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病例

第十一章 病例

乔治·伍利上一次跳入汤姆斯河已是二十多年之前，当时他浮出带着味道的湖水时，要拂去胳膊上沾的紫色泡沫。自从1962年冒失地游了那一次之后，多年来河水日见清澈，而伍利养成了对环境健康的持久的兴趣。1964年他二十二岁时，汤姆斯河化工厂招收了他，把他从五金店柜台后面乏味的工作中解放了出来，自此以后他就在工厂上班。年轻时伍利曾想做个科学老师，但他没钱上大学。他没有抱怨。到了上世纪80年代，像他这样熟练的实验室技术人员在汽巴-嘉基加上加班工资每周可以挣到不止五百美元。这份工作还满足了伍利对科学的兴趣，他尽可能多地学习了他所接触到的有关化合物的知识。这些自学的知识多次派上了用场：比如上世纪60年代末，当他研究了环氧氯丙烷的危险性后，他跟主管说公司如果不提供合适的通风场所，他不会进行与它有关的操作，他的建议迅速被采纳。

和许多在工厂工作了很长时间的工人一样，伍利对雇主的看法很微妙。在他长期任职期间，他眼看着工作环境逐步改善，并且自豪于协助推动了这些变化，这有赖于他在“石油、化学及原子工人工会”本地8-526工会中的积极行动。他刚进工厂的几年里处理有害、陌生的化合物时几乎毫无防护措施，他去过几十次那个老露天井，拿着装满了溶剂的罐子倒向“泥盆”，任由它们直接进入砂质土地。但到了80年代，这些操作都被禁止了。虽说一到谈新劳动合同的时候，工人们和经理们的关系就会紧张，但其他时间双方工作很融洽。伍利觉得汽巴-嘉基是个体面的雇主，通常只要是规定的都会做到——但也仅限于规定所要求的。多年之后他解释道：“我是为一个，在我看来，比法律多走一步的工厂工作——我是指往好的方向多走一步。”

排海管道泄漏之后的骚乱和随后不断出现的负面消息将工人和管理人员团结得更加紧密了，双方一同经受着迫害。现在汽巴-嘉基声名狼藉，它需要工人们以从没有过的方式支持它，而担心失去全县最好的蓝领工作的工人们正等待着被召唤。工会代表着六百五十名工人，尽管和早些年相比，这在全县人口中只占很小的一个比例，一旦调动起来，仍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现在，他们中有上百人出现在公开听证会上，穿着公司的工作服戴着工会的棒球帽；有些人甚至开车去海边的村镇，在绿色和平的集会旁边组织反示威游行。当“欧申县公民，为了清洁的水”组织开始受到关注时，汽巴-嘉基的工人们曾试图接管这个组织，他们要看社团规章，要求选举，不请自来地参加会议。当时的工会主席吉姆·麦克玛纳斯特别好斗。有人抱怨排海管道，他就大喊：“到别地儿游泳去！”

即使在公众开始质疑之前，化工厂已经开始衰落了。员工不足一千人，比1968年顶峰的时期减少了三分之一。瑞士失去了最重要的染料的专利保护，亚洲和东欧的竞争企业（其中一些归瑞士所有）可以用较简单的同类工艺以更低廉的成本生产染料。地处印度和波兰这类地区的新工厂就像几十年前的汤姆斯河化工厂，将几乎未经处理的废物倒入露天井或是河中，省下了大笔费用。海外生产商更重要的经济优势是人力成本。与大部分海外工厂相比，汤姆斯河工厂的小时工资至少要高八倍。类似的巨大薪资差距已经摧毁了美国的纺织品业，也在为染料生产商外移提供动力。织物在裁剪制衣之前通常都要染色，因而对染料生产商来说与东亚新兴的纺织工厂比邻而居很合理。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很明显，像汤姆斯河工厂这样高薪资、低技术的化工厂在美国不会长久了，工人们清楚这一点。但这一认识更加强了他们的决心：要尽可能久地保住他们的工作。同时，汽巴-嘉基也给了他们希望，公司宣布计划将汤姆斯河变成在美国的制药基地，这不是劳动密集行业，不像染料业那么容易受到国外竞争的冲击。如果汽巴-嘉基的经理们告诉他们要保持工厂运行排海管道必不可少，那工会的工人们一定会为它去斗争。

而且，就凭汽巴-嘉基工会的工人们在挑战“欧申县公民，为了清洁的水”和绿色和平时那股好斗的劲头，他们其实和这些工厂的批评者们有很大的共同点，虽然双方都不公开承认。环境学者们对工厂排放的危险化学品谈论的越多，工人们对他们自身的安危就越担心，特别是在唐·贝内特开始在他发表于《欧申县观察家报》上的报道中列出了大量那类化合物之后。约翰·塔尔迪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工会任职，他回忆说：“外界都在谈论这些和癌症，所以我们说：‘在工厂里工作的人们会怎样呢？我们接触的暴露比他们多多了。’”

实际上，每个工作了很长时间的雇员都听说过谁死于癌症。塔尔迪解释说：“都是些你在工厂各处认识的人。他们中很多人，也不是全部，都死于癌症。”关于癌症病例的集群出现在哪里，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乔治·伍利就认为一百零八号楼里患病的人特别多，那里使用环氧氯丙烷和另一种致癌物，环氧乙烷。塔尔迪担心的则是染料北楼，在那里使用对二氨基联苯的衍生物生产偶氮染料，现在偶氮染料是汤姆斯河厂最重要的产品。而且每个人都听说了住在与工厂一墙之隔的卡迪纳尔大道上的兰迪·林恩沃斯的事情，1985年的时候这孩子还在与脑癌作斗争。公司的官员们一直在否认接触工厂的化合物会致癌，但几名去世工人的亲属获得了大笔工伤补偿，理由是癌症与工作有关。

工厂就是一个矛盾焦虑的漩涡，乔治·伍利作为工会安全委员会的领导深陷其中。许多汽巴-嘉基的工人一方面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有风险，另一方面又担心工厂污染问题的负面消息会导致排海管道关闭，影响到公司运行进而对他们的工作造成威胁。伍利回忆道：“每个人，因为每件事的发展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们受尽煎熬，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经历。我们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尽一切可能去斗争，为的是保证工厂运行，但我们也明白，工厂里癌症病例太多，没人研究过这个问题。”现在，工会必须做出选择。是否应该要求公司进行癌症研究？这要冒进一步威胁就业岗位、为新的报道添砖加料的风险。还是说应该淡化健康风险集中力量保证公司运行？乔治·伍利是一个关心环境健康问题、自学成才的人，他在这里长大，热爱自己的工作，但并不完全信任自己的雇主，对他来说，这是个艰难的选择。

威廉·休珀倒不觉得难以取舍。1937年他遭杜邦公司解职——这已是杜邦五年中第二次因不服从命令开除他了——这可能会让人自我反省。或许，这种主导工业健康研究的科学家从生产商处领薪水的研究环境，先天就不适合一些顽固的人。但休珀不是个爱自我分析的人。他受训于一种截然不同的传统，它脱胎于鲁道夫·魏尔肖，甚或更古老的帕拉塞尔苏斯这种脾气火爆的日耳曼传奇医生。这些极端自信的人的身份首先是临床医生：他们所强调的疾病病因是从自己所诊治的病人中总结出来的，有着坚实的基础。用流行病学用语来说，他们做的是“病例系列研究”。休珀成功的实验——通过BNA暴露在狗身上诱导出膀胱癌——不过是确认了他早已通过走访工厂、检查工人、阅读欧洲工厂的医生们过去的病理报告认定了的事情。休珀已经确认染料化合物可以导致膀胱癌，现在他有了证据。

但科学在变，在癌症研究领域，对于什么可视为证据，休珀这种激进的观点越来越不流行了。 随着二战的到来，杜邦这样的制造商被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财富。显然，在加速生产塑料、钢铁和杀虫剂的战争时期，对健康的关注是次要的。休珀的观点逐渐变得非主流也有科学上的原因。随着生物统计学发展为正式获批的大学学科，一个世纪前由皮埃尔·路易斯和西莫恩·泊松开创的“数字医学”已经全面开花。新的生物统计学家们不仅仅满足于追踪感染性疾病，对于在大规模人群中计量慢性疾病的分布——特别是各种形式的癌症——他们也迈出了第一步。他们发现，癌症正在增多，而且各处都是如此，包括在那些从未涉足工厂矿山的人群中。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860年到1939年，年龄超过四十五岁的男性人群中癌症发病率翻了两番，女性中则上涨了将近一倍。

特别令人困惑的是肺癌的大量增长。不出意料，德国人最先注意到这一现象，他们长期以来实行着有效的公共健康监管。20世纪30年代后期，耶拿大学的研究显示使用烟草可能是肺癌的主要病因。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病例-对照研究给出了强有力的证据，名叫弗朗兹·穆勒的德国研究人员对比了肺癌患者与健康人或是其他癌症患者的吸烟习惯。 事后回想起来有些离奇的是，战时很多德国医生都参与了纳粹的暴行，但在战前，他们的英美同行都去耶拿和其他城市朝圣，学习第三帝国大力禁烟，在日耳曼民族中提升公共健康的行动——竞选中对烟草爱好者没有民主。

这些来自国外的访客中，有一位年轻的英国医学生，他将极大地影响对于污染和癌症的科学态度，这影响了汤姆斯河，也影响着全世界。1936年理查德·多尔完成了他在法兰克福一周的访问后，对德国的科技水平赞叹不已，同时又对他接触到的教授与学生中的反犹太情绪深感困扰。 多尔擅长数学，上医学院只是因为入学考试的前一晚喝了三品托的麦芽酒，没拿到剑桥大学的数学奖学金。尽管痴迷于统计学，多尔却想做一名脑外科医生，但这一计划随着二战的爆发而改变了。战时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军队医院和船上工作。战争结束时多尔已经不想为了做外科医生再回校待七年了。

吸引着多尔的是一项方兴未艾的运动：将慢性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从工厂和矿山延伸应用到全社会——这是威廉·休珀的研究领域，这一运动随着英国创立国民卫生服务系统而进一步受到推动。在英国，这项新工作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肺癌病例的神秘上升。1947年，国家的首席统计流行病学家奥斯丁·布拉德福德·希尔受政府委员会之托设计一个范围前所未有的流行病学研究，涉及几百名住院病患。希尔选择与理查德·多尔合作。多尔知道穆勒战前在纳粹德国的工作明确了吸烟是肺癌的主要病因，但他认为穆勒的研究太小，不够可信。他希望能获得更加明确的结论。

多尔和希尔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将成为流行病学研究史上最重要的成果，可与之相媲美的只有将近一个世纪前约翰·斯诺对霍乱的研究。他们将使竞争对手休珀所进行的、围绕工作场所的研究更加边缘化，还将使汤姆斯河这类地方的癌症聚集性调查的研究价值受到质疑。多尔的研究——他先与希尔合作，后与理查德·皮托合作——不单明确了吸烟以及其他“生活”习惯对肺癌和心脏疾病是主要风险，同时还将两种相对较新的研究方法——病例-对照研究和前瞻性队列研究——确立为流行病学研究新的标准诊断方法。任何其他研究，包括早已受到重视的“病例系列”研究和动物实验，现在都受到质疑。

有赖于他们设计环节的优势，对吸烟的研究能经受住质疑性的分析，而休珀在杜邦染料厂工人中的逐例报告调查和在狗身上的实验经受不住这种质疑。多尔和希尔对肺癌的第一项重要研究发表于1950年，采用了病例-对照的形式，这在过去很少用到，而且从未被这样大规模地使用过。研究包括了伦敦二十所医院中的七百零九名确诊肺癌病人，将他们的习惯与同等数量的因其他病因住院的病人进行了比较。非癌症对照组在挑选时考虑了年龄、财产、性别比例和居住区域，都要与癌症组相匹配。大部分参与者都有吸烟史，但多尔和希尔发现患癌组中一天吸烟数超过二十五支的概率高一倍。癌症与吸烟的关系在男性中尤其明显：六百四十七名肺癌患者中，只有两名不吸烟，而同样数量的非癌症患者中这个数字是二十七。

这个结果很可信，四个月前在美国的一个类似的研究也印证了它。 （多尔很懊恼，他想做第一个发表的人。）但这项研究依赖于病患对吸烟史的不可靠的回忆，不够严密。而且，存在多尔和希尔忽视了其他潜在病因的可能性。所以他们设计了第二个研究：前瞻性队列研究，多年中追踪大规模人群，对其习惯进行周期性调查，看其中多少人患上肺癌。为了在这样的马拉松式研究中有一群靠得住的研究对象，多尔和希尔选择了医生群体——他们中的四千人。多尔最终跟踪调查了这个群体几十年，获得的结果与之前的病例-对照研究类似，但这个结果在面对烟草行业的质疑时不再像过去的结果那样脆弱。不同于病例-对照研究，前瞻性研究不依赖参与者对过去吸烟习惯的记忆，而且，在这样大的一个调查群体中更容易确认，吸烟的确是决定一个人一生中罹患肺癌的风险的最重要的因素。

威廉·休珀抱着警戒心观察着多尔，看着他的“风险因素”研究赢得了休珀自己的工作从未得到过的喝彩。1942年他第二次被杜邦公司辞退后不久，他将自己毕生所学付诸文字，写就了一部巨著——896页文字中引用了将近四千项研究。书名叫《职业肿瘤及相关疾病》，至今该书仍是该领域的经典之作。该书受到的评价如此之高，1948年国家癌症研究所聘请休珀担任新成立的环境癌症部主管。即便身居如此高位，他的影响力却仍很有限，特别是在多尔的吸烟研究引起举世轰动之后。休珀的质疑心直口快，他轻蔑地将其称为“香烟理论”，他提出，一个“记录不全、简单、单一的理论”怎么会是无处不在且变化多端的肺癌和心脏疾病的主要病因呢。 他的质疑远比针对证据强度的科学争论深入得多。自从1848年鲁道夫·魏尔肖在德国革命失败后给柏林建起防御工事之后，德国的公共健康调查人员们与劳动工人的联系就很紧密。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为工业生产的牺牲者们争取更加安全的工作条件和公正的补偿。这些工人中很多都吸烟、饮酒、吃得不好，所以“生活方式因素”这个慢性病病因的新提法不仅会将针对工作场所的本就不足的研究经费吸引走，休珀担心企业还会利用这一点将工厂中的健康状况转嫁给雇员们不良的生活习惯，不再承担责任。

轻视烟草对健康的风险，这一点休珀大错特错。后来证明，香烟对身体的伤害绝不比上世纪50年代初多尔和希尔所宣称的小。他们的工作帮助挽救了上百万的生命，包括蓝领工人中那些放弃了吸烟恶习的人们——他们是休珀重视的人群。多尔后来深信香烟是重要的致癌物，他宣称所有死亡的癌症病例中有百分之三十都是吸烟导致的。他大胆断言，工作场所的化学暴露仅占百分之四，而污染占百分之二。 批评多尔的人们质疑了他的数据和动机，以此攻击这一观点：直到多尔2005年去世之前一年，这位曾经的社会主义者一直受雇于杀虫剂、工业化学品和石棉生产商，做它们的顾问和专家证人。

尽管休珀对烟草的判断有误，但他的另一个判断的确是对的，“生活方式因素”研究确实会对工作场所和周边环境中化学风险的识别与消减起到消极作用。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医学期刊上关于病例报道的文献开始减少，而病例-对照研究开始增多。这些研究成果的作者通常不再是检查了几十名病人、然后进行总结的医生，而是生物统计学家，从未亲身检查过一名患者，而是依靠几千个病例的医疗记录做研究。 亲力亲为的医生们，那些从帕拉塞尔苏斯和伯纳迪诺·拉马齐尼开始就主导着癌症病因研究的医生们正在迅速失去影响力。年轻的医生们更加关注大型流行病学调查，以此解释是什么让他们的患者染病，而不是像拉马齐尼一样通过自己在病人身上的所见所闻得出个人的结论。

在汤姆斯河，这种态度的转变意味着，当乔治·伍利和琳达·吉利克这样的人开始质疑他们所注意到的癌症病例时，会受到怀疑，甚至是轻慢。理查德·多尔对吸烟的研究之所以比过去的病例系列研究更可靠，是因为他们使用了同等的对照组，从而轻易地排除了其他可能的病因。但这有一个重要前提：为了减少偶然性的干扰，研究的人数一定要多——理论上说，要远多过一个工厂或一个小镇。尤其是研究的疾病比较罕见的时候。否则就无法确定所发现的风险因素与疾病之间的关联性是真实存在还是巧合。

对于多尔的成果，学术界的反应不出所料。他们一拥而上去做涉及上千人的超大规模研究和相对常见的疾病了。对于热衷工厂健康研究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个很糟糕的消息。即便是杜邦钱伯斯工厂这样的巨型工厂，直接暴露于特定可疑化合物中的工人也不过几百，全世界可能用到这些化合物的地方也不过几个。可供研究的人群如此之小，对于罕见疾病，一两个病例的差异就可能极大地改变结果——很可能被怀疑不过是运气问题。对于长久以来一直得益于病例系列研究的工厂工人们来说，新的流行病学研究有两方面不受欢迎：过去的病例研究现在被视为不可靠的，而新的更加可靠的病例-对照研究和队列研究又很少针对工厂——或是汤姆斯河这样的小型村镇。

威廉·休珀意识到了这一趋势，对其严厉声讨，但多年过去没有人听得进去。这至少有部分责任在他自己。在国家癌症研究所，他一如既往地好斗——他的上司对他的评价是：“通常他说的做的都是对的，但他做对的事情的方式不对。他有种怪异的能力：难缠。” 他过去同杜邦的冲突不断折磨着他，他后来声称杜邦多次指控他是秘密纳粹党员，还有共产主义倾向——将这两个思想的极端放在一起真是有趣的组合。 休珀树敌太多以致他在癌症研究所的上司后来告诉他不能再进行工厂调查了。他的回应则是说得比过去更多。应蕾切尔·卡森的要求，休珀审阅了一部分《寂静的春天》， 该书于1962年出版，影响深远，卡森在其中提及了休珀的研究成果。五年后休珀退休，于1979年八十五岁时去世，逝世前完成了他庞杂的自传，他将怒气都释放于书中，但该书乏人问津。书名是《一名医生在职业癌症中的历险：医学界卡桑德拉的故事》，从未正式出版，仅有一份手稿保存在离国家癌症研究所不远的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国家医学图书馆。

和神话中预言了特洛伊沦陷却不被父王认可的卡桑德拉一样，威廉·休珀亲眼见证了他做出的不幸预言一个个成真。他预言对癌症病因的研究将主要集中于吸烟、营养等生活方式的选择上，而汤姆斯河这样的非自愿接触则将受到较少的关注。和忧郁的卡桑德拉一样，休珀无力阻止现实。

1958年1月一个四十五岁的男人走进医生亚瑟·文德尔在辛辛那提的办公室，说他尿血，此时病例系列报告这种研究方式已经过时了。此人在隶属瑞士的辛辛那提化工厂车间工作，而每个人——无论医生、病人或是老板——听说他最终是在全城最忙碌的泌尿科医生那里接受治疗都毫不惊讶。在辛辛那提化工厂工作的男人们经常抱怨排尿困难，如果症状没有缓解公司就让他们去文德尔那里进行更全面的检查。

文德尔看了他的新病人，询问了病史，得知此人在工厂工作了八年，其中一项基本工作是将对二氨基联苯加入反应釜。然后他就做了每次遇到这类情况都会做的事：进行膀胱镜检查，这是一项痛苦的检查，用一根装有镜头的细管穿过尿道。在镜头下，文德尔发现这人的膀胱里有一个恶性肿瘤。过去十二个月中，这已经是文德尔在辛辛那提化工厂的工人中检出的第四例膀胱癌了，他相信这不是巧合。文德尔的儿子理查德同样是泌尿科医生，后来也加入了父亲的医疗业务，他回忆说：“他眼看着化工厂的患病人数不成比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四个患病的工人不单为一家公司工作，他们还在同一个车间，做着相同的工作：处理对二氨基联苯。

当然，这事说来话长。从路德维希·雷恩1895年报道了三起法兰克福的印染工病例起，染料业和膀胱肿瘤就被联系在了一起。1925年，因为出现了太多的病例，瑞士政府官方认定膀胱癌为染料工业的职业病，患病工人可领取特殊补贴。自从曼彻斯特的一家隶属汽巴的染料厂出现膀胱癌病例集群之后，英国染料工人们（他们的美国同行则没有）也从1938年开始获得类似补贴。

病因几乎可以明确，是接触了对二氨基联苯和萘胺，或者说BNA。多亏有威廉·休珀对狗的实验，BNA致癌的证据非常明确，上世纪50年代杜邦和瑞士的公司都在所辖的全部工厂，包括美国境内，停止了BNA的使用。发现了更廉价的替代品使得废除BNA的使用变得相对更加容易。但是对二氨基联苯则截然不同，它没有类似的廉价替代品。它的用量相比于过去BNA的用量还要高得多，但当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钱伯斯工厂的染料工人们不断患上膀胱癌的时候，杜邦的科学家们却将其归罪于过去接触的BNA，而不是仍在继续吸入的对二氨基联苯粉尘。 1951年研究人员报道，在英国的汽巴化工厂中，只接触对二氨基联苯不接触BNA的六十六名工人中有二十一名患上了膀胱癌，尽管如此，杜邦仍在坚持自己的立场。 对动物实验实际意义的质疑越来越多，这对染料制造厂也有益。在195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联合化学染料公司的研究人员承认对二氨基联苯对小鼠有致癌性，但同时指出肿瘤发生在其他组织，而非膀胱。他们还指出，接触了对二氨基联苯的兔子和猴子都没有患上膀胱癌，七只狗中只有一只患病。

自1929年起，辛辛那提化工厂都是全国对二氨基联苯的生产中心，每天的产量大约是三千磅。公司在圣伯纳德的工厂里有一堆堆无遮盖的对二氨基联苯粉末，粉尘到处都是。工人们徒手挖取对二氨基联苯，防护措施通常只有手套，偶尔还有面罩。上世纪40年代末那里的工人纷纷患上尿路肿瘤，工厂归咎于BNA，对BNA的操作做了更严格的规范。而来自瑞士的企业主们无视自己在欧洲的工厂所显示的证据，并没有对更加重要的对二氨基联苯采取同样的控制手段。事实上，当还原染料的生产由辛辛那提转至汤姆斯河后，原本过度拥挤的圣伯纳德工厂有了空间来生产联苯胺偶氮染料，1952年起，辛辛那提的对二氨基联苯的产量增多了。结果是，整个50年代，在成长中的圣伯纳德工厂里，工人们仍旧露天徒手挖取成堆的对二氨基联苯，用手清理滤压机上的对二氨基联苯。

所以当1958年亚瑟·文德尔在圣伯纳德工厂的工人中确诊了四例膀胱癌后，这引起了辛辛那提化工厂和它在巴塞尔的母公司的经理们的注意。他们去辛辛那提大学环境健康系寻求帮助，该系位于独立的凯特琳实验室，这个安排不寻常。凯特琳实验室得名于通用汽车公司的一名长期研究主管的名字，研究经费多来自制造业，传闻该实验室的研究结果大多不会威胁到企业的利益。实验室的一名医生米切尔·扎文领导着一个小组，为文德尔安排了对圣伯纳德工厂所有操作对二氨基联苯的二十五名工人进行检测。尽管欧洲已有膀胱癌和染料化合物关系的各种证据，辛辛那提化工厂从不支持工人们进行每年一次的膀胱检查（这在欧洲是标准流程），工厂的医疗记录也很差。现在，文德尔和他的膀胱镜要开始填补记录了。

到1958年夏天，文德尔完成了他对二十五名工人的检查。他们的年龄在三十至五十九岁之间，在圣伯纳德工厂车间内工作了三至二十九年。其中九人——百分之三十六——患上了膀胱癌，其中有五例新发现病例。这个比例高得让人难以相信。在接触对二氨基联苯至少七年的十九人中，这个比例更高：百分之四十七。

辛辛那提大学年轻的生物学家奥伊拉·宾厄姆是受工厂之托参与研究评估情况的小组成员之一，她说：“工厂中癌症的数量多得难以置信。”宾厄姆后来从事环境癌症研究五十年，成绩斐然，上世纪70年代末她曾任职业安全与健康委员会（OSHA）主管，而辛辛那提化工厂超高的发病率让她终生难忘。多年后她甚至请一名从工厂退休的工人来参加她在辛辛那提大学讲授的工业卫生学课程，向学生展示他如何徒手挖取对二氨基联苯。宾厄姆回忆说：“我整个职业生涯中再未见过那样的情况。我从没见过一个地方那么多人患上癌症。即便在1958年，那些病例也足以证明正在发生可怕的事情了。”

到1958年年末，一个威廉·休珀的门徒，在俄亥俄州卫生部工作的托马斯·曼库索用一个有对照组的更加复杂的实验证实了文德尔的发现。他发现相比于俄亥俄州的普通男性，工厂工人患膀胱癌死亡的概率是普通人的十四倍，因肾癌去世的概率是六倍，而因胰腺癌去世的是四倍。整体得癌症死亡的比率比全州水平高百分之二十三。

证据无可辩驳：辛辛那提化工厂有重大的癌症问题。这次工厂无法忽视了。1958年文德尔完成检查后不久，公司就暂停在辛辛那提生产对二氨基联苯，终于开始改善处理化学物质的工人们的防护措施。但工厂的瑞士雇主们并没有在辛辛那提停用对二氨基联苯，尽管他们在欧洲的工厂早就停用了。它对公司的经济太重要，没法放弃。相反，他们开始通过铁路从联合化学公司在纽约州布法罗的大工厂运进对二氨基联苯，那里生产这种物质已经四十几年了。

不久之后，1959年，辛辛那提化工厂关闭，偶氮染料的生产移至汤姆斯河。几名对二氨基联苯的操作工，包括两名已患有膀胱癌的工人，迁去了新泽西州。大部分人仍留在俄亥俄州。对二氨基联苯自然也移去了汤姆斯河。满载着粉末的机车由布法罗出发，改去汤姆斯河，在那里，新一代的工人们开始与这种致癌物接触。大部分人对辛辛那提的事情一无所知。全世界的研究人员也都不知道，因为辛辛那提化工厂雇用的顾问米切尔·扎文并未发表文德尔的那些惊人的检查结果。毕竟，那些令人难堪的发现不过是些病例报告，不是理查德·多尔式的详实的病例-对照研究。

十五年后，扎文改了主意，想了解一下在辛辛那提接触了对二氨基联苯的二十五名工人中的病例数变化。他发现又有四个人患上了膀胱癌，长期接触它的二十五人中总的病例数增长到了十三人。这次，扎文和亚瑟·文德尔的儿子理查德·文德尔将最新的数据写成了两篇文章，分别在1973年和1974年发表。 但这时候已经没有意义了。1971年从布法罗开往汤姆斯河的货车正式停运，汤姆斯河化工厂终于停止使用对二氨基联苯了。公司没得选择，动物实验已经明确证实了对二氨基联苯的致癌性，新成立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严格限制它的使用。 美国境内最后一家生产商，联合化学公司1976年停止了对二氨基联苯的生产，同年他们披露了布法罗生产该物质六十年间膀胱癌患病的总数：一百五十一例，因为早年间记录保存不善，实际数字还可能更高。

汤姆斯河又怎么样呢？众多的已知或可疑致癌物中，对二氨基联苯只是其中一种——还有环氧氯丙烷、三氯乙烯和萘——它们分别在上世纪50、60、70年代在工厂中大量使用。那里是否也有癌症集群？没人调查过。辛辛那提可怕的研究结果出炉后，汽巴公司可不想再招一帮外人调查汤姆斯河工厂的癌症以引发更多的焦虑了。外界的研究人员对此也没什么兴趣，大部分研究人员现在都集中在对吸烟、饮食等生活习惯进行风险研究。而那些年轻工人们——乔治·伍利和塔尔迪兄弟等人——渐渐对汤姆斯河化工厂里哪些地方更危险有了自己的想法，但他们没有可靠的信息，猜想都是建立在厂内无法核实的闲谈之上。

辛辛那提的事件仿佛从未发生过——没有惊人的膀胱癌病例集群，没有调查研究，也没有确凿的科学结论。汤姆斯河的工人和居民们仍然只能靠自己。

员工们意识到汤姆斯河化工厂可能存在癌症问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一旦形成就无法被动摇。转折点是1985年夏天，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报纸一直在不间断地攻击化工厂排往地下和海洋的废弃物中有有毒物质。每天接触这些化合物的工人都非常焦虑，乔治·伍利和工会的其他领导觉得必须要求汽巴-嘉基做个健康研究——这可能会造成更坏的公众影响，威胁到公司在汤姆斯河的未来，但即便要冒这样的险，也得做这个研究。伍利说：“我们未必需要这个研究，但我们觉得它必须做，即便它哪一方观念都证明不了。”

汽巴-嘉基同意迈出第一步，批准查阅工厂个人记录以计算癌症病例数。为解读数据，公司还聘请了菲利普·科尔，这个选择在意料之中。受训于哈佛的科尔是伯明翰市亚拉巴马大学流行病学系的主任，工作期间他累积了大量化工行业的客户，为他们在健康方面引起的争议提供咨询，也出庭作证。对于奥伊拉·宾厄姆和托马斯·曼库索这类和工会关系很好，和威廉·休珀一样相信工作场所的化学物质是重要的致癌因素的研究人员，科尔是他们有力的批评者，他认为这种研究不自量力。反之，科尔赞同多尔的观点，认为工作场所暴露造成的癌症只占到百分之四。事实上，多年之后的一次访谈中，科尔说：“我的估计是百分之二到三。”

同时，科尔还很反对那种仅有科学意义的研究。和他的很多同行一样，他认为病例系列研究——比如亚瑟·文德尔在辛辛那提进行的那种研究——对于识别工作场所的致癌因素帮助很小，因为没有可供比较的对照组。他还认为，除非对能造成干扰的偶然性和生活习惯进行严格控制，否则病例-对照研究也没有太大帮助。总之，菲利普·科尔是一名对专业的癌症流行病学研究工具有着高度警惕性的专业癌症流行病学家。他的一名宿敌，波士顿大学的理查德·克拉普将他称为“否定性结果之父”。

当科尔1985年夏天去汤姆斯河会见工厂管理者们时，他已听说公司在检查员工的医疗记录时发现了一些异常。尽管并未出现像文德尔1958年时在辛辛那提发现的那种膀胱癌集群，没有明显的或是戏剧性的现象，但有个数字的确很显眼：有五例脑癌死亡病例——如果算上两名在汤姆斯河工作后来在欧洲去世的工人则是七例。因膀胱癌和肺癌死亡的人数似乎也高得惊人。病例总数是不是真的很高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肺癌并非罕见，但脑癌和膀胱癌是少见的疾病。从另一方面说，自1952年以来前后有一千六百多名男性和一些女性在不断扩张的工厂中工作。在这样大的一个群体中，癌症的总病例数可能并不算高。多年后科尔回忆道：“我告诉他们，不可能根据他们所提供的信息判断出汽巴-嘉基在汤姆斯河的工厂是否存在癌症问题。要想知道答案，唯一的方法是进行正式的研究。”公司的管理者说他们会考虑的。

关于工厂里的癌症，在那个夏天还有另一件事让汽巴-嘉基和它的雇员们紧张：一个联邦调查员正在镇上彻查偶氮染料操作的安全性。布鲁斯·希尔为国家职业安全与卫生研究所工作，该机构的研究结果经常被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用以设立工作场所规定。希尔是冲着两种可疑物质——邻联甲苯胺和邻联茴香胺——来的。这两种物质都与对二氨基联苯关系紧密，自从OSHA（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禁用对二氨基联苯后，汽巴-嘉基从70年代中期起就在使用这两种物质。问题是，这两种对二氨基联苯衍生物似乎与它们的母体的致癌能力不相上下，因此OSHA1980年时敦促染料生产商停止使用它们。 这一要求在汤姆斯河并未被履行。到1985年，尽管汽巴-嘉基的染料业务全面下滑，工厂仍生产了三千多万磅染料，其中很多黑、蓝和深红色的偶氮染料是合成于邻联甲苯胺和邻联茴香胺。

布鲁斯·希尔第一次访问汽巴-嘉基时并未对眼前的景象感到惊讶。比起他参观过的其他染料工厂，汽巴-嘉基的生产区域要更干净些，别的厂子的空气中充满了染料颗粒，“你会以为自己戴着有色眼镜”。他告诉公司管理人员，几周之内他会回来检测工厂空气中的邻联甲苯胺和邻联茴香胺，同时提出：他要从偶氮染料工人中采集尿样测定染料化合物的含量。希尔回忆说：“我说完后公司告诉我他们要和工会讨论一下，应该没问题。”

一名联邦的癌症研究人员在工厂做访问，这个消息迅速在全厂传开，使那些本已对过去几个月里的坏消息沮丧不已的工人们更加焦虑。因为先前的癌症威胁，对二氨基联苯已不再用于染料生产。如果邻联甲苯胺和邻联茴香胺也不能用了，偶氮染料就没法生产了。汽巴-嘉基现存的最重要的产品——还有随之而来的就业岗位——都将不保。比这些经济威胁更令人胆寒的是一种感觉：或许绿色和平和其他工厂的批评者是对的。或许汽巴-嘉基真的有癌症问题。

布鲁斯·希尔第一次拜访完工厂离开小镇三天之后，工厂经理维克多·贝克将雇员们集合起来，宣布汽巴-嘉基将与希尔合作，同时也将着手进行自己的癌症研究。菲利普·科尔的学生，亚拉巴马大学的伊丽莎白·德尔泽尔将对过去和现在工作于汤姆斯河的工人们进行一项病例-对照流行病学研究，特别关注脑癌，研究结果将发表在医学杂志上。汽巴-嘉基新的官方发言人托马斯·齐司马蒂亚对记者们说，公司的行为完全是为了向工人们和邻居们保证工厂的安全。他说公司没有发现“任何紧急的情况”。

关于这个决定的报道很低调，掩饰了它的重要意义。对于一个从六个月前排海管道泄漏后经历了多个令人讨厌的“第一次”——抗议、蓄意破坏、创纪录的罚款、刑事调查、尖刻的新闻报道、公众的蔑视——的公司，这又是一个第一次。在汽巴-嘉基来到汤姆斯河后的三十二年历史中，这是它第一次承认工人和邻居们长期存在的担忧是合理的。没人曾在汤姆斯河做过健康研究，关于癌症的话题一向仅限于后院或餐厅饭桌上的闲谈。现在，终于，现代流行病学——带着它激烈的争论，难缠的模棱两可，和可怕的暗示——来到了镇上。

但公司新出现的坦诚是有限度的。当布鲁斯·希尔9月末重返工厂采集大气和尿样的时候，乔治·伍利告诉他工会要求成员不要配合。希尔回忆说：“工会说不，这让我震惊。我是说，如果你是工人，怎么会不想做这个？”伍利不想做是因为公司告诉他实验设计有缺陷。希尔想知道工人尿液中的染料化合物是不是能改变DNA的诱变剂——这也可能意味着它们是致癌物。但公司管理人员辩称，如果尿液检验结果是有诱变性，诱变剂可能是在某种“生活习惯”中接触到的化合物，比如理查德·多尔和菲利普·科尔认为很重要的吸烟、饮酒甚至是苏打水或者烤肉。因为没有对照组作比较，没办法知道是不是染料的责任。

希尔认为这种反对站不住脚——如果证明工人的尿液有诱变能力，他可以做更大范围的研究来评估其他的可能因素。如果没有，工人们可以少担心一件事。但深知工人们的紧张情绪和他们的职位难保的伍利认为公司的反对有道理。他回忆道：“如果我们参与研究，你就得告诉人们他们的尿液中有诱变剂，还不能告诉他们为什么。想想每个人都处于那么大的压力之下，我真的不想看着大家经历这些。”他也承认，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不想再有任何负面新闻让公司和工人的境况更糟了，特别是一个证明不了什么的研究。”

希尔开始进行调查，将他在染料生产车间的所见写成了一份国际报告。 尽管在污染最严重的生产步骤中染料工人通常都戴口罩和其他防护工具（至少希尔看着的时候是这样的），他检测了工人们口罩后的盒式过滤器后结果是，空气中染料颗粒的浓度达到了每立方米一点六四毫克——希尔后来讲，这个结果“对于可疑致癌物来说是相当高的”。但他放弃了将结果发表在科学文献上的计划，因为没有尿液检测就没办法知道工人真正吸入的粉尘有多少。他试图去别的地方找染料工人测试，但汽巴-嘉基是美国最后几个还在使用邻联甲苯胺和邻联茴香胺的大工厂了。汤姆斯河的染料工人不配合，希尔没法找到足够的工人进行测试，无法得到可靠的结果，尤其是很多人都是老烟民，尿液中早已有了从烟草中来的诱变剂。因为有理查德·多尔进行的大规模人群吸烟研究，相比起来，一个样本量小的不足以考虑吸烟习惯的工厂内研究看起来不可能获得可靠的结果。

多年后希尔再回顾此事的时候认定，他流产的研究计划来得太迟了。上世纪80年代，邻联甲苯胺和邻联茴香胺的生产转移到了亚洲的工厂，如同70年代的对二氨基联苯、50年代的BNA生产外移一样。很快，汽巴-嘉基也将在汤姆斯河放弃偶氮染料——以及环氧氯丙烷、硝基苯和其他物质。接下来，除了收拾烂摊子、统计病例、试着找出罪魁祸首，就没什么事可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