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以为，在加入《流言终结者》节目组之前，“求助”对我来说已经不是问题了。但事实上，这个问题就像北欧传说中的狂暴战士一样，只是改变了形态，致力于让我坚持自己的做法。只不过，这一次我是身为老板——不但在《流言终结者》节目拍摄现场是老板，在位于旧金山教会区的测试总部也是老板。身为工作室负责人，我的一部分工作是将基本任务委派给团队成员，以便专注于做能让工作室运转得更重要、更高级的工作——与客户见面、提出创意、支付账单，等等。
听起来挺简单的，对吧？确实。但如果你跟我一样，干活速度超快，而且热爱从清单上划掉已完成任务所带来的成就感，那么将基本任务委派给别人就没那么简单了。如果我能在一个小时内做完某件东西，而经验不足的创客可能要花上两三个小时，那么我就不会想“我怎么才能帮助他们更快做完？”而是会想“为什么我不直接自己做？”接下来，我就会撸袖子自己动手，把第一个问题抛在脑后。
这导致我不擅长委派任务，也导致我过去工作效率低下。我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想做的事太多。我之所以把事情全留给自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能比其他人更快地完成每项任务。然而，最终结果是什么也做不完。而且，由于我一贯没耐心，也没能帮助年轻的合作者学到新技能，让他们变得更出色，结果工作室自然而然陷入了停滞。单项小任务是完成了，但整体工作却没有；每件事都半途而废，每个项目都无法完工，没办法接新项目。这意味着我不得不向团队成员求助，不得不把任务委派下去，而这么做的感觉糟透了。看起来像是我不信任自己的合作者，但事实上，这与他们无关，只与我自己有关。
我并不是唯一有此毛病的人。简·沙赫特除了跟我一样痴迷制造，还是一位大师级的创客和极有条理的思想家。她的使命是为下一代创客配备工具来完成她所做的事情。然而，她自己在工作中也不喜欢委派任务。“让我纠结的一点是，有时候自己做某件事，要比训练别人按你的思维方式来做容易得多。”她说，“我可不想抽出自己做事的时间，把其他人牵扯进来。”
对此，我深有同感。要让其他人理解你的做法，弄清你是如何得出结论的，并意识到这是完成特定任务的最佳方法，实在是太难了。四十年来，我一直在努力这么做。从菜鸟到如今的工作室负责人，我一路走来历经艰辛。无论给我多少时间，我都不可能把所有背景故事、理论依据解释给别人听。我可以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该怎么做，但没法说清我怎么知道这才是最佳方法。
简明白这是个问题，我们打电话聊到这里的时候，她说：“我坚持用特定的方法做事，有时候会觉得‘没人能做到跟我一样’。”她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没有把后面的话说完，仿佛知道我明白她要说什么。我们俩都心知肚明，这不是工作室负责人该有的态度。她没说出的后半句话是“所以还不如我自己做呢”。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当能卸下“老板”的身份，只以创客的身份思考时，我们俩都很喜欢“协作”这门艺术。事实上，简不光是我的朋友，还经常与我合作。前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举行的最后一次庆祝活动名为“南偏南草坪”，是在白宫的南草坪上举办的，与得克萨斯州的“西南偏南”音乐节遥相呼应。我的构想是立起一块巨大的发光标志牌，负责设计的就是简。我们与来自巴尔的摩数字港基金会的50个孩子一起，花了14个小时搭建起了简设计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作品。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一件从没想过的事，它完全可以排进我的“人生最酷瞬间”：我跟简一起，把一辆U-Haul厢式货车开上了白宫草坪。不过，美好时刻并没有持续太久。特勤局立刻客气地通知我们，我们只有八分钟时间卸货、组装并撤离。我们不但做到了，还少用了一分钟。真是激动人心！
“独自做项目的时候，会有一种超然的感觉，就像进入无我境界，做什么都得心应手。但跟其他人一起做项目的时候，感觉则完全不同。”当回忆起我们在白宫项目上的合作时，简说道，“那种感觉令人满足。你们都置身于另一个空间，甚至不用言语也能沟通。你只需要看对方一眼，对方就能料到你想说什么，并把你想要的东西递过来。”
在与杰米·海纳曼合作的过程中，这正是我最喜欢的一点。我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但在《流言终结者》的作坊里，我和杰米几乎可以一起打造任何东西，只通过比画、涂鸦和简单的代词进行交流。
在简看来，合作的乐趣远远不止于此：“打造你无法独立制造的东西，确实让人感到心满意足。你一个人无法制造，通常是因为它们涉及的领域太广，但更多是因为你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最能带给我满足感的是需要很多人的专业知识、技能和努力才能完成的项目。事后，我们可以看着成品，说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成果，而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