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比：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费兰特：青春期结束时，我就开始写作了。
约比：您之前说过，很长时间以来，您写作时从来都没想过发表，也从来没想过让别人阅读您的作品。对您来说，从一开始写作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费兰特：刚开始，我写作是为了学习写作，我感觉我有很多事要讲述，但每次尝试，心情不同，我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没有天分，我会觉得自己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技巧和方法。通常来说，我更愿意相信第二种推测，第一种可能让我很害怕。
约比：您的作品都关于女性生活，揭示她们怎么和男性相处，无论是私人还是公众场合。您决定出版这些书，是不是想从女性的角度去谈论女性体验。
费兰特：不是这样，我没有任何计划，我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意图。我当时决定出版《烦人的爱》，仅仅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写完了一本书，这本书完全可以脱离我存在，是一本我不会为之后悔的书。
约比：从您出版第一本书《烦人的爱》，到第二本《被遗弃的日子》，这两本小说之间隔了十年。中间这样一个停顿，有什么具体的理由或原因吗？
费兰特：实际上，这中间没有任何停顿，这十年我写了很多东西，但这些东西并没有说服我。这些小说都是精心写出来的，很有文采，但没有真相。
约比：在您的小说中，正面的男性形象很少：几乎所有男性都很软弱、狂妄自大，要么就是漫不经心，或非常霸道。这些男性是您之前生活环境中的男性形象的影射吗？或者说，这反映了社会上比较普遍的现象：男性和女性之间权力的不平等。在这些年里，这种状况有没有发生变化，情况有没有变好呢？
费兰特：我生长的那个世界里，假如男人（父亲、兄弟和男朋友）出于保护你的目的，揍你一顿，教育你做一个好女人，大家都觉得很正常，那是为你好。现在还不错，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但我还是认为，值得信任的男人很少，可能这是因为我成长的环境很落后。或许（我更相信第二种可能），那些男性的权力，无论是通过粗暴的手段，还是通过礼貌的方法表现出来，都是想压制我们。有很多女性，每天都遭到羞辱，这不仅仅是在文字层面，实际上，有很多的女性因为她们的叛逆、不屈服，不断遭受惩罚，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约比：在您的小说中，好像很多次谈及了“界限”，比如说情感、地理和社会的界限，还有这些界限被打破，或者被推翻时会发生的事情。这是关于特定社会阶层和年龄的女性，还是可以推及到其他女性身上？
费兰特：女性周围总是会形成一些限制她们的东西，我说的是通常的女性。假如这是女性自我限定的话，这没什么问题，因为界限非常重要。问题在于，这些界限是其他人设定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假如不遵守这些界限的话，我们会非常羞愧。男性打破限定，并不一定会产生一些负面评价，有时候甚至让人觉得他们很大胆、很好奇。女性如果越界，尤其是在没有男性引导的情况下，会让人很迷惑：那就是失去女性气质，是过分的表现，是一种疾病。
约比：您在描述小说中的人物在面临精神和情感崩溃时，会产生“界限消失”的感觉。这种感情是您的自身体验呢，还是在其他人身上看到过？
费兰特：我在自己、我母亲还有不少女性朋友身上，都看到过这种表现。我们受到了过多限制，这些限制会抹杀我们的欲望和野心。现代世界，有时候会给我带来一种我们无法承受的压力。
约比：在您的小说中，那些女性讲述者的声音，都认为怀孕生子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成为母亲之后，她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很没意义，以至于她们都想摆脱母亲的身份，摆脱母亲的职责，她们会很自由。您会不会认为，假如女人没有孩子的话，假如不用面对作为母亲要负担的情感的以及肉体的负担，她们是不是会更强大？
费兰特：我觉得还没到这个地步。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讲述怀孕生子，以及照顾孩子这些事。如果我们一直以一种非常理想、乌托邦的口吻去讲述，或者用《我将成为母亲》之类的指南里的态度去看待这件事，当我们体验到沮丧和疲惫，我们会觉得很孤单，会有罪恶感。一个写作的女性，她的任务并不是停留在怀孕、分娩上，而是要讲出真相，包括那些最阴暗的一面。
约比：“那不勒斯四部曲”和您之前的小说相比，无论是人物还是情节，都体现出了一种类似性。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您是在努力讲同一个故事吗？
费兰特：我讲述的并不是同一个故事，但的确，人生的痛苦总是有一些相似性。存在的伤痛总是无法治愈，你不断写作，就是希望迟早能写出一个故事，对一切进行清算。
约比：作为读者，我们会推测，这个故事是您经历的故事。或者这只是读者缺乏想象的体现，读者总想去追寻作家，这也是一种趋势。
费兰特：当然了，“那不勒斯四部曲”是我的故事，不仅仅是因为我讲述了这个故事，我赋予了它小说的形式，我利用自身的生活体验，给文学的真实提供了养分。假如我想讲述自己的故事，我将会跟读者建立另一种关系，我会告诉读者，这是我的个人自传。我没有选择写自己的故事，我将来也不会写自传，因为我确信，虚构的故事如果写得好的话，能解释更多事实。
约比：您能不能再解释一次，您为什么决定隐藏身份，保持一种“不在场”的状态，就像您所说的，您不会参与后期的出版和推广工作。
费兰特：我觉得现在有一种错误的做法，就是不保障作者的独立空间，不能让他们远离市场和媒体的运作方式。我这场小小文化战争，尤其是针对读者，我觉得读者并不应该寻找作者——一个写作的人，还有他的私人生活，而是要在他署名的书里寻找他。在文本之外，在他们的表达策略之外，除了闲话，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要把书籍放在最中心的地方，假如可能的话，我们再聊那些对推广有用的“闲话”。
约比：您觉得，出名对于一个作家的作品，尤其是对进行创作的人有害吗？
费兰特：我不知道。我只是简单地认为，一个作家比他的作品更有名，这是不应该的。
约比：您的家人和朋友知道您是一位作家，还有您创作的作品吗？您觉得，假如您的身份暴露出来，您的生活变得艰难，会不会有人为您感到难过呢？
费兰特：刚开始，我很害怕伤害我爱的人。现在，我没有这种忧虑了，我觉得我并不需要去保护那些我爱的人。他们知道写作是我的生命，他们会让我待在角落里写作。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不做让他们羞耻的事。
约比：您和您的英文译者安·戈德斯坦是怎么合作的呢？您和她通过电话，还是通过邮件联系？您有没有分析过她的翻译，验证一下翻译版本里的声音，是不是您“真正的”声音？
费兰特：我完全信任她，我认为她已经尽了所有努力，来理解我的写作意图，把我的意思传递到英语中。
约比：在谈到《被遗弃的日子》时，您说您很担心这个小说中，有一些段落只是“表面看起来写得不错”，在您看来，好的写作和真正的写作之间的差别是什么？或者，您觉得，哪一种类型的写作可以让您得心应手？
费兰特：一页小说写得好，就是你的辛苦付出，讲述真相的愉悦感超越了其他东西，超越了让你担心的事情，比如说文字的优美。我属于那种作家，我会抛开那些改来改去、誊写好的部分，而会保存初稿，因为初稿能揭示更多真实的东西。
约比：在谈及自己和其他女性作家时，您说过，我们必须“深入挖掘我们的不同，要运用一些更先进的工具去挖掘”。还有其他女作家也会这么做的吗？您能不能跟我列举一些您欣赏的作家，男性或女性作家。
费兰特：要列举出来的话，这个名单就太长了。现在女性写作领域非常广阔，也很多变。我读了很多作品，我尤其喜欢一些让我发出这样感叹的书：我永远也写不出这样的句子！我会把这些书放入我的个人收藏，就是我永远也写不出来的书。
约比：据我所知，看了您的小说之后，很多女性开始给您写信，是不是有很多男性也在给您写信呢？
费兰特：刚开始，给我写信的男性要超过女性，现在女性要多一些。
约比：经过长时间的工作，您终于出版了一本书，您需不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呢？您有没有完全不写作的时候？
费兰特：我一直都在写作，没有停下来的时候，我脑子里总是会想着一些事情，这会让我很不安，写作会让我心情变好。
约比：您曾经说过，假如现在您揭示自己的身份，那将是一件“特别不合适”的事。您有没有感觉成功带来的压力？您进入一家书店，或者在机场看见自己的书，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费兰特：我会尽量避免出现这样的情景，出版一直都让我很不安。我的作品被印了好几千册，在我看来这是高傲的体现，是一种罪过。
约比：您觉得，您的身份会不会被揭示出来呢？现在，那些文化记者好像都非常热衷于这件事，想给大家带来一个爆炸性新闻……
费兰特：什么爆炸性新闻？这简直太愚蠢了。在书本之外，我是什么样子的，谁会关心呢？我觉得，他们能认真看看书，就已经不错了。
约比：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您写道，假如没有莉拉这个人物，埃莱娜也不会成为作家。在现实中，您是不是也遇到同样的情况？
费兰特：我感觉，写作就像是我和其他人的生活偶然撞击产生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事实。我想，假如我变成一个绝缘体，假如其他人不能搅扰我的内心，我不会再写作。
约比：您在写新书吗？
费兰特：是的，但我可能不会出版这本书。
注：
丽兹·约比的采访刊登在2015年12月11日的《金融时报》（英国）上，标题是《2015年年度女性：作家埃莱娜·费兰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