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鬼仙”与道教中说的“鬼仙”不是一回事，那是人死之后的灵魂经过修炼而升入仙阶，只是地位尚低；本文所说则是对一种鬼物的称呼，大多为儿童的亡魂，却为术士所操纵，能为人预报吉凶、通灵接亡，甚至做些更邪乎的事。此种鬼物在民间名目很多，如耳报神、樟柳神、灵哥灵姐、灵童、鸣童、神童、神神，乃至肚仙之类全是，他们品类交错，或同物而异名，或名同而实有小异，但性质大体不差，其实是一种东西的不同变种。此处借清人的一种称呼，统名之为“鬼仙”，算是奉上一顶惠而不费的高帽。
由于名实上的混乱，要想把这些细类之间的关系分辨清楚，即是明白人也要极费口舌。而在下头昏口拙，无力办此，只是大致按时间顺序，自近而远，把他们排列开去。而文中所加的小题，也只是从当节文字中选上个名目，取眼下商家广告似是而非、连蒙带唬之意，只图醒目，聊别于一二三，若是责求其实，那就上了当也。
樟柳神
明人王兆云《挥麈新谭》卷下有“樟柳神”一则，其中讲了一个故事，说苏州乡下有一张二，充任本地里长，每月十五都要到官府点一次卯，所以那天半夜三更就要动身进城。这天走到中途，月色甚明，忽觉足下踩到一物，检起来看，“乃木刻成一小儿，形长三寸，面貌甚精，毛发皆具，装饰诡异”。他随手将它插到帽檐上，接着前行，途中只觉有人在耳旁小声说：“张二张二，县前点卯，要打屁股。”张二回头看，却并没有人，心里吓得直发毛，腿也软了下来。到了县里，他果然因为迟到挨了板子。往回走时，又听到耳旁小声说：“张二张二，老婆在家偷汉。”说了又说，张二听得好不焦躁，忽然想起是帽檐上的小木人在说话，气得赶忙把它砸碎扔进路旁的粪坑里。
这里的樟柳神是个爱说实话的唠叨鬼，并不是大毛病，只是没好好学习卜商先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已也”的格言，又偏偏遇上个喜欢“报喜不报忧”、宁肯悄没声地戴绿帽子的主子，结果葬身于茅厕，大可为直臣之鉴。
这故事被清人宣鼎改写之后，收到《夜雨秋灯录·续集》中，文字婉妙动人，颇有瓜棚豆架之趣，而那个小木头人也就成了个可爱顽皮的小生灵。
故事说一个叫张大眼的乡间催租隶，五更起身入城，到衙门去结清秋赋。当他行至秋稼湾时，朝阳初上，觉得燥热起来，便到路旁人家小院的豆棚下歇息：
忽闻棚上有歌者，声啾啾如秋后知了吟。倾听之，歌曰：“郎在东来妾在西，少小两个不相离。自从接了媒红订，朝朝相遇把头低。低头莫碰豆花架，一碰露水湿郎衣。”大眼闻之，骇诧欲绝，周回细询，则一小木雕婴孩，粉面朱唇，目清眉秀，长二寸许，趯趯豆花上，笑容犹可掬也。然却为一缕头发系颈，扣棚隙苇叶上，不能逸。大眼心知其为樟柳神，必茅屋中有术人止宿，夕系于此，吃露水耳。素审其灵妙，能报未来事，即断发擎腕中，戴笠西行。
快到县城了，小家伙乱蹬乱蹿，很不老实，张大眼就把他扣到草帽底下。不一会儿，就听他小声唱道：“张大眼，好大胆，来捉咱，一千铜钱三十板。”大眼只道是胡说，并不在意，可是刚进城，就遇上县太爷鸣锣喝道地入庙上香。张大眼心急脚忙，被眼尖腿快的衙役们疑为宵小，揪到轿前。他吓得气喘心慌，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县太爷怒道：“一看就不是好东西，给他三十大板！”于是大眼被按在当街，扒下裤子，打了三十大板。不料大眼裤子还没提起，先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县太爷大觉奇怪，再一问，才知道樟柳神早已预知。等到县太爷又弄明白大眼是给衙门效力的编外人员之后，便从国库里出了一贯钱，算是他枉受板子的补偿，却一文不添地把那小家伙要了过来，装进自己的口袋。最后说县太爷的一段更精彩：
宰由是听狱必以神置帽中，坐堂皇，为两造预言曲直如目睹。人争诵神明，比诸虚堂悬镜，无微不烛，而不知公帽中有樟柳神也。公卒后，为乡里城隍，甚灵。
这县太爷有些弄神弄鬼，不必苛责，包龙图不是还要探阴山吗？只看他不以两造的钱袋大小判案，就是难得的好官了——虽然作者也未尝不带些讥刺。而从樟柳神的角度来看，脱离江湖术士的黑爪已是万幸，而竟然高升到县太爷的纱帽中，为百姓理曲直，真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堪称自有樟柳神以来最风光的一位了。
故事很好看，听说还被汪曾祺先生改写成小说，那当然更好看了。但宣鼎先生这篇小说也有一点儿不足，就是无意中让读者产生一个误解，以为樟柳神总是像杨柳青大娃娃似的那么可爱活泼、笑容可掬。而真实的樟柳神，不过是一个命运极为凄惨晦暗的小鬼魂，另外，他也没有那么大的预知本领。
一个木雕的小娃娃，有没有唱小曲的兴致不好说，但能说话，更主要的是有预知的神通，这就很值得让人视为神物或怪物了。但他能“预知”的大抵只是一些琐事。明人王同轨《耳谈》中说他只能“谈人往事，及家居坟墓园宅，如指诸掌”，而王士性《广志绎》卷四又说：“其神乃小儿，故不忌淫秽，不讳尊亲，不明礼法；随事随报，然亦不能及远，亦不甚知来。”而《夜雨秋灯录·续集》中又说一事，言有人从巫师家购一樟柳神，望其能预报吉凶，不料“所报者，无非鼠动鸡啼鸦噪等事，且夜伏枕畔，哓哓烦琐，搅梦不酣”。仅此而已。
近人孙玉声《退醒庐笔记》中所说的樟柳神本领稍大些，但必须由术士念过咒语之后方可于半夜对语，“问以次日贸易事，言必有中，问及他事，则以不知对。问多则怒，且会詈人。”但能预测第二天的市场赢亏，这一点也很可疑，否则他的主人大可去炒股票，何必只做走江湖的术士呢。另外还有个故事，一位先生花了十两银子买了个樟柳神，指望着能发财，小试几次，居然都很灵验，正要大笔投入，却冥顽不灵，竟连屁也不放一个了。算了算赢亏，还算不错，赚了十两，正是买那樟柳神的本钱。原来不过像崂山道士一样和他开了个小玩笑。
虽然如此，也够难为这个小东西了。只是一个木头刻的偶人，就能有如此神异，首先让人想到的，这雕刻所用的一定是特殊的材料。
一种说法望文生义，认为樟柳神就是用樟木与柳木接凑，雕刻而成人形（清代破额山人《夜航船》卷六），又有以为“取樟木作灵哥，柳木作灵姐”（《海游记》第十五回），都是指樟、柳二木。但也有以为纯用柳木（见《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近人孙玉声《退醒庐笔记》），甚至有说仅用柳枝者。但以上诸说似乎并不妥当，因为樟、柳二木都太普通，取材既便，刻出的东西就不稀罕，岂不弄得像手提电话般人手一只了。灵物的出身总是不同凡响的。其实明人谢肇淛《五杂俎》早就指出，其木为“樟柳根”，而“樟柳根”并不是樟树和柳树的根，而是另一种植物“商陆”的根，必须下面埋着死人，上面才会长出根如人形的商陆。
所以清初的张尔岐在《蒿庵闲话》中认为，樟柳神的正名其实是“章陆神”，因为商陆又叫章陆，而“陆”字也可读如“六”音：“左道刻章陆根为人形，咒之能知祸福，名章陆神。”商陆这种植物，在《尔雅》中叫作“蓫薚”，李时珍只说它有“逐荡水气”的功效，对它的根部的灵气似乎不大注意。清人郝懿行的《尔雅义疏》说得较详，并说它又叫“王母柳”，还叫“夜呼”，“如人形者有神”。商陆是长不成人形的，正如谢肇淛所说，如人形的应该是它的根，但恐怕只是偶尔见之，挖上百十棵也未必能见到一个的。中国古代对植物的根部凡是长成人形的，都有着特别的崇敬，如人参、茯苓、黄芪之类，或者认为它可以使人长生，或者认为它可以通神，这商陆就是一例。
但说樟柳神可以用柳木，也未必全无根据。明人姚士麟《见只编》卷中提到“中州”有柳木生出木瘤，如人形，多至千百：
其“人”，余曾见之，长二寸许，光润非人工可到，头髻向后，俨若妇人，面有二黑点稍突，即眼也，身有衣纹，但下截无足。此特其一耳，闻更有奇肖形状者。
这简直是天然的樟柳神了！柳树上生出这样人形的树瘤，平常人看了会心里发毛，但有眼光的人就会想到可以当作樟柳人的毛坯。书生姚士麟这时就想到了古书中记载的另一种灵物“枫鬼”：
尝读《临川记》，抚州麻姑山枫树数千年者，有人形，具眼、鼻、臂、口而无脚，与此政同。盖木附土而植，植非动物，故无足也。
刘宋荀伯子《临川记》在这几句后面还有一段，见于《太平御览》所引：
入山者见之，或有斫之者，皆出血。人皆以篮冠于其头，明日看失篮，为枫子鬼。
这“枫子鬼”有说是枫树上的瘿瘤，有说是枫树上的寄生物，但在南朝时，却已经开始被神化，当成有灵性的鬼物了。最晚到唐朝，人们就因为枫木的灵性，用来做罗盘中的天盘，地盘的材料则是另一种有灵性的木料枣木，所谓“枫天枣地”即是。不仅如此，刘恂《岭表录异》卷中已经记载着这枫木的另一种用处：“越巫云：取之雕刻神鬼，易致灵验。”这就不妨让人猜测，也许樟柳人的前身早在唐代时便已经出现了。而且也不能说是孤证，且看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八中的一条，说道士秦霞霁，勤于修炼，存想不怠。忽有一日，梦见一棵大树，树上忽然现出一个大洞，出来一个小儿，于是一下子就惊醒了。“自是休咎之事，小儿仿佛报焉。”树中的小儿能有预报吉凶的功能，这不就是樟柳神的前身吗？
但一块有人形的木头，不管是原来就像，还是后来的加工，那灵气的天然成分总是有限。像王兆云所说的“不必生人魂爽，只以草木合而为之”，这块木头就会成为能预知休咎的神灵吗？樟柳神的制造是术士的专利，一般不会完全透露给别人，书斋中的文士也只能略知一二。即使我们从笔记中看到的那“一二”，也会发现事情可不那么简单。那不能轻易透露的秘密，便是要为这木头小人注入人的灵魂！
谢肇淛说到挖取章陆之根时，那过程很是神秘：要在夜静无人之时，用油煎猫头鹰肉，等到那气味把四野的鬼火都吸引到此，这时才能掘取其根。为什么要等鬼火出现？因为一个鬼火就是一个鬼魂，鬼魂四集，这样在挖取章陆根时附结鬼魂的概率就更大些。只有在木头上附集了鬼魂，才能谈到回来之后的“以符炼之”。“炼”就是炼魂术，没有魂还炼什么？
《广志绎》卷四说，那木头所以能雕刻人形而有灵，是因为在树下曾经埋过章、柳二家早殇的小儿，日久天长，因而得了灵气。但下文又说，仅用此木雕刻成小儿形状，并不能立刻有灵应，巫师要用一根针刺入小儿耳内，炼以符咒，四十九天之后，小儿能在耳边传言，然后才拔去针。这就是所谓“炼樟柳神”。
看到这里，让人隐隐觉得这樟柳神有些血腥气，并不是《夜雨秋灯录》中说得那么“笑容可掬”了。但其血腥远不止此！
灵哥灵姐
《海游记》第十五回说起樟柳神又有男女之分，称为灵哥、灵姐，炼制的方法是：
取樟木作灵哥，柳木作灵姐，每用男女天灵盖各四十九个为粉填空心，半夜用油煎黑豆，把鬼拘在木人上，符咒百日，炼成一对。
这简直比梅超风练九阴白骨爪还恐怖，也更难。《海游记》是本神魔小说，说起来话来有影而无踪，但天灵盖依附着鬼魂，把鬼魂拘到木人之上，则是不错的。因为这正合于中国人的科学思维。即使是正统的儒家老夫子们，在讲祭礼时，不是也说只要孝子顺孙们精诚灌注，就能把先人的灵魂依附于“木主”也就是牌位上吗？当然，祖宗的灵魂是不能用作炼樟柳神的原料的，那要借用别人的亡魂，而借用的办法，正和旧时代拉壮丁相似，有抓来的，有花钱雇来的，有骗来的，但据说也有自愿报名应募的。
明人陆粲《说听》一则云：一书生文奎（即明代大书画家文征明的胞兄），与一术士交游，学炼樟柳神法，那鬼就是招募而来：
客教令断欲四旬，乃设食于野外，以夜同往。客作法召鬼，享以食，鬼来无虑万数，如风雨怪骤。奎惊甚，几丧魄。客呼鬼名一一问之曰：“愿从公子游乎？”鬼言“不愿”，即去。次至一鬼，云“愿从”。客出小木偶人，书鬼姓名，及生年月日于其上以授文，缝著衣领间。
这种招募来的鬼魂，最无法律追究的风险，但我总觉得这不过是术人粉饰邪术的一种游辞。那些鬼魂，即使是无家可归的野鬼吧，图个什么，非要去给妖人做鬼奴不可呢。当然鬼物中也应该有一类缺心眼的格涩鬼，那些“不高兴”虽然没头脑，也许正好合于术士的需要。
沈平山《中国神明概论》“玄术篇”言及“柳人预报术”，当亦樟柳神之变种：此术流传已久，传说大凡命相、道术之人都会此术。炼时先择吉日，取东方常流水边的柳枝一段，雕刻成人形，长二寸六分，按阴数眉目七窍玲珑，左手阳仰，右手阴覆，头挽双髻，身著绿衣，用朱砂乳汁调写“心肝脾肾肺”于黄纸上，卷入腹中，次以鸡冠血抹口内，记年、月、日、时八字，待甲子、庚申日，祭炼于静室之中，用白鸡、鱼脯、兔头、香果供献，每日甲辰先念《二炁咒》，次念《追魂现形咒》四十九遍，午晚照前行持。炼至二十一日，所挂红旗自然交加，是显灵也。二十五日见形，不许猫犬及家有产妇或丧事之人触污，置于瓦器内，羃以红布，持竹箸击器，则其中扑朔有声，能告以未来事。
虽然说得很详细了，但在要害的情节上却还是遮遮掩掩。什么生辰八字，还要有“追魂现形咒”，这分明是已经选定了某个鬼魂来炼了。但这个鬼魂是怎么选中并勾摄来的呢？《集异新抄》卷八“耳报法”一条中，作者详细地说起他自己炼樟柳神的经历，其中就讲到这一情节，虽然炼法与前述的并不完全相同。
按炼魂术的规定，要先选“聪明夭死及横死人”，把他的名字写成牌位，与家堂神（即中霤神）、灶神一起供于密室，施符咒七日夜，其鬼即至。初至时，耳内微有声如蝇，渐渐声大如蜂。然后再念《开喉咒》，此鬼即可耳语了。这时就要与此鬼立下文券合约，令其供自己役使，但时间有限制，最长也不过一年。但作者试了一次，却是白忙，无影无响。后来由术士华某协助，倒是招来一鬼，说起话来（这自然是附于华生身上来说的），不想却是自己的亡友。“亡友”一听招他来的缘由，气得大骂：“生前交厚，何至以妖术见侮！”第三次试验，是作者试图招取刚刚自缢而死的邻居，不料炼了九天自己就病倒了，一病就是两个月。据说后来鬼是招来了，但只是在梦中一见，好像也不算数。看来这三次都是以失败告终了。作者最后的结论是，此术“非吾辈所宜道”，“遂焚其书而绝华生”，似是有些觉悟，但看他的记述，其实还在发着昏。
但我觉得，这些都是术士能够公开对人说的法术，虽然已经够邪，但阳世一般不立严禁招鬼叫魂的律条，被人听到也就无大妨碍。至于他们真正使用的炼樟柳神法，是绝对不能让人知道的。写过《红楼评梦》的乾嘉年间人诸联，有本笔记叫《明斋小识》，其卷十二有“鬼仙”一则，所指的“鬼仙”就是“樟柳神”。潘成章雇的小书童，拾到一个二寸长的木偶，耳目口鼻一应俱全。他以为是个玩具，就把它掖到怀里。不想过了一会儿，那小木偶竟然说起话来：
声若雏鸡朱朱然，家事琐屑俱以告。自言朱姓，生于华亭，三岁之富阳，今为“鬼仙”。
“生于华亭，三岁之富阳”是什么意思？清人钱泳《履园丛话》卷二十四中的一条说出了奥秘：
今吴越间有所谓沿街算命者，每用幼孩八字，咒而毙之，名曰樟柳神。
这里的“吴越间”就是位于浙西的富阳一带，那里有一批制造樟柳神的专业户。而孙玉声《退醒庐笔记》中说的更明确：
樟柳人相传为“富阳法”，出自富阳，乃由术者侦访聪慧子女之年庚八字，拜祷之。
把幼孩“咒而毙之”，取其灵魂附入木偶，原来这“樟柳神”是用小儿的灵魂造成的！那个小鬼仙本是华亭人，在他三岁的时候被术士“咒而毙之”，鬼魂就带到了富阳，也许要在那里“炼”成鬼仙吧。当然，樟柳神能“前知”的本领，到了妖巫的手里，可就不是仅仅当作“玩具”了，他们要用这些可怜的幽灵来讹诈钱财。《聊斋志异》中有“珠儿”一则，说到一个妖僧能够“知人闺闼”，使人“相惊以神”，就是靠着一个“偶戏门外，为妖僧迷杀桑树下”的小儿的幽灵。
所谓“迷杀”或“咒而毙之”，正是制造“鬼仙”的最主要手段，谢肇淛《五杂俎》卷六谈到元朝时有生剥人皮以为巫蛊咒诅时，说：
近来妖人，有生剖割人，而摄其魂以为前知之术者，盖起于此。若樟柳神、灵哥，又其小者耳。
所谓“生剖割人”，即“采生摘割之法”，也就是通过一种极残忍恐怖的凶杀来取得鬼魂，具体的手段后面要陆续谈到一些，此处先说另一种灵哥——肚仙。
肚仙
与樟柳神、灵哥灵姐搅不大清的还有一种钻到人肚子里的“肚仙”。袁枚《子不语》卷十四有“鬼入人腹”一条，就把这三物视为一种。焦举人的太太金氏召来一个算命的瞎子，这瞎子讲起举人太太过去之事，无一不合。金氏大为信服，便赠以钱米，恭送出门。可是到了夜里，家里就作起怪来。
金氏腹中有人语曰：“我师父去矣，我借娘子腹中且住几日。”金家疑是樟柳神，曰：“是灵哥儿否？”曰：“我非灵哥，乃灵姐也。师父命我居汝腹中为祟，吓取财帛。”言毕，即捻其肠肺，痛不可忍。
举人太太在家里闲得难受，没事找事地去算命，结果给自己招来了麻烦。这且不去管她，只说这肚子里的鬼物，虽然不是木偶，却也可以称作樟柳神或灵哥、灵姐的。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江苏”章述江湖中有以“管灵哥”为业者，
业此者自谓有樟木神，能介绍已死之魂与生人接谈。喉间作声唧唧，闻者不明，必须其为之翻译，方能明了，谓之“管灵哥”。
按此“管”应即“关肚仙”之“关”，民间巫术中的“关亡”——招请亡魂与亲属对话——的简称；而“喉间作声唧唧”，其实就是不到位的“腹语术”，肚子里的灵哥灵姐即“肚仙”在“说话”。“关肚仙”是主要流行于浙江慈溪一带的民间巫术，其源头不可考，但起码从明朝末年到清朝末年一直存在着。先看清人笔记，俞蛟《梦厂杂著》卷八《齐东妄言》云：
浙东西有“关肚仙”之技者，皆妇女为之。关，索取也。关肚仙云者，生人念死者不置，倩妇召之，告以其人之生卒年月日，少选，妇腹中乌乌作声，如泣如诉，倾耳以听，其言可辨不可辨，其事亦可信不可信，然亦有与其人生前事迹往往相合者。故世人信而不疑，竞呼之为“肚仙”云。
这个肚仙只是一个灵媒，专门为死者的亲属通报亡灵的起居，钱财虽然也要收取，但并无大的恶迹。道光年间慈溪人尹元炜的《谿上遗闻别录》卷二中记载了当地的一个传说：有一老妇平时奉肚仙，凭以赚钱为生。老妇死后，肚仙无所依托，遂不时现形。其名为王秀英，淡妆雅饰，丰姿绰约，一年之后方才绝迹。可见这个肚仙也是一个鬼魂，与樟柳神在性质上没有区别的。
“肚仙”之说又见于通俗小说，《禅真后史》即有“问肚仙半夜有余；荐医士一字不识”的回目，专言肚仙预报吉凶事：
张氏道：“我寒家敝邻徐妈妈腹中有仙，能言过去未来休咎，极是灵感，不如接彼占问决疑，然后行事。婶婶以为何如？”聂氏道：“甚妙，但是隐蔽些方好。”张氏道：“不妨，我自令人悄悄接他从后门入来，管取无人知觉。”
《禅真后史》书成于明末崇祯年间，作者方汝浩为浙人，于是可知在明朝时浙江民间即有“关肚仙”之俗了。至于肚子里闹鬼的故事，追究起来就很久远了，像陶潜《搜神后记》中讲的某人腹中有鬼、弄得肚子疼了多少年的故事，恐怕还不是最早的。但那是鬼病，不是鬼仙，只会往里赔钱的。然而也很难说，正如前面那位举人太太肚子里的灵姐，在巫师肚子里是鬼仙，转移到平常人肚子中不就成了鬼病吗？当然也可以另换个角度看，即是肚子里真的有了什么邪物，只要宣传得法，也可以“转化”为宝贝的。清人汤用中《翼駉稗编》卷三有“痞语”一则，自述少时亲见一媪，腹中有一痞块，能作人语，众人呼为老神仙，因为她可以召来亡魂与亲人对话，说起以往之事也很像真的。但后来却被真的鬼魂附体，用她自己的嘴揭穿了自己。
媪战跪地自言，实因穷苦，有口技者授以此术，能闭气从腹中作语。痞乃用僵蚕薰腹，捶以巨砖，久自坟起。操此术游江南十余年，获利无算。
肿瘤加口语术，这是假的肚仙，而真的肚仙则要用真的鬼魂来炼成，不要说痞块，就是牛黄狗宝也不够冒充的资格。王同轨在《耳谈》中谈到肚仙，并大致说了一下“炼制”的方法。北京有一座敕建的大道观叫显灵宫，位置大约在今天的四眼井一带。万历年间，一个术士寄居于此，和这观中的道士打得火热。那道士很爱风流，每天早出晚归，干的就是寻花觅柳的事。可是这些缺德事被方士知道得一清二楚，竟好像一直在后面盯梢似的。道士感到奇怪，一问，方士说自己肚子里有个鬼，能探知别人隐事。道士觉得这是个很值得开发的赚钱工具，便掏了不少银子，从方士那里求得了炼鬼之术，然后如法炮制：
因用符水于天坛僻地，杀一行路小儿，取肝、心及耳、鼻、唇尖，咒之，儿灵爽即归道士腹中，语世间祸福幽隐皆验，赚取资财无算。
此处不是把小儿魂灵移入樟柳人，而是摄入术士自己的腹中，用时就把这鬼魂放出，刺探目标的隐事，然后再回到术士肚子里，向术士汇报。如果肚子里的鬼仙不止一个，那么这术士的肚子就是个情报站。至于“关肚仙”时的腹语，则是由鬼魂自己直接对顾客交代，其实已经有些表演性质，那对象多是愚夫愚妇，山寨版的肚仙就居多了。
童哥
慈溪一带的巫婆神汉不过是借着“肚仙”弄些钱花，获利是有的，但“无算”的可能不大，如果为此而担个杀人的罪名，那便很不划算。所以公开的说法，那些肚子里的鬼魂所以甘供术人驱使，是因为他们生时欠了术人的债。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五说：
慈溪之俗，有所谓肚仙者。相传鬼于生前负人之钱，则入其人腹中。其人借鬼之力，为人招致亡者之魂，人必以钱酬之。偿满宿债，则鬼自去。有腹中止一鬼者，有数鬼同居一腹者。鬼之初入，人必大病，每食必大呕吐。俟鬼所居妥帖，由口出入，游行无碍，而后病愈。慈溪人极信之。
究竟是因为这种还债法让债主成了巫婆神汉，还是巫婆神汉有意地放债，弄得欠债人不得不卖身为肚仙，以常人的智力应该不难判断，因为谁都明白，世上的一些慈善家，肚子里没有鬼的确实不多。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八“三孝廉作鬼”一条，说起自己幼时在无锡，有孙姓术士来访，此人炼鬼为役，那鬼“谈往事如目睹，问以后事，娓娓酬答，然多不验。此鬼颇能诗文，顷刻数百言，敏而不佳”。问答间，知道此鬼不但是个知识分子，还曾举丁卯解元，起码是一个省的高考状元了。问他为什么不托生，却甘愿给术士做马崽，则云：“前生负此人钱，填满方得去。”
但文末一句颇有点睛之妙：“或云亦孙教鬼妄言，无其事也。”
此类把戏历史久远，我见到的最早材料是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中的一条，那里的鬼魂是赫赫大名的唐穆宗时的魏博节度使田布，而役使他的是一个老巫婆。人问：“君以义烈而死，奈何区区为愚妇人所使乎？”田布之魂怃然曰：“某尝负此妪八十万钱，今方忍耻而偿之，乃宿债尔。”区区巫婆竟一出手就是八十万钱！估计这个鬼魂不但前生欠债的事可疑，即是那田布的身份也未必是真的。
金人元好问著《续夷坚志》，其中有“童哥”一条：
南渡后（按：此指金朝在蒙古的威胁下迁京到汴梁），京师一满师事一神童。自言出贵家，姓阿不罕氏，八岁，遭平章进忠弃都城，为人马蹂躏而死。前世负满师钱无算，今来偿之。童自与人语，明了可辨，寻其声，在空中。酹酒在地，则下如就饮者。问逋亡遗失，不涉争讼、不关利害则言之。问以千里外事，则曰：“我往问之。”良久至，必以困乏为言。
这里说的“满师”，疑指女真族萨满教中的巫师萨满。童哥是幼儿的鬼魂，既说是金人从旧都大撤退时为人马践踏而死，那么他的夭死就与这位满师无连带责任了。但不管怎么死的，你这巫师也不应该把人家的鬼魂弄来做鬼奴的，所以“前世欠债”就成了最现成的理由。
但还是让人难解，这个贵家小儿，还有魏博节度使、高考状元，家中都是不差钱的，此世不会欠债，上世欠的债难道不能在此世活着的时候偿还吗？难道非要等死了之后把灵魂做抵押、供驱使，才能以此抵债吗？在梅菲斯特与浮士德的故事中，西方的魔鬼要想役使生人的灵魂，还有预先签订契约的手续，那个倒霉鬼起码有些自愿的成分，或者叫“知情权”吧，而中国的巫师则完全是黄世仁的风格，不知怎么就“消费”了、“欠费”了……
五代南唐的徐铉在《稽神录》卷三“舒州军吏”条中，记有“神神”一物，正与灵哥灵姐是一类。此鬼生前也是富家子，只因前生欠人家十万钱，死后便给债主做了“神神”。与前面所举诸例不同的是，债主不是专业巫师，而是一个小军官，还有一处引人注意的是，这鬼魂做“神神”服役偿债，竟是“地府”的判决，有法律依据的！其实想一想，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巫师既然可以报假账，造假户口，那么假的判决书又算什么呢，就是变出个假地府、假阎王也很平常吧。
髑髅神
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在陕西行省所属察罕脑儿宣慰司（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地区）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奇案，因为案中的主角及原告是看不见的鬼魂，事情弄到大都的中央政府中书省，所以又称“中书鬼案”。情节大致就是，一个“妖巫”王万里，用极残忍的“采生摘割术”杀死幼童，取其灵魂，驱使作恶，而最后这幼童的鬼魂把王万里的事揭发了。案情简单，其中却多有奥妙，我另在《中书鬼案》一文中剖解，此处只说那“采生摘割术”。据王万里说，此术是一个邪道“刘先生”向他传授：“我要课算好，专拣性格聪明的童男童女，用符命法水咒语迷惑，活割鼻、口唇、舌尖、耳朵、眼睛，咒取活气；再剖腹，掏割心肝各小块，晒干，捣碎罗筛为细末，收取用五色采帛包裹；这时再把生魂用头发相结，用纸做成人形样，就可以书符念咒，遣往人家作怪。”整个“摘割”过程都不能让幼童断气，想起来真是令人发指。
元代之前是宋、金，那时的“鬼仙”除“童哥”外还有“髑髅神”“鸣童”诸种。“髑髅神”“鸣童”是取生人魂灵制作，手段也是惨酷至极。
“髑髅神”见于佚名《湖海新闻夷坚续志》，此书编于元人之手，所述却多是宋、金时的故事。“髑髅神”发生在南宋，与“童哥”虽然地分南北，却几乎是同时。南宋理宗嘉熙年间，某村民有个十岁的孙子，忽然丢失不见了。撒出榜文和人众四处寻找，毫无消息。村民这天正在外寻找，却遇上大雨，便在一家门屋下躲避。忽然他听到孙子喊祖父的名字，不禁骇然，等到认准确是此儿的声音之后，立刻报官搜捕，果然在这家的柜中发现了这孩子，时已枯朽，略无人形，只有奄奄余息了。抬到官府之后，还能勉强说起其事之本末：
初被窃，温存备至，一饭必饱，自是日减一日，继用粽子亦减，久则咸无焉。每日灌法醋自顶至踵，关节脉络悉被锢钉，备极惨酷。
此儿说完就断气了。巫师不得不认罪，而他的全家老幼也跟着他赔上了性命。作者最后说：
今世言人之吉凶者，皆盗人家童男如此法，待其死后，收其枯骨，掬其魂魄，谓能于耳边报事，名“髑髅神”也。
“髑髅神”这名子起得恐怖，而“造神”的手段更是残忍。或疑这“髑髅”二字与“樟柳”二字是一名的音变。因为此物虽然恐怖，但与髑髅并无关系，所以这“髑髅神”可能是另外一种名目的误读。其实不然，这髑髅的预言本领是有根据的。我在《髑髅的幽默》一文中曾引过释赞宁《东坡先生物类相感志》中的一段话，那里用蓬草穿过的，或塞上泥土、种以赤豆的髑髅也能预报吉凶，其实就是“髑髅神”。这一巫术没有完全失传，后世以至清代制樟柳神有用死人髑髅者，即是。
另外，南宋时还有一种“鸣童”，制造的手段也是相当残忍，而且是从孕妇身上直接取胎，这就要多夺去一条生命。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记位于浙西的安吉一事：
安吉县村落间有孕妇，日馌其夫于田间，每取道自丛祠之侧以往。祠前有野人以卜为业，日见其往，因扣之，情浸洽。一日妇过之，卜者招之曰：“今日作馄钝，可来共食。”妇人就之，同入庙中一僻静处，笑曰：“汝腹甚大，必双生子也。”妇曰：“何从知之？”曰：“可伸舌出看，可验男女。”妇即吐舌，为其人以物钩之，遂不可作声。遂刳其腹，果有孪子。因分其尸，烹以祀神，且以孪子炙作腊，为鸣童预报之神。
这里的“鸣童”不是用木头，而是以腊制胎儿为质，那鬼魂本在其中，可能连“炼”的手续也省略了，但其残忍也更上了一层。
这些采生摘割的故事都是以巫师为主角，而民间各种“拍项”（即近代所说的“拍花”）、迷魂之后再事剖割的传闻几乎从来没有断绝过。说句公道话，笔记中的此类记载与市井间的流言差不多，不一定全是真的，以讹传讹、渲染发挥的成分很大；但也不好说绝无其事。无论事之真假有无，问题在于，能想象出这种惨绝人寰的方术，要有什么样的变态心理！
鸣童之说在南宋看来比较普遍，当时人谢采伯《密斋随笔》卷二中似要探讨它的原委，以为即汉武帝所祀的“神君”。其实“鸣童－樟柳神”一类神物的主要功能是“预报”，而“神君”却不尽如此，这在《史记·封禅书》中介绍得很详细了。但樟柳神的源头确实很远，不但不止于宋、金，而且也不止于西汉。如果推想起来，应该起于很原始的巫术。
耳报神
“鬼仙”中还有一个为人所熟悉的别名，叫作“耳报神”。王兆云《挥麈新谈》卷下“樟柳神”条云：“耳报之术有数端，……如世传樟柳神。”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有云：“奉新有樟柳神者，……俗名‘耳报’。”周元暐《泾林续记》则把“耳报－樟柳神”连称，《集异新抄》中说到炼樟柳神，也称为“耳报法”。可见樟柳神就是耳报神中的一种，只不过用这个称呼可以特别强调他的刺探和传递消息的功能。
“耳报神”一词常见于明清时小说。《西游记》第八十二回：“孙大圣他却变得轻巧，在耳根后，若像一个耳报，但他说话，惟三藏听见，别人不闻。”这个“耳报”就是耳报神，因为他附在主人耳边上轻语，别人看不见、听不到。
《红楼梦》第四十七回也有一段贾太君的话：“又不知是来作耳报神的，也不知是来作探子的，鬼鬼祟祟的。”第七十一回中凤姐说：“这又是谁的耳报神这么快。”这“耳报神”在此是个比喻，用现在的话讲，指的是那种专精于刺探隐私、打小报告的东西，而且还有个特点，就是传递情报非常之神速，因为他是个“神”。但在民间，他当然还不具备官府密探的资格和功用，只是在邻里家庭之间传播些闲话、挑拨些是非而已——实际上，在几十年前，“耳报神”这名词还能见于人们的口语中，只是自从有了“特务”“密探”这些新名词，人们才把它“代谢”了。
但耳报神的历史要比樟柳神久远得多，而且也不像樟柳神那样只用于召亡通灵、诈骗钱财一类的小把戏，他曾有过参与军国大政的辉煌，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它湮没的。
巫师妖人用“鬼仙”为顾客占算未知，也就是换个钱花，而这手段如果被帝王贵人用了又会怎样呢？同样是不龟手药，洗染店用它可以在冬天也有营生可作，到了大人物手里，就成了武库里的东西，冬天给战士抹上，杀人略地顺手多了，从而成就了大人物称王称霸的雄图。樟柳神的主要功用是“耳边报事”，如果帝王养上一批“耳报神”，配给东厂西厂锦衣卫的特务做装备，那么不要说臣僚百姓的一举一动，即是“私字一闪念”怕也要在监视之下了吧。
其实这样的好主意，古代的明君贤相们哪里会想不到呢，我们祖先的典籍中就有记载。《国语》中的《楚语》里，昏暴双料的楚灵王在拒绝臣子的劝谏时就有一段名言，道是：
左执鬼中，右执殇宫，凡百箴谏，吾尽闻之矣。宁闻它言！
三国时的吴人韦昭在此下注曰：“中，身也。”“夭死曰殇。殇宫，殇之居也。执，谓把其录籍，制服其身，知其居处，若今世云能使殇也。”大致的意思就是，掌握着夭死鬼魂的“录籍”（如果简单些就是生辰八字了），就能对他实行控制，用他来侦察臣僚的一切行动和言论，臣子们的心里打着什么主意，不必写成奏章，就早被楚王侦知得一清二楚了。这正是汉魏时的“使殇”之术。
当然，能控制鬼中和殇宫的应该是专门的巫师。清学者惠士奇撰《礼说》，对于楚灵王的拒谏，他认为正是利用巫师的降神之术。云：“使殇，犹下殇，所谓巫降之礼盖如此。”“下殇”就是降下殇神，而“巫降”就是降神附于巫体。而近人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五“樟柳神”条中说的更是一针见血：“鬼中者，鬼身也。殇宫者，小儿魂也。此即今之樟柳神、耳报法之所为也！”
惠氏《礼说》的一个重要见解，就是认为古代统治者的御民之策中掺杂着不少巫术。西汉末年以儒学起家的大臣师丹，建议“使巫下神，为国求福”，于是被杜业劾以“背经术，惑左道”。而惠氏认为，杜业这是出于党同伐异而乱扣帽子，因为师丹所为乃是当时的“礼俗使然”，不足为怪的。
惠士奇的这一见解并不是矫情立异。远古社会的领袖和统治者能够坐到那个位子上，很大程度是因为他能有效地实行巫术。社会的进步渐渐地冲淡统治者的巫师成分，但巫术却从来没有从统治术中消失，即是到了独尊儒术的西汉，儒学政治也始终是和方术相关联，甚至儒生本身就已方士化。如依此说，楚灵王的“使殇”也未必是他的独创，很可能早就是庙堂中的国策之一了。
春秋时楚国被中原诸国视为蛮夷，或许这种下作的东西不会为堂堂诸夏所齿吧；也不然，这种鬼蜮伎俩的发明者恰恰正是诸夏。也是出于《国语》，但在《周语上》一篇中，写的是周厉王的事：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这段历史已经为读者所熟知，但未必注意到那位“卫巫”。韦昭注曰：“卫巫，卫国之巫也。监，察也，以巫有神灵，有谤必知之。”周厉王用卫巫来监督舆论，而卫巫使用的当然是巫术，所谓“有谤必知之”，正是因为他有了“耳报神”，用的是“右执鬼中，左执殇宫”那一套。这卫巫不仅是卫国人，更可能是卫侯御用的巫师，然后推荐给周天子的吧。作为康叔之后、周天子嫡亲的兄弟之邦，卫国自然是诸夏之一。周厉王早于楚灵王三百年，我们怎能把“殇宫”的发明权让给蛮夷之楚呢？
“使殇”的材料就是小儿的性命，对大奴隶主和封建领主来说，这材料是很方便的；他们用不着像后世的术士妖道那样拐骗迷杀，只须挑些小奴隶，让他们宣誓效忠之后再杀掉就是了。所以我又想，这“使殇”正如对阉人的使用，其发明权也许正是上层的大人物，只是到后来才流散于民间小巫手里，大材小用，与“不龟手药”走的正是相反的路。
为了役使天真无知的孩子的灵魂，让他们为自己暴虐的统治服务，就对他们的肉体尽力折磨，对他们的灵魂尽力摧残，让他们温顺、服从、阴暗，直到卑劣和凶残，还有比这更值得万世诅咒的罪恶么！
二〇〇九年六月
附：中书鬼案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在陕西行省所属察罕脑儿宣慰司（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地区）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奇案，因为案中的主角是看不见的鬼魂，事情弄到大都的中央政府中书省，所以又称“中书鬼案”。此案的主要情节在元末明初人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卷十三《中书鬼案》一篇中有翔实的记录，被害鬼魂的倾诉悲惨而凄楚，凶手采生的手段之残忍与血腥，让人读后产生的阴森和压抑久久不能释去。除了陶宗仪所摘取的原始档案之外，当时的翰林学士承旨李好文，又节取官中狱案写了一篇“记”，而燕南人梁载又为序其事，这两篇文字大约已经做了不少艺术化的处理，以致大手笔宋濂觉得其中多有“辞不雅驯者”，便又“痛删去之”，重做了一篇《王弼传》。此传现存于《宋学士文集·銮坡集》卷二，与陶宗仪所述相比，仍然是原案的“小说版”。所以后来被袁枚略做删节，改题为《王弼》，抄到《子不语》中，也是适得其所。此外，蒲留仙《聊斋志异》中《珠儿》一篇，也是以宋濂《王弼传》为蓝本而创作的。
一件“鬼案”，四百年内为四五个大文人所注目，而且注视的角度也各有不同，看来还是应该介绍一下的。
案子的原告是察罕脑儿的居民王弼。下面根据《辍耕录》所载王弼向当地政府所呈报的文件，大致介绍一下案情。
事情发生于至正三年九月内，王弼住在八匝街礼敬坊，这天他来到义利坊平易店，一个外来的算卦先生王先生在此居住并摆了个卦摊。王弼看着面生，就上前盘问，不知怎么，二人便争吵起来。事态好像得到了控制，没有发生更激烈的打斗之类。但这才只是开头。
就在这个月的二十九日夜晚，王弼睡房窗下，不时发出一阵阵的声响，好像风吹葫芦声。塞北深秋，夜风本来就很大，风吹葫芦声应该不那么吓人吧，可是王弼警觉得出奇，立刻认定这怪声与鬼物有关。于是他立马请来个李法师作法“遣送”。这好像是小题大做了，但并不然，这时只听虚空中有人说道：“是算卦先生驱使我来。”说着便哭起来，抽咽声内还口称冤枉。王弼便向虚空之中祝祷道：“你是神还是鬼？快如实告诉我。”便听那鬼道：“我是丰州黑河村周大的亲女儿月惜。至正二年九月十七日夜，因出后院，被这王先生将我杀了，做奴婢使唤，如今需在你家作怪。”王弼把鬼魂所述记录下来，便到官府投诉。官府派卢捕盗等，与社长（应是地方保甲之类）吴信甫，至王先生住房内搜查，搜到木印二颗，黑罗绳二条，上面钉有铁针四个，魇镇女身；小纸人八个，上有五色采帛、五色绒线，俱有头发相缠；又小葫芦一个，上拴红头绳一条，内盛琥珀珠二颗，外包五色绒线；另有朱砂所书的符纸一叠。
此时王先生肯定已经被捕收官了，但事隔一月，官府仍没有定案，看来审讯的进展并不如王弼所预想的那么顺利，王先生未必承认王弼的控告，那些搜出的东西他自然也会申诉为栽赃。于是在一个多月后，王弼又提供了新的案情：
十一月初三日，有鬼在空中对王弼说：“我是奉元路南坊开张机房耿大家的第二个儿子顽驴，被这王先生改名顽童。我年一十八岁，被那老先生引三个伴当杀了我。”
二十二日，又有鬼于空中对王弼说：“我是察罕脑儿李帖家的儿子延奴，又名抢灰，那老贼杀了我，改名买卖。我被杀时，年十四岁。”
三条少年的人命，虽然到此时还没有任何实物证据，而证人只是王弼一个人听到的鬼魂的话，但此案也很值得重视了。大刑肯定要动的，口供也照例要互相配合，于是而得到了一份王先生（本名王万里）的最后状招，转述如下：
王万里，年五十一岁，江西省吉安路人。曾在襄阳周先生处学会阴阳课命。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距至正三年13年）三月，王万里到兴元府，遇见一个“刘先生”。刘先生说：“我会使术法迷惑人心，收采生魂，使去人家作祸，广得财物。我有收下的生魂，与你一个。”于是便从身边取出五色采帛一块，上面有头发缠结，说：“这个小名唤作延奴。我要课算好，专拣性格聪明的童男童女，用符命法水咒语迷惑，活割鼻、口唇、舌尖、耳朵、眼睛，咒取活气；再剖腹，掏割心肝各小块，晒干，捣碎罗筛为细末，收取用五色采帛包裹；这时再把生魂用头发相结，用纸做成人形样，就可以书符念咒，遣往人家作怪。”
刘先生跟着王万里到了王的落脚处。到了夜间，刘先生焚香念咒烧符，这时只听有人说话，却不见人影，道：“师父，你教我去谁家里？索甚去？”这自然就是李延奴的生魂了。刘先生便吩咐李延奴：“你与这先生做伴去。”说罢，再念咒语，把生魂收禁。王万里便掏出七十五两的钞票，买下这块用头发相结的一块五色采帛。刘还说，这生魂可以改名买卖。于是向王万里传授了采生、遣使、收禁生魂的符命咒水，最后叮嘱道：“牛肉和狗肉会破法术，千万不要吃！”
此后，王万里又经过房州山地面，遇见广州旧识邝先生。邝先生说：“我也会遣使鬼魂。我有收下的生魂，卖与你。”王万里交付纸钞一锭（银二十五两为一锭），邝先生就取出五色采帛头发相结的纸人儿一个，说此魂名叫耿顽童。王万里便把耿顽童与李买卖一处遣使，以课卦为幌子，前到大同路丰州黑河村地面往来。
至正二年八月，王万里到周大家算命，将其女周月惜八字看算，见她性格聪慧，便蓄意要其将杀害，收采生魂。至九月十七日夜，王万里于周大住宅后院墙下黑影内潜藏，见一人往后院内来，认得是月惜。万里密念咒语，向前拖拽，往东奔走。用咒将月惜禁止端立，脱下贴身衣服，用刀将其额皮割开，扯下悬盖眼胆。又将头发割下一缕，用纸人并五色采帛、绒线相结作块，一如人形。然后割下鼻口唇舌、耳尖、眼睛、手十指梢、脚十趾梢，却剖开胸腹，才方倒地气绝。又将心肝肺各割一块，焙干捣末，装于小葫芦内。
至正三年九月内，王万里来到察罕脑儿平易店住下，开张卦肆。因与王弼相争，心怀仇恨，令生魂周月惜等三名前往王弼家作祸。但只因王万里买马肉吃，而店内却误把牛肉当成马肉卖给了他，结果破了王万里法术，不能收禁生魂，才惹出周月惜向王弼控诉一节。
以上全据王万里口供。下面是官府的调查取证：
一个叫李福宝（即李帖）的打来证明，说：生个孩儿延奴，因常有疾病，于五岳观口头应许出家，改名叫抢灰。至天历二年（1329年）二月，让他赶牛牧放，从此不归。当时正闹饥荒，猜想被人亏害，就不曾根寻。
中书省又行文至奉元路咸宁县及大同路丰州，据当地官府回文，勘得耿顽童、周月惜致死缘由相同。
最后是刑部拟判：王万里残忍不道，合令凌迟处死，其妻子迁徙海南安置。
案件就这样结了。从审判程序上不会找出三级官府的任何漏洞，人证物证俱在，犯人的供词也都通过查证落实了，可是总让人感到这里面有些不大对劲儿。作为故事，此案平淡无奇，可是如果作为一个惊动中央政府和最高司法机关的刑事案件，却全以鬼魂的话作为证词，自地方至中央的司法官员全无异词，那么可能古今独此一例了。
但刑部拟议把王万里凌迟处死的时候，王万里早已瘐死于狱。瘐死，在旧时代官场上是个相当含糊的说辞：病死、受刑而死、谋杀、自杀，只要死于狱中，都可用“瘐死”含糊过去，从而使有关部门摆脱任何责任。既然被告王万里已死，什么翻供、上诉的事也都可免，怎么判他他都不会发出怨言了，所以最后的定谳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可是陶九成摘要的案情中忽略了一个人物，据宋濂《王弼传》，其实犯人不止王万里一人，还有一直随他行卜的侄儿王尚贤，作为从犯，他竟然被无罪释放了。而且还有两个涉案的重犯（同时也是重要的证人）刘先生和邝先生，说是找不到，于是就不了了之。已死的主犯判了极刑中的极刑，未死的重犯却不予置问，岂非咄咄怪事？
这完全是一个葫芦提官司，从实质上看，是一个莫须有的案由得了个没下梢的判决。
对于此案的真实情况，我们当然找不到任何线索和佐证了，但清人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四编》卷六《采生案略》一则中却记载了另一桩情节逼似的“奇案”。《北东园笔录》的作者是非常相信因果报应的，但与当时大部分官吏一样，对“妖人”的邪术却并不认可。此案虽然发生于四百年之后，但与中书鬼案的情节却如出一辙，两相比照，中书鬼案的真情就洞若观火了。
事情发生于乾隆四十几年，某县有某商人（由于作者“不忍斥言其地与人”，地名与人名全都隐去），以善贾致富。县有恶绅欲借钱，商人不应；许以重息，不应；嗣以公事派出，又不应。恶绅便把商人恨之入骨了。正好商人的女仆有二岁女夭亡，恶绅便诱使女仆到县衙控告，说她女儿是被商人以妖术采生而死。县官不受理。恶绅又觅同时夭女者，得五六家，贿之以利，使皆控女被某商妖术致死，县官仍不受理。恶绅又唆使众人到府中控告，而且自己亲自出马劝太守准状。太守道：“似此妖术，自古无此说，亦自古无此事，今安得办此案乎？”仍不予准。恶绅又鼓动夭女之家告到省里，掌管司法与监察的司、院二衙门俱仍不准。县、府、省三级都碰了壁，恶绅仍不死心，便写信寄与都中当轴者，言商人采生妖术已致死多命。当轴者把此信转回到其省巡抚处理，巡抚怕此事闹大，连累自己的前程，觉得就是冤枉一个商人也算不了什么，便下令收捕商人拷讯。重刑之下，没有不招的，于是锻炼成狱，斩罪立决。不料临刑之日，天为之变，突起黄风，白昼昏暗，城中人无不叹息：“此某商之冤气也！”
没有两天，有从其县来者，说恶绅之子忽得疯疾，大声呼冤，所言皆某商语。恶绅入视，其子即手指呼骂，越数日而亡。又过旬余，恶绅也病疯而亡。巡抚闻之大惧，使壮仆三四人自护。一日，巡抚与司道诸员议事，正说着，忽然厉声道：“杀你的是某绅，又不是我，奈何寻我？”司道让左右赶快把主人扶入内堂，延医救治，不数日亦亡。
最后一段虽然大快人心，但其真实性却颇可怀疑。世上多少冤死鬼，都这么闹起来，恐怕执法者就有死绝的危险了。可信的是，省、府、县三级官员对“妖案”的态度。他们也未必都不相信妖术的存在，但只说幼童的魂灵被人采走，这种捕风捉影的事根本就无法采信取证。王弼一案，弄到刑部之后，刑部也曾派人来核查，王弼把鬼魂显灵的事说得活灵活现，可是刑部的人一来，那鬼魂就屁也不放了。此时王万里已经瘐死狱中，作为“证人”的鬼魂硬不出庭，明显的是这案子要砸锅了。亏得元末官场上一片昏暗，上下其手，把已经死了的判个无法执行的凌迟，活着的赶快放掉，糊里糊涂地结了账。
正如“采生案”的主角是那位恶绅一样，“中书鬼案”的主角实际上是王弼，此案从头到尾都是他一人在操纵。在宋濂《王弼传》中，王弼似乎是个正直行义的“隐于医”者，但却也不能回避他本来的身份：宣慰司的奏差，相当于府级衙门中的九品吏员。这身份让他在衙门和乡里间广有人脉，一般百姓是惹不起他的，何况王万里一个走江湖的外乡人！而“二王”争执的起因在《王弼传》中有较详的交代，是王弼听说新来个算卦的，特意前来“拜访”，结果是“忿其语侵坐，折辱之”，也就是看王万里不懂规矩，没有低三下四地奉迎，便给他个下马威，实际上等于要砸他的生意。仅从纠纷之起，就可以看出王弼是个不好惹的地头蛇了。但王万里这个江西佬肯定没有就此服软，折了王大爷的威风，于是“恶向胆边生”，惹出了王大爷的杀机，做了个妖人采生使鬼的恶毒圈套。王弼究竟是在官场上混过来的，他竟然找了十个旁证，一起为周月惜鬼魂的显灵、控诉签名做证。十人联名告状，再加上衙门中的关系，在王万里的房里栽上“物证”，那都是轻而易举的小事了。
但不管这圈套设计得再大再精细，哪怕是找了一百个证人，弄出一屋子物证，如果没有一个黑暗而昏浊的官场，王弼的心机也是白废。所以从此案中王弼的得逞，也就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元朝末年是什么样的政治了。此后只过了不到十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妖言”一出，举国响应，天下沸腾，蒙元的统治就快完了。
但更令人惊讶的不是鬼案的弄假成真，而是当时的大知识分子竟然也相信这一套鬼话！翰林承旨李好文，从国立大学的博士和副校长起家，做过监察御史，有平冤狱、除豪强的光荣履历，有“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恶之所当法当戒者为书，名曰《大宝龟鉴》”的见识，他竟然把中书鬼案渲染加工成一本“纪实文学”，以扩大在民众中的宣传效果。宋濂的名气更大了，朱洪武开国元勋中仅次于刘伯温的文臣，居然在入明之后还有兴趣用“史传”的形式让中书鬼案成为定案。一个时代的精英人物居然如此识见，这才是最可悲的！所以到明初，王弼还被朝廷误以为是什么有道之士，召请到都城南京，只是看他根本没有召神召鬼的法术，才给他一领袍子作为赏赐，打发回家，这就可以看出“大手笔”们宣传的力量了。
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中书鬼案显然是一起大冤案，只是冤主不是那三个虚构的灵童，而是那个瘐死于狱的王万里。与宋濂等人相比，陶九成可能要清醒得多，所以他那篇《中书鬼案》的短文，实际上是用原始文件来对应李好文、宋濂等人的“小说家言”或“史笔”。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把《王弼传》找来，用《中书鬼案》对勘一下，也许能悟出很多传记、回忆录之类的猫腻。顺便说一下，《宋学士文集》不好找，但《子不语》（又名《新齐谐》）却是很方便的。袁子才把宋学士的《王弼传》收到子所不语的“怪力乱神”堆儿里，这态度也是很明朗的了。
提到袁子才，就难免想到纪晓岚，因为这两个人我都觉得可爱。而纪晓岚也差一点儿搅成一起“妖案”大狱，却也和“中书鬼案”有些因缘。
当时纪大烟袋正由于犯了错误下放到乌鲁木齐，以四品大员当了温福将军的文案。可是他以带罪之身，有时还不能忘情于卖弄，而文人一卖弄就要惹事。当然，他立功赎罪，找个倒霉蛋做垫脚的热忱也是不容抹杀的。
此时乌鲁木齐有个道士卖药于市，而市井间就有了传闻，说这道士有妖术，并且是有人亲眼所见，看他夜宿旅舍之中，临睡必从荷包里掏出一个小葫芦，倒出黑物二丸，便有二少女与之同寝，天一亮就全不见了。这事不可不问，可是问了，道士却矢口否认，说没那么回子事。查无实据，本人又不承认，旁人也就算了，但纪晓岚有学问，好记性，一下子就想起《辍耕录》中王万里的事，自忖道：“那两个女子乃是道士所采生魂也，只要让这道士吃了马肉，必能破了他的妖术！”（纪先生太相信自己的记忆力，其实《辍耕录》说的是吃牛肉狗肉才会破法的。）正好军营中死了匹马，纪晓岚就让手下人找到旅店老板，让他问道士：“这里正有些马肉，客官切些吃吧。”不料道士一拧脖子，道：“马肉岂可食？”旅店老板汇报上来，就更让纪先生起疑了：不吃马肉是因为心里有鬼；如果无鬼，为何不吃马肉？这种奇怪的推理让纪晓岚深信不疑，认定这道士必是妖人，就决定出面收拾他。
多亏有个好同事叫陈题桥的，他见纪晓岚要惹事，便说：“道士携少女，你亲眼见了吗？他不食马肉，你不也是没有看见么。周月惜事，出自陶九成小说，谁知是真是假；而所说的马肉破法，也不知是否灵验。你信传闻之词，据无稽之说，遽兴大狱，似非所宜。”“那么此事如何处理呢？”“塞外不应稽留杂七杂八的人，只须让有关部门把这道士驱除出境，我看也就够了。”纪晓岚这才打消了以道士立功的念头。
此事后来为将军温福知道了，便对纪、陈二位说：“纪晓岚想穷治此事，实为太‘过’。如果这道士为重刑所逼，胡说八道起来，供出别的案情，那么事关重大，不可不治，却又无确凿证据，无法根治，那将如何处理？至于陈题桥所说的驱逐出境，则又似太‘不及’。倘若他窜至别地，惹了事端，却说曾在乌鲁木齐久住，我们就要担当这责任了。对于形迹可疑之人，关隘例当盘诘搜检，验有实证，就交付相关部门处理；验无实证，则具牒递回原籍，使勿惑民。你们看这种处理是不是更好！”据纪晓岚说，他们二人听了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形迹可疑是该查，但既然查无实证了，凭什么要把人递解回籍？这理最好不要多讲，人家不把你带回衙门里“依法”臭揍一顿就不错了。纪先生太左，陈先生太右，会当官的人首先要懂得固位保身，这样看来，温福的举措自然算是最合中庸之道了。
孔飞力《叫魂》一书谈到的“割辮收魂”之案大约就发生在此事之后不久，大学者纪晓岚的见识与把游方和尚当妖人抓的愚民们好有一比了。那么梁恭辰所述的“采生案”中的府县司院诸官就比纪晓岚高明吗？只是“采生案”又在“叫魂案”之后十多年才发生，有了那场惊动万岁爷的捣糨糊大案，各级官吏的不予受理，某巡抚有了“当轴者”的批文而受理，然后来个超速度的“斩立决”，其实都有各自的做官诀窍，他们只是在这一点上比纪学士高明罢了。
但也有这种可能：纪大烟袋不过是故弄狡狯，在这段纪事中故意让自己扮成呆鸟，来陪衬温福的高明吧。
二〇〇八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