个人们可以在那里遇见他者、和他者交谈并倾听他者的空间。
倾听具有政治维度。它是一种行为，一种对他者存在和他者痛苦的主动参与。它居中调和，将人类联结成一个共同体。如今，我们所闻甚多，但是却越发忘记了如何去倾听他者，如何将自己的听力赠予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痛苦。如今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要独自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恐惧。痛苦变得私人化、个性化了。因此，它成了人们胡乱拿来医治自己、修补心灵的工具。人人羞愧，人人自责，为自己的软弱，也为自己的不足。在“我”的痛苦和“你”的痛苦之间，人们没能建立起联系。由此，“痛苦”的社会性就被忽视了。
如今的统治策略是将痛苦和恐惧私人化，并以此来遮掩其社会性，即防止其社会化、政治化。“政治化”意味着将“私人的”转换为“公共的”。如今，人们更多地是将“公共的”化解为“私人的”。公共环境被瓦解成私人空间。
形成一个公共空间、一个倾听共同体，打造政治听众的政治意愿正急速消亡。数字化的联网更加剧了这一趋势。如今的互联网并非一个共享、交流的空间。相反，它瓦解为一个个人们主要用来展览自我、宣传自我的空间。今日的互联网无异于一个属于孤立之自我的共振空间。宣传广告是不会倾听的。
从米切尔·恩德（Michael Ende）的作品《毛毛》（Momo ）中，人们可以勾勒出一套倾听的伦理。小女孩毛毛的过人之处首先是时间财富：“时间是毛毛唯一富有之物。”毛毛的时间是一种特别的时间，是他者的时间，即毛毛给予他者的时间，给予的方式就是她倾听他者诉说。人们对毛毛的倾听能力赞叹不已。她扮演着倾听者的角色：“小毛毛能他人所不能，她会倾听。也许有些读者会说，这没什么特别啊，任谁都会倾听。其实不然。只有极少数人真正会倾听。像毛毛这般擅长此道者，那更是绝无仅有。”毛毛就坐在那里听着。她的倾听效用如同奇迹。她带给人们的想法是人们自己永远想不到的。毛毛的倾听实际上让人回想起赫尔曼·布洛赫那热情好客的倾听，那解放他者自我的倾听：“她（毛毛）用她那双漆黑的大眼睛望着对方，被这样望着的人感觉到，想法是如何在脑海中突然浮现，这些想法早已存在于此，而他却浑然不知。她是如此擅长倾听，以至于彷徨者、犹豫不决者豁然开朗，明白自己所想所求。或者使羞怯者瞬间感觉到自由和勇气。或者让不幸者、抑郁者变得快乐而充满信心。如果有人认为，自己的人生完全是错误的、毫无意义的，自己只是数百万人中微不足道的、可以随时被替换掉的一个，就像替换一个坏了的锅一样——那么他去小毛毛那里，向她倾诉一切，随即，甚至还在他倾诉的过程中，他就以一种神秘的方式突然明白，自己这么想是大错特错，明白即使就是他现在的样子，他也是千万人当中独一无二的存在，因此，他对这个世界来说是重要的，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毛毛就是如此擅于倾听啊！”倾听将属于每个人的“特质”归还给他。仅仅通过纯粹的倾听，毛毛就能平息争端。倾听具有和解、治愈、救赎之效：“还有一次，一个小男孩将他那不愿意歌唱的金丝雀带到她面前。这对毛毛来说是比以往更为艰巨的任务。她不得不足足倾听了一周之久，直至它终于又开始婉转鸣唱。”
喧闹的倦怠社会（Müdigkeitsgesellschaft）听力全无。相比之下，未来的社会或可称为倾听者与聆听者的社会。如今人们需要的是一场时间革命，开启一种完全不同的时间。当下正是需要再度发现他者时间的时候。如今的时间危机并非自我时间的加速度，而是自我时间的统一化。他者的时间与效绩的增长逻辑南辕北辙，这种增长逻辑迫使人们不断加速。新自由主义的时间政策消除了他者的时间，对它来说他者的时间是没有生产力的。自我时间的统一化伴随着生产的统一化，它触及当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导致对人的全面剥削。新自由主义的时间政策同样也消除了节日和庆典的时间，因为它们也是与生产逻辑相违背的。
[1] 那喀索斯和厄科均为希腊神话中的人物，Narziss意为“水仙花”，Echo意为“回声”。
[2] 英籍犹太作家、评论家、社会学家及剧作家，主要用德语创作。
[3] 奥地利小说家，著有《梦游者》《维吉尔之死》等。
[4] Elias Canetti, Das Augenspiel.Lebensgeschichte1931—1937 ,München1985,S.36.
[5] Ebd.,S.32.
[6] Elias Canetti, Die Provinz des Menschen.Aufzeichnungen1942—1972 ,München1970,S.307.
[7] Elias Canetti, Die Fliegenpein.Aufzeichnungen ,München1992,S.64.
[8] Elias Canetti, Die Provinz des Menschen ,a.a.O.,S.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