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读者也许是出于当今日渐稀缺的良好教养，加上一种近乎迷信的尊重，相信书面文字可以浸透那些羞怯的心灵，虽然完全有理由表现出不耐烦，却始终没有打断如此冗长、发散的叙述并要求获悉，死亡在那个索命之夜宣布回归之后又都干了些什么。鉴于养老院、医院、保险公司、黑手黨和天主教会在这些史无前例的事件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理应翔实细致地解说，他们是如何应对危局骤起、风云突变的，除非死亡考虑到短时间内有大量死者需要安葬，于是出乎意料地大发仁慈，决定延迟几天归位，好多给生活一些时间回到旧日的轨道。按理说，有些新死之人，也就是恢复常态之后头几天死掉的，只能跟过去几个月里东一处西一处苟延残喘的可怜人并骨了，然后我们就该谈谈这些新死之人的状况。只是事情并未如此发生，死亡没那么慷慨。头八天里，没有人死去，这一开始给人一种虚假的幻觉，仿佛情况并没有任何改变，然而中止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现在死亡与终有一死的人类之间有了新的关系准则，就是所有人都会提前收到通知，自己还有一个礼拜的生命好处理事情，留下遗嘱，补缴欠税，并与家人和朋友道别，一个礼拜后，不妨说，就要到期付款。理论上，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但实际上则很快显出弊端。试想一个人风华正茂，身强体健，一次头痛都没有过的那种，无论按照处世之道还是实际境遇，都有理由乐观通达，一天早晨出门上班，正好碰到勤劳热情的本区邮递员对他说，还好遇见您了，某某先生，我这儿有您一封信；他随即看到对方手上的紫色信封，也许一时并没有特别在意，因为可能只是无关紧要的广告投递，可信封上明明写着自己的姓名，字迹诡异，跟报纸上影印刊登的那封著名信件一模一样。如果一瞬间心脏被吓得扑通一跳，在劫难逃的不祥预感袭上心头，因而想要拒收此信，这是行不通的，那感觉就仿佛有人轻轻托着他的手肘，扶他走下楼梯，绕过地上的香蕉皮，转过街角并且不被自己绊倒。把信撕碎也无济于事，顾名思义，死亡的来信是无法销毁的，就算点着乙炔喷灯，火力开到最大，也奈何不了它，如果想耍小聪明，无辜装作信从手中滑落，也同样会是徒劳，因为信没那么容易甩掉，而是像用胶水粘在手指上一样，并且即使奇迹发生，也一定会立刻出现一位好心人，捡起信，追上那个假装不小心的人，说，我想这封信应该是您的，可能很重要呢；而他只能忧愁地答道，没错，是的，很重要，谢谢费心。不过这种事只会发生在早期，并没有很多人知道死亡用公共邮政系统传信报丧。不出几日，紫色就成了最遭人憎恶的颜色，甚至超过了代表服丧的黑色，这不难理解，我们想想看，戴孝服丧的是活人，又不是死人，虽说死人也大多穿着黑衣下葬。试想那人是何等的局促慌乱、不知所措，正要上班时，半路杀出化身作邮递员的死亡，邮递员从不会按两次门铃，如果没有在路上碰见收信人，只要把信放在住户的邮箱里，或是从下方的门缝塞进去就好了。那人站在路中间呆若木鸡，身强体壮，头脑清晰，哪怕此刻面对这样可怕的打击，也没有头痛片刻，转瞬之间，世界不再属于他，或者他不再属于这世界了，他与世界彼此借给对方八天，一天也不多，他刚刚蛮不情愿地打开紫色信纸，泪水模糊了双眼，几乎无法辨识上面的字迹，信上如此写道：亲爱的先生，很遗憾通知您，您的生命将在一周后结束，该期限不可撤销、不可延长，请妥善利用您剩余的时间，您忠实的，死亡。签名的首字母是小写，我们知道，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信是其亲笔所书。那个男人迟疑了，刚刚邮递员管他叫某某先生，然后我们也得到证实，所以应该是男性没错，那个男人迟疑了，不知是否该回到家中，告知家人这道无法改变的宣判，或是相反，独自咽下泪水，接着赶去上班，完成等待他的工作，充实度过剩下的每一天，然后便能质问死亡，你哪里胜利了，尽管他明白不会得到答案，因为死亡从不回应，不是不愿回应，只是面对人类最大的痛苦，死亡不知该说什么。
街头巷尾的这一幕，只可能发生在一个所有人都互相认识的小国家里，它清楚地揭示出，死亡在终止我们称为生命或存在的临时合约时，所用的通信系统是多么的不便。这可能是一种施虐成性的残忍，就像我们每日习惯看到的那样，然而死亡没有任何残忍的必要，对她而言，取人性命就已经残忍有余了。她当初没有多想，就这么做了。而现在，在长达七个月的停滞后，死亡专注于重新组织起自己的后勤工作，她的耳目无暇顾及那些绝望的哭号，以及男男女女一个接一个得知自己死期将近时的焦虑，某些时候，这种绝望和焦虑造成了与预期截然相反的效果，那些被判行将消亡的人，并没有去处理事务，立下遗嘱，补缴欠税，至于亲近的家人和朋友，则是拖到最后一分钟才与他们道别，显然，这点时间，哪怕只留给多次道别中最悲伤的一次，也是不够的。报界这才发现，对于死亡——又名命运——原来一直知人知面不知心，盛怒之下，纷纷对其口诛笔伐，控告她无情、残酷、暴虐、恶毒、嗜血，是吸血鬼、邪恶帝国的女王、穿裙子的德古拉、全人类的公敌、不忠的女人、杀人犯、叛徒，又有人提到连环杀手这个称呼，甚至还有一家周刊，善于嬉笑怒骂的那种，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创造性地想出“狗娘养的女儿”这种称呼。幸好，某些编辑部还是保持了良好的素养。王国里最受尊重的一家元老级报纸刊登了一篇睿智的社论，要求与死亡进行一场开诚布公的对话，毫无保留，本着良心与博爱精神，目的显而易见，旨在发现她的住所、巢穴、老窝。另有一家报纸提议警方调查所有文具店和造纸厂，尤其是购买了紫色信封的人类消费者，这类人即便有，也寥寥无几，鉴于近期的事件，他们也该改变了自己写信时的偏好，所以一旦这位阴险的顾客补充存货，抓到她简直易如反掌。这家报纸仇怨最大的竞争对手立即站出来宣称，这种想法愚蠢透顶，众所周知，死亡是一具披着床单的白骨，只有彻头彻尾的白痴笨蛋才会以为，死亡会下地行走，脚跟骨在石子路上踩得嘎吱作响，亲自去邮局投递信件。电视也不甘落后于纸媒，建议内政部派遣警探监视信箱和邮筒，这显然是忘了，第一封信，就是寄给电视台总台长的那封，是直接出现在他门锁了两道、窗户玻璃纹丝未裂的办公室里的。地板、墙面、天花板上，连一道能插进刮胡刀片的缝隙也找不到。若要劝说死亡对那些遭受宣判的可怜人施以同情，或许不无可能，但这得首先找到死亡，可是没人知道她身在何处。
这时有一位法医，对与自己专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一切都无所不知，他想到一个主意，就是从国外请来一位著名专家，能根据颅骨复原人的面貌，而这位专家，将根据古代绘画与雕刻中的死亡形象，尤其是直接展现了裸露头骨的作品，来给空缺的地方补上肉，眼眶处填上眼睛，按照比例合理布局头发、睫毛和眉毛，再给脸颊涂上相应的色泽，直到最后一个完美竣工的脑袋出现在他面前，然后可以影印上千份，叫上千位探员藏在皮夹里，随时与眼前出现的女人面孔进行比对。问题在于，等外国专家完成了工作，只有眼力极弱的人才会觉得所选的三具头骨都长得一样，因此，探员们就不得不带着三张而不是一张照片去调查，这无疑给起初雄心勃勃、冠名为“寻猎死亡”的任务加大了难度。唯有一件事情千真万确，即便是最简陋的肖像描画、最复杂的命名方法和最晦涩的象征体系都没有搞错这一点。那就是死亡，就各方面品质、属性、特征而言，都毫无疑问，是一位女性。你一定还记得，那位杰出的笔迹学家在研究了死亡的第一份手稿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所以他称其为一位女作者而非作者，不过这也可能仅仅出于简单的习惯，因为除了少数某些语言，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喜欢用阳性或中性名词表示死亡，此外大部分时候，死亡都是一个阴性人称。虽然前文已有交代，但为了防止有人忘记，还是需要强调一下，这三张年轻女人的面孔，尽管看过的人都会同意，她们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各不相同。同时存在三个彼此独立的死亡，她们可以——比如说——轮流工作，这种情形应该不大可信，那么，其中两个必须被排除，虽说，还有一种让事态变得更加复杂的可能，那就是死亡本尊的头骨原型可能与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符。那就像俗话说的，黑暗里放一枪，只等着好运降临，让猎物自己撞上子弹。
别无选择，搜查工作就此展开，检索范围包括官方身份档案机构收集的所有照片，既有本国人，也有外国人，按照长头型和短头型分门别类处理。搜索结果令人失望。其原因显而易见，首先，正如前文所言，因为选作人脸恢复的原型取自古代雕刻和画像，所以不该期许能从刚刚建立一百多年的现代身份管理系统中找到死亡人类化的形象，不过另一方面，鉴于死亡自古有之，又没有明显的理由需要随着时间改变容貌，而且她很难始终在暗地里生活、完成如此多的工作并不露马脚，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死亡很可能一直用化名登记上册，我们都得明白，没有什么是死亡做不到的。无论如何，唯一确定的是，尽管调查人员求助了很多信息技术与数据处理的高手，还是找不到哪怕一张女人的相片与死亡的三副虚拟面孔刚好具体吻合。没有别的办法，正如所预见的那样，必要时只能采用经典的搜查方法，施展警察穿针引线的能力，向全国各地派出上千名办案人员，去到每户人家、每家商店、每间办公室、每座工厂、每家饭店、每间酒吧，乃至那些性爱活动频繁的场所，除了年少的和成熟的或者说年老的，所有女性都要一一查过，因为探员随身携带的三张照片都清楚显示，如果能够找到死亡，她会是一个三十六岁左右美貌绝伦的女子。根据模型推演的结果，死亡可能是三个中的任何一个，然而事实上哪一个都不是。办案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走大街串小巷，一里路接着一里路，爬过的台阶加起来都可以通天了，最后终于找到这么两个女人，她们的长相因为做了整容手术而与存档的照片有些差异，但是出于某种诡异的巧合与奇异的偶然，整容手术恰恰强化了她们与头骨复原面容的相似之处。不过，经过细致的笔迹核对，二人的嫌疑被彻底排除了，不可能是她们于某一天或自己闲暇时执行了死神的致命行动，无论身手专业还是业余。至于第三个女人，是在一本家庭相册里找到的，其本人已于去年离世。这个容易排除，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既是死亡的受害者又是死亡本身。不必多言，在调查进行的几周时间里，仍不断有人家里收到紫色的来信。显然，死亡对人类做出的承诺不会轻易动摇半步。
自然有人会发问，千万国民每天过得心惊肉跳，政府是否就此袖手旁观、坐视不管？答案有两重，是也不是。从相对的角度而言，是的，因为归根结底，死亡是生活中最稀松平常的事情，自亚当、夏娃以来，父一代子一代，延绵不绝，纯属常规，如果每有一位孤苦老人死于破瓦寒窑，政府就要举国发丧三天，那不知会给全世界本就脆弱的公共秩序带来多大的扰乱。另一方面也不是，因为一周的等死期已经切实引起了集体恐慌，即便再铁石心肠的人也不会对身边这些俯拾即是的乱象无动于衷，恐慌的不仅是平均每天被噩运敲门的三百人，也包括其余的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七百人，不多不少，不分年龄、财富、条件，经过一夜梦魇的折磨，他们每天清晨醒来，都看见达摩克利斯之剑系于一发，正悬在自己头顶。至于那收到命运紫色来信的三百人，他们面对残酷宣判的反应，就自然因人而异了。前面提到，有些人的意念被报复心所扭曲，我们不妨用个新词，称其为预死报复，他们决定放弃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与家庭责任，不立遗嘱，不缴欠税，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人歪曲理解贺拉斯所说的“及时行乐”并付诸实践，将所剩不多的时日尽数挥霍于可耻的聚众淫乱、嗑药酗酒，他们可能在盘算，如此荒淫无度的生活，也许会遭到报应、自取灭亡，或者是人神共愤、天打雷劈，让他们当时当场即刻毙命，这样一来，他们就摆脱了死亡的预言，通过修改既定的剧本戏耍死亡一番。另外一些人则克己禁欲，有尊严，有勇气，他们选择自杀的极端方式，同样是因为相信，这样可以给死神上一课，在塔纳托斯的权势面前展示出公民的风度，过去我们管这叫打人不动手，按照当时人们的真诚信念，在伦理道德战场上的攻击远比任何诉诸拳脚的原始复仇更加令人疼痛。毋庸赘言，所有这些尝试统统宣告失败，除了某些执拗顽固之人，等到预定期限的最后一天才自杀，这真是妙手奇招，死亡无言以对。
实事求是地说，第一个清楚感知到民间人心惶惶、危机重重的是大公使徒罗马教会，因为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里，缩写字母泛滥于每日公共和私人交流，所以我们不妨将其简写为icar[1]。如果不是双目失明，我们也不难注意到，教堂里总是充斥着内心煎熬的人群，他们去那里寻求一句盼望之言，一通安慰，一抹香膏，一片止痛药，一针精神镇静剂。有些人一直都清楚，自己终有一死，逃无可逃，但同时会想，有那么多人要死，若不是天大的霉运，死亡不会光顾自己，如今，这些人整日躲在窗帘后面向外窥探，看看邮递员来了没有，或是每当回家就战栗不安，那封可怕的紫色来信，比张着血盆大口的嗜血猛兽还要恐怖，它或许就盘踞在门后，一开门便会扑将上来。教堂里人流络绎不绝，忧伤懊悔的罪人排成长龙，队伍像工厂流水线一样此消彼长、源源不断，在教堂的中殿里整整绕了两匝。聆听告解的神父一刻不停地工作，有时会因为疲倦而走神，有时又突然被讲述中丑恶的细节惊醒，最后总是走过场般代祷悔罪，不知多少句“我们的天父”，多少句“万福玛利亚”，然后匆匆完成了赦免。忏悔完的信徒告退之后，下一个忏悔者跪下之前，神父会见缝插针地咬一口鸡肉三明治，午餐只有这个了，他们边吃边隐约想象着晚餐，如何大吃一顿以作补偿。所有的布道千篇一律，都在讲死亡是通往天堂的唯一大门，而且没有人是活着进去的，布道者出于安慰会众的迫切，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上自最高级的修辞，下至教义问答中最低级的把戏，只为说服惶惶不可终日的信徒们，无论如何，他们都可以自认为比先人更加幸运，因为死亡给了他们充足的时间准备好自己的灵魂，翘首盼望升天，进入伊甸乐园。不过，某些神父待在难闻、阴暗的告解室里纯属强打精神，上帝知道那是费了多大力气，因为就在当天早上，这些神父也收到了紫色信封，因此，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自己当时正在宣讲的快慰良言。
卫生部也毫不怠慢，仿效教会给人的治愈性援助，派出众多心理医生，去帮助那些最绝望的人，而这些医生也遭遇了与神父们同样的境况。经常有这类情形发生：一名心理医生本来在劝导病人，把眼泪哭出来，就是对痛苦、煎熬最好的释放，正当此时，医生自己突然泣不成声，因为想到，明天早上第一拨信件派送出去的时候，自己也许就是同款紫色信封的收件人之一。医生与病人在同一种厄运的怀抱之中，抱头痛哭结束了治疗，而心理医生在想，如果不幸降临，自己仍有八天，一百九十二个小时可活。听说有人在组织淫乱聚会、嗑药、喝酒，来一点或许可以帮助自己过渡到另一个世界，当然也有一定的风险，当你爬上天堂的宝座，或许这些东西会加剧你对今世的眷恋。
[1] icar，葡萄牙语中大公使徒罗马教会（igreja católica, apstólica e romana），即天主教会的首字母缩写，原文中作者使用的都是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