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斋
不知是在民国廿三年，抑还是廿四年，林语堂辞去《论语》半月刊编辑职务，版权页上的编者换上了陶亢德的名字，自那时起我才知陶亢德其人，只是并不认识。好像是在民国廿四年，我在苏州，陶的友人林张二公来苏游玩，我经周公介绍，陪了林张二公玩了一天，在河船上周公问起陶公怎么不一同来苏游玩，张公不假思索，立即答道：“他怎么会来，此公做事都有计划的。”林公也接口道：“我们是好事的，他那里会干我们这样没有目的之事。”自那时起我才略知陶亢德的个性。
大约是在民国廿五年，那时陶公正在开始创办《宇宙风》，记不得为了接洽一件什么事，我赴愚园路宇宙风社去看他，社内有写字台三四具，他坐在居中一具，面南伏案贴样，见面后他立了起来，说道：“请坐，请坐。”我还没有坐下，他已面南坐下，继续伏案贴样，忽而用尺，忽而用刀，状颇紧张。我暗暗诧异，心想那有约了客人来而置诸不理的。约模过了十数分钟，大约样是贴好了，方才转过身来蓦地发言道：“你是否主张骂人？”我说：“只要骂得好，像鲁迅那样，那么似也未始不可。”他说道：“我是不赞成骂的。”言下很是直截坚决，我心里又暗暗诧异，心想那里有初次见面立即与客表示异议的。那是我识陶亢德的开始，记得那天见面绝对没有经过所谓“寒暄”那步手续，以后屡次会见，也是绝未寒暄的。且说那次的初会：过了数十分钟，所约的几位都到齐了，陶公立即兴致勃勃的询问诸人道：“今天该是谁请客吃饭？”结果议定预支稿费，赴九江路的状元楼去小吃。在电车上乘客相当的拥挤，亢德见有一个空座，立即跑去占了，毫不客气。在车上我开始端详陶亢德这个人：他头戴一顶半新不旧的呢帽，坐在电车的角里低着头似笑非笑的似乎在盘算什么；在室内时倒不觉得，在电车上他那么坐着，看去生得很是短小，配着那个聪明脸孔，确乎当得“短小精悍”四字。只是看他那个较常人略大的鼻子，鼻尖二边又似乎长着很多的紫斑，又见他低头深思之状，心里有点害怕，直觉地感到这个人必工心计，倒须小心提防才是。这是我对他初次的印象。
余识亢德，八载于兹，时间似乎不算短，可是对他过去的身世不甚了了，只知他是绍兴人。只为我不爱人家查问我的过去身世，所以人家的身世我是绝不过问的。不过也偶然听得友人中间有谈起亢德的，才稍稍知道他的所谓出身是不大好的；到过东北，做过学徒，在苏州乐群社任过职员，做过青年会干事，在沪上名律师陈霆锐处当过文书；后来不知如何和《生活》编者邹韬奋发生了关系，在《生活》周刊上以“徒然”的笔名写“望远镜与显微镜”一栏，也曾写过小说，有《徒然小说集》行世，这本小说集曾在旧书摊上看到过，读了数段，觉得不是我所要读的书，所以未买，再后来不知如何他又和林语堂结识，此后便正式认真过他的编辑生活了。听说他是小学也未曾毕过所谓“孽”的，可是如今他非但能文，而竟能读日文，又能读英文。有一次我自他的三楼寓所辞出，跨下楼来，见楼边倒散着一堆破烂书籍簿册，其间有一本练习簿，顺手捡了起来一看，写的似乎是法文，我便惊问主人：“这是你的吗？”主人哼了一声道：“我学过一点法文的。”我自扶梯上一档档的跨下来，心里一边大为感动，一边又深为叹惜，一路思量天下竟真有这样好学的人，这不是兀的《儒林外史》里的王冕再世了吗？
亢德不只在好学一端像王冕，在精神抖擞一点上也是很像的。记得《儒林外史》里的王冕少时好像是为人牧牛的，一边牧牛，一边读书，很有自得其乐之慨；又善于利用闲暇，忽干这事，忽干那事；晚上书声朗朗，有人约他下棋，他便放下书本，立即兴致勃勃的去与人下棋了。至于亢德，不说别的，只说我每于下午去看他，他往往是正在睡午觉，听得我的脚步声，他会立即醒来，不用洗脸，立即会戴上眼镜，精神百倍地踞床与客人高谈阔论，与未睡午觉一般，绝不会稍呈睡眼惺忪之态。据说邹韬奋饭后必睡午觉，到了一定的时候必会睡着，睡了十五分钟必会自动醒来，无须他人催醒。我提起这事不是说亢德也有这种本领，只是说在精神健旺一点上是颇相似的。更举一事：有一次我见他正在一边忙着干那老把戏，忽而用浆糊贴稿样，忽而取剪刀剪《纽约时报》上的漫画，只见他精神贯注，双手挥舞如飞，可是一边却在与朱雯商谈某事，口内滔滔说道：先该这样后才那样，计划得头头是道，有条不紊，但见他工作虽紧张，却绝无忙乱之状，一如他的一心能两用似的。可见他的头脑是相当冷静的。
说起头脑冷静，不禁想起陶亢德的其他方面来了。他的自制力看来是很强的。有好几次我间接知道他在与人闹别扭，事情已经弄得互不相容的地步了，可是他绝未在友人前攻讦对方，揭扬敌人的短处，或是怒冲冲地为自己辩护说对方的不是处；至少对我从没这样过，这样处事的态度是一般人所难能的；也许是我与他之间的交情还不够到谈论阴私的地步，这可不得而知了。不过纵或有人说及对方的不是之处，有时他却竟会替对方声辩，道是“这也说得太过份了，坏得那样却是不见得的”。言语之间，他屡次主张中庸之道，这也许就是他的所谓中庸之道了。即使是在正面与人冲突的时候，他在言语方面也是往后退步的，可是并不屈服，却节节使自己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或是避重就轻，使自己处于害比较小的地位。在与人谋事的时候，他也是一贯作风的：先定出一个方案来，问你这样好不好，你若是不以为然，他绝不与你辩解，却另换一个方向另外定出一个办法来向你游说，你若是仍然不同意，他便也就拉倒，决不生气，不像常人那样患得患失。这有点像林语堂的《瞬息京华》里姚思安的妻舅叫冯什么的；林语堂写冯某是否影射陶亢德固不得而知，在精明干练头脑冷静上言却是很有相似之处的。我与亢德相交八载，只有一次见他动怒，那次可真是动怒了，而且还口出恶言，命人滚出去，而其起因却是为了打扑克时算几毛钱的出入，那时他的神情至今想起来还是觉得颇为滑稽的。亢德似乎好赌，或许是他的友人之中有好赌的缘故，每逢有三五个人相聚的时候，十有九次倒是要赌一回的。他在赌钱时的态度却与办事时大不相同，显得不大镇静，尤其是在打沙蟹喊着“看一只！”的时候，看他神气尤为慌乱，只不知这是什么缘故。
前谓他的友人说他决不做没有目的之事，这话经我与他几年交往业已证明不错。他写信虽勤，却决不会无故写信给你；虽爱与友谈论，却决不会无事专程访友；即使实在闲着没事，他宁可在家白天睡觉，这个他叫做“解脱”；为了久未把晤殊深思慕而通信，或是闲着无聊来找你谈天在亢德是绝对不会有的事。他写到信或是登到门多少是有点事的，只是所谓事也许是你的事，多半却是他自己的事。他曾说某某行事如下棋，着着都有深意，实则这却是他本人的写照；不过我说这话绝无恶意在内，我意做人理应如此，庶不致把大好光阴虚抛了，只是我个人学不到罢了。
又前谓他的友人说他做事都有计划，这话经我与他几年交往亦已证明不错。试举一例：我曾问他的少爷叫什么名字，他说：“叫明明，这里有个缘故，我已想好了四个名字了，叫做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说那话时他好像还只有一个男孩子，白白，清清，楚楚都还是子虚乌有的。如今他膝下果然有了二男二女了，其中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却是叫洁洁，不是楚楚，虽与原定计划稍有出入，然也可算得不离了。我疑他生孩子也是照预定计划按图索骥地去实行的。只是他于生男生女在一索之际亦有精密的预谋否？再举一事：他本人是已向保险公司保了人寿险的，虽说保人寿险是极平常极普通的事，可是在文人之中究竟是少见的；又他遇儿女一生出来便立即去预付一笔教育储金，到了入学年龄他本人或有一个三长两短，子女的教育费用便有所着落了，社会人士实行这种办法的似乎更少，于此可见他用心之细，计划之远，于此亦可见他对于子女的爱护之深。只是我每念及此，总是为他叹气，为的是这种计划在目前局势之下都落空了，试想一人用尽心思详细计划了去做一件事儿结果却是一场空，岂非大可伤心的？再说一事：前年他患病甚重深恐就此不起，虽热度甚高，却趁自己还活着竟立起遗嘱来，规定了身后的计划；连身后的事也要计划一下的，你想。他的行事类都如此，你看他现在已是身在日本了。
二年前上海形势颇形恶化，我对他说如此怎么是好，不是死路一条了吗？他说惟其死路一条，所以要死里逃生，说时又是一副直截坚决的神气，他说了这话后过了不数天便决然别家赴香港了；亢德这个人真是所谓Man of action了。
上面的话虽我认为都是据实说的，然容或有对他本人冒昧不敬之处，这个且容后当面叩头陪笑罢。
（原载《天地》第四期，1944年1月10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