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晦宴息
弱而愚者，不知谁看得起他、谁看不起他。弱而智者，最在乎谁看得起他、谁看不起他。强而愚者，以为无论是谁，都看得起他。强而智者，看得起他、看不起他，一样，他对别人也没有看得起看不起可言。
急功近利并非恶德，只有一点遗憾，就是往往无功无利可得，甚而得了其反——急功近利者们的功利观念实在淡薄乏味。
都道“平易近人”就是好的，其实单是“平易近人”还未知是好是不好。
平易近人，似乎意味着有个前科：本来是不平易近人的。如果没有比较，何必称道呢。而且，为什么曾经不平易近人，怎会变得平易近人了，以前不肯平易近之的那些人就是后来平易近之的那些人吗。那些人是什么人。
平易近人，要看近什么人。
而且平易近人是很麻烦的，近与被近都麻烦，如果麻烦而不知麻烦，就会弄得人也不像人。只剩一堆蠕蠕然的“平易”，何“人”之有。
平易，不近人。“平易”就蓄为自我常备的内在态度，这种“态度”或可赋名“无对象的仁慈”——至此，与起首的市井之议实在相去太远了。
孔丘的知名度，乃从受人误解来。生前、卒后、本土、外域，一贯普遍受人误解。如果不误解而理解孔丘，孔丘的声誉早就销歇。
在与上帝的冲突中，“我”有了哲学。在与魔王的冲突中，“我”有了爱情。在不与什么冲突的寂静中，“我”有了艺术。
此复爱尔兰诗人叶芝先生阁下。
（叶芝：“从我们与别人的冲突中，我们创造了修辞，从我们与自己的冲突中，我们创造了诗。”）
路上行人，个个脸色虔诚地朝自己的方向走，似乎要到幸福的所在去，如果那里并不是幸福，何必这样一步一步走，还举着伞哩。
但世界人事是可知的，可推理而明悉的，路上行人，多半往不幸的所在走——既然不幸，为何要去？是哪，就因为如此，才叫不幸。
有朋友，恳托他办件事，他豪爽而诚挚地允诺：“好，没有问题。”
后来，是没有问题，因为问题没有了。后来次数多得令人恍然，憬悟随便什么事恳托这位朋友去办，都是没有问题的。
后来，温婉有情趣地想，假如凡是恳托那位朋友办的事全一一办成了，这个世界可能大为改观。
有受宠若惊，也有受辱若宠。于是先受辱若宠，紧接着转化为受宠若惊，然后受惊若宠受宠若惊地循环下去……
功夫在于受惊若宠时笑容满面满手满身，受宠若惊时要装作惊得不得了，快要惊死了的样子，那就有望博得更大的宠以及更大的惊。
中国文学家们来美国活动，讲演题是：
“我为什么要写作？”
如果国际钢琴家集会，挨个回答：
“我为什么要弹钢琴？”
那就只好认了。
青年时期沉醉于音乐，几个朋友知我聆受莫扎特的作品欠多，不时为之推荐这曲、介绍那首，其热心的程度当然就是其爱好的程度——朋友早已风流云散不知所终，但愿尚未全终，还有一二在听莫扎特。
近年来兀自辗转于莫扎特的作品几及全部，反复苛求乐团、指挥、独奏家、歌唱家，以免被人贻误——渐渐想起青年时期的朋友，当初他们的爱好、热心，依凭什么，即使依凭乐谱，也为他们感到惘然，莫扎特的音乐最容易使人一入耳便自信完全领会而终身不知所云。
臻于艺术至上乘的，非才华，非教养，非功力，非观念，而是莫扎特的那种东西，这种东西古希腊雕刻家也有，而莫扎特还有古希腊雕刻家所没有的“险要性”，他的音乐差一点就是幼稚胡闹，他始终不会差这一点，凭这一点，莫扎特逍遥于“才华”“教养”“功力”“观念”之上。莫扎特位置所在，甚至令人怀疑他是否自识其位置，反之，如自识，也真是太欢欣太悲伤了（Piano Concerti NO.23的第二乐章中，仿佛透露“自识”的消息，且能使因之而起的欢欣和悲伤盈盈不溢，盈之又盈。是故以“伟大”来颂赞莫扎特，好像是打扰他了）。此外，令人呆愕的是，以后总不会净听莫扎特，那么听谁的呢。不过鉴于尼采曾败坏我胃口，几年之后胃口又会好起来，莫扎特也不致使我一败不振吧。
在哈佛大学逗留期间才证知那种地方是不宜写作的，宜什么，什么也不宜似的。
某日为消食而闲步，行近燕京图书馆，感觉上是过外婆家门而不入，则有点不大好意思。
中国蜜蜂的蜂房，小暗脏闹，意大利蜜蜂的蜂房，轩敞洁静。
这个图书馆，小暗脏闹的模式宛在，“闹”是表现在书群的零乱拥挤上，闻说有中国诗人把自己的东西手抄成册，塞入其间，然后努力于“众所周知”，云云。
英译的《世说新语》，而这部书的原文，对于中国的中、青年两代人，已比英文还难懂了。
外婆墓木拱之又拱，舅辈荡尽产业，表兄弟尚在争那几股不争气的气，表侄们一概不见子都子充，乃见促伹狡童，所以哀莫大于心不死者的回答是，微君之躬，胡出乎泥中。
临去一转身，瞥见书架僻角《王安石文集》紧傍着《毛泽东选集》——有意如此陈列，抑萍水相逢，拗相公与打伞的和尚比邻，这也究竟未可作历史定位观。
若有神助地一笑。
如果提到一个艺术家时，说：“某某，人是很好的。”——说者聆者就这样顺口顺耳地过去了。
而说的那个、聆的那个，如果也是艺术家，大抵也在被说、被聆：
“啊，他，人是很好的。”
“她吗，人倒真是好的。”
这样的顺口顺耳中，“某某”“他”“她”都徐徐死了，到死也都不是艺术家。（“人”怎么样呢，也都并不怎么样，糊涂，小奸小坏）
所以从来没有“莎士比亚人是很好的”“贝多芬人倒真是好的”这种话。
这是一种无以名之的天性，姑且称为“有形上欲的天性”，显现在童年时，被讥笑“多空想”，进入少年就不幸了——未谙航海术的水手爱海而推舟入海了。
秉有这种天性者，生来要以“思想”为终身行役，在正式登程之前，即其童年少年时期，都有好一番徒劳的挣扎。到后来被石雕被铜铸的人，他们的著作、言行录，像是为了自我复仇，切齿于童年少年的愚妄。
某辞典的筹纂者函征我的“文学观”，答：
文学，关于它的本体性云云，心里算是明白得早的，因之一路来有所不为者多，有所为者就不多——文学使人类贤慧，使世界安好，至少原意如此，至少先相信其原意再慢慢说。
“慢慢说”，是“不愿说”的托词，未知该辞典的主事先生们体谅到我的礼貌否。
“文学”有何价值，要看什么文学，谁的著作，哪一本。笼统谈“文学”，开口即糊涂。“文学观”夹杂在其他诸般观点中，或犹可有所阐发，若要单独大剌剌提出来，情况便肉麻，肉麻到无肉可麻那是常见的事。是故文学观素来作为文学家的隐私才有其深意。资讯时代是个条理分明的乱世，南欧北欧的作家都叫苦，他们竭力自卫文学写作的天然和人工的隐私权。只有中国的“专业作家”唯恐人家不问，甚至未问先答，和盘托出，结果连盘子也登在报上，编者读者评者对盘子最有兴趣，汉学家更热心研究盘子。
“文学”的功夫，客气也没用地要计较文字的逐个动定，比弈棋更紧，一字等于一子，悖了就输了。而且文学的功夫又得燮理阴阳，剖析男人女人，“人”却是无法分清男女而加以冷贤评述，文学家动辄有所好有所恶，能做到淡淡入骨，悠悠切齿，已真不容易，看起来是顾及所好所恶者的面子，其实是文学家自己要面子。
那些人各有一份歪才，才度小、歪度大、歪度这样大，这样大的歪度就把才度歪光。
她是乱世的佳人，世不乱了，人也不佳了——世一直是乱的，只不过她独钟她那时候的那种乱，例如“孤岛”的上海，纵有千般不是，于她亲，便样样入眼。
她的文学生命的过早结束，原先是有征兆可循的，她对艺术上的“正”“巨”的一面，本能地厌弃，以“偏”“细”的一面作精神之流的源头，水是活的，实在清浅，容易干涸了。喜欢塞尚的画，无奈完全看错，其不祥早现如此。
正偏巨细倚伏混沌，人事物毋分雅俗，分了，两边都难有落脚处。
门外汉有两种，入不了门，又不肯离门而去，被人看在眼里，称之为门外汉，如果不在门前逗留，无所谓内外，汉而已。另一类是溜进门的，张张望望，忽见迎面又有一门，欣然力推而出——那是后门，成了后门的门外汉。
后门的门外汉绝不比前门的门外汉少。“哈佛大学”的新解是：有人在此“哈”了一下，没有成“佛”。
中国人醒了，不是觉醒的，是吵醒的。
古代人与近代人的区别，在于古者是自然的不知觉的逆子，近者是自然的知觉的逆子。古代艺术家明明背叛了自然，却声称崇拜自然师法自然。但知觉的逆子并不一定比不知觉的逆子高明，古代艺术家尽管嘴上糊涂，心里没有糊涂，他们的作品是悄悄地逆自然，逆得机巧百出，至今看来愈发感到博洽可敬、逴跞可爱。
近代现代后现代的艺术家，相继臻于全知全觉地逆自然，出了许多杰作，可奈也有逆得狞厉露骨惨酷无状者，足见逆过了头会使艺术不成其为艺术。这就很奇怪，先是艺术必逆自然，后来又不能逆过头，凭什么判断这度与份呢。
我与自然有过长期的“情人间的争吵”，终于讲和——生活上的妥协，而非艺术上的迁就。
哲学家密尔将“诗与雄辩修辞”说作是“有热情的真理”“感觉渲染的思想”，他泄漏了天机：不可能有真理，仅只是热情，无所谓思想，至多得到些感觉。
曹雪芹在当时，真是既出了类，又拔了萃，他写贾宝玉的用情，越尊卑，破伦常，忘性别——不止现代、后现代，还远超得很哩。
“天下第一淫人”（意淫）唯曹侯当之，无愧。
中国古代大概以无数事实作了统计，结论为“奸近杀”，撇开社会道德规范的正负两种杀机，爱情本体的专制性是更强烈的潜在杀机。不过，这样粗疏分析出来的杀机，层次还是简单的，仅是妒忌心、占有欲、报复意志所使然。若将“奸近杀”引申为“爱近死”，层次就繁复。高则高到粉身碎骨超凡入圣，低则低到寝皮食肉谋财害命了。
使爱情的舞台上五光十色烟尘陡乱的，那是种种畸恋，二流三流脚色。一流的情人永远不必殉陨，永远不会失恋，因为“我爱你，与你何涉”。
一些纸，一些布，一些石头铜块，一些高低快慢的声音——光荣伟大的艺术。
艺术是最虚幻不过的了，全凭人的领悟而存在，这样的非物质，这样地非附在物质上不可。
艺术的虚幻使我惊惶，也知道自己已落到故作惊惶的地步。
有神论者的宇宙是“神”，不是宇宙——有神论者无宇宙观。
无神论以直面宇宙为起点，颇多无神论者就在此一刻就吓成了有神论（真是，有神论差不多全是被宇宙吓出来的），李耳也被吓，没吓倒，他之所以假借宇宙规律而演绎为人生韬略，大概觉得好玩，众人熙熙如登春台，我何不也玩玩，于是玩了五千言。
可吟可诵可唱的诗，是诗的童年，诗的童年时期的既有特征。而今而后的诗，只宜阅，不需要发声——完全脱出音乐的襁褓。
诗神加冕之夜是寂静的。
只爱女人的男人，是知其“女”，不知其“人”。只爱男人的女人，是知其“男”，不知其“人”。待到你承认这一浅显伧俗的说法煞有深意，可惜为时已迟，男人女人都成为路人，“路”为主，“人”模糊难辨了。
电视布道，感召力极大的牧师，一个叫吉米· 贝克，一个叫史华格，曾经互相攻讦对方为假先知。
吉米·贝克以强奸教会女秘书并诈骗信徒钱财而被捕入狱，史华格因嫖妓内幕暴露而身败名裂。
从电视上看到千千万万的信徒，仰面恭聆吉米· 贝克、史华格的布道，个个如痴似醉热泪横流，她们和他们，现在不知在做什么。
我偏爱的人间一角——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哥雅的作品一一四件油画四七○件素描。Mayor广场，离太阳门只五分钟路程，周围全是十七世纪建筑，窗口挂绣帷。从这里往南走，就是鼎鼎大名的Rastro旧货市场，每星期日早上，Toledo路和Curtidores路一带，便搭起千百个帐篷，古董、宿物、土产、工艺品、艺术品吊满摆满，游人只能一步挨一步前行，我比谁都走得慢，像个快乐的病人。
我还偏爱塞哥维亚(Segovia)，那是有原因的——塞哥维亚与布拉诺不同，布拉诺是意大利的彩色岛，塞哥维亚只有黄褐色，处处是时间的痕迹，人们叫做历史的那些东西。
塞哥维亚，马德里西北九十公里，人口五万余。从马德里的Chamartin车站或Atocha车站搭两小时火车，再换一段短程巴士，而Norte火车站附近也有直达巴士可乘。
整个城是原封不动的古迹，罗马人以花岗岩建筑两层拱门的水道桥，长七百二十八米，高二十八点八米，横跨新旧城之间，大小车辆均由桥洞穿过。
全城为石墙所围，中有大寺院、高堡、艺品店、饮食店，城外的尖塔与城景陪衬，一边是河水迂回，一边是无际的荒原，枯木、古堡、苍凉的黄褐色的Segovia。
我偏爱塞哥维亚的原因是，我也黄褐色，也苍凉，而且，英国的家庭教师时常说：“多记印象，少发主见。”至少我在塞哥维亚时是一无主见。
功利主义（功利观念）趋向极端总会流弊百出，政治家和资本家都是短见的。一位船长，明白船在什么海里，要驶到哪里去，航线也清楚有把握，然后，想法使船中的人健康快乐，这样的功利主义还差不多，而这样的船长从来不曾出现过。
继“迷惘的一代”而来的是，“全无心肝的一代”。
“五四”时代的白话诗（新体诗、自由诗）是时代的产物，只够佐证该时代的畸型，故系史学范畴的事，而非文学范畴的事。文学没有怜悯姑息可言，夹生饭不是风格。
“电影”这门后来居上的艺术，正要成熟，纷纷烂掉了。
满目坏电影。看一次等于受一次辱。
偶尔看到了好的电影……报了仇似的痛快。
骄狂是豪奢的，苏格拉底的骄狂何其寒伧，令人想起中国民间传统中的济颠僧。也许圣者都矫情，以此打动人心。
单凭一个人的记忆，多少已死的已消失的人事物都泱泱地活着存在着，而一个人的记忆因其死而消失，与之共亡的人事物不知有多多少少。
记忆最广袤、最完备，越是细节越清晰。
探索物质的基本粒子，探索到最后，会发现它们类同于人脑的记忆。宇宙是一个记忆性的构成。
宇宙的构成是记忆性的。
余固不免好为人师之患，久之，乃知人可教，命不可教也，人皆有命，皆不可教也。或曰：其命，而其曲伟。其命眢，而其诗壮。岂有说乎。曰：其自教也，其善孜孜自教者亦命也，命自可教也。余谨自教，行有余力，复以教人，择能自教者而教之。春日迟迟，桃李在堂，呜呼，后其乐而乐，可不为人师哉。
除了极少数人中的个别者，其余的，我是当做景物看的。景物一直欠佳，看只是呆看。
那“个别者”对面行来，及近相视莞尔，没有理由停步，姗姗走过去了，想回望而未回望，故不知那人回望否。
社交场中善于辞令，是一种本领。默然，蔼然，萧然，却显得很融洽，是一种本领。说话不多，声调不高，而使人一直觉得你在说话，是一种本领——因事因人，随机更换此三种本领者，尤见本领。
朋友交谊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既退复进者鲜矣。
于人情之和而合中呈风度，于人情之舛而离时更显风度。“订交”是一项艺术。“绝交”是一项艺术。
人体整个是性征，巨细靡遗地密布欲念的挑逗效应。从第三效应（凝视）到第二效应（偎吻）到第一效应（交媾），此进行式是“死”的进行式。这是瓦格纳、邓南遮、贝勒、路易等等亚当们的话题，而弗洛伊德不是差一步，那是两码事。
认知无神论易，认知无真理论难。有真理论仍然是有神论。
惯于依赖，依赖神不行了，便依赖真理，再又依赖不下去，才可能觉醒——人类的第一次觉醒，以前的都是梦中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