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填色比赛
1984年7月30日的早晨，绿色和平的萨缪尔·斯普朗特和贝弗莉·贝克溜进汽巴-嘉基的工厂，爬上水塔开始示威，几个小时之后，三位州政府的官员出现在了工厂的前门处，罕见地要求突击检查，还要再去填埋井走一趟地狱之旅。
对新聘任的州环保部危险废弃物专员吉姆·曼纽尔来说（自1984年后期起他多次亲身前往填埋井），对汽巴-嘉基的拜访绝对不是令人愉快的经历——而且还充满了似曾相识的感觉。和欧申县所有热爱科学的男孩一样（曼纽尔在莱克伍德附近长大），他大学毕业后申请过汽巴-嘉基的工作。他回忆说：“它是这个区域最重要的雇主，没人质疑过他们做的任何事。”现在，以调查员的身份回到那个工厂，曼纽尔开始细细审视公司的操作。
不出意料。工厂的有些建筑清洁而现代，但其他的看上去就像已经污染了几十年的样子。临近生产厂房又没树的地方，早在50年代就被用作了垃圾场，当年使用不当产生的污痕还在那里，令人厌恶。曼纽尔知道土壤是砂质的，下面就是含水层。他想知道这些长久积存的化合物在到达地下水层之后去了哪里。但那些更老的垃圾场，总计有十四英亩，不在州管辖范围之内。美国环保局通过超级基金法案处理这类区域，1984年时超级基金的污染点位仍由美国环保局管理。曼纽尔和州环保部他的同事们关注的是两英亩的新排污点，那里他们部门可以制裁，在这个铺着双层防渗膜的垃圾填埋场里，公司每年埋入一万个桶和九千立方码处理污水后产生的污泥。
曼纽尔来的时候，州环保部知道垃圾填埋场的防渗层漏了已经至少五年了。垃圾场的第一部分，“一号池”1978年开始运行，不出一年州调查员就报告了渗漏，速度大约是每秒一滴。到1982年年中一号池容量已满，渗漏增长到每天大约一加仑。于是公司开始向新的“二号池”倾倒垃圾，那里不久开始以每天四十加仑的速度渗漏。
填埋场的内层衬底是聚氯乙烯塑料，承受不住汽巴-嘉基废物中的那些溶剂和其他腐蚀性成分。同样材质的外层塑料衬里是为了防止废物突破，以免又像多年来露天的排污井那样污染地下水。内外两层之间是两英尺厚的沙层，那里的某些部分现在已经浸满了漏下来的废物。
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因为危险废弃物和液体废物是不允许做垃圾填埋的。为了降低渗漏的可能，州环保部颁发的经营许可中指明了只有干燥的、无危险的废弃物可以在那里填埋。所有的危险废弃物都应该运走，去专门处理。公司逃避规定将它几乎所有的废物倒进自己的填埋场（除排海污水之外的所有废物），每年大约省下了一百万美元。
到了1984年中期，汽巴-嘉基违反了许可证要求的证据确凿，很可能属于刑事犯罪。自1979年以来，州环保部的调查员去了不止一百三十次填埋场，每次都报告渗漏。州政府甚至检查了渗滤液，确认其中绝对含有甲苯等危险化学品。但州环保部仍旧没有试图罚款或起诉汽巴-嘉基，或是吊销它的垃圾填埋许可证，上述举措都会迫使工厂或者关门或是斥巨资将废物和污泥外送处理。反之，一天天，一年年地，州政府让汽巴-嘉基继续倾倒着废物。
这个案例反映了环境执法的可悲，而且，从那时起到现在，这都是典型的情况。无论新泽西或是其他任何地方，遵纪守法靠的仍旧全是自发的报告与协商。以他们人力资源之匮乏，失察是必然的结果。以美国环保局为例，需要监督几十万家污染企业，员工数却从没超过一万八千人，这些人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与执法相关。所以整个系统仍旧依赖企业自身的报告，外加过度劳累的调查员们偶尔为之的直接监管。
出现违规的时候，管理机构通常提起民事诉讼，几乎都是以协商终结，形成被称为“同意令”的文件，违法的企业承诺改变行为，有时需要支付罚款。
环境案件中出现刑事定罪的非常罕有，因为这通常需要起诉方提供不只是合理怀疑的证据，要证明污染方属蓄意违法——这很难实现，因为环境法规复杂且它们的解释多变。即便是一些以刑事案件开始的环境执法——这一般很罕见——最终也通常以民事和解结束，上世纪70年代汤姆斯河化工厂受到的起诉便是如此。联合碳化物公司1977年也循着相似的路径达成了同意令，州政府对其污染快乐平原地下水的行为终止了起诉，转而以六万美元和解。上世纪80年代，对污染者的刑事诉讼很少，1984年时美国环保局向司法部提起的诉讼只有三十一件，而有三千多件都是行政处理的或是在民事法院审理。
因为执法依赖自行报告，而且罚款的威胁很遥远，污染者对于是否遵守规则的判断就成了商业计算：被发现的风险有多大？支付罚款是否比一开始就遵守规则更廉价？很多废物管理人员结论明确：遵纪守法不划算。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泽西州仍是工业中心，在全美各大州中，那里控制污染的难度最大。1976年国会通过了《资源保护与回收法案》，首次试图明确危险废弃物的定义及其处置方法，新泽西州运输有毒物质的价格立刻翻了两番。这刺激了处理垃圾的人违反新法。后来发现，一些处理垃圾的人与犯罪组织有联系，他们早已习惯于非法操作了。
1979年新泽西的立法人员终于将非法排放有毒废弃物定成了重罪，判刑五到十年。但难以证明犯罪意图仍旧是定罪的一个巨大的障碍。
这个情况尤其打击州环保部，因为在他们与污染者的艰苦斗争中，要想让对方遵守规定，依赖的就是会严格执法、包括刑事惩罚的威胁。这种威胁对于汽巴-嘉基这样的大公司来说尤其空洞，他们请得起顶级的法律与工程师精英，还和政客们亲密无间。早在70年代，公司就已经证明了他们打得赢刑事诉讼案。没有谁想和汽巴-嘉基纠缠，而且公司深知这一点。
但是，在1984年初夏，因为排海管道的泄漏和随之引发的民愤，汤姆斯河的沉疴正在发生改变。城里有绿色和平，海边的村镇也被激怒了。每天的报纸上几乎都有“欧申县公民，为了清洁的水”，还有唐·贝内特，他在《欧申县观察家报》上一篇接着一篇地写批评文章。在吉姆·曼纽尔和他的调查员同事看来，很显然，维持现状不大可能再被接受。他们在特伦顿的上司要对汽巴-嘉基采取措施了——要不然就得面对政治影响。
对于曼纽尔和他的同事来说，在汽巴-嘉基待上一天经常都是种折磨。他们先得在狭小的办公室待几个钟头，仔细研读记录着工厂产生出的每一桶废物的安置位置的表单。而这个跟接下来的工作相比就是逛公园了：调查员们要爬下填埋井近距离检查废料桶。那场景直逼但丁的地狱。那里气味糟糕，废料桶一排排地，由绳子捆在一起，码在厚厚的油黑的污泥上，污泥都是从污水处理厂拉来的。曼纽尔回忆说：“那地方很恶心，他们扔在那里的污泥简直就像轴承润滑油一样。一下雨哪儿都变得滑腻腻的。有时候你从哪里都靠不到桶跟前去，差不多只能是绕着它们在远处打转。”
在这种噩梦般的情况下，调查员们要想弄清楚桶里究竟有什么极为困难——一旦它们被埋在了泥里就根本不可能了，而这种情况过几周就会发生一次。即便如此，调查员们不断发现汽巴-嘉基在把危险废弃物和液体废弃物抛入垃圾填埋场，这是不符合规定的。曼纽尔回忆说：“这事可能发生过三次、四次，或是五次。”有时调查员们凭着自己的鼻子，找寻液体溶剂的特殊气味。其他时候公司则是被自己的文件出卖了。清单表上，每个桶都有自己的序列号，有些在清单上标注应该送出场的桶却被扔在了井里。
被揪住之后汽巴-嘉基的经理们不一定承认。他们常常会辩称出了问题的废物并不符合“危险”的法律定义。比方说，生产树脂时，会从滤膜上刮下残余的“滤饼”。每年公司都往它“干燥，无危险”的垃圾填埋场中扔几百桶滤饼，尽管滤饼中浸满了甲苯。经理们说滤饼和溶液形成了化学键，这样它就没有危险了。曼纽尔认为这是胡扯。多年之后，当州政府从这个填埋场中将桶拽出来时，他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走进埋藏很久的桶中间，抓住一大块滤饼一捏，甲苯从里面流出来淌了一地。
在曼纽尔和其他的州调查员看来，证据很明显：汽巴-嘉基违反了他们的许可条例，而且一直在这么做。现在，是不是总算有人要对此做些什么了。到了1984年年中，工厂的违规次数太多，调查员们放弃了他们惯常的去之前提前通知的做法。他们现在不通知就出现，7月30日就是这种情况。再一次，他们发现了装着液体溶剂的桶送去了垃圾填埋场的证据。
两天之后的早晨，斯普朗特和贝克爬下水塔，绿色和平的潜水员象征性地堵上了排海管道排污口，汽巴-嘉基的经理豪尔赫·温克勒不在镇上。他去特伦顿紧急会见州环保部的首脑们了。作为生产和环境事务主管，当公司笨拙地试图给自己的废物处置方法进行辩护时，温克勒是个重要角色。现在，他在特伦顿承认，绿色和平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对的，州调查员也是。温克勒跟官员们说，汽巴-嘉基不断地填埋液体废弃物是个“错误”。这不像半固态的滤饼，不是一个灰色地带。他承认，那些有问题的桶里装的是纯粹的液体，是“绝对的违规”。官员们让他出去他们好就这个问题进行私下讨论，然后他们把他叫回来，扔下了一个重磅炸弹：他们告诉温克勒，公司必须立刻关闭这个垃圾填埋场，清理已经埋入二号池的一万四千个桶。
温克勒惊呆了，他请求部分缓期执行，让公司继续使用填埋场，只用于污水处理后污泥的填埋。否则，他说，工厂就只能停产，给工人们放假了。官员们同意了，接下来的几周里工厂一切如故。唯一的区别是，汽巴-嘉基不再填埋废料桶，而是把它们储存在一个临时的场地，同时开始与州政府不停地协商。温克勒进一步让步，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他终于认识到了公司的地位是岌岌可危了。8月10日，汽巴-嘉基终于告诉州政府，它的污水处理厂将不再接纳其他工厂的废水——此时已是州政府提出此要求一年多之后，距记者唐·贝内特在《欧申县观察家报》上高调报道此事也有四个月了。温克勒同时和当地政客们偷偷会面，敦促他们力挺汽巴-嘉基为本地的经济支柱，同时向他们保证，和以往一样，公司将悄无声息地和州环保部达成和解。
看起来情势趋于平稳，特别是绿色和平坐着船走了之后。公司的法律团队神通广大——由马修·博伊兰领衔，他恰好是州刑事司法部的前主管——正在和州环保部协商。8月末，温克勒成竹在胸，和往年一样去了纽约州的上萨拉纳克湖度假。尽管经历了1984年夏天的疯狂，他还是确信公司将会达成协议，和从前一样。劳工节过后的阿第伦达克山总是风景很好，温克勒不想错过。
1932年，在伦敦肿瘤医院，欧内斯特·肯纳韦的研究历经十余年终于确认了第一个化学致癌物苯并（a）芘，同年，另一位痴迷于挖掘癌症病因的叛逆的病理学家也抵达了他事业的转折点。他的名字叫威廉·休珀，和他在癌症研究中的众多前辈一样，他有一种帕拉塞尔苏斯式的“技能”，令周围的所有人都厌烦他。
休珀成长于德国北部舒适自由的家庭，1914年二十岁一战爆发时，他没有做一个和平主义者将战争斥责为“愚蠢的冒险”，而是中止医学学业，自愿报名参军。
他在比利时的战壕里战斗——其中一项任务是运送大箱的氯气到前线打击法国人，无论风向是不是合适——然后转去战地医院工作。在长达五个月的索姆河战役中，德国的伤亡人数在五十万以上，他将其称为“大肆屠杀的狂欢”，当时他负责对伤员进行伤情鉴定。战争的最后一年，休珀做了法国俘虏，睡在马厩里，靠着每天配给的两杯咖啡一小块面包活了下来。
这样的经历会使任何人变得脾气暴躁，任性固执，休珀就兼而有之。获得医学学位后，他于1924年移居美国在芝加哥医院做了一名病理学家，1930年因一场与钱有关的争执而辞职。随后他接受了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癌症研究实验室的职位。和当时全世界的癌症研究人员一样，他想模仿山极胜三郎的成功，在实验动物身上诱导出肿瘤来，休珀本想向小鼠注射含砷化合物，以此成就伟业，却只是成功地杀死了小鼠。不过他的确在另一个前沿取得了进展。伊雷内·杜邦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在其祖父建立的工业巨擘中曾任总裁，并长期是董事会成员，他资助了休珀工作的实验室。因此休珀去过几次位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杜邦公司总部。他甚至受邀参观公司位于新泽西迪普沃特河对岸的杜邦·钱伯斯化工厂。休珀关于致癌化学品的实验室工作进展不很顺利，但他对工厂调查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也许，对世界上最大的化工生产厂的参观激发了他新的灵感。
杜邦公司和杜邦本人，都将对1932年的邀请感到后悔，但他们与休珀的联系开始时的确很单纯。参观工厂的时候，几名化学家告诉休珀，杜邦在大量生产两种化合物，这是苯胺染料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这两种物质休珀很熟悉：对二氨基联苯和β-萘胺。（这两种物质在竞争对手辛辛那提工厂——杜邦的瑞士竞争者的工厂——中也有生产。）休珀了解它们，因为早在1895年路德维希·雷恩第一次在法兰克福的染料工人中记录下“苯胺肿瘤”起，在德国、瑞士和英国，染料工厂中检出的膀胱癌病例集群都将它俩视为可疑病因。在欧洲的这些研究证明，工人们接触这两种物质十到十五年之后，开始出现膀胱癌；钱伯斯化工厂1917年开始生产苯胺染料，而当时已是1932年。在休珀看来，要发生什么很明显：杜邦将面临膀胱癌的流行。事实上，这可能已经开始了。回到费城后，他匆匆写就措辞激烈的便笺，将其直接寄给了伊雷内·杜邦。休珀等了几个月还没回音，当他向自己实验室的主管，杜邦的密友和私人医生埃利斯·麦克唐纳提及此事时，被告知钱伯斯工厂没有膀胱癌病例。
但几个月后，杜邦的医疗主管出现在了休珀和麦克唐纳实验室的门口，带来了令人担忧的消息：钱伯斯有膀胱癌病例。实际上，公司已经在苯胺工人中确认了二十三例病例。休珀立即向伊雷内·杜邦写了另一封信，这次他提议公司建立自己的毒理学机构，研究雇员和顾客的化学品风险。同样，又是没有回音，直到几个月后休珀陪同麦克唐纳再次造访威尔明顿大厦。伊雷内·杜邦将休珀拉到一边私下里说，建立研究所的时机还不对，国家还在大衰退
之中，杜邦没法分出资金来进行健康研究。
第二年，1933年，休珀更直接地感受到了经济崩溃：麦克唐纳解雇了他。两人发生了冲突——休珀认为麦克唐纳的自我吹捧不道德，而麦克唐纳怎么看休珀我们只能猜想了——然后休珀被告知，实验室没法支付他的薪水了。工作失意，休珀和妻儿回到德国寻找医学界的位子。职位很多，因为希特勒掌权后很多犹太人都逃走了，但没人请休珀。一家人回到美国，休珀最终接受了宾夕法尼亚一个矿业小镇的一家小医院的卑微的职位。接下来，1935年，令人吃惊的事发生了：休珀得到了新成立的哈斯克尔工业毒理学实验室主管的职位。在建中的哈斯克尔实验室在威尔明顿，将成为杜邦公司内部的健康研究机构。伊雷内·杜邦终究接受了休珀的建议，现在邀请休珀参与其中。他立刻接受了。
到达威尔明顿之后，休珀发现他预言的膀胱癌流行正是如火如荼，染料工人中有不下五十个病例。他立刻着手研究狗暴露于β-萘胺中的长期效应，这种苯胺染料的生产原料被缩写为BNA。杜邦之前已经在实验动物身上测试了染料生产的另一种关键原料，对二氨基联苯，没有发现肿瘤，不过公司总是在一年之内就终止实验。休珀把一句话视为真理：不能相信制造商做的致癌性实验，这件事就是第一例证明。
他知道对人类来说，需要暴露在染料化合物中十几年才会发展为膀胱癌，所以他认为动物实验至少应该坚持几年——特别是山极和肯纳韦的实验都是将动物暴露在致癌物中超过一年后才观察到了肿瘤。在他的新实验室里，休珀准备了更加全面的实验：十六只体型足以进行膀胱镜检查的母狗，它们的食物中将含有BNA。
这些狗会被观察至少两年，比之前的试验时间长了一倍。
在他等着看狗身上会发生什么的时候，休珀决定再去特拉华河一趟，看看钱伯斯工厂BNA的生产过程——这次是以杜邦员工的身份。他到那的时候吃惊地看到，BNA的生产场地异常干净，任何表面都没有粉末散落的痕迹。休珀认出了一个工头，对他说：“你这里干净得令人吃惊。”对方回答：“大夫，你应该看看昨晚上的样子，为了迎接你我们通宵打扫来着。”
生产对二氨基联苯的地方是个单独的建筑，他决定去那突击检查一下。这个地方没有打扫过，稀松的粉尘处处都是。他后来写道：“看一眼那地方就立刻明白了工人们都是怎么接触毒物的。”十五年之前，1921年，总部位于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检视了逐渐增多的染料生产与膀胱癌的证据，确定对二氨基联苯和BNA有最大的嫌疑，敦促生产商采用“卫生防护的最严格手段”。
从休珀对钱伯斯工厂染料生产车间的拜访来看，杜邦公司显然从来没听到过上面这条消息。休珀认为这是对他有意误导公司的现状，对此很生气，以他典型的方式做了回应：又急忙给伊雷内·杜邦写了个便笺，这次抱怨的是“欺瞒”。一如既往，石沉大海，但休珀不再被允许去钱伯斯工厂参观染料生产了。
休珀迅速被驱逐出工厂领地是一个信号，杜邦的一些原则在改变——化工行业整体都是如此。生产商一向轻视生产过程的健康影响，但他们之前的战术偏向怀柔，因为没必要更具攻击性。政府缺乏挑战企业所需的民意和医学证据。但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天平的两端开始转换。1932年肯纳韦确认了苯并（a）芘的致癌性，为全球寻找其他的工业致癌物增添了动力。到1936年十几种物质已显示出致癌性，杜邦最初对休珀的苯胺研究所怀有的热情与日俱减。1937年，公司最后一次发表对钱伯斯工厂膀胱癌的调查，确认了八十三例病例——其中四十六例都是在最近三年中被查出的。
从此以后，病例的增长杜邦将秘而不宣，尽管1947年，在一封私人邮件中，公司的医疗主管说早年曾在钱伯斯接触过BNA的每一名工人都患上了膀胱癌。此事如能公开披露可能会对辛辛那提工厂的工人们有益，上世纪40年代末期那里出现了类似的膀胱癌集群，但杜邦没有公开他们知道的情况。
科学公开的时代结束了。一个管辖权斗争的时代开始了。
当然，对威廉·休珀来说，战斗不是新鲜事。他不打算辞职，特别是狗的实验进行到二十个月的时候，膀胱镜检测显示它们中很多的膀胱中都出现了肿瘤。当实验进行了三十六个月宣告结束时，十六只狗中十三只有膀胱病变——这种快速扩张的生长和休珀在杜邦检查染料工人时看到的一样。
自路德维希·雷恩在德国的染料工人中记录下“苯胺肿瘤”已过去了四十余年，染料化合物——β-萘胺，BNA——的致癌性终于被证实了。致癌物的名单五年前从肯纳韦的研究开始出现，并在不断增多，如今休珀又加上了另一个重要的工业化合物。几个月后，1937年11月，那柄躲不开的斧子落下来了：休珀又被解雇了。这次，他被告知，未经公司允许，不得讨论任何他在杜邦公司参与的工作，他没有接受这个要求。
很长时间之内，都不会再有染料行业癌症集群的报道了。有争议研究的新规则不允许这样。
1984年9月7日，那场汤姆斯河最臭名昭著的谋杀案发生当晚，戴恩·韦尔斯独自留在汽巴-嘉基的垃圾填埋场，站在那里看着几百个还没有填埋的桶。它们站成几个长排，就像一队衣衫褴褛的士兵，在快圆了的月亮的照射下反射着微弱的光。多年后韦尔斯回忆：“那让我想起某个科幻小说中月球表面的景色。我是一个关注有毒废弃物的人，那让我害怕。我想离开那里。”
在那个怪异的夜晚，一连串罕有的事情把韦尔斯带去了垃圾填埋场。当时他是欧申县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个年轻的调查员。刚刚过去的一整个夏天，他和上司，管理办公室独立调查机构的迪克·奇内里都在设法以刑事案件起诉汽巴-嘉基。对于这对在欧申县长大——他们管自己叫“皮尼”——的本地警察来说，这是一份激动人心的工作，而且他们习惯于调查夜间盗窃。现实中，奇内里对韦尔斯来说不像上司，更像同谋——这与犯罪无关。这两个人将自己视为泽西版的西部警察：廉洁、大胆、不过多考虑法律程序与部门等级的细节。和记者唐·贝内特一样，奇内里和韦尔斯密切观察着当地的权力结构，却置身事外，他们和贝内特一样，对汽巴-嘉基的前后矛盾充满兴趣。一个如此熟悉的地方，县里的两代人中有几千人在那里享受着最好的待遇，却又如此地神秘，怎么会这样？奇内里回忆说：“汽巴-嘉基就好像一本合着的书，没人知道里面是什么，我们想弄清楚。”
他们兴致勃勃地追这个案子，每条线索都查到底。县检察官爱德华·伯恩巴克对他俩的监督不严，奇内里和韦尔斯偷偷在路边会见在工厂工作的线人，和绿色和平结成秘密同盟互相交换对汽巴-嘉基不利的消息。（韦尔斯甚至保留了一个绿色和平曾用来堵排海管道的碗形塞子，作为纪念。）7月，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州环保部秘密将汽巴-嘉基的案件移交给了刑事司法部，可能做刑事起诉。该部环境犯罪司的首席调查员韦恩·史密斯要来汤姆斯河，奇内里和韦尔斯将和他一起联合调查。
这两个县调查员兴奋地告诉了史密斯他们所知道的关于汽巴-嘉基的一切。但他俩很快发觉，这个州-县联合调查不太像合作关系。史密斯和环境犯罪司的律师们是专家，他们无意与两个可能把甲苯当做牙膏品牌，以为滤饼是餐后甜点的外行合作。史密斯回忆说：“他们没法理解环境犯罪的复杂性，但我们知道。”史密斯告诉两个“皮尼”，在他立案调查汽巴-嘉基总裁一再蓄意违反州颁发给公司的填埋场运营许可的过程中，他俩要耐心。在奇内里和韦尔斯看来，这是铁案。他们认为很快就将突袭工厂，抓一票人。
但几周的时间过去了，还是没有突袭。与此同时，在汤姆斯河，谣言风传。据说汽巴-嘉基已经让当地的政客们代表企业的利益去游说州政府的官员了，而且公司人脉广泛的律师们甚至已经向州长陈情，而州长汤姆·基恩是共和党人，明年要参加选举。韦恩·史密斯后来坚称，州政府最后一定会起诉汽巴-嘉基，这一点从来没有过大的争议，但时间还不确定，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案子。但奇内里和韦尔斯不相信。他们认定从特伦顿来的大人物们在到处找借口，要么是想放弃刑事起诉，要么就是想把县调查员挤出去。这可不单单是尊严的问题，还跟钱有关，因为如果州独立起诉，汽巴-嘉基缴的所有罚款都会单独给特伦顿，不会分给欧申县。
奇内里和韦尔斯深信他们的案子要溜掉了，决定做些惊世骇俗的事。8月末，奇内里给州环境犯罪司打了电话。他告诉电话线那头不满的检察官，欧申县检察官办公室决定单独突袭汽巴-嘉基，并提起他们自己的诉讼。奇内里说，一等法官签署了搜查令，县警察就会进入。他撒了谎，并没有申请搜查，也没有突袭工厂的计划。县检察官——第一次尝试进行环境执法是1980年逮捕了一个往污水坑里倒垃圾的闹事者，是一次可笑的尝试——完全不具备解决汽巴-嘉基这种庞然大物的能力。实际上，无论任何大小的环境问题，韦尔斯和奇内里都不具备解决的能力。韦尔斯回忆说：“我们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我俩连件白大褂都没有。我们就是对拖拖拉拉厌烦透了，想整点事。”这是一次赌博，但奇内里觉得他的虚张声势州政府不敢接招。如果本地警察真的进去了，州政府将错过突袭汽巴-嘉基的所有新闻报道，也将错失所有的罚款。更糟的是大家会认为州政府屈从于政治压力，对公司放水，与之对比的是县检察官的果敢。奇内里认为，这是一个万全之策。州政府不得不行动。
他是对的。打完电话几个小时之后，一车从特伦顿过来的检察官出现在了奇内里位于旧县政府大楼的办公室里，只要能停止县单方面的突袭，他们什么都愿意做。会晤结束之前州政府的官员们已经答应，任何罚款都与县里均分，并承诺由奇内里和韦尔斯做总检察官办公室的特别代表，从内部监控调查。州检察官保证尽快突袭工厂，以免汽巴-嘉基有时间清理场地或是破坏证据。而县检察官伯恩巴克自然让步：行动由州政府带头。
下一个周六9月1日就是长假开始的周末。豪尔赫·温克勒在他那间位于阿第伦达克的湖边小屋休息，浑然不知他供职十七年的公司将要发生什么。在特伦顿，韦恩·史密斯在卖力工作。整个周末他都在梳理州里搜集到的关于填埋场的所有证据，并申请搜查令，法官9月4日批准了申请。两天之后，上午八点半，州刑事司法部的十几个调查员由镇上的警察护送，出现在了厂区。两名县调查员也在其中：迪克·奇内里和戴恩·韦尔斯终于得到了攻城略地的机会。当时已经有人在等着他们了。马修·博伊兰，汽巴-嘉基的律师，前州刑事司法部主管就等在大门前。但他无法阻止曾经的同事们进入。过去几年中，一次又一次，州环保部的调查员被拦在这个门外，往往要等上一个钟头还多。这一次，因为有搜查令，调查员和警察直接开了进去。
就是这样，最后，戴恩·韦尔斯看着月光下的有毒废物桶阵。这些桶是新出现的刑事调查的关键证据。尽管州检查员们整整两天都在工厂查抄记录采集化学样品，他们仍旧没有收集完证据。有人不得不整夜待在那里以防桶被偷换。
那一夜韦尔斯独自待在垃圾填埋场，欧申县其他值大夜班的警察都去忙那件离奇谋杀案了。罗伯特·马歇尔正在跟警察讲述一个可怕的故事：他和妻子玛利亚晚上在亚特兰大城吃饭赌钱后开车回家，过了汤姆斯河以南的大道之后把他们的凯迪拉克埃尔多拉多停在了昏暗的野餐区，想看看吱嘎作响的轮胎。弯腰看轮子的时候——他告诉警察——他被人从后面袭击，昏了过去。恢复意识后，他妻子四肢伸展躺倒在副驾驶位上，已经死了，她是案子的直接受害者，袭击者偷了她的钱，从背后向她开了两枪。这宗谋杀案让汤姆斯河震惊了。罗伯·马歇尔和玛利亚·马歇尔是一对漂亮的夫妇，有三个十几岁的儿子，是汤姆斯河乡村俱乐部出名的会员，住在布鲁克赛德高地，大部分汽巴-嘉基的经理们都住在那里。令这个案件更加敏感的是，谋杀发生没几天，镇上就有传言说马歇尔的婚姻有问题，警方对罗伯特·马歇尔供述的案情有疑问。
汽巴-嘉基被突击搜查，罗伯·马歇尔策划谋杀妻子的嫌疑越来越大，汤姆斯河镇的人们觉得脚下的大地在晃动。不过几个月前，马歇尔还主持了欧申县联合劝募协会的年度庆典，一如既往，汽巴-嘉基是最大的捐赠者。现在这两者都卷入了阴谋之中，而这两个阴谋直接撼动了这个村镇自我感觉良好的形象，他们认为自己是这个危险而邪恶的世界中一片安全而高尚的净土。在一个原本什么都没人过问的村镇，突然之间一切都成了热切讨论的话题。《欧申县观察家报》的页面成了内乱大事记：“医生要求联合抵制汽巴”、“汽巴拒绝搜寻被报道的氰化物”、“汽巴-嘉基工人背包被搜”、“汽巴附近私人水井中发现化学物质”、“绿色和平指出有蛤死亡”、“汽巴暗示死蛤是被‘植入’的”、“首席健康专员说‘那水不能喝’”。
那个9月没人过得比工厂的生产与环境服务主管豪尔赫·温克勒更惨——在他从阿第伦达克回来之后。9月10日，他被叫去工厂管理办公室，被告知因为填埋场的违规操作，他的头衔不保。几天之后，当地报纸首次披露，1981年的水质检测说卡迪纳尔花园路水井里没有检出有毒化合物，进行那次检测的实验室是豪尔赫和另一个汽巴-嘉基的经理大卫·埃利斯共有的。温克勒的上司知道这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但公众不知道。很快，温克勒、埃利斯和另外四个人被停薪了。他们一直坚持填埋场的任何问题都是无心之过，但对于欧申县的共和党权力掮客来说，这消息是无可辩驳的。被停职的经理们过去是汽巴-嘉基环境事务方面的形象代表，当地政客与他们打交道多年了。现在他们走了，政客们不知道谁能信得过，还有什么事可信。
汤姆斯河的一切似乎都在分崩离析。9月26日大陪审团起诉了一个路易斯安那州的男人，法官称其“受雇杀害”玛利亚·马歇尔。四天后，欧申县的人们在他们周日早上的报纸里读到了双重震撼。罗伯·马歇尔——现在被公开怀疑策划了他妻子的谋杀案——过量服食安眠药后把自己送到了精神病院。另外，记者唐·贝内特在《欧申县观察家报》上用整整三版极其详细地列出了汽巴-嘉基排往奥特利海滩之外的究竟是什么。“癌症”这个词在文章中一共出现了八次，用来描述公司污水中的二十二种有毒化合物。
两周后，县立法委员们全票通过，敦促州环境保护部调查汽巴-嘉基排海管道的环境影响。距离越来越多的欧申县居民所要求的关闭排海管道，还有漫漫长路，但对于这个从未挑战过汽巴-嘉基的委员会来说，这是划时代的一步。
1984年10月，八百多人参加了州环保部关于公司申请排海管道新许可证的公开听证会，镇上的内战已经非常明显了。双方势均力敌。挥舞着标语批评汽巴-嘉基的人们坐在前排，后排满是几百个穿着标有工厂徽章的蓝色夹克的雇员。那一晚比较安静的人中，有一位是琳达·吉利克。她可能没说太多，但当工会的官员托马斯·杜利拿过麦克风大声说“没什么比人们失去工作破坏性更大”的时候，吉利克强压着怒火。
琳达·吉利克当时刚开始她的转变：从活跃的儿童癌症病因基金筹款人变为坚定的政治活动家，但从她一周之后发表在《欧申县观察家报》上的回应杜利的一封信中，已经显示出了她富有激情的说服能力。吉利克写道：“你是否真的如此不顾及人性而将金钱价值置于首位？试一试癌症儿童身上疼痛、畸形、失明的破坏力。试着支付一下那些即使你有工作也能清空你的收入的医疗账单。试试带着饱受身体疾患折磨的孩子去公共场合，奚落和无声的谴责每天都在夺去他的部分灵魂。”
当时迈克尔·吉利克差不多六岁了，在他的生命中，除了刚出生的几个月，他一直在经受化疗和放疗。
世界另一端的事件都能在汤姆斯河引发共鸣。1984年12月2日，印度博帕尔市一家杀虫剂生产厂的四十二吨甲基异氰酸酯气体从罐中泄漏了出来。两周之内，估计有八千人死亡，几万人伤势严重。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工业事故，工厂的主要老板是联合碳化物公司的一个子公司，联合碳化物公司正是尼克·弗尼科拉1971年在赖克农场倾倒的废弃物的来源。但大多数汤姆斯河居民都把这事和汽巴-嘉基公司联系了起来，特别是唐·贝内特报道了公司的工厂里储藏着六吨光气之后。在汤姆斯河化工厂，从1959年起，这种气味发甜的毒气就用来生产染料，而且自那时起至少发生过三次泄漏，其中一次是在1974年，毒死了一名工人。
在博帕尔，联合碳化物公司用光气生产甲基异氰酸酯。现在贝内特说，汤姆斯河镇没有针对博帕尔式事故的撤离方案。还要再过七个月，用上十几篇新闻报道，汽巴-嘉基才会在公众压力下屈服，停止在汤姆斯河使用光气。
1984年圣诞前一周，罗伯特·马歇尔被逮捕，被控教唆杀人。检察官告诉媒体马歇尔设计谋杀结婚二十一年的妻子的动机是获得一万五千美元的人寿保险，用来偿还债务，并与女友——当地某高中的前副校长——同居。
汽巴-嘉基也有明显的动机：早在80年代初，它就声称自己的危险废弃物不危险，可以在工厂的土地上填埋，借此每年省下一百万美元。在汤姆斯河，是否有人因此受到伤害，这个问题从没有人问过，更没有答案。
希拉·麦克维借着自家后院位于卡迪纳尔大道上的最佳区位近距离观察了1984年和1985年汤姆斯河的骚乱，这房子当初她丈夫坚持要买，看中的本是林边的宁静。树林中汽巴-嘉基发生的那些事，她听到的越多心里越烦。当她的一个在“欧申县公民，为了清洁的水”组织中比较活跃的朋友给她电话，问她住得离工厂这么近（她住得不近），有没有起皮疹时，她开始去参加会议，并很快成为组织的秘书。麦克维在镇另一边的学校教六年级，但她的两个女儿都在西多佛中学。该校的操场与汽巴-嘉基工厂相邻，1984年11月的时候校董事会应家长们的要求，聘请了一个空气质量测试公司来确认工厂的烟雾没飘过来。整个周边地区污染了的地下水的羽流是另一个问题，除了确保学生们只喝汤姆斯河化工厂提供的饮用水别无他法——镇上每个人都认为工厂提供的水是干净的。
1985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一封来自汽巴-嘉基的信被送到了麦克维在学校的邮箱，其他的老师也收到了。公司赞助了一个濒危物种填色比赛，希望教师们鼓励学生参与。“于是我告诉孩子们：‘好啊，知道吗，我们要画画自己，因为各种污染，我们就是濒危物种。’”麦克维回忆到。“这之后校长找我谈话。跟我说汽巴做的没什么大不了，那不过是往一个游泳池里倒了罐汽水。我跟他说，我真心觉得这公司不该赞助任何活动，我会组织大家抵制比赛的。”她拉了大约二十个老师参加，甚至和汽巴的经理们见了面，第一次进到了树林中间的工厂里参观。“我吓死了，但还是去了，你不知道，工厂经理对我说的话一模一样，那就像往一个游泳池倒了一罐汽水。他们一条战线。”
类似的反抗活动在镇上处处开花。某种程度上说，全县都在忙着做填色比赛，双方都想尽可能给对方抹上最讨人厌的阴影。现在汽巴-嘉基学聪明了，请了一个前联邦调查局探员来负责工厂安保，一个与记者和公众打交道的能力比豪尔赫·温克勒强得多的人负责公关。公司仍旧面对着充满敌意的媒体，铁了心的检控官，多疑的公众，不过至少远在巴塞尔的总经理们总算明白情势的危急了。他们在为公司的生存而战，不再寄希望于公众毫无疑虑的支持。1985年的夏天，无论将迎来什么，他们都会做好准备——经历了前一个夏天的疯狂之后，他们确信还会有后手的。
自然，他们想的没错。绿色和平是靠着拯救鲸鱼而不是与化工厂斗争打响的名声，但他们在汤姆斯河的行动如此成功，毫无疑问，第二年夏天积极分子们还会回来。实际上，戴夫·拉帕波特也承诺过。不过1985年他计划要在加利福尼亚海岸为绿色和平航行，于是新首领变成了乔恩·欣克利，他是绿色和平的七年级老兵了，新泽西州本地人，小时候曾去汤姆斯河参加过童子军夏令营。
4月中旬，双桅木质帆船“弗莱”号（丹麦语“自由”之意）——船是绿色和平从一位它的支持者手中租来的——驶进了奥特利海滩，停泊在一个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的地点：离岸三千英尺的汽巴-嘉基排海管道上方，船身下方四十英尺处，管道半掩在底泥中。绿色和平要再堵一次排污口，这次积极分子们准备做得更有把握些。弗莱号大概有阿列伊卡号三倍大，空间足以容纳记录整个行动的摄像师们、全体船员、四个潜水员，还有两个专业封堵管道的顾问。绿色和平1984年用的木材加泡沫堵头搞砸了，所以这次团队设计了更好的半球形金属帽，可以由螺栓和防水胶固定在排污口上。
1985年4月20日大清早，乔恩·欣克利给汽巴-嘉基的安保办公室打了电话。因为怕发生危险，他想确认一下公司知道绿色和平要做什么。欣克利告诉半信半疑的当班主管，除非汽巴-嘉基主动关闭排海管道，否则绿色和平将再次采取“直接行动”关闭它。欣克利回忆说：“非常有趣，那人跟我说：‘咱们就直说吧，你是想让我们把水流停下来，好让你们把我们的管子堵上吧？’”不出意料，主管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欣克利让他的潜水员们下到了阴冷而波涛滚滚的大西洋里。对于潜水员们，还有另一重困难，这是绿色和平几个月后才知道的事情。在接到欣克利的电话之后，汽巴-嘉基的排海管道操作员开始向管中泵入大量河水，水压翻了一倍。在这样的水压下，向喷射的排污口固定金属盖如同在飓风里放风筝。
绿色和平对排海管道的“故意破坏”难度太大了，接近午饭时间，一条州警的巡逻船开到了附近，欣克利有点希望警察把他们都抓起来，这样他就可以取消行动了。但警察只是告诉他们停下来。欣克利拒绝之后警察记下了船上每个人的名字，就走了。下午快结束时，五十个排污口中潜水员们堵上了十五个。第二天他们把水肺装满之后又回来了。但到了下午，汽巴-嘉基派自己的潜水员确认了堵塞，拿到了逮捕令，前一天那条巡逻船又停靠在了弗莱号旁边。这次警方逮捕了十二个人，以扰乱社会治安和刑事损害罪起诉了他们。汽巴-嘉基接着派人清除了封堵。
每人交保两百五十美元后，这些年轻的活动家们从拘留所里一出来就立刻回到了排污口处，他们在那里采集了更多水样后回到了特伦顿。他们在州环保部主任罗伯特·休伊办公室的门口放了一个涉水池，里面装的都是从那个排污口采来的棕褐色的水，漂着几条死鱼，还有一个水球，他们邀请主任当着记者们的面蹚过它。被休伊拒绝了。
绿色和平的核心论点——汽巴-嘉基的离岸排污对在海里游泳的人有威胁——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无论以何种标准来看，公司的废水都不适合饮用，但并没有人喝它或是在附近游泳——除了那几位一遍遍查看排污口、采集水样的绿色和平和汽巴-嘉基的潜水员之外。实际上，海洋的稀释效应非常强大，距排污口十码之外采到的水样就已经根本无法检出任何危险化学品了。
但对绿色和平来说，事实的真相远不及他们的道德共鸣重要：汽巴-嘉基在向海洋排污，而海洋属于公众。而且，绿色和平还在上演激动人心的街头戏剧，除了公司之外皆大欢喜。5月的一个阴天里，两百个人挥着旗子唱着“上帝保佑美利坚”在拉瓦莱特的海边栈道上参加了告别绿色和平的集会。10月，本地法官确认自己对离岸犯罪行为没有管辖权，十二个激进分子的起诉被撤销。绿色和平再没有去过欧申县，它不需要再去。
欣克利回忆说：“在汤姆斯河，我们成了催化剂，整个社会变得兴奋，被激发，一起行动。我们知道，我们离开后这不会消散。”
从汽巴-嘉基的角度来看，事已至此，至少有一件事让公司经理们松口气：他们不会被起诉。突击检查过去六个月后，检察官要求大陪审团传唤了十几个公司经理，却没有起诉。很快，阴谋论再次在汤姆斯河风传，和上一个夏天突击检查之前几周时一样。是不是公司得逞了？
显然，汽巴-嘉基看上去在打算盘，如果和州政府合作，刑事案件就可能撤销。1985年4月25日，在绿色和平第二次部分堵塞了排海管道令公司很难堪之后不到两周时间，公司经理和环保部主管对一项经历了两年拉锯的谈判达成了一揽子协议。公司同意支付新泽西州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环境违法罚款——一百四十五万美元——以换取继续使用五年排海管道。汽巴-嘉基的实际花费还要高得多，因为公司还答应清理它自1982年以来填埋在垃圾填埋场二号池的一万四千个废料桶。（清理工作最终花费了四百多万美元。）废料桶需要运往别州的危险废弃物填埋场，汽巴-嘉基自己的填埋场从现在开始只能用于填埋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公司的废水需要执行更严格的标准，包括以敏感的糠虾进行测试。因为汽巴-嘉基知道它的废水对糠虾致死，还会造成基因变异，公司只能改善处理工艺，否则就要冒州政府关闭排海管道、工厂关张的风险。
既然协议达成，公司希望这一页就此翻过。在《欧申县观察家报》的整版广告中，汽巴-嘉基在承认了它“应该对周围邻里表达出的合理关切做出更多回应”，之后承诺“着眼未来”。
自始至终，这是公司对汤姆斯河的居民所做的最接近道歉的回应了，尽管这之后机会还有很多。到了7月，一个承包商开始进行繁重的清理工作，将所有汽巴-嘉基放在二号池中的桶清出。在汽巴-嘉基经理们和工会的压力下，县立法委变回了它传统的趋炎附势的态度，否决了由全县公投确认排海管道是否应该关闭的议案，转而支持一个措辞软弱的替代方案。一年多以来，第一次，公司的情况有所改善。绿色和平走了，与州政府的战斗似乎结束了，本地政客回到了同一战线。
然后，在1985年10月24日，砰的一声，第二只靴子轰然落地。特伦顿的大陪审团上交了起诉书，控告汽巴-嘉基和三名经理在长达十余年中违反州和联邦环境法律预谋犯罪。另一名汽巴的经理面临的是相对较轻的起诉，非法排污。诉状中描述了工厂中破坏性的场景，控诉了经理们蔑视法律，命令将几千桶的危险废弃物埋入土中。大陪审团还说，为掩盖罪行，经理们修改记录、欺骗州调查员，阴谋持续了多年——甚至在他们知道垃圾填埋场有渗漏，早先的地下水污染羽流已渗出了工厂土地，污染了橡树岭小区的后院水井之后仍在继续。
这些起诉中令汤姆斯河镇尤为震惊的是，大陪审团的诉状认为罪行不单出自公司整体，还涉及经理个人。和马歇尔谋杀案一样，这也是人的背叛。这是新泽西州历史上第一次化工公司的经理个人因环境违法面临起诉，而且涉案的四名经理与镇上的社会和政治团体联系紧密。
他们不是小商小贩，不是那种与匪帮联系、在半夜偷排的惯犯，他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上班穿西装打领带，在乡村俱乐部打高尔夫，在游艇俱乐部驾帆船。
汽巴-嘉基被起诉两个月后，罗伯特·马歇尔的买凶杀人案在大西洋城附近的一个小城开审。（移交那里审理是为了能公平审判，而且在汤姆斯河找不到陪审团。）八周的审理之后，马歇尔被判有罪，判处死刑，药物注射处死——最终判决改为终身监禁。
这件案子后来被记入了畅销书《盲目的信仰》之中，这对于痴迷于外在形象的汤姆斯河镇来说是个羞辱。这本书，及随后拍摄的电视迷你剧尖刻地描绘了一个堕落的社会，在一个“你开什么车、穿什么衣服、住什么地方——无论用了多少抵押贷款——决定着你是什么”的小镇，无聊的人们靠巴结权贵往上爬。
汽巴-嘉基和罗伯·马歇尔大相径庭的罪行共同把汤姆斯河标榜的神话打了个粉碎。居民们无法再假装他们的小镇在外界的纷乱世界中依旧井然有序。不是外面的人给饮用水投毒、污染海洋、多年来一直隐匿他们的行为。不是纽瓦克或者卡姆登的匪徒往玛利亚·马歇尔的背上打了两枪。这些背叛来自内部。是他们自己的邻居们做了这些，是那些他们在少年棒球联赛或者联合劝募协会周年庆典上认识的人们。
和任何一个丧失了它所标榜的神话的文明一样，斗争和混乱随之而来。不再否认，而是开始了公开的争斗，显而易见，这是一场填色比赛。豪尔赫·温克勒冷眼旁观。尽管他始终没有受到指控，但公司仍旧不许他回到工厂新的管理梯队中去。他又在镇上待了十年，期间始终坚称自己除了公共关系处理不当，没有任何过错。如果当时回去瑞士，他解释说：“这对汤姆斯河的人们来说就是一个信号，好像我做错了什么，不得不消失。”1995年，经历了二十八年，他还是走了。他和妻子搬去了蒙大拿，比特鲁岭陡峭的山峰让他想起阿尔卑斯山。他滑雪、远足，试着不去想起在汤姆斯河的苦涩经历，或是他离开后那里发生的灾难。
温克勒说起蒙大拿是“一个隐居的好地方。我到这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确认自己周围没有超级基金的废弃物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