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理查德·布兰森创立的维珍音乐公司已是顶尖的唱片公司，年利润高达1 100万英镑。同年2月，一个名为伦道夫·菲尔兹（Randolph Fields）的美国律师问布兰森是否有意合作，建立一家跨大西洋的航空公司。听到这样的提议，大多数人也许会挠挠脑袋，奇怪一家音乐公司怎么会把业务延伸到航空业。然而，布兰森对这个提议感到无比兴奋，立刻开始着手市场调研工作。
他首先给人民捷运航空公司（People Express）的订票处打了个电话。这家航空公司提供往返伦敦与纽约的廉价机票。布兰森整个周末都在给订票处打电话，电话却一直占线。他由此得出结论，人民捷运航空公司要么是顾客多到服务不过来，要么就是管理出了大问题。如果是管理出了问题，那这家公司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淘汰。但如果是第一种情况，也就意味着这里头还存在着竞争空间。第二天，布兰森给波音公司打电话，想知道他们是否能出租一台大型喷气式客机，租期为一年。这样的话，如果他的航空业务进行不下去，他还能把飞机退回去。布兰森在好几位经理之间游说了一整天，波音公司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这番精心准备完成之后，布兰森拨通了生意伙伴的电话。
“你觉得办个航空公司的主意怎么样？我有个建议……”
“看在上帝的分上！你真是疯了。赶紧打消这个念头吧！”
“我是认真的。”
“才不是。你就是发疯了。”
6个月以后，“维珍大西洋”开启了它从伦敦至纽约的首飞。后来，布兰森的航空公司大获成功，航线已经遍布全球的各大主要城市。这个世界上比布兰森更懂飞机、航线与旅游的人不计其数。那是什么让布兰森有信心开拓这个全新的领域？他的市场调研只不过是两通电话，还有一通电话根本没有打通。那么像理查德·布兰森这样的人是怎样有勇气做那些很多人想做却不敢做的事情？布兰森恰巧看到了运作维珍唱片公司与开办一家航空公司之间的联系。没有一个娱乐大亨像他这样热衷于多元化，积极寻找事物间的联系。即便他们有这样的热情，又是否敢于实现他们的想法？
有一种普遍认识是，布兰森之所以如此大胆，是因为他本就是一个爱冒险的人。他就是这样一个古怪的人。冒险对于他而言就和呼吸一样简单自然，这是他与生俱来的特质。我们能做的就是冷眼旁观，对他疯狂耸耸肩，摇摇头，然后转身做我们自己的事情。不！请不要这么快下定论。
布兰森稀奇古怪的行为也许没有人们想象得那样疯狂。通过研究像他这样的人，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线索，以应对我们面对交叉领域时的恐惧。
第一节 风险与机遇并存冒险，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均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追寻多元化思考所承担的风险，区别于追寻单项思维所承担的风险？是的，二者实际上天差地别。
首先，交叉点是完全未知的领域，人们无法简单地把过去的知识与经验应用于此。在某个特定领域中，我们可以预估开拓新市场，写出在技术层面引起轰动的文章，发现另一套基因组合排列次序的可能性。正如第9章中提到的，失败意味着我们未能达到预期，但是至少可以实现目标的一部分。比如，销售情况也许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好，但我们至少实现了销售。开发某个新技术所耗费的时间也许比我们预估得更久，但我们总归能完成这项工作。无论如何，我们通常都会在特定的方向取得一定进展。
然而在交叉点上，失败可能意味着一个主意根本行不通，失败就是一败涂地。我们是否真的有可能根据蚂蚁群体行为的方式，让通信的信号传输更加有效？这会不会是在浪费时间？谁也不知道人们会不会为理查德·加菲尔德的卡片交易游戏买单，因为在此之前根本没人玩过这样的游戏。这些可怕的不确定因素足以让想要在交叉点上猎奇的人望而却步。
此外，由于失败是可接受的，整个社会在多元化思考上可承担的风险也就大于在单向思维上可承担的风险。最让人们感到担心的不是损失金钱或者浪费时间，而是损害尊严、名誉、地位以及平日里熟悉的朋友对于他们的失败态度。换句话说，失败所带来的风险比冒险本身带来的风险大得多。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交叉点的未知性是它与人们普遍接受的已知领域相比最大的劣势。如果你走的路是人们普遍认同的正确道路，你的名声显然不至于遭到太大伤害。若是情况相反，你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道路，而且不幸失败了，那么你必然会遭受严厉批判，你所承受的压力也许会更大。失败带来的耻辱可能是毁灭性的。经济学家和“世俗的哲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直言不讳地说：“情理之中的失败比意料之外的成功更让人容易接受。”
尽管这里提到的大部分证据更像是奇闻逸事，但是在特定的社会当中，失败的耻辱与相应数量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活动，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关联。欧盟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欧洲或亚洲遭遇商业失败所带来的反应，会比在美国遭遇商业失败更激烈。在欧洲和亚洲，商业上的失败不仅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还会被你的同行看作是失败者。可是在美国，创业失败往往被看作是一件能被接受的事情。话虽如此，即便在美国，失败依然有可能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这种现象将导致人们极力避免自己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故而坚持错误的想法，或者长时间表现欠佳。不幸的是，这样做会降低人们产生或追求突破性思维的可能性。惧怕在交叉点上失败，这样的心理作用也许会极其强大。那么，我们要怎样克服这种恐惧呢？
我经常听到的一个普遍策略是，我们应该最大程度降低风险。降低风险的一大方法，即尽可能地积累项目所需的资源。我们要是有更多的金钱、时间、人脉等，就可以使失败的风险降到最低。但是这种观点有没有依据？在应对风险与恐惧，努力培养勇气时，这种方法真的管用吗？
交叉点上的勇气从何而来
霍华德·伯克（Howard Berke）是Konarka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主席。Konarka是一家光伏公司，它可通过太阳能电池把光能转化为电能。简短说，Konarka是一家结合了能源与化学的公司。在创办这家公司的人中，没有任何人曾在与能源有关的企业中工作。不过读到现在，本书的读者大概已经不会再因此感到惊讶了。伯克对此不以为意。这家公司的另一位创始人，曾获得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艾伦·黑格（Alan Heeger）先生显然也不认为这是个问题。可是我要说伯克明明知道大多数太阳能公司的历史都是失败的历史，却依然不以为意，您是不是会有些惊讶？
Konarka公司面临的风险不仅是产品卖不出去（这是任何企业都可能遇见的问题），它还面临着极大的技术风险。换句话来说，这家公司研究的技术也许根本不管用。“但这不是我们停止前进的理由。有太多人因为恐惧失败作茧自缚。”伯克这样说，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实在话，“如果这家公司失败了……那我再开一家公司就是了。”
霍华德·伯克是个说话轻声细语，但意志坚如磐石的人。在Konarka成立之前，他还开办过另一家公司。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伯克就独立或与人合伙开办了12家公司，而且还与更多的公司有牵连。“连环创业家”这个词根本不足以形容伯克。当我向他问到这些企业的后续情况时，他说：“让我想想。其中3家公司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我想你大概会说它们是成功的。3家公司经营得还不错，3家公司取得了有限的成功，1家显然让人失望，还有两家……现在做评判还为时过早。”每当伯克谈论起一个项目时，他总是充满激情，滔滔不绝。他最喜欢小公司，因为小公司的雇员可以“分享一块更大的蛋糕”。伯克的创业历史让人印象深刻，部分原因是他对于交叉点思想的追求，部分原因是他总能成功地避开大多数人都会遇到的陷阱。
“我创办的每家公司都至少处在两种产业的交叉点上。这是一种人为的策略，是我实现创新的方法。”这条线索始于20多年前的ADAC实验室。伯克不是ADAC实验室的创始人，却是早期的加入者。“我们为医学诊断提供数字影像。”伯克说。这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当时可算得上是连接多领域的创举。从那以后，伯克就一直在网罗各个领域的天才。尽管这些人不太明白自己的想法与别人的专业有什么关联，但伯克本人对此很清楚。“我不停地向他们提问。这样做怎么样？那样又怎么样？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一些派得上用场的东西。”伯克旗下的企业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有医疗器械、健康保健、生物技术、计算机软件、能源科技、通信技术，还有一家饼干公司。“我对饼干一无所知。”伯克说，“因此我很愿意试一试自己从未尝试过的东西。这让我感到非常兴奋。”
他敏锐地意识到在两个领域的交叉点游走的风险。“如果你能发现两个行业之间的关联处，就能够为一个新产业的形成奠定基础。”他说，“但这其中隐藏着风险。风险就是，你的想法也许是对的，但有可能太超前。特定领域的交叉点现在是这种情况，10年以后也许又是另一种情况。你孤身踏入交叉点，找不到任何可以依靠的人。”话虽如此，但伯克可不害怕这些风险。事实上，他还颇为乐在其中。他看不出跟风成立一家企业有什么意义，相反，他之所以成立公司往往是因为这些公司有可能实现创新。“这样，你至少有一个出击的机会，能成立一家有可能实现突破的公司。”伯克如是说。
尽管霍华德·伯克完美地佐证了交叉点如何使人鼓起勇气，但是我们不难发现，伯克可能做过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没有一件事是关于降低风险的。人们可能会认为充足的资源将大大增加成功的可能性，但伯克相信，充足的资源有时候反而会让成功的可能性降低。不，他从未想过要通过降低风险这样的方式实现交叉想法。别惊讶，事实上，你或许也不必这样做。
不必降低风险
人类的天性使得人们倾向于让自己待在某种“可以接受”的风险水平上。“可接受”的程度因人而异，并且会随着人们生活阶段的变化而变化。每个人都有自己觉得舒适的风险水平。加拿大心理学家、风险学专家杰拉尔德·怀尔德（Gerald Wilde）把这种现象称为“风险平衡现象”（risk homeostasis）。简而言之，这个概念是指人们会通过某些方面规避风险，对某些高风险操作则做出补偿。
想象一下，如果你要驾车进入一段光线昏暗，又全是急转弯的危险路段，你自然会放慢速度，以免遇到新的危险。相反，当你离开这段危险路段，驶入宽阔笔直、光线充足的大道，你又会加快速度。这种行为模式十分合理，毋庸置疑。但是这种行为不应被看作是直觉使然，其实还有其他的原因。这暗示我们所采取的旨在减少风险的措施几乎不起作用，比如我们用来保证道路安全的一系列措施。我们的行为本身的风险性越大，便会自发地对其加以补偿。
这个结论来自德国慕尼黑的一项重要研究。实验人员在半数的出租车上安装了刹车防抱死装置，另一半的车上则没有安装。接下来的3年中，实验人员通过隐藏的传感器对这些司机进行秘密监控。刹车防抱死装置的好处在于，它可以让司机更好地控制车辆。这一装置可以防止车轮在紧急制动的情况下锁住，因此即便是在刹车的情况下，司机也可以较为容易地控制汽车。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这一装置能降低交通事故率。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装有刹车防抱死系统的汽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与未安装这一系统的汽车没多大差别。因为一旦有了系统的保护，司机就会感到有恃无恐，车开得更快，刹车更猛，提速更快、越道抢行、急转弯等。
这种情况似乎有些违背直觉。风险平衡机制也表明，我们所采取的许多挽救生命的努力其实根本没有作用。杰拉尔德·怀尔德之所以选择研究交通事故，是因为这里保存了完整的统计学资料。无论他观察的是哪个领域，观察到的行为模式都是一样的。那些参加了最好的汽车驾驶培训课程的司机出现交通事故的次数与只接受了基本训练的司机一样多。这是由于那些只接受了基本训练的学员在道路上的危险驾驶动作更少。带斑马线标志的人行横道线并不能减少这一区域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一些针对此类事故的调查报告显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人行横道给路人带来“一种错误的安全感，认为司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而且也会把车停下来”。
我们都知道，系安全带有可能提高乘客遇到事故后的存活率。但如果我们只是系安全带，却不改变自己的驾驶习惯，难道就能安全了吗？假设你没有系安全带，驾驶的时候是否会更小心一点？大部分人都会。同理，研究证明，如果我们系上安全带，驾驶时自然不会那么小心。风险平衡机制经常能在我们无法预料的地方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比如，儿童安全瓶盖刚发明出来的时候，儿童误食药物中毒的情况反而增加了。这是因为有了儿童安全瓶盖，孩子的父母就不会想着把药瓶放在远离孩子的地方。那么风险平衡机制在交叉点领域上是怎样起作用的？
资源并非越多越好
风险平衡机制解释了为什么在交叉点上把风险降低到最小的观点是不可行的。我们总以为更多的金钱、时间、经验、人脉是可以帮助我们实现交叉想法的变量。这些东西显然是有用的，但是不一定能降低失败的风险。在我们可以实现的范围内，这些东西是对我们有帮助的，但是它们并没有增加成功的机会。有了更多的资源，我们想实现的东西必然也更多。
换句话说，更多的资金必然带来更大的花费，更充裕的时间代表未来需耗费的时间更多，更丰富的经验或更优质的人脉意味着你需要更大程度地依赖这些东西。我们未必会浪费时间、金钱或人脉关系，但我们会利用手头的资源做尽可能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步增大了失败的风险，直到达到一个潜意识中让人满意的水平为止。从避免失败这个角度来说，当你准备踏入交叉点，风险最小化也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一旦你取得了“临界”资源，也就是霍华德·伯克说的“启动实现你的想法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资源”，你就应当开始对交叉点的探索。等待毫无意义，坐等更多的资源并不能减少失败的风险。以布兰森为例，他需要波音公司一架飞机一年的使用权，来测试他的想法是否能奏效。布兰森没有经营航空公司的经验，这从理论上提高了风险。但是他通过加倍努力补偿风险，反而让风险降了下来。你可以争取自己所需的资源（就像第10章讨论的，尝试几次就可以了），但不需要太多！
要是说伯克和布兰森成功的秘密，不是勇敢应对恐惧的勇气，那还会是什么呢？他们是怎样做到的？仅仅是无视恐惧，埋头向前冲吗？情况并非如此。如果你仔细听听伯克和布兰森的自白，就会明白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忽略对失败的恐惧。他们把失败视作创新的组成部分，因此能在一定程度上坦然接受失败。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他们能够接受失败的风险呢？
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掌握了一个秘密。这也是我在这本书中反复提到的观点：如果你想要创造出有革命意义的东西，那就直奔交叉点。交叉点上最有可能出现创新，因为交叉点上经常可见独特概念的组合大爆炸。大量的概念组合为新思想的出现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换句话说，对开创新领域来说，交叉点其实是一个低风险的地方。
布兰森与伯克很了解这个秘密，因此得以避开与风险相关的人为陷阱。这些陷阱总是阻拦我们追求交叉想法，使我们在自己的领域内裹足不前。针对交叉点上存在的风险，布兰森与伯克采取的是一种更中庸的态度。在接下来的章节里，你会看到其实你也可以这样做。
第二节 面对风险，勇于挑战面对风险，人类总是无法做到绝对理智。我们总会受到情绪的影响，尤其是被恐惧影响。很大程度上，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权衡利弊，患得患失。我们如果想要了解理查德·布兰森与霍华德·伯克这样的人是如何面对交叉点上的风险的，就必须先了解人类恐惧时的心理状态。他们是如何使自己产生与其他人无法拥有的勇气？我们要怎样向他们学习？至少有两种策略可供参考。
1.避免与风险相关的行为陷阱；
2.承认风险与恐惧。
避免与风险相关的行为陷阱
在一次采访中，惠普公司CEO卡莉·菲奥莉娜告诉《财富》杂志的记者：“你不会想创造一个完全规避风险的环境。因为商业就是一场冒险。谨慎地冒险，有计算地冒险，不肯承担风险，就做不成生意。”
那么，何为“有计算地冒险”呢？答案很明确。你现在有机会赢得1万美元，一种方案赢钱的机会是80%，另一种方案赢钱的机会是50%，那么你会怎样选择？答案显而易见，你会把赌注压在赢钱概率更高的方案上。有计算地冒险指的是你会选择赢面更大，收益更大的方案。很简单，不是吗？
没错。从理论上看这的确很简单。但现实情况真是如此吗？首先，我们难以精准地计算出成功或失败的概率，尤其是在需要综合权衡的时候。其次，我们不能简单地判断输赢，尤其是当涉及金钱以外的因素时，如地位、幸福、名声等。最后，即便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算进去，当我们在风险与恐惧的双重压力下做抉择时，我们的情绪也会被搅得一塌糊涂。这也就意味着，即使我们能精确地计算出成功的概率与决策的结果，受到恐惧的影响，我们也极有可能做出不理性的决定，而且这种情绪对所有人都会造成影响。
彼得· L.伯恩斯坦（P.L. Bernstein）在他的著作《与天为敌:风险探索传奇》（Against the Gods: The Remarkable Story of Risk）中针对这一行为做出了很好的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寒冷的冬夜，德军又一次对莫斯科发动空袭。苏联一位著名的统计学教授出现在地下防空洞里。在此之前，他从未来过这个地方。‘莫斯科一共居住着700万人，炸弹怎么就会偏偏落到我的头上？’他对众人说。听完这话，他的朋友们震惊地望着他，不晓得他为什么突然改变了主意。‘听着。莫斯科总共有700万人和一头大象。昨天夜里，他们炸了那头大象。’”
故事里的统计学家知道炸弹落到自己头顶的可能性十分渺茫。然而，由于前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些看似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冰冷、理智的计算败给了他的情感。人们很难通过纯粹的计算对风险进行权衡并做出判断。人类的情感怪癖使我们深陷困境，这个因素还使得不同学科、不同文化在交叉点上进行的创新过程更加难以进行。情感怪癖总是把我们推向单向创新的方向，使我们远离交叉创新，即便是人们在两种创新方式下面临相同风险的时候。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自己对失败的恐惧从何而来，我们就能与之战斗。为此，我们需要对人类矛盾的内心世界进行探索，那可是一个让人感到陌生、微妙且扑朔迷离的世界。在那里，我们将会学到如何以中庸的心态看待风险。
陷阱1：如果进展顺利，我们就应该待在一个领域
假设我们必须在以下情况中做出选择：
要么花3 000美元，要么参加一场赌博。赌博意味着你有80%的概率得支付4 000美金，剩下20%的概率分文不花。
那么，你会不会选择赌一把，去争取20%的机会？大多数人都会这样做。9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愿意赌一把，要么输4 000美金，要么分文不出。但是奇怪的是，从概率的角度来看，参加赌博预期的损失是3 200美元（即80%×4 000=3 200），将比注定要承担的损失多200美元。这个实验否定了一个普遍的看法，即大多数人会选择规避风险。从这个实验看，绝大多数人事实上乐于冒险。但是如果我们把实验中的条件改一改，又会出现怎样的情况？
要么给你3 000美金，要么参加一场赌博。赌博意味着你有80%的概率得到4 000美金，剩下20%的概率一文不得。
改变问题的提法让情况变得有趣。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会选择不参加赌博。80%的受访者选择第一种方案，即确定能到手的3 000美元。尽管从数学方面而言，参加赌博获得的收益期望仍然是3 200美元，但是我们的受访者突然从欢迎风险转变成了规避风险。对此，我们要如何解释？
这项研究是由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两位心理学家主持进行的。他们提出了一项“展望理论”（ prospect theory），这个理论表明，与其说人们讨厌不确定性，倒不如说人们是惧怕受损失。我们的日子也许很难一下子变好，但是要在短时间内变坏是很容易的。这就是我们宁愿赌一把，避免自己蒙受（金钱）损失的原因。损失带来的冲击远远比收获喜悦得到的快感来得强烈。人们更容易想象损失带来的痛苦，因此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恐惧。
在实验室以外的地方，因为害怕蒙受损失而做出非理性的反应随处可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股票市场上。当一只股票处在上涨期时，为了确保收益，我们极有可能将其抛售。当一只股票持续下跌时，我们也许会选择继续持有，期盼着它有朝一日能够涨回来。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业余投资者，对专业投资人而言亦是如此。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为什么非要等到要失去的时候才肯冒险，当我们有条件做出决定的时候却又畏首畏尾？从长远来看，我们所失去的必然大于所得到的。
我有一位名叫“马丁”的朋友。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扑克牌玩家，而且是位常胜将军。一次，当我问起他的常胜秘诀时，他是这样回答的：“噢，其实观察对手的反应，猜测他们是不是虚张声势没多大用处。这样做的确能帮助判断，但不是决胜因素。决胜关键在于坚守规矩。当你拿到一手好牌后，赌注可以下得大一些。牌不好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低调。纸牌无非是赢的时候多赢一点，输的时候少输一些的游戏。”马丁无数次见证人们运气越来越差的时候投下更危险的赌注，情况好转时又过早地锁定胜局。从长远看来，这些人必然是输多赢少。
这种情况也解释了当一切顺风顺水时，我们总是倾向于停留在自己的固有领域，而不肯冒险前往交叉点。我们大多数人宁愿不出力，也不愿意冒险失去我们现有的东西。用小规模、可把控的步调向前推进，会让人感到心安，这样做可以让人们相信他们不会失去即将到手的东西；一位在某个领域颇有声望的科学家，只要在这个领域不断深入，就可以保住自己的地位。一家在某个市场占有优势，或拥有领先产品的公司总是倾向于牢牢把握住既有市场，毕竟白白放弃到手的机会实在是太傻了。这一切导致的后果是，我们越来越不愿意尝试交叉点想法，因为冒险会危及我们现有的地位和安全感。
当事情进展得不顺利时，这种行为模式会产生鲜明的变化。当我们真正要冒极大的风险，或者想要尝试一些新东西的时候，就属于这种情况：害怕被解雇的人也许会愿意尝试新的想法，并且把它当作自己的救命稻草。对于资金枯竭的科学家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偶尔也因此歪打正着，获得非常了不起的交叉点想法。
然而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只肯在自己表现不好的时候承担风险，探索交叉点，那么我们获得机会的成功率就会降低。当我们面临资源匮乏、人际关系紧张、诚信缺失以及时间短缺等情况时，我们不太有可能从过去的失败中走出来。相反，我们应该在情况好转的时候努力尝试创新，抓住更多的机会。只有在成功的时候，我们才最有可能承受得起失败，这是实现多元化思考的关键性步骤。
理查德·布兰森和霍华德·伯克都会有意避开这种行为陷阱。布兰森是在维珍音乐如日中天的时候进军航空领域的。除了布兰森以外，维珍公司的所有人想的都是如何在音乐界更进一步。但是布兰森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领域看见了机遇，并且及时把握住了它。伯克也是如此。即便法国电信当时风头正盛，他也会离开公司，寻找多元化思考，伯克很清楚，他应该换一个领域，书写新的传奇。
陷阱2：不改变领域是因为在这个领域耗费了时间
想象一下，你投资了1 000万美元用于研发一种新型太阳能科技，却一无所获。那你还会追加投资吗？
也许会，也许不会。但是无论你做出怎样的选择，它都与你已经花掉的1 000万美元没关系。所有标准化的经济学教材都会告诉你，决定你是否会投入更多时间或金钱的关键不是过去，而是未来。经济学家把已经花出去的钱称为“沉没成本”。因为投资出去的钱已经散尽，不可能再回到你手中。既然如此，你需要在意的是这笔钱未来能给你带来什么。比如，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最初投资的技术根本行不通，那么继续投资将于事无补。当然，你还有可能发现这项技术不仅管用，而且有着极大的市场需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追加投资就是很合理的。无论属于哪种情况，你已投入1 000万美元的事实不可更改，再追究这些毫无意义。
同样的原则也可适用于我们在某个领域中耗费的时间。如果你在一个领域耗费了数年光阴，这么多年的时光足以使你留在这个领域，即便这可能会让你付出一定的代价。你也许曾经听到你的朋友抱怨他对自己现在的工作已不再有热情。但是这位朋友可能还会说：“我在这个行业里投入了太多，现在放弃实在不值得。”与对损失的恐惧一样，这又是一种与风险有关的情感纠葛。当我们在一件事情上投入了太多，理智会告诉我们别再继续。但实际上，不论我们讨论的是时间还是金钱，这两者都是沉没成本。既然它们都不可能被追回，那它们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未来。这种情感陷阱为我们进入交叉点制造了严重的障碍，即便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值得一试的好主意。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陷阱，人们往往很难避开。但是意识到这个陷阱的存在，有助于我们战胜它，同时有助于我们向前一步。在涉及创造性活动时，无论是伯克还是布兰森都表现出了坚强的意志。这种意志不断把他们向前推。他们过去做过的事情不会成为衡量今后应当做什么事的标准。
陷阱3：从单向的角度看待交叉点上的风险
想象一下，你的社区爆发了一场可怕的疾病，而你是救助活动的负责人。600人的生命危在旦夕，而你可以在两种疫苗当中进行选择。第一种疫苗肯定能挽救200人的性命。第二种疫苗还处于试验阶段，疗效尚无法确定。这600人有33%的机会能悉数获救，67%的可能会丧命。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如何选择？
在这个实验中，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救200人的性命。现在再想象你要在以下两种情况中做选择：使用第一种疫苗，600人中会有400人死去。使用第二种尚在试验阶段的疫苗，有33%的概率能挽救所有人的性命，67%的概率会让所有人丧命。你会怎样选？
在这个版本的故事里，7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愿意尝试第二种疫苗。这样的结果十分有趣，因为两种情况分明是一样的，只是表述方式略有差异。按照第一种描述，你可以挽救200人性命。按照第二种描述，你会断送400人的性命。人们应对风险的习惯因为“挽救”和“断送”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这个著名的实验表明，一个问题的表述方法将会对人们的情感产生深刻影响。仅仅由于是表达方法不同，同一个人看待同一种情况时，既有可能认为它是冒险的，同时也有可能觉得它是可靠的。当研究人员提出研究对象前后反应不一致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表示，“他们感到十分困惑。哪怕是重新阅读了测试问题后，在问题的第一种提法，即‘挽救生命’的提法之下，他们依然愿意采取规避风险的态度。”这个研究表明了从多种视角看待思考风险问题的意义。
不幸的是，我们常常只会从单一的角度看待交叉点上的风险，也就是我们探索单向领域时逐步培养出的视角。与交叉点相比，既定领域中的风险更好判断。在这些案例中，我们知道什么是最紧急，最危险的。可是如果我们始终按照从前的方法评估交叉点上的思想，我们永远会认为不确定因素太大。以错误的参考标准评估，哪怕是最好的多元化思考也会看上去太冒险。出于这个原因，我们自然会远离多元化思考。那么我们要怎样打破这个魔咒呢？
我认识的有识之士在面对交叉点上的风险时，全都设法转变了他们看待问题的角度。比如霍华德·伯克，他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中。“我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家庭，未来也有可能一贫如洗地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在生与死的这段时间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生活得十分快乐。”他说。伯克想要学习新产业是如何运行的，而且总是走在新领域的最前端。有了这个棱镜，伯克对于交叉点思想的追求看上去不再那么具有风险性，甚至多了几分可靠。理查德·布兰森最看重的是“乐趣”，这也是他“最重要的商业准则”。今天，布兰森的策略是把维珍集团扩展到不同领域和行业中。布兰森无法确定某些事情是否能行得通，但是如果那些事情本身有趣，而且让人感到兴奋，试一试也无妨。事实上，在那些让人无聊的东西上，布兰森可不愿意承担什么风险。
马库斯·萨缪尔逊也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对此，他是这样说的：“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冒险探索从未有人走过的路，这对我来说是唯一的机会。”如果固守某个传统的烹饪领域，对他来说，创新是很困难的。约翰·希利·布朗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成败与否，多元化思考一定会带来未来机遇的大规模扩张。因为交叉点“是各个学科之间的空白点”。如此说来，探索交叉想法事实上是大势所趋。可以说，这是一个风险很低的建议。
对于视角转换的另一种看法是：概念组合的大爆炸将为交叉点带来巨大的创造力量。如果你的目标是实现突破性创新，那么，概念组合的大爆炸就是你的思想金矿。不想着早一些开始淘金，那可真是疯了。
承认恐惧与风险
在理查德·布兰森的自传中，有一段让所有读者为之动容的描述。布兰森计划与他的同事波尔（Per）乘坐热气球横跨太平洋，从日本飞往美国。
波尔和我说了他最担心的事情，但那时为时已晚。在我们登上前往日本的飞机后，波尔向我坦承，他一直无法在压力舱内测试热气球，因此不能百分之百确认热气球在4万英尺（约1200米）的高空中能够安然无恙。如果在那个高度上，窗户被风吹掉，那么我们就必须在七八秒内戴上氧气面罩。
“我们必须把氧气面罩放在随手能拿到的地方。”波尔以其一贯的简单明了的方式说，“当然，如果发生这种事的时候，我们中有一个人睡着了，那么另一个人必须在3秒钟之内戴好氧气面罩，另外3秒给对方戴上，手忙脚乱的时间只可以是2秒钟。”
布兰森为什么要把自己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这个家伙明明有一家航空公司！他干吗要坐热气球飞越太平洋？这种行为怎么看都不正常。事实上，将近100年前精神分析师就得出结论，像布兰森这样追寻冒险的人全都是疯子。对于这个问题，布兰森有不同的看法。“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死于意外，但如果这样的事真的发生了，那只能说我是错的，而那些‘脚踏实地’的坚定现实主义者是对的。但无论如何，我至少曾经尝试过。”这样的态度颇有骑士精神。但是从布兰森的自传中，我们可以窥见他战胜恐惧的两个重要方法：首先，承认恐惧；其次，承认自己有可能失败。
当人们处于恐惧的状态下，他们情绪一定会暴露在肢体语言之下。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处于危险状态时，他的血压会升高，心跳会急剧加快，嘴唇将变得干涩，手掌会被汗浸湿。人体中的血液会从某些非核心部位（如胃部）流向肌肉，让你感到紧张、忐忑。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变得精神绷紧，每一根神经好像打起了十二分精神准备应对不测。
时至今日，危险的性质已经改变，但人类的身体反应没有变。今天，危险也许不像随时可能攻击你和你孩子的狮子，而是夜深人静时厨房传来的古怪声响。你的身体会在千分之一秒内做出反应。然而，即使在没有危险临近的自然状态下，这种身体反应也有可能出现。这种反应可能会出现在你做出某个重要决定时，比如，辞职、改变公司策略、向难说服的对象推销自己的想法，它甚至可能出现在打推销电话这种小事中。我们对于风险的认识最终可以归结为这种恐惧感。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有效地控制它？
战胜恐惧最有效的方法是先承认恐惧。在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研究太空旅行对宇航员的影响时，研究人员发现某些宇航员的身体或情绪始终处于不正常的状况。NASA认定这种反应是恐惧心理的外在表现。然而，不是所有宇航员都会产生这样的反应。宇航局得出结论，这两组宇航员之间的最主要差别是，没有出现恐惧症状的宇航员早已得知他们将要经历一个恐怖的过程，而另一些人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承认恐惧的意义是什么？你必须直面危险，并且知道自己可能会失败。只有这样，当你失去一切的时候，你才可以泰然处之，昂首阔步地走下去。“如果你下定决心背水一战，当情况与你的预期有出入时，你最好迅速收拾残局、重整旗鼓。”彼得·伯恩斯坦（Peter Bernstein）如是说。这不同于简单地接受失败的某种风险。如果在一场赌局中，你有50%的机会赢得300美元，50%的机会输掉150美元，你自然会赌一把。但如果我们把赌注改成了50%的机会赢50万美元，50%的机会输掉你价值25万美元的房产，你极有可能扬长而去。尽管人们在这两场赌局中面对的风险是一致的，但大多数人都不会拿自己的家冒险。
我们无法逃离恐惧，但是可以管理它。坦然接受恐惧心理的存在，承认失败的可能性，平和地面对失败，我们将更加高效地实现交叉点上的想法。用马克·吐温的话来说：“勇气就是敢于面对恐惧、克服恐惧——而非假装恐惧不存在。”
前进的勇气
每个人都会有情感怪癖。这些怪癖把我们从交叉点拖走，拉回到单向创新领域。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能够以某种微妙的形式去抵抗这股力量，直面恐惧。这是布兰森和伯克所做的，我们每个人都能如法炮制。
然而即便你了解自己的恐惧，想要遵循以上意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哈佛法学院客座教授拉里·苏西坎德（Larry Susskind）曾告诉我，尽管他没有法律方面的学位，他依然可以成为一位优秀的谈判专家，对在世界各地不同行业中出现的争端进行斡旋调解。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苏西坎德在许多领域留下过足迹。苏西坎德是英文专业出身，后获得城市规划学博士学位。他担任过一家环境咨询公司的外部董事，还做过规划顾问、谈判顾问、政策分析师，并在中国、西班牙、日本和以色列都有过工作经历。这些经历让他成为解决冲突领域最有创新力的领导者。一天早晨，当我问苏西坎德，如果他固守某个传统领域，不肯走进交叉点，是否还能有这样的洞察力。
苏西坎德靠在椅背上说：“噢，不可能。我的确很相信这些东西，相信最大的冒险就是不去冒险。”他迟疑了几秒钟，又继续说道，“但是当我们必须对自己所关心的人，比如要对我们的孩子给出建议时，我们会说些什么？我可不知道要怎么说。难道我要告诉他们，你要做的就是寻找一切机会，用不着专注，也用不着在某个领域深钻？我知道专业对于他们的一生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真的不晓得要怎样对他们说。”
我也有同样的心态，一切都需要视情况来判断。苏西坎德在学科与文化间的交叉点上下求索，也因此开创了一片新天地。但是他的孩子们是否能像他一样？也许会，也许不会。也许他们会在一个既定的领域内改变这个世界，也许他们会比从前的任何人做得更好。和所有人一样，苏西坎德的孩子们最终会形成自己的思维模式。但我知道，如果他们想要开拓一个新领域，他们最好的机会就是踏进交叉点。今天，这样的需求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这是我们改变世界的最佳机会，我们应当牢牢抓住它。
让多元、富有新意的想法有效变现为可以落地执行的成果
有一个传说，说玻璃是一种在正常温度下呈固体状态的液体。但如果我们有耐心，也有能力仔细观察它的话，我们会逐渐看到，它实际上一直在缓慢流动，像非常黏稠的胶水一样。这个传说也许起源于有心人对老教堂的观察。教堂玻璃窗的底部似乎比顶部更厚一些。后来，这个传说越传越广，甚至连博学的老师和家长都这样告诉孩子。但事实上，这并不是真的。
麻省理工学院的埃贡·奥罗万（Egon Orowan）这样描述这一现象：“一扇窗户上有半数的玻璃底部更厚一些，但是另一半则是顶部更厚。”如果真如传说所言，玻璃是流动的，那么埃及法老墓里的玻璃瓶到了今天恐怕早已流淌成河。从这个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类没有根据的市井流言是怎样传播开的。玻璃这种物质本身就带着某种神秘色彩。玻璃是透明的，可以通过不断加热被再次塑形。玻璃可以分解并反射光线，也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很远处的物体。没错，玻璃有着让人惊异的特性，但这些特性多是人为设计的结果，是成百上千年不断创新的产物。
老教堂玻璃上的“流动”实际是当时制造过程中加工不平造成的。今天，玻璃制造工艺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迅速，如可称为奇迹的光导纤维。光导纤维实际上是经过拉伸的玻璃，厚度只相当于一根头发丝。它可以延展到很远的地方。近年来，世界各大洲的陆地上铺设的光缆已不计其数。激光从光缆的一段射出，每秒钟可进行100亿次的开关转换。每根光缆可传输的信息数量惊人。一根头发丝厚度的玻璃光缆可以同时为人们传输500万个电话。
在玻璃的创新方面，有一家公司比世界上任何公司都强大。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康宁公司（Corning Inc.）。这家公司在纽约的苏利文公园（Sullivan Park）设有一家实验室。在那里，研究人员每天都在寻找玻璃使用方法与物理学、数学以及化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之间的交叉点。康宁公司每天在实验室进行着超过100种类型的玻璃实验。实验室大楼里的人无可争议地被称为全美最有创新力的组织成员。
在创新方面，康宁公司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自这家公司诞生的150年间，它便显著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康宁公司为爱迪生发明的灯丝创造并制造灯泡，为美国的每一台彩色电视制造显像管。它生产制造温度计和LCD屏幕的玻璃，并且牢牢地占据了这两个市场。但是要说康宁公司流传最广的创新产品，一定要属百丽耐热玻璃盘（Pyrex）了。这种玻璃盘从冰箱内取出后，可以直接放入烤箱而不破裂。当然，康宁公司还发明了光纤，这是电信行业一片繁荣的基础。换句话说，只有少数几家公司能够雄踞创新前沿数百年以上，而康宁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康宁公司究竟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应该是玻璃研究小组的负责人——琳娜·切维妮亚（Lina Echeverria）。切维妮亚的部门是公司内部最受关注的部门，也是肩负着康宁公司未来希望的核心部门。切维妮亚是哥伦比亚人，在德国做了几年研究工作之后才来到美国。切维妮亚身上最引人注目的特质要数她强大的个性。她是一个极其乐观、精力充沛而且有很多故事的女人。
谈起她早年在远离哥伦比亚海岸的一座小岛上研究火山熔岩的经历时，切维妮亚的声音里充满了兴奋。“这座小岛叫戈尔戈那岛。与弗朗西斯科·皮萨罗（Pizarro）(1)一同登岛的人中，90%因为被毒蛇咬伤而丧命。那座岛上毒蛇遍布。我的研究伙伴只在岛上待了几天就离开了。他实在是受不了这个地方。”切维妮亚告诉我。但是毒蛇并不是他们面临的唯一困难。“除了毒蛇之外，整个岛屿上都是关押囚犯的监狱，而且关押在此地的都是最穷凶极恶的重刑犯人。我的向导也是一名囚犯，因此他最了解岛上的情况。”除了向导，还有一名武装人员陪着她，负责监视囚犯与毒蛇。“没错，这段经历的确很有意思。”切维妮亚感叹道。
切维妮亚对她从事的每一件事情都充满热情。她似乎认为所有人都和自己一样。“我希望康宁的研究员可以有梵高那样的创造力，但是他们得过米开朗琪罗式的生活。”她说。我问她是怎样鼓励她的研究员进入未知创新领域的，她这样回答：“我请他们追随自己的内心。只要追随你心中所想即可。做你真正感兴趣的，而且能因此获得能量的事情。人们的激情就是由此而来的，而创造力来自激情。”
切维妮亚鼓励她的团队成员互相间多进行交流、分享、合作，创造出让他们为之兴奋的项目，或者把这些项目联系在一起。她甚至专门预备了一间“创造屋”。在这间屋里，人们可以畅所欲言，激发交叉酝酿而成的想法。“你可以创造一种回音壁式的人员组织。”她说。通常情况下，人们需要经过指导才能发现各种想法之间的联系。切维妮亚相信，“知人善用”的能力是她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她对我讲述了康宁公司的理论物理学家道格·艾伦（Doug Allen）的故事。艾伦大多数时候都坐在实验室的角落里，埋头研究量子物理学的前沿理论。直觉告诉切维妮亚，艾伦其实是个乐于交际的人，因此她让艾伦加入实际制造产品的小组。在此之前，艾伦从未接触过这样的工作。他把自己的知识带给产品小组，他的研究对于康宁公司的创造基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过去8年中他做的任何事情产生的影响都大。
这正是康宁公司多年来屹立于行业前沿的一大理由。这家公司设法让员工对寻找新的交叉点充满激情。随着交叉点数量的持续增加，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策略在未来依然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在这本书中，读者已见到了许多相似的案例。我们认识了许多在不同学科、文化、概念、领域之间搜寻并成功找到交叉点的团队和个人。一旦他们到达了那里，就能获得前所未有的创新机会。这也是这本书一直以来都在传达的信息。不过接下来，我还有几句话想说。
我还想谈3点，这也是我帮助读者寻找交叉点灵感的最后机会，我可不能放弃这个机会。
在这本书里，我曾经提到过游戏和导航系统、食物与太阳能公司。由于人员流动、科学融合与计算机技术大幅提升了这三种驱动力，以上领域以及其他领域内的人类活动正变得越来越有相关性。
我曾与马萨诸塞州前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有过一次谈话。除了在1988年总统竞选中与老布什总统对战以外，杜卡基斯还因为在管辖的州内设立了国家医疗保险系统而闻名。杜卡基斯指出，提供医疗保健问题已成为许多学科领域共有的问题。“医生、负责医疗保健的官员、护士、保险公司、工会和员工、药品公司、政府部门都在埋怨、愤怒，但我们依然提供相当于其他西方国家两倍成本的医疗保健服务。”杜卡基斯相信，他会在这些领域的交叉点上找到解决方案。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国际反恐斗争中。那些受到独立资助，在全球范围内活动的小规模恐怖组织对传统防御措施嗤之以鼻。美国国土安全部试图通过22个联邦机构，包括移民局、海岸警卫队以及情报部门联合行动的措施打击恐怖分子。如果这些机构能打破它们之间的障碍，我们将看到挫败恐怖主义威胁的一系列创新举措。再想一想全球变暖问题。化学家、海洋地理学家、生态学家以及地质学家在内的科学家们正联合起来分析全球变暖的成因，预测其可能引起的后果。
恐怖主义威胁、医疗健康体系危机、环境污染等问题的解决方案涉及许多方面，人们难以将其归属于某个特定领域。但哪怕是挑战性较弱的领域，如时尚设计、产品创新、动画电影等，情况同样如此。每一个领域，无论是科学还是人文，商业还是政治，都存在着不断增长的，把不同领域的概念连接、相互组合的需求。而这正是我们将要发现新机遇、超越新挑战、获取新发现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创造未来的重要方法。未来存在于交叉点之上，如果你也想有一番作为，那就赶紧找到通往交叉点之路吧。
天地万物都以某种形式相互连接。可是我们要怎样看到事物之间的联系，并对其加以利用？这本书里提供了许多方法，目的就在于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建议归根于一点，即期待意想不到的东西。倘若你这样做了，就能从新的角度观察这个世界。突然间，你会看到交叉点其实无处不在。随机的谈话、会议或项目都以一种奇怪而有趣的方式汇集到一起。看似毫无关联的概念可能以某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相互碰撞。
谁能想到理查德·加菲尔德能在马尔特诺马瀑布想出把收藏与纸牌游戏相结合的好点子？同样，我认为没有人能预料普洛希罗·斯蒂斯能在预防暴力和医疗健康这两件事之间找到关联。今时今日，这两个领域之间的联系看起来十分明显，但过去可不是这样。某个寒冬的凌晨三点，普洛希罗·斯蒂斯在波士顿的急诊室里突然发现了二者的联系。谁又能想到电信工程师遇见昆虫生态学家后，能找到帮助卡车司机发现阿尔卑斯山的最短运输路线？也许没人能想到这些。尽管有人可能会预感到他们两人的讨论也许会产生某些预想不到的结果。
这就是多元化思考的本质，如果你想让它们出现，它们就会出现。你也许不知道它们会在何时、何地出现，但是当灵光乍现的时刻到来，你要为之做好准备，准备好迎接那份惊喜。
交叉点不可预测的特性使其成为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地方。这是一块未知的领域，过去的知识与经验不足以带领人们在此地开疆辟土。交叉点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法。我们总是习惯于先选择目的地，再朝着目的地所在的方向前进。这已成为人们心中的常识和逻辑。但是在交叉点上，我们必须把这些先入为主的概念统统抛到脑后。多元化思考的确存在逻辑，但逻辑并不明显。明显的逻辑告诉我们，追寻单向思维时，我们应该提前准备、制订详细的计划。而不明显的逻辑告诉我们，在交叉点上这样做可能会招来失败。明显的逻辑告诉人们，追寻单向思维时，应该制定详细、清楚的奖励措施。内涵的逻辑则告诉我们，在交叉点上这样做可能会招来自我毁灭。外在的逻辑相信，更多的资源能减少交叉点上失败的风险。但内在的逻辑告诉我们，资源越多，我们所使用的资源也就越多，因此失败的风险并没有改变。我们也许能从中发现一个奇怪的道理，即在某一个领域内苦心钻研未必能带来突破性创新。但如果我们踏入交叉点，便可以从只有2 400种有效的概念组合一下子变成拥有600万种概念组合。2 400怎么能跟600万竞争呢？
并非每一件发生在文化、学科、概念、领域的交叉点上的事情都是简单明了的。但是当你真正了解了交叉点上的游戏规则，一切都会逐渐明朗起来。
大步向前
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去寻找交叉点。学科与文化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并且不断更新迭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绽放。在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些人是怎样对交叉领域进行探索并充分利用交叉点上的力量。未来，我们必将会看到更多的人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
我们每个人都能创造多元化思考，因为每个人都能到达交叉点。幸运只会降临到那些思想开放、愿意探索其专业知识领域之外的人的身上。机会只会留给那些能够冲破各种壁垒，且屡败屡战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些。
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必要尝试把从我们过去的不同经历中获得的想法与概念结合在一起这件事情。那么，我们为何不主动寻找这些联系？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接触过大量的人。他们都在各自感兴趣的领域中工作，与此同时又表现出对另一个领域的显著兴趣。某些在营利性机构工作的人也许会把他们的经验用在非营利机构的工作中，还有人或许想把两种不同文化相互结合起来。“如果我能找到把这些领域连接起来的方法，将拼图碎片拼凑在一起，”他们说，“那我一定能想出一些让人激动的新东西。”噢，没错，情况的确如此。
在我们的世界里，把海胆和棒棒糖、吉他与竖琴、唱片与航空公司结合在一起，事实上是合情合理的。在我们的世界里，让蜘蛛与山羊奶发生一些联系，或者一个人今天创办一家太阳能电池公司，明天成立一家生产甜饼干的公司，都是合理的。就像15世纪佛罗伦萨的创造者们一样，我们就是这样开辟新领域，实现创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