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全球产业链重构在21世纪初业已开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开始加速，是跨国公司应对技术进步、企业组织性质变化以及政府职能调整等一系列综合因素变化的结果，中美大国博弈加速了这一进程，疫情作为一种外部冲击则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中国应高度重视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调整。
在现阶段中国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中，中国与东亚各国、各地区之间贸易、投资协议的谈判大多是针对市场准入壁垒进行的，有关市场规则、制度等领域的交涉很少。相应地，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关注贸易、投资或者基础设施等问题，对构建区域产业链视角的合作的相关考量不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学术界对C6扩张到C15这样一种在全球金融治理领域“去中国化”的新动向重视不够。基于“清迈倡议”长期被搁置的现状，中国必须超越传统的区域合作思维，重新思考深入推进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产业链的区域化发展已成基本态势，并形成了三大产业链中心，即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地区、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地区和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地区。对此，我想先从一些基本问题谈起，然后对中国应采取的相关对策或思路做些粗浅的探讨。
第一个问题：影响跨国公司产业链布局调整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跨国公司产业链的全球重新配置早已开始。这一过程大概起始于21世纪初，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开始加速。到2014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在下行中逐渐企稳，而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越中国且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这种全球产业链重构是由技术进步、企业组织以及生产方式变化等许多综合性因素所引发的。中美大国博弈，是在上述因素之上的一个重要扰动因素，凸显出大国政治关系对产业链配置的重要影响，而疫情不过是加剧了某种业已存在的趋势或过程，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所以，当下对全球产业链调整问题的思考，任何单一视角的分析都是不全面的，这里既有技术的、企业组织和消费模式变化等方面的影响，也有经济发展中国家作用的调整等因素。
技术进步的视角
由于产业链的形成与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资源配置的企业都面临着巨大的到岸成本压力。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曾预计，在2016年到2020年的五年间，许多产品在中国沿海地区的生产成本仅比在美国某些地区的生产成本低10%～15%，如果将运输成本和仓储成本等因素考虑在内，中美两国的生产成本差别将微乎其微。我们知道，现实中从事对外贸易的主要是企业，所以不能只站在国家角度来看待产业链转移问题，必须从企业经营的视角来认识这个问题。对企业而言，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对产业链转移的影响很大。
首先，就是技术进步的影响。技术进步导致企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得劳动力价格因素在它们全球产业链布局中的地位下降，同时伴随着产品技术密集度的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增强，企业对所有权的重视程度也在大大提升，这些都会影响企业生产选址策略的调整。因而，规则、法制和制度环境更为企业所适应、熟悉的本土或周边地区，将成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重要的布局选择。
其次，技术进步导致的产品消费模式的改变也影响着企业的产业链布局。消费者的个人定制需求、对商品到货时间的要求等因素，都促使企业缩短生产周期并严格控制产品品质，尽可能地将整个生产过程或者产品供应链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便需要外包，也一定是控制在本土或周边地区，这些都将影响全球产业链的长短及其运营模式。可以这样说，伴随着技术进步、智能企业和物联网的高度发达，确保生产经营场所与目标市场之间适当的物理距离，正在成为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关键问题，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发展客观上要求产业链的本土化和区域化。
最后，疫情过后，某些产业的离岸外包生产方式恐怕要被重新思考与定位。汽车、电子等技术密集型企业将更加注重产业链的安全性，其核心策略就是尽力将生产经营活动靠近目标市场。实际上，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引致日本半导体、汽车零部件供应的暂时中断，本身就是一次对于全球产业链的风险提示，但由于当时受影响的产业有限且时间短暂，人们很快就忘记、忽略了这种风险。此次疫情的剧烈冲击将迫使人们思考，离岸外包生产的商品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多次周转方能到达目标市场，整个过程不仅耗时太久，而且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冲击的风险巨大。
总之，跨国公司在海外设立工厂不再是向生产据点靠拢的过程，而是以最合适的方式向消费据点靠拢的过程。那种仅仅以低成本因素吸引全球生产的企业将会被淘汰出局，只有那些国内需求潜力巨大、基础设施雄厚以及市场经济规则、制度和法制健全的国家，才有可能吸引到更多的国外资本。
企业组织、社会结构变化的视角
当代产业链的形成与发展，追根溯源是美国跨国公司全球扩张的产物。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究竟谁在控制着美国的跨国公司？20世纪以来，美国的企业组织模式曾发生过三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期，在并购浪潮的推动下，银行逐渐获得了美国大型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为打消民众对卡特尔等垄断组织及其行为的不良印象，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开始创建一些福利项目和慈善组织，承诺为大众提供服务。
第二阶段是二战后到1980年间，伴随着公司所有权的分散，经营管理层可以不受股东直接监督而按照自己的意愿经营企业，他们为满足公众的期望努力将公司打造成“有灵魂的”实体，通过平等雇佣、产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渠道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
第三阶段是从1980年开始一直持续至今。1982年，在里根政府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影响下，美国政府公平委员会的反托拉斯部门颁布了一项新的企业并购指南，大大降低了行业内部企业并购的门槛，由此掀起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并购浪潮。到20世纪80年代末，1/3的美国大型公司作为独立实体消失了，那些大型联合企业首当其冲。由此，制造业行业集中度大大提高，为所谓定点生产（OEM，又被称为代工生产）创造了条件；同时，公司经营管理层更加注重股东价值，所谓的“股东资本主义”经营模式得以产生。在金融市场大发展的推动下，大量分散投资者所持有的股份开始由共同基金进行管理，以现代金融市场运作组织起来的公司，取代以往的大型制造业企业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核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公司与国别、雇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企业社会责任的特定土壤消失，随之，企业的社会组织意义逐步丧失，转变成为以金融为导向的资本关系网络。
今天美国的跨国公司与1960～1980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即企业作为一种金融化的经营组织，而非传统的秉持“社会责任”的社会组织，对美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改变十分大。一方面，工会组织及其政治影响大大弱化，这也是无助的美国蓝领们将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的重要社会背景；另一方面，今天是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力量在控制着美国的跨国公司，它们不会轻易、简单地屈从政府的引导或压力，但金融资本的本性会让它们更多地考量投资环境的信息透明、市场规则现代化以及市场预期的稳定等因素。
此外，在这样一个高度金融化的社会当中，传统的制造业是无法生存的，若是传统制造业回归美国本土，很大程度上将与高度金融化了的社会组织规则发生抵触。因此，那些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回归美国本土并非易事，还是要持续进行OEM生产，因而美国周边尤其是墨西哥可能会成为这些产业新的布局场所。
从政府职能的变化中寻找产业链转移的深层次背景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的焦点之一。一般而言，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是提供与法律和市场监管规则有关的制度建设，但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拥有越来越多的选择权，即可以自由选择在什么地方消费政府提供的这些制度安排。由于美国公司的经营许可是由州政府而非联邦政府颁发的，因而在20世纪美国各个州政府之间围绕相关法律、规则与制度的竞争相当激烈，并成为影响美国联邦政府有关法规调整、变革的重要力量。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于美国政府而言，政府的制度竞争从州政府发展到联邦政府，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成为在全球范围内针对企业兜售法律、规则、制度并提升投资者信心的竞争者。这也是特朗普可以动用联邦政府权限威胁或者鼓励美国企业离开中国的重要背景。
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跨国公司在间接地参与世界各国的制度建设。那些既可以在岸生产也可以离岸生产的“临界产业”，将对东道国的制度建设和社会文明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各国政府间的制度竞争也会影响企业的选择。
举例来说，即便跨国公司因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口规模和日益增加的国民收入与消费能力将其作为最终目标市场，但倘若其他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成本、规则、制度等综合条件更适合开展生产活动，那么它们未必一定要将中国作为产业链布局的生产据点，特别是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已经签署区域贸易协定、进入中国的市场壁垒较低的情况下。
换言之，不论是作为最终消费市场还是作为区域生产集聚中心，都应在相关的制度建设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否则，社会文化、规则、制度对技术与生产活动的反作用将十分大。实事求是地讲，以往我们对这些问题重视不够。区域化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将更加激化而非减弱国家之间围绕效率和创新活力的制度竞争。在这方面，越南可能会成为中国的竞争对手。虽然它不可能替代中国，但其在某些领域的影响不容小觑。
第二个问题：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应采取哪些新的举措
综上所述，美国让中美产业链彻底“脱钩”的企图是很难实现的。虽然有些制造业生产回归至美国周边的墨西哥等国是可能的，但跨国公司对消费据点的生产配置需求越来越超过对生产据点的配置需求，使得它们彻底离开中国这个日益扩张的巨大市场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针对全球产业链调整的区域化趋势，尤其是面临中美大国博弈的新局面，依据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调整的动因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需要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做出一些新的思考。我的看法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在现阶段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中国与东亚各国、各地区之间贸易、投资协议的谈判大多是针对市场准入壁垒进行的，有关市场规则、制度等领域的交涉很少。
目前相关领域的交涉、谈判主要为美国、日本等国所控制，无论是CPTPP，还是2020年9月中上旬开启的东盟与印度的经济一体化谈判，抑或10月6日美日澳印所谓构建“印太战略”的构想，周边正在出现日益不利于中国的区域合作态势，即所谓“亚洲地缘政治的欧洲化”。因此，如何参与区域经济的市场经济规则建设，是今后我们面临的一项新的艰巨任务。没有这方面的突破，我们将在日益高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不仅无法发挥中国在区域经济规则制定方面的主导作用，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中作用的发挥更是空谈。
第二，迄今为止，中国参与的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关注贸易、投资或者基础设施等问题，从构建区域产业链视角的合作考虑不多。
长期以来，东亚地区产业链的形成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主导的，所有东亚国家和地区都依赖美国的科技创新与最终商品市场的提供，这也是该地区经济合作难以自主地深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东亚地区各种关于经济合作的构想，掺杂着太多的地缘政治因素，基于全球产业链发展特别是区域产业链发展的考量不多。而这恰恰是未来东亚区域经济能否实现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中国有关未来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构想，应当在现阶段全球产业链发展呈现区域化格局的基础上，以构建区域产业链为核心进行更为长远的布局，这是涉及未来该地区贸易、直接投资和资本流动的核心问题，更是关乎未来世界格局及其秩序的根本问题。
一句话，只有构建由中国主导的区域价值链体系才能够实现该地区更加长远、稳定的发展。这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如何使中国真正成为消费大国，成为区域性、世界性的最终商品市场提供者？这一点不仅对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而且对中国在新的国际格局与世界秩序中的位置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二是中国要想真正构建自我主导的价值链，仅有国内广阔的消费市场还不够，必须拥有技术创新能力与一系列核心技术，如今美国试图搞的所谓产业链“脱钩”，其核心是要与中国实现“技术脱钩”，即遏制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为此美国甚至从基础研究领域入手，遏制人员交流、制裁中国的有关大学等研究机构。因此，作为一个客观上的“挑战国”，如何在既有霸权国家采取极端遏制、打压措施的情况下确保自身依然拥有灵活、高效的创新力，是摆在中国面前的历史性课题。
三是必须培育以先进的核心技术为支撑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公司，使其成为构建区域产业链的重要承载者。企业，尤其民营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因此，如何切实发展壮大民营企业，提升它们的科技创新能力，在以国有资金、国有企业为主打造的“一带一路”1.0版的基础上，开创出以民营经济作为后续主体的“一带一路”2.0版，是我们应该关注并思考的问题。
第三，加强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迫切性大大提升。目前，最大的危险在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分层化或者说“去中国化”。
前不久我曾在南开大学的视频会议上做过一个发言，强调要防止中美“脱钩”从产业领域扩展到货币金融领域，实际上在这个领域美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措施。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2013年美联储与欧盟（欧洲央行）、瑞士（瑞士央行）、英国（英国央行）、加拿大（加拿大央行）和日本（日本央行）组建了一个货币联盟，简称C6。目前，C6已将双边美元互换由临时性安排转变为永久性安排，把彼此之间临时性双边流动性互换协议转换成了长期协议，而且任何当事央行都可在自己司法辖区内以另外五种货币中的任何一种提供流动性。
2020年3月19日，美联储宣布与澳大利亚、巴西、韩国、墨西哥、新加坡和瑞典各自达成不超过600亿美元的临时互换安排，与丹麦、挪威和新西兰各自达成300亿美元的临时互换安排。3月20日，美联储宣布，将C6之间的互换操作频率从每周提高到每天。这样，C6已经扩展至C15，或者说以美联储为中心的“C6+C9”货币网络开始形成，美元体系实际上实现了危机之下的“再扩张”。这意味着原先以IMF为中心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出现了分裂或被边缘化的迹象，美国事实上在IMF之外创建了一套新的储备货币供给体系，强化了美联储作为全球范围内美元流动性提供者即“最后贷款人”的地位。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美联储于疫情期间采取的无上限QE及其影响高度关注，而对C6扩张到C15这样一种在全球金融治理方面的新动向却重视不够。然而，C15覆盖了几乎所有的主要发达经济体以及一些重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如果未来这一体系继续扩展并寻求长期化、多边化与制度化的话，就意味着美联储另起炉灶，在IMF之外重新建构了一套新的全球流动性供给机制。这无疑会弱化甚至取代以IMF为中心的全球多边金融治理体系。
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也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安排。这将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将会继续强化美元体系，尤其是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没有被纳入这一机制的国家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C15本质上是一个排他性的美元体系，美国力图在中国之外打造出一个制度化、机制化的经济和金融集团，同时联合一些发展中国家，重建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新规则、新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G20机制的瓦解。如此，美国主导的贸易、投资和货币金融领域的“去中国化”格局基本成型，这是中国需要警惕和面临的巨大挑战。
在目前的C15中，亚洲国家有三个即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这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将面临新的障碍。基于“清迈倡议”长期被搁置的现状，中国必须超越传统的区域合作思维，重新思考深入推进区域货币金融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这里有两个方面的课题：一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应该以亚洲为核心，货币扩张的地域空间非常重要，基于中国与东亚地区各种经济层面联系的紧密程度及其核心地位和影响，通过区域货币金融合作途径扩张人民币的影响力，要比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单打独斗”更有条件获得成功；二是营造有利于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政治、经济环境，将中、日、韩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置于高于传统的三方自贸区谈判的地位，努力将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扩展到汇率稳定合作等领域，为规避美元体系的成本与风险，谋取区域货币金融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 本文为作者于2020年6月15日在由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的“美国‘新政’下的亚太、东亚经济与合作”视频会议上的发言，本书收录时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