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葡萄牙人才能写出的故事
作为小说家的若泽·萨拉马戈，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惯于盗用上帝身份的黑客。他只消在历史与现实的流动中插入一条反常的设定，输入一行颠覆的代码，看似稳定的文明就在这奇幻的一点上开始坍塌，支配社会运行的诸般“天经地义”在我们惊讶的注视下暴露出自身的荒诞与脆弱。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死亡间歇》又是一部典型的萨氏作品。虽说相比《修道院纪事》《里卡尔多·雷耶斯离世那年》，它没有宏观与微观叙事之间复杂精巧的多线穿插，相较《失明症漫记》《复明症漫记》，也缓和了批判的火力和视角的悲观，但是在这部小说简短的篇幅和清晰的二分结构中，读者仍能不乏惊喜地领略到萨拉马戈经典的表达方式与思想旨趣。
故事的前四分之三从多个角度记录了一幅“死亡间歇”的社会图景：某年某国，从元旦午夜开始，死亡不限期中止了服务。突如其来的“长生不死”并没有让国民高兴太久，奄奄一息的病人求死不得，殡葬行业全军覆没，保险公司前途黯淡，养老院的数量将无限增长，直至经济无法支撑，天主教会面临信仰崩溃……有一位濒死的老者让家人将自己偷偷运送到邻国边界，这桩成功的“自杀”迅速引得民间纷纷效法，而国家对于边境的管控使得黑社会组织趁虚而入，成了此类灰色业务的实际经营者，并通过暴力恐吓逼迫政府默许他们的垄断。有一天，国家电视台的台长收到一封“死亡”本人的神秘来信，令其通知全国，死亡将于当晚零点恢复正常，并且今后将死之人都会提前一个礼拜收到信函通知，以便料理后事。
全书的后四分之一将镜头拉近，家国背景下的死生大事最终在个人层面上做了了结：不知什么原因，一位大提琴演奏家的死亡通知几次三番被退回，这位“命中注定”英年早逝的艺术家便如此浑然不觉地逍遥于生死铁律之外。为了一探究竟并伺机再次投信，死亡化身为一个女人，走进了大提琴家的生活。二人经历了一段奇妙的情缘之后，死亡烧毁了准备好的信件，于是故事又回到了开头：第二天，没有人死去。
《死亡间歇》这种并不言明何年何月、哪国哪代的模糊设定在萨拉马戈一生讲过的故事中并不占多数，因为正是强烈的历史感、鲜明的国族身份和张扬的政治观点构成了作者表达欲的核心。在点评自己的作品《石筏》时，萨拉马戈坦言，“大概只有一个葡萄牙人才能写出这本书”，小说大胆的想象、温情的故事和耐人寻味的隐喻背后，是一个葡萄牙人从自己的历史视角出发，对伊比利亚身份认同的独特感知。其实，萨拉马戈的其他作品，又何尝不是“只有葡萄牙人才能写出”的故事呢？
出生于1922年的若泽·萨拉马戈作为小说家大器晚成，五十多岁才开始全职写作并形成自己的特有风格，而他的前半生几乎与二十世纪西欧最长久的独裁统治——萨拉查时期大致重合，这构成了他大部分的人生经验与思想资源。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统治葡萄牙长达三十六年之久，并建立了以“上帝、祖国、家庭”为口号的“新国家”体制（Estado Novo），在天主教会的明帮暗助之下，施行保守的政治路线，打压葡萄牙共产党等反对派，并不惜以战争手段强行保留所谓的“海外省”。为了配合对内威权统治和对外殖民主义的需要，“新国家”的宣传机器着力烘托卡蒙斯、赛巴斯蒂昂等本国民族主义情结中的核心形象，无形间将萨拉查捧为葡萄牙的政治弥赛亚。1974年4月25日，一场中下层军官领导的政变“康乃馨革命”推翻了几十年的独裁政府，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殖民地战争，然而萨拉查时期的意识形态遗产却难以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葡萄牙人的心智依然闭塞，感情依然怀旧，帝国主义的思维根深蒂固，民族主义的幽灵挥之不去。葡萄牙人需要以新的目光展望未来，而这首先需要有新的历史重新讲述。就此而论，萨拉马戈的创作就是在一砖一瓦地拆毁前政权留下的思想之墙，颠覆传统的历史叙述。
于是，我们在《拔地而起》、“历史三部曲”、《大象旅行记》等作品中，看到了作者无情地嘲讽天主教会的腐化堕落，宫廷政治的蝇营狗苟；史书上光辉伟大的葡萄牙帝国，其实是建立在奴隶贸易和殖民地掠夺的基础之上；萨拉查政府用经济稳定和社会秩序交换人民的沉默与顺从，看不见的代价是警察治国的粗暴与黑暗，就连与世无争的里卡尔多·雷耶斯也难以幸免，遭到臭名昭著的PIDE（国家安全警备总署）的盘查。
那么在《死亡间歇》这种无朝无代的故事里，也有葡萄牙人才有的恐惧和回忆吗？从背景设定上而言，它与《失明症漫记》颇为相似，然而后者受到的普世欢迎与诺贝尔奖认可并不能掩盖作者的具体指涉。同样，“死亡间歇”的奇事似乎发生在某个难以对号入座的西方国家，但萨拉马戈终归是萨拉马戈，其标志性的讽刺俯拾即是，对“上帝、祖国、家庭”的挑战也不会因为隐去了历史语境的交代而有失猛烈。
“上帝”
从小说情节中不难推敲，死亡暂停的国度是一个以天主教为官方宗教的国家。萨拉马戈是共产党员、无神论者，但在他生平访谈中论及信仰时，他仅仅是平淡地表示，自己不过是看不到并且不相信上帝罢了。但是，在小说写作中火力全开的萨拉马戈，更多的时候是一位激进的教会批判者。作为一套庞大、僵化且与政治暧昧不清的体制，天主教会失去了信仰的真诚而沦为了名不符实的社会机构。于是，在萨拉马戈的理解中，他们的教义不过是统治者信手拈来的洗脑工具，他们的圣礼更是落后、反动的中世纪遗留。
当然，要否定无限的上帝，在哲学层面是不可能的命题：然而要羞辱有限的人类，作者的手法是自助盗取上帝的席位，一开始就暂停死亡，来戏耍因为没有死亡便没有复活而惶恐自危的教士阶级。在“死亡间歇”刚一爆发的时刻，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便带领读者“窃听”了红衣主教与国家首相的秘密通话，而主教的形象与任何一个不问民间疾苦、只顾自身地位的犬儒政客毫无二致。死亡恢复后，因为濒死者可以提前一周收到信件通知，人群中的恐慌情绪有增无减，这时，作者更是津津有味地将教堂描绘成了人民的精神鸦片馆：
教堂里人流络绎不绝，忧伤懊悔的罪人排成长龙，队伍像工厂流水线一样此消彼长、源源不断，在教堂的中殿里整整绕了两匝。聆听告解的神父一刻不停地工作，有时会因为疲倦而走神，有时又突然被讲述中丑恶的细节惊醒，最后总是走过场般代祷悔罪，不知多少句“我们的天父”，多少句“万福玛利亚”，然后匆匆完成了赦免。……不过，某些神父待在难闻、阴暗的告解室里纯属强打精神，上帝知道那是费了多大力气，因为就在当天早上，这些神父也收到了紫色信封，因此，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自己当时正在宣讲的快慰良言。
相比争议极大的《耶稣基督福音书》和《该隐》等公然渎神的作品，创作此书时的萨拉马戈已算收敛锋芒。作为不信者，萨拉马戈自然无法认同《圣经》的真实性，《死亡间歇》中作者也认为，自己关于死神的编造和德古拉的传说、耶稣的复活一样，同样是传说的性质；作为姿态激进的知识分子，萨拉马戈更是猛烈批判教会与权力的勾结所造成的一切不公，而消解《圣经》的权威，是其撼动天主教会在欧洲的历史地位与社会影响力的必需手段；作为思想家，萨拉马戈并没有在形而上学层面“杀死上帝”的野心，如果长远的愿景是拆除“新国家”时期留下的意识形态，那么他的攻击目标更多是指向作为思想资源留存在民族语言与文化深处的天主教，就像书中两次表达“进退两难”的意思时，作者都有意戏谑地重复使用了源于宗教传统的葡语习语：“一面是十字架一面是圣水缸”，对“神圣事物”举重若轻的使用，是萨拉马戈讽刺、消解最常见的手法。
“祖国”
小说中的诸多细节都暗示我们，“死亡间歇”所发生的无名国家与萨拉查政权所宣传的“祖国”有很多“不巧”的重合。死亡回归后，养老院的管理层大大松了口气，于是“低调地来一杯波尔图或马德拉红酒”以示庆祝；叙述者在感叹黑手黨的手段卑劣时，引用的是卡蒙斯《葡国魂》（也称《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怪兽阿达玛斯托的诗句；死亡提前一周通知死期，于是“恐慌的不仅是平均每天被噩运敲门的三百人，也包括其余的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七百人”，而葡萄牙的人口恰好是一千万。不过，作者也故意做了一些转移视线的处理来模糊聚焦，例如交代该国接壤三个国家，并不临海，所以也没有海军，首都地区的面积与狭小的国土不成比例，如此看来，它仿佛是葡萄牙的人文环境与拉美某国（例如玻利维亚）地理条件的结合。
当然，作者对自己的批判对象从来不模糊，萨拉马戈冷嘲热讽背后的矛头所指，是独裁者将祖国偶像化、人民主权抽象化、煽动仇外情绪、转移国内压力的政治伎俩，爱国主义成了流氓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在一个共产主义者眼中更是如此）。当黑手黨买通政府垄断了跨境死人运输，镇守国界的军队就成了掩人耳目的摆设，一场极其类似“康乃馨革命”的士官哗变悄然酝酿，就在这时，有人利用邻国加强边防的动作大做文章，民族主义的狗皮膏药再次奏效，这激昂中透着滑稽的一幕令人玩味：
他们纯粹是嫉妒我们，在商店、家中、广播、电视、报纸上，谈到、听到、读到的都是这样的论调，他们嫉妒，在我们的祖国没有人死去，所以妄想入侵、占领我们的国土，也好长生不死。两天后，士兵们举着迎风招展的旗帜全速开赴前线，一路唱着爱国歌曲，有《马赛曲》《光明在望》《丰特的玛丽亚》《宪章之歌》《你看不到一个国家》《红旗歌》《葡萄牙人》《天佑英王》《国际歌》《德意志之歌》《沼泽地之歌》《星条旗之歌》，他们回到之前撤离的岗哨，武装到牙齿，坚定守候着迫近的攻击与荣耀。但什么也没有。没有荣耀，也没有攻击。
大概很少有人会知道“丰特的玛丽亚”是什么典故，更不容易理解为什么它会与法、西、意、英、德、美标志性的爱国歌曲相提并论，除非读者是一个葡萄牙人，并下意识里认同这是一个葡式的政治事件。其实不止在葡萄牙，在萨拉马戈眼中，所有的法西斯政权都在以“祖国”的名义玩着类似的把戏，国家利益可以是口号，是歌曲，是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和民众动员，却唯独难以落实为每一个具体公民的尊严与福祉。当小说里的黑手黨也煞有介事地谈论起民族大义与国家主权时，作者的讽刺辛辣到了极致：
任何一国的黑手黨如果直接与别国政府谈判，都是不可接受的，甚至应该受到谴责。无论如何，目前事态还没发展到那种地步，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原则对于黑手黨和各国政府同等重要，对于政府而言，这点似乎不言而喻，但黑手黨是否还残存最后一点谦卑，是否还尊重这一原则，或许就有人存疑了，但怀疑的人一定是忘了，黑手黨是以多么令旁人汗颜的魄力保卫自家领地，击退异国同行的不轨图谋的。
在招摇过市的官方辞令背后，“国家”的概念只是为社会群体瓜分利益提供了厘定界限的参考，在这个意义上，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才会“对于黑手黨和各国政府同等重要”。
回到二十一世纪的现实当中，一个国家四境之内的“死亡间歇”并不完全是异想天开的传奇故事。一定程度上说，它是欧洲老年化危机与安乐死问题的进一步推演，而表面上和平联盟的欧洲，由于各国社会福利与公共政策的差异，利益分配不均滋生了或明或暗的争端与分歧，玩弄民族主义的政客也借此找回了市场。相比之下，公共讨论当中突显的价值冲突与伦理争议不过是次要的重点，甚至是骗人的幌子。萨拉马戈身后的十几年，世界更是见证了诸多的公共卫生危机如何演变为无耻的政治表演。隐形的死亡，微观的病毒，无言的恐惧，都可以被无所敬畏的政客或神棍征用驯化，他们撒谎，他们掠夺，他们暴富，他们将社会改造为囚笼，而转眼之间，当民族主义的鬼魂吹响号角时，他们又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万人仰赖的救星。如此看来，萨拉马戈对于死亡的这场噩梦，如同先知的异象一般震撼；站在世纪之交，站在欧亚大陆的天涯海角，一个葡萄牙人天马行空的梦话也可以振聋发聩。
“家庭”
正是在这样的批判视角下，萨拉马戈对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发起了终极挑战，试图拆解“新国家”意识形态的第三根柱石。奇特的死亡停摆现象不仅像“失明症”一样，瞬间揭穿了文明的脆弱、政府的伪善和资本主义根植于基因里的无情，也暴露了人性自私、残忍的黑暗本色，以及相形之下道德制约的薄弱与道德话语的虚伪。在死亡罢工的初期，一家农户在濒死者本人的要求下，趁着夜色悄悄实施了第一宗越境“安乐死”，于是其他垂死病人的家属争相仿效，甚至不惜付钱给黑手黨，好摆脱病榻之上离死亡遥遥无期的家人。但是当这种做法普遍传开后，家属又有了新的顾虑，黑手黨顺风顺水的生意突然断流，这倒不是因为家属良心发现：
从前可以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只需趁着夜间一片死寂，把濒死的亲人悄悄运走，邻居们无从得知病人是依旧在病榻上煎熬，还是人间蒸发了。……现在彻底不同了，去世的人有死亡证明，墓碑上刻着死者姓甚名谁，几小时内，好忌妒、爱说闲话的邻里乡亲就会知道，爷爷死了，而方法只有一种，简单说，正是自家那些冷血、无情的亲人，把他送上了边境。这让我们羞愧难当，家属承认道。
可见，当家庭伦理失去了核心的爱与忠诚，剩下的只有一套道德舆论的空壳，压在人的面子而非良心上。糊弄一个想被糊弄的人，没有什么比这更简单。作者交代了半天的“危机”最终轻松地得到了解决：“死者都是自愿赴死的，所以在死亡证明上，死因将登记为自杀。水龙头又打开了。”
萨拉马戈笔下的小说人物，并不全都缺少人性和温情，但是那些救赎式的爱和超越性的感情，往往没有被安放在传统的家庭关系之中。例如《死亡间歇》中的大提琴手就是个年近五十的单身汉，唯一的生活伴侣是他的狗，而这样一个人与“死亡女士”电光石火的爱情却似乎翻转了人类的命运；《失明症漫记》中医生的妻子虽然已婚，但在妻子的角色之外，她还是唯一有视力的人，在故事中扮演着向导、目击者乃至上帝，她目睹绝望之中的丈夫与妓女发生关系，心里慨叹的却是人类的命运；《石筏》中环游全岛的五个主角，最终发展为两对情侣加上孤独的老佩德罗，在佩德罗最后的日子里，团队中的两位女性慷慨献身慰藉了他，之后她们发现自己怀孕了，全伊比利亚的女人都怀孕了，这永远解不开的亲子关系之谜凝结象征了萨拉马戈超越个人、超越家庭、超越国族的乌托邦理想。
不是出路的出路
不可否认，包括《死亡间歇》在内的所有小说都承载着萨拉马戈露骨的意识形态表达，作者在法西斯独裁下的生活经验和共产主义者在西方政治谱系中的边缘地位更是强化了读者对这一方面的联想和解读。然而从根本上说，萨拉马戈首先是一位人本主义作家，正如1998年他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声称，自己是个作家，恰巧是个共产主义者，而不是相反[1]。这并不代表着两种身份互相冲突，其实大部分时候，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一方面，萨拉马戈以共产主义者的姿态否定救世主和一切的神仙、皇帝，更准确地说，是要消解一切人为制造的神圣，彻底暴露人性的罪恶。他所使用的武器不仅是充满机智与讽刺的小说内容，也包括取消标点、段落、大写的文字形式，就此而言，萨拉马戈的文风本身就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人的姓名、政治头衔、王室尊称，甚至罗马天主教会的缩写，通通都用小写，而小说中，人格化的死亡也跟作者有一模一样的“坏毛病”，这甚至引来了一位语法学家在报纸上的公开批评：
更严重的问题是句法混乱，省略句号，需要的地方不打括号，分段极为不清，逗号乱点，尤其罪无可赦的是，有意甚至恶意地不用大写，就连该信的署名也用小写取而代之。
熟悉萨翁的读者看到这一情节也许会心一笑，这不是在谈论死亡，根本就是在描述萨拉马戈本人。同样是从上帝视角戏弄人类的淘气鬼，同样是藐视所有规则、嘲讽一切神圣的叛乱者，某种程度上，萨拉马戈就是这位“死亡”。
另一方面，败坏的人性所造成的罪恶秩序在哪里寻得拯救呢？作为人文主义者的萨拉马戈到头来还是把希望押在了人性之中的怜悯与博爱上，换言之，在萨翁看来，人性的堕落还要指望人性的超越来救赎。《死亡间歇》里，叙述者在指出了家人至亲的自私、绝情之后，又讲了一遍“木碗”的老故事：一对夫妇恶待老父亲，嫌他年老哆嗦弄脏了餐桌，给他一只木碗让其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吃饭。儿子有一天在家里雕刻木头，父亲好奇他在干什么。
儿子头也不抬地回答说，我在做一个碗，等爸爸老了，手哆嗦了，像爷爷一样被叫去门阶上吃饭的时候用。这是大有能力的圣言。爸爸眼上的鳞片纷纷掉落，终于得见真理与光明，他立即去请求父亲的原谅，等到晚餐的时候，又亲手扶老人家落座，亲手拿着勺子将饭食喂到老人嘴边，亲手温柔地给老人擦拭下巴，因为父亲已经做不到这些了，但他还可以。
这则道德寓言的内容无甚新奇，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刻意的讲述方式，在儿子说出最关键的那句话时，萨拉马戈完全是在用宗教术语表现人性的自我省察与奇妙救赎。萨拉马戈的世界里当然没有神，所以人类知道彼此相爱就是最大的神迹奇事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死亡”第一次在大提琴手家里看到巴赫的D大调第六号组曲乐谱时那般激动、失控：“它就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一样，曲调里充满了欢乐、人类的团结、友谊和爱。”所以在死亡面前，人类的尊严来自哪里？究竟是什么感化了“死亡女士”？与其说萨拉马戈在夸大艺术的力量，不如说这里再次表达了作者对“人类的团结、友谊和爱”的终极信仰，它是艺术和艺术家的价值根源。这么看来，萨拉马戈同时也是大提琴手。
这就是故事后四分之一的有趣和张力所在。一个看穿人性，扫荡旧世界，摧枯拉朽；一个承载人性，卑微地生活，浪漫、自由。两者最终和解，相爱了。悲观与希望，堕落与救赎，同系于一处，即人性本身。这显然是矛盾的，但这矛盾不只属于萨拉马戈。人文主义抬出“爱”的光辉对抗世界的黑暗，以乌托邦反乌托邦是二十世纪没有逃脱的路数。
在萨拉马戈一生的批判与表达中，他向保守的旧世界火力全开，拆解起传统价值毫不留情，然而他所梦想的没有个人凌驾于个人之上、没有国家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秩序，在所有严格实践该主义的地区，无不以空前的灾难与更大的不平等收场。很显然，人性经不起对关系和义务的彻底消解，绝对自由与绝对公平的高歌猛进，往往是极大人伦悲剧的前奏。拆毁人造的神坛不等于没有真正的神圣，历史深渊里回响的咆哮，多是出笼的人性巨兽。如果死亡也不足以让人心怀敬畏地审视宇宙与自身，如果人真的可以僭越生死，或出于权力的逻辑武断规定“第二天，没有人死去”，其结果必然是对生命尊严的残酷践踏，无论它起初源于怎样的悲天悯人者的畅想。
当然，这些并不会抹杀萨拉马戈带给我们的震撼与思考。在这个葡萄牙人生命旅程的黑匣子里，每个人或许都能读出自己时代的荒诞与悲剧。威权专制的记忆看似远离了萨拉马戈所生活的西方社会，然而今日的世界并没有彻底告别昨日的噩梦……《死亡间歇》里的故事还在现实中不断发生，萨拉马戈也没有过时，很长的岁月里，我们仍会欣赏他的睿智，钦佩他的犀利，铭记他的义愤。
符辰希
2017年10月于圣巴巴拉
2022年7月修订
[1] 该报道见于1998年10月8日葡萄牙《公报》（Públi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