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郎·康嗣群·纪果庵·梁式·徐訏悼辞

我在与世隔绝的二十多年中，确知已作古人的相识者中，就是燕、黄、许三位。我所认识又熟悉的人并不多，更因为我有一个坏习惯，只望人来访我而我不访人，所以过往密切的友朋更不过一二了。但在过往不密切的人之中，有一位应该说不密切的人，却是二十年来时在念中。此公非别，康嗣群是也。我识康君，乃周作人介绍。时在沦陷期间，一天接周作人一信，托我去找这位康先生代他索回蔼理思传记或一本别的什么书。我拿着信去找他，地点在河南路救火会往南一些，是一家银行，拉上着铁门，门外停着一辆汽车，将信交给了他，得到回答“知道了，我给周先生寄书去”，就兴辞而出。论出身和经历，我和康君绝无相同之处，他又不是绍兴人，亦非作家，但却有一见如故的结果。1962年我暂时得回上海，通信来往者除周作人和天津的徐淦兄之外，就只有康嗣群一人了。那时候主要是托他向上海外文图书馆借书，上海图书馆照例外文书非有特许证者不借出。康君有此证，先后烦他借了两三种书，其中一册名《动物的适应色彩》，是部大书，图版极多，我先有苏联出版的俄译本，然后按图索骥，姑且请康君向上海图书馆一查，居然查到代为借到。记得那天到他家里去取书，闲谈好久，回家经过静安寺时已经车稀人静了，而偏偏碰见了那位姓郭的民警同志。我不禁心里一动，想到他看到我夜里手执两书踽踽独行于街头，会不会疑心我有不轨行动呢，虽然他看见了我只作点头微笑状，并没有跑过来一把拿我抓住，喝问从哪里来……

和康君的托熟，原因不一，主要是他的拿人当友人。有两次闲谈中他的两句话，我大概将没齿不忘。一次是我告诉他上海不得安居，只好回安徽劳教队求栖身之地了。他说：已经望六之年了，能不去还是不去吧。另一次是说：不能恃才傲物，试问你恃的什么才傲的什么物？有一次告辞出来，他送到门外又闲谈了一回，不知怎的谈到人的寿命之修短，我说我们一定长寿，他说何以见得，我说因为生得矮，而矮人多长寿，沈钧儒先生就是一证。当时说者听者都大笑。

当我被勒令回乡找屋的时候，我又写了一封信给康嗣群君，告诉他行将返乡，望能一别。没有得到回信。他家住址的门牌号码我是记得确切的，路名和里弄名字却不大明确了，也许另有别的什么原因，总之是音信杳然。那时候胆小如鼷的我，实在不敢任意乱跑，否则我家离他家不远，若能亲自前往，大概可以有最后一面，即使他已下放什么的，他的夫人我也认识，总可以借以知道一些彼此的情况，不至于生离竟同死别一样。

摘帽后我第一个想知道其近况的人，就是康君。这时候我的行动是自由了，大可以大摇大摆地前去访问。可是我的心理状态是变化的，不能自由行动的时候渴想行动，能自由行动了却又不想行动了，其实是由于我的懒，或者说得好听些，衰病无力行动，另一原因大概是我处于万念俱灰的状态，一动不如一静吧。还有是不知道他的生死存亡，怕冒冒失失地跑去访问。不过想念还是想念的，很想找个人先打听一下。找谁呢？最好当然找巴金。我约略知道他们俩的关系相当密切。但我和巴金从来没有通过音信。我作为编辑，30年代的作家十九都请求过写稿，唯独巴金却没有求过。要向巴金拉稿，实际比向任何作家都不更为困难，他同林语堂的三哥林憾庐是知交，林憾庐还曾同我去开设在当时叫作金神父路的虹庐广东茶室与巴金喝茶吃点心，而且不止一次。巴金给我的印象实在不坏，我觉得他是厚道的人。但我始终没有向他求过稿，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莫非我曾求过他不肯写吗？大概是这样，因为那时代巴金已经是大名鼎鼎的大作家，他的初作《灭亡》我早在《小说月报》上拜读过了，虽然他的最有名的长篇小说《家》，我直到现在还没读完。

因此，我和巴金就似乎“素昧平生”了，向他去问康嗣群，不觉得失之冒昧吗？他如不复信呢？而且我不知道他的地址，虽然以他的名震遐迩，只写“上海　巴金同志收”也一定能收到的。

在我和全国右派分子一样齐摘帽之后，忽然光临小楼枉访我这个做了二十多年人外人的虽生犹死之徒的，是唐大郎云旌先生(1)。他丰采依旧，声容不改。唐先生是上海小报界二亨中的一亨，另一亨是平襟亚，笔名网蛛生，又号秋翁。我本与上海小报无渊源，虽然上海较老的一份小报《晶报》，我在十五六岁时已在苏州拜读，而且觉得它极有特色，佩服得很。可是世事茫茫，后来我同平、唐两位竟有了相当密切的关系，而且觉得这两位尽管外界说他们凶恶得很，我却只觉得和善可亲。我与平君的关系，另外再叙，这里只略谈我和唐君的往来经过。

事情须略述在提篮桥监狱里的一位孙君(2)。此君在沦陷时期，是日进斗金挥金如土的名人，我虽无幸识荆，却也久闻大名。在监狱里，彼此认识了，他就谈起唐大郎先生。后来我先他出狱，他还把我介绍给唐君，请他给我介绍职业。事情真有巧的，唐先生给我的信，由邮差向窗棂中一送，丢进了一个小间，而这小间是二房东所占有，作堆置废物之用，一年难得几回开的。及至开了捡起这封信来，已经时隔半载或竟一年以上了，不但他所介绍的职业我没有能够去就，对于这样的盛情援助竟连回信也不给一个，他大概还很见怪呢，后来同他说明时他也大笑。

后来唐君办新型小报《亦报》，我除了介绍周作人为他撰述外，自己也三日两头地给它写稿，还写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长篇。更后来唐君编《新民晚报》副刊，我也供给过不少稿子，大都是讲动物的，凡是报上登出了有关动物的报导，而这动物又不是像马牛羊那么众所熟知的，我就找些材料来编写成小文，每篇三五百字。积少成多，一个月因此收入的稿费，实在对我一家生活大有补助。

有这渊源，再加上他又是我重见天日后的第一个不速之客，我自然很有些感谢之情，所以当他讲到他怎样在抄家时被抄去周作人的一些原稿和著作，说得如失珍宝热情激动时，我就打开书橱，取出周作人写给我的二册《儿童杂事诗》送给了他。在闲谈中他谈到了不期而遇秦瘦鸥的事情，可见他为人的一个侧面。他说，有一次他去看林放（赵超构），在门房间里遇到一人在打扫。他不识其人，当然不加招呼。到与林放作别，林放送他出来时，对他说这是秦瘦鸥先生，你不认识吧，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他说，这时我仔细端详那位打扫者的面容，才认出他是谁来，我赶忙向秦君道歉，说刚才实在没有看清楚是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是势利小人。你知道，我和秦瘦鸥不但是同乡，还是小学的同学呢，刚才之不仔细看他，是由于绝对想不到秦君会得做打扫工作的。此外他又问我作何打算，那时候我的身体还没有坏到不能走动的地步，又没有结论退休，就说还想工作。他说由他与林放去谈谈看，看辞海有无适当工作。我首先请他万勿勉强，其次说明我不大想再进辞海的门。

此后他还来过一二次，通过几封信。有一次说检查了身体，3月初要检查胃，如胃无恙，还可活几年。到3月中旬或下旬我托人送一套他托我代买的英语书去，叫顺便问他一声检查过胃没有，回说是不曾检查。从他来访的几次接触中，我看不出他有什么病象，对于他的如胃无恙还有几年可活的话没有注意到话中是否含有深意。不料隔了一个时期，黎庵来访忽然谈起大郎已去世了，而且已经去了几星期。他病中我没有接到他的病讯，他死后我没有接到讣闻，因而他的噩耗直如晴天霹雳，但不知怎的，闻讯之后，居然无动于中，只像听到陌生人的死讯。人生七十古来稀，他同我一样年纪，1980年时已经七十三岁了。人到了这个年纪，实在如北京来上海的旅客之已经到了北火车站一样，已经到了路途的尽头，回到家里或投宿旅舍寄寓朋友人家，不过是论分论刻论时罢了。

大郎去了，但由他终于使我知道了康嗣群兄的消息——早于1972年归道山了。据说他有一天劳动归来，在田埂上行走，一个失足摔倒在地而从此一瞑不视。我闻讯之后，想了一想，觉得这在康君本人是件大好事，无病无痛，简直像无疾而终，没有卧床之苦。但在他的家人——他的夫人呢，在突然得到死讯的时刻，却是多么伤痛呢？

除大郎外，承蒙见访的旧相识者还有三五位，他们的境况都好，特别令我歆羡不已的是健康得很，尽管年纪都已年逾耳顺或古稀了。有病方知健是仙，我对着容光焕发步履矫健的几位老相识，多么祈愿他们长命百岁，一健到底啊！

报上几乎天天有追悼某人为某人平反昭雪的新闻，其中也有是我比较熟识的，例如孔另境。孔君我认为是个十足的好好先生，喜欢喝几杯，我除了在他府上叨扰过一二餐外，还和他在酒店里喝过几次。当他出马主持春明出版时，有意思拉我进去。可惜春明据说是积资最巨的私营出版社之一，里面的老人当作金山银山保卫，很怕有人进去染指，而在进去的人呢，作为一个以劳力取酬报的人，进一个有资金十亿的出版社同进一个只有存款一千元的一般无二，我又何苦离革新而换春明呢？

我所认识的人，到底不都是名人而有可能应在我的追悼之列的。有一天，我在一篇报导某所艺术学校平反的新闻中，看到了一个人已去世但蒙昭雪的人——赵志华。我所认识的人中，有一个就叫赵志华，虽然原名华星或华新。我是在东京认识他的，是我所谓的东京三友之一。那时候他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不久，年纪决不会超过三十。他在东京起初住在什么地方和有无工作，我都记不得了。见面时只看见他的双手作拉小提琴的姿势不停，谈吐率真，一点没有巧言令色，若在夜里，他还想设法弄些米酒来添兴，可这还不是他力所能及。他说话有些口吃，走路有些跷，说那是少年时候乘自行车摔得老远老远的结果，当时照西医敷石膏，结果还是请教了世代名医的石姓医生医好的。他学的经济，却爱好音乐，特别是小提琴，常见他拉，没有琴在手时也总是作拉琴状。那时候他已经结婚，但还没有孩子，我几次听他说过：“姓赵的要断种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据说到美国去了，因为有亲人在美国音乐界工作，他就深造了音乐。解放后到过我家一次，以后有一次我在旧西书店，他也来了，和一位相当漂亮的女学生样的女同志翻阅乐谱之类。此后不通音信，但在报上知道他在交响乐团工作。

现在报上所说的音乐学院十位平反昭雪中的一位赵志华，究竟是不是他呢？我猜想是他，因为报上说明他是属于交响乐小组的。后来碰见一位也认识他的姓杨的老朋友，我偶然问起，他说是华新，是跳楼自杀的。我听了没有别的什么感想，只想到不知道他后来生男育女没有，因为不知怎的，他的“要断种了”那句戏言我总不能忘记。

知道了赵志华跳楼自杀的确息之后，又听到了纪果庵投河自寻的可靠消息。这是黎庵来告诉我的。他一次去苏州向师范学院一位教授组稿，因为知道纪果庵也曾在师范学院教过课，就随便问起，结果得知纪君在批斗中投河自寻了。黎庵是不大欢喜多问与他无大关系的事情的，消息就限于此，我也无意于寻根究底，虽有可能，却不想向苏州那位教授多打听探询了。

果庵名国宣，果庵是笔名。他是沦陷时期伪中央大学的一位能员，不但博古通今，文言白话，一笔利落，字也写得很好，不论毛笔钢笔汉字西字，而且能处理事务，应付裕如，不是普通的书呆子。他魁梧奇伟，光头长袍，典型的北方人。说话时总带笑容，同他相识的人没有一个憎恶他的。他大概是纪晓岚的后代，我在他的文章里不止一次看到过“先文达公”这样的字眼。他的文章写得很好，而且健笔如飞有求必应，太平书局出过他的一本集子《两都集》，虽然写于沦陷之时沦陷之地，其内容无觍颜媚敌的西崽相，是可以问诸今日之世也无愧的。世人对于沦陷时期沦陷地区的文章，动辄詈之为汉奸文字。有谁敢说当时当地无名副其实的汉奸文字呢？但谁也不应该说该时该地的文章都是汉奸文章吧，如果真讲“实事求是”的话。(3)就书论书，我们不妨把周作人的《立春前后》《苦口甘口》，何若的《何若杂文》和纪果庵的《两都集》摆出来读一读，看它们即使在今日出版是否应该，相形之下有多少愧色。

何若是梁式的笔名。其实“若”是“苦”的伸脚字。他还有一个笔名更为特别，叫作“尸一”。据说鲁迅曾经问过他为什么取这样一个怪名，他的回答是：并不怪，ㄕㄧ拼起不是读式吗？梁式我看他是个哲人，他在《何若杂文》中的那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在我看来是胜过后来许多新新红学家的文章多多。他所写的三言两语的《纸片》，也多珍品。他的说话多妙语，如在民改时他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行为好比日军攻下一个城市时的高放气球于跑马厅，尽人皆知的了，何必隐瞒？又说，如办你劳动改造，最好的办法是积极劳动，早归地府。他年龄比我大得多，但真个老当益壮，常常步行几里几十里。解放后他在少儿出版社工作，他亲口告诉我说，当时社里请他翻译些英美著作，他的回答是，我只译英美的儿童诗，你们出版吗？他对于有关社会关系的问题，也有他的说法，据他说，他曾坚决回答过一个向他了解的人说，我只有一个社会关系，而这个关系你们是不想知道的，因为他是廖仲恺。当对方问他为什么他说廖先生是了解者所不想知道的一点时，他说，我知道你们要知道的是对方同什么什么坏人有关系。

不久以前，听人说到梁式已经去世多年了，终年已近八旬。

最后，我要记述一下徐訏了，而且怀着不可弥补的抱歉的心情记述的。还是1977年吧，上海的鲁迅纪念馆来了一位姓陈的同志。什么公干呢？原来他发现了一封鲁迅的信，刊登在刊物《人世间》上的，由于制版登出来的信上没有收信人的名字，不知道收信人是谁。当时署名编辑《人世间》的是徐訏同我。陈同志说，鲁迅纪念馆里的人意见不一，有的说是给徐訏的，有的则说是给我的。他为了确定究竟是给谁的，经过多方打听，打听到了我的住址，特意前来问我。我一看信的内容，是讲吊死鬼什么的，我没有接到过鲁迅这样的信过，就直截痛快地回答说那不是给我的信。那应是给徐訏的吗？那我也不能说。陈同志问我徐訏的通讯处，我据实回答：一别二三十年，从来不通音信，不知道他在哪里。陈同志去后，我回想了一下，仿佛记得《人世间》是《人间世》停刊后的一种刊物，那是丁君匋的妙计，徐訏大概是赞成的，而所以要我共同编辑者，是因为《人间世》是我和徐訏共同署名的，若只有徐而无陶，《人世间》就不像《人间世》了。对此西贝《人间世》我却没有什么兴趣，当初之所以答应出面，不外乎碍于丁、徐都是老同事的面子。至于制版刊出来的鲁迅来信之所以抹掉收信人名字，也许是惯例如此，可能是为了使陶、徐不分家。

隔了一个时期，鲁迅纪念馆的陈同志给我一信，内附徐訏写于3月22日的一封信。陈同志信上还说他很想念你们，望便中给他一个回信。但是，我却踌躇再四，终于没有给他一个回信。徐訏，我的老伴和较大的孩子也都认识他的，她们力劝我复信，我总迟疑不决，到最后决定不复了事，老伴还骂我生性冷酷。冷淡也罢，冷酷也吧，总之我有我不复的理由，我的理由是，叫我怎样复他呢？如简单复一信说托庇平安乏善足陈吧，如我是徐訏的话，接了这样的回信是犹如没有回信一般的；那么历陈颠末缕述详情吗，我又没有这样的性情，何况他远在海外，我又完全不知道我们所最为重视的政治面貌如何。何况我对他的政治或社会关系，一向全不清楚，因为我从不想知道别人的底细，但从种种蛛丝马迹来看，徐訏的社会关系是令人不无复杂之观的。特别是他解放时身在国内，解放后才离国他往。到后来连他的来信也不知怎的不见了，接信时我没有抄下他的通信处，要问鲁迅纪念馆的陈同志吗，我又怕麻烦人家，况且我本抱定决心不写回信的了，又何必多费心思。

到了今年春初，我整理书桌的右侧第二只抽屉时，却又发现了徐訏的来信，重看一遍，确也觉得他情意殷殷，我不复他未免寡情，特别是一位在香港的友人写信给黎庵时，谈到徐訏还曾托过黄苗子到北京路过上海时代他探望我一下。黄苗子当然没有来看我，他虽然不是不认识我，但托他探望的人是徐訏，探望的人又是我，他何苦屈尊降贵呢。马君信上有这么两句动人的话：伯訏常念亢兄体弱，故切托黄君代为一候，不料其先捐馆舍也。

徐訏的生病以至于去世，我都是从海外的女儿处得知的，因为我没有香港报纸看，而徐訏是在香港的。他一生写作不少，就我所知，他的小说销行很广，青年读者中大有徐訏迷。他的一部上下两厚册的长篇《风萧萧》，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末期币值大跌特跌的时期，竟可以作市场筹码，等于黄金美钞。但也就是这部《风萧萧》，老伴对他不无微词，原来她虽曾向他要过，而他终吝于惠赠一部。这件事情她说起过不止一次，对于我们终于没有复他一信，不是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在我说来，她尽管责我不写复信是冷酷无情，但她哪里想得到我若真个冷酷无情，她也要负至少百分之一的罪过。天下事，原不简单哪。

徐訏的作品应该给予什么评价，是文学批评家的任务，我呢，说句老实话，他的长长短短的小说都没有仔细读过，而且由于不懂文艺，即使读得能够背诵如流，也无从给他批分数的。现在他既已先我而行了，我再要给他回信无论如何已难做到，为了稍赎前愆，谨将他的来信抄录如下：

亢德吾兄：

卅年不见，时兴遐念。前曾写信给何永康兄，打听你的近况，他说已有二十几年不相见，迄不知你在哪里。顷得陈友雄先生信，悉兄仍在上海，乃作此书，请他代寄。兄如收到，务请复我数行。兄子女想都已长大，一定分散各地，各有建树，在为国服务；不知嫂夫人身体好否？你们身边有何人作伴，有孙辈在一起么？我年已满七十，白发苍苍，仍愿教书糊口，偶有写作，亦多不登大雅之堂者。现在斋名为“三不足斋”，乃指钱不足用，精神不够用，时间不够用。或足为老友一笑也。

1979年3月22日徐訏致陶亢德信

写信给我，可寄“香港九龙窝打老道224号浸会学院中文系”。引领以待，容再详。此请文安。并候嫂夫人好。

弟徐訏拜　三月二十二日

以前朋友，现在往还者有哪几位？便中请代候。

语堂翁已弃世，他的大女儿亦仙逝。二女儿现任《读者文摘》中文版编辑，嫁婿甚好。三女儿攻生物化学，颇有成就，但迄未结婚。

(1)　唐大郎（1908-1980），原名纪常，字云旌，笔名大郎、刘郎、高唐等。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人。早年任职上海中国银行，业余向各小报投稿。后辞去银行职务，担任《东方日报》编辑，并在各小报开设专栏。1945年与龚之方合办《光化日报》，抗战胜利后，合办方型周刊《海风》等。1949年在夏衍的支持下，又与龚之方合办《亦报》，任总编辑。1952年《亦报》并入《新民报晚刊》（后改名为《新民晚报》），任编委，后主编副刊《繁花》，并常为香港《大公报》供稿。

(2)　孙君指孙曜东。孙曜东（1912-2006），安徽寿县人。早年就读圣约翰大学，后赴美国留学。回国后，先后任法商洋行买办等职。上海沦陷时期，先后担任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监察，为周佛海在上海处理经济事宜。抗战胜利后曾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1955年因潘汉年、扬帆案被捕，送往安徽白茅岭农场。1976年回到上海。

(3)　此处原还有一句话：“别人的出版物与我无涉我不想多嘴，若以我经手出版的书籍而论，若说都是汉奸文章，我是怎么也不能承认的。”后为作者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