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自2009年起，人民币国际化总体上取得了显著进展，在经历2016年以来的短暂低谷之后，2018年以来已经进入一个稳定的平台期。但迄今为止，有关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研究思路、逻辑尚未得到及时的反思和调整，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仍未得到清晰的解答，为了国际化而研究人民币国际化，将手段当作目的、重外而不重内、重供给而轻需求等反常现象不但未得到缓解，反而仍在强化。
理论和经验证明，货币国际化并非一定需要“跨境”才能实现，它不仅是一国货币在境外被非居民大量使用，在境内被非居民大量持有同样十分重要，一国对外负债与对外资产的本币化本身，就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重要表现。所以，货币国际化本质上取决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不能本末倒置，应以金融业的高水平开放与发展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借这个机会，我想谈谈关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一些思考，在此基础上分析新形势下中国实施高水平的金融业开放与发展的必要性。所述内容大概涉及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阶段、现状与面临的课题
人民币国际化的起步很大程度上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结果。自2009年推行跨境人民币结算开始到2015年，人民币国际化经历了一个政府推动的快速发展时期。2016年以后，人民币国际化陷入低谷，2018年之后进入到一个较为平稳的发展阶段。
2020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学界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热情再度高涨，其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的疫情得到严格控制，经济社会秩序较早回归正轨，而且成为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大国，极大地增强了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人民币的信心；二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冲击和深刻影响的同时，人民币资产相对稳定，中国金融市场甚至一时成为某些全球资本的避风港；三是2020年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先抑后扬，在岸即期汇率累积升值5.67%；四是2020年11月15日RCEP历时8年的艰苦谈判，最终得以签署，不仅为中国突破美国极限打压、构建对华包围网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意义，也为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新的机遇。
总体而言，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目前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国际储备货币和第六大国际支付货币，并形成了覆盖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和伦敦等各具特色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但同时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回避，比如，人民币升值则国际化水平提升，人民币贬值便导致国际化水平收缩，这显示出境外人民币持有者具有明显的单向投机特征；此外，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高达10.92%，远远高于人民币各项货币职能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占比。2020年第二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为2.05%（美元为61.26%，欧元为20.27%），在外汇交易中占比为4.30%（全球排名第8位，远远落后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等），2019年人民币在国际支付清算中占比约为2%（美元和欧元占75%）。
以上内容都说明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仍然不高，是一种有限的国际化，而且其市场地位远远落后于官方国际地位，更多是政府推动的后果而非市场功能的真实提升，这同以往大国货币国际化的经验相悖：历史地看，货币国际化的典型模式是，首先被私人部门采用，之后再被公共部门采用。这些问题归结为一点，说明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是政策推动的，而国内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高、发展比较落后，不仅无法形成足够的金融产品及其规模对境外人民币需求进行风险对冲，也无法使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功能得到更充分地发挥。
实事求是地讲，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外部环境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全球抗疫进程的下半场究竟如何？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前景，一旦海外疫情的反复长期化，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甚至引发金融、经济危机，中国无法独善其身；二是在理论上，迄今为止有关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研究思路、逻辑尚未得到及时的反思和调整，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仍未得到清晰的解答，为了国际化而研究人民币国际化，将手段当成目的的现象不但未得到缓解，反而仍在强化。
因此，有必要对迄今为止国内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进行必要的反思，甚至需要回归到一些基本的理论层面。我认为，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至少需要弄清楚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是经济的（利益）还是政治的（权力），或者两者兼具？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体系究竟是什么关系？人民币国际化是为了摆脱甚至颠覆美元体系，还是在美元体系内实现地位提升，减少在美元体系内的成本或风险？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与成本究竟是什么？人民币国际化可能会给中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以及宏观调控带来哪些影响？将给中国的对外关系和战略带来哪些负担？
第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路径，包括技术路径和地缘政治关系应该怎样实现？
我认为，在这四个问题没有得到清晰解答的情况下，贸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蕴含着很大的风险。下面，我试图就这些问题做些粗浅的分析。
第二个问题：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是什么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货币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货币问题涉及的不只有利益，更有权力，即为其他国家的行为设定标准，让其他国家的行为承担更多的体系成本。这说明，货币地位本身意味着一种权力状态，这是国际货币协调、合作的难度远大于贸易、产业合作的重要原因。理论和经验表明，一国货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主要取决于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两个方面。
就经济因素而言，对货币的国际需求大体上由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一是价值稳定并形成较清晰的预期；二是交易便利，拥有具有广度、深度和弹性的开放且发达的金融市场；三是具有广泛的交易网络，意味着该经济体的绝对规模较大，且高度融入世界市场体系。
从政治因素来看，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就国内政治因素而言，货币发行国的政治稳定和有效治理最为重要。这意味着政府对经济、社会的有效治理，对财产权利的充分保护和对法治原则的充分尊重，信息公开透明，忠实地履行各种契约义务，等等。总之，政治稳定、法治和负责任政府这三点是一国货币具有吸引力的重要的政治基础。这些因素对那些时刻面临各种风险的国际市场参与者而言，足以影响其做出理性选择。同时，从国际政治领域来看，安全性是相当重要的因素。在私人层面，军力强大的国家可以为紧张不安的投资者提供避风港；在官方层面，各国政府对不同货币的偏好，可能会受到更广泛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影响，包括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同盟关系，等等。总之，货币发行国在国际社会展现国力及其影响的能力越强，友邦和盟国便可以越加放心地使用该国货币。
因此，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不只是经济学问题，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不能忽视货币的权力特征与政治内涵。否则，就会导致过于重视货币权力的表现和结果，而非货币权力的来源。
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民币国际化的中短期目标，就是减少中国在美元体系内的风险和成本，长期目标则是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与国家的可持续性崛起。
第三个问题：人民币国际化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体系是什么关系
人民币国际化不是要摆脱甚至是颠覆美元体系，摆脱美元体系的人民币国际化是无法实现自身目标的。
研究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及其趋势进行严肃、深入的研究。关于现行美元体系的特征、逻辑与权力，我已在多篇文章和多个场合谈过，这里不再多言。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将金融逻辑由“债权人逻辑”更改为“债务人逻辑”，美元体系使得美国拥有了控制全球资本流动方向、规模的巨大权力，继而成为美国霸权的核心，或者说，美国是凭借美元体系操控着当今世界，并因而成为综合实力（权力）远超传统帝国的新兴超级帝国主义国家。
经验证明，所有货币的崛起都是与在位货币的竞争而非脱钩过程中实现的。人民币国际化同美元体系的关系，始终是国内有关研究的盲区或者误区：在2015年之前，不少人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就是要摆脱甚至是取代美元体系，此后特别是2018年以来，在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的背景下，部分研究者认为仅仅依靠国内巨大的循环空间和“一带一路”就可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我认为，这两种看法本质上并无二致。国内商品和服务市场的扩张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确在短期内有助于人民币部分职能的国际地位提升，但中长期来看，人民币国际化有赖于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发展。无论是按照货币国际化理论还是大国货币崛起的经验，如果我们将人民币国际化的地理空间集中在“一带一路”，尤其是俄罗斯、伊朗、中亚各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将永远处于美元体系的外围或边缘，断无成功之希望。
从根本上讲，人民币国际化是人民币在美元体系内成为国际货币的过程，而不是相反，更不是在美元体系外另辟蹊径。货币史证明，任何新兴货币都必须通过与在位货币进行竞争方能胜出，而且这种竞争过程不是国家行为能够决定的，主要是市场自发搜寻的结果。这意味着挑战货币的各种必备要素须明显超过在位货币，至少要在经济和政治属性上与现有的国际货币不相上下，甚至更优，能为使用者带来某些特殊的好处，才有可能促使人们甘愿承受高昂的转换成本来使用它。因为在位货币的惯性力量（网络外部性）天然地对挑战货币的地位提升形成巨大障碍。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变化之一，就是随着金融危机频发，央行货币互换频繁，促使全球储备货币日趋多元化，但相比较而言，计价、结算货币尤其是外汇交易仍是以美元为主。从整体货币格局上看，美元是关键货币或顶级货币，欧元、英镑、日元是主要货币，这四种货币的市场份额大体为90%，其余货币不仅所占的市场份额小，而且与上述四种货币相比不在一个量级，顶多算得上是“初级货币”。而且，这些“初级货币”基本上都是美元流动性的最大需求者，它们的货币由于不能自由兑换，不得不面临国际清偿能力的硬性约束，一旦面临金融、经济不景气或者危机，都将被迫增加外汇储备（美元资产，主要是美债），而且它们极其担忧外汇储备的流失；即便一些国家通过央行本币互换等措施构建了局部安全网，但本质上也是以某个国家的巨额美元储备为信用基础。
人民币的未来应该是在美元体系当中发挥出符合中国经济实力与地位的国际货币功能，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制度建设与发展，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需要有质的飞跃，方能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获得与其他主要货币同等的地位。在此，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必须是国内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结果；二是试图仅仅依靠技术进步如数字货币等跨越或绕开制度障碍，凭借技术手段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不可能成功，反将误入歧途，货币的核心问题是信用，一国货币的国际化首先是通过制度调整、改革增强国际信用的过程。这一点，无论相关技术层面获得怎样的进步、突破，都是无法替代或逾越的。
第四个问题：人民币国际化将面临哪些主要的风险与成本
人民币国际化不只有利益，还有风险和成本。关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既有研究，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过于关注货币国际化的收益，很少考虑中国作为货币大国所应该承担的成本与责任。
货币国际化是一把双刃剑。一国货币在成为国际货币的过程中，不仅可以获得巨大的收益和权力，也要付出必要的代价。在货币国际化的早期阶段，货币发行国可以获得可观的收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沉重的负担将会超过这些收益。例如，伴随着境外流动性负债的增多，将为货币发行国的经济自主性带来巨大的外在约束。按照金德尔伯格对霸权稳定论的分析，一个国家的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后，作为货币领导权的拥有者，必须在他国或全球发生经济危机或陷入经济困境时采取更大规模的市场开放、确保资本流动和投资增长，以及贴现票据、提供流动性甚至是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责任。也就是说，作为货币体系的领导者至少要在以下三个领域中做出贡献（三个功能）：一是维系一个相对开放的进口市场；二是提供反周期的长期贷款；三是在危机时刻提供短期融资。同时，货币国际化的风险主要包括：货币过度升值，对国内货币当局不利的外部约束，各种投机套利以及与货币领导地位相关的政治责任，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看，货币国际化可以增强国家实力的观点不一定是正确的，它是有条件的。人民币国际化在今后中国整体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以避免急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造成与现行国内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的巨大冲突。
第五个问题：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路径是什么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不能本末倒置。中国不是为了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而推进国内金融改革和开放，恰恰相反，应该以金融业的高水平开放与发展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是我想着重强调的问题。
今天，学术界有一个非常普遍的观点，认为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经济规模日益扩大，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国际货币地位。这种将一国经济规模与货币国际地位简单联系起来的观点存在许多问题：一方面，经济规模与货币地位关系的关键点在哪里？两者是否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除了经济规模之外，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还需要哪些条件？另一方面，一国经济规模即便成为世界第一，其货币就可以立即成为国际货币吗？我们应如何认识两者之间的“时滞”？美元是在美国GDP总量超过英国以后的半个多世纪，而且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世界格局和秩序发生巨变的情况下才成为国际货币的。另外，不应该将经济规模简单地等同于实力，经济规模充其量是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
相应地，现阶段国内有关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理论误区：一是主要从供给侧来研究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缺少从需求侧视角的研究，大家都在研究如何让非居民“能够”持有人民币及其资产，而不重视如何使其“愿意”持有；二是重外而不重内：注重人民币的贸易计价结算、外汇交易和储备等货币功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提升，轻视甚至忽视国内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或者说是过于关注技术性问题而忽视规则、制度问题；三是认为中国只有成为规模巨大的商品进口国，才能满足海外对人民币的需求，由于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是如此之多，进而成为一种颇为流行的“观念”。
然而，一个国家经常账户的状况与其货币国际使用程度的提升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在现实当中，即便经常账户处于平衡或盈余状态，该国仍然可以通过金融市场运作即资本账户的调剂如短借长贷来实现货币的国际化，即通过短期的或更容易在金融市场上交易的负债，为非居民提供流动性，或者通过国内金融市场运作将这些借来的资金用于更加长期的对外放贷或海外投资。这正是19世纪末英镑成为世界货币的过程，也是20世纪中叶美元取代英镑登上世界货币顶峰的原因之一。后来，原德国马克、今天的欧元和日元，也走了同样的道路：它们在货币国际化开始时，都伴随着经常账户盈余，而非赤字。因此，一国货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金融市场的开放与发展比商品市场的开放与发展更重要。
货币史表明，货币国际化本质上是一个市场现象，它反映着全球贸易和金融活动中不同参与者的偏好。贸易计价、结算功能只是货币国际化的初级阶段，一种货币首先要成为投资货币即具有投资功能，其后才会具有储备功能。无论是19世纪的英镑，还是后来的美元，走的都是这条路径。由于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突出地位，英镑首先成为一种国际货币，其后各国央行才开始持有英镑；美元也是如此，在美元作为储备资产超过英镑之前，首先是凭借纽约在对外借款竞争中胜过伦敦而崛起的。
近半个世纪以来，对美元体系最具威胁的一次挑战来自欧元。然而欧元自诞生后经历了近10年的快速发展，在2010年便达到了自己的极限。欧元“超越美元或与美元平起平坐”的话题再也无从谈起，目前大家关注的只是如何遏制其衰落。无论是原来的德国马克、后来的欧元还是日元，它们的国际货币地位都是在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后陷入停滞甚至是消退的。究其根源，有很多共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内金融市场过于封闭或发展滞后。
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无法持续提升的核心问题在于，由于欧洲内部大市场的功能，其国际收支基本处于平衡状态，外部世界获取欧元的主要途径更多地依靠金融渠道，如借款或发行欧元债券，但是由于欧洲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偏低，流动性也远不及美国债券市场，从而限制了人们积累或增加欧元资产的积极性。这种状况反过来又阻碍了欧元资产国际化交易水平的提升，甚至连欧洲金融机构都不得不将大部分资产配置在美元资产上，以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损失惨重。正是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欧洲无法提供可与美国金融市场匹敌的通用金融工具，即便美元的吸引力或地位被其长期巨额的对外赤字所侵蚀，欧元仍然无法取代美元的地位。
另外，货币国际化并非一定需要“跨境”才能实现，它不仅表现为一国货币在境外被非居民大量使用，在境内被非居民大量持有同样十分重要，尤其是持有以该国货币标价的资产，因而对外负债与对外资产的本币化，本身就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重要表现。目前，中国对外负债中刨除FDI的以人民币标价的金融负债占比已达到40%左右，这本身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表现。事实上，货币的贸易功能（计价、结算职能）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内金融业发展水平无关（出口融资只占金融业发展的很小一部分），若要促进非居民对本币及其资产的长期持有，即提升本币的投资功能和储备功能，必须具有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兼具的金融市场，不仅为各国官方也为私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交易便利和稳定的市场预期。如果没有高水平的金融发展，一国货币难以拥有巨大的货币权力。
迄今为止，重外而不重内、重供给而轻需求的人民币国际化思路，不仅出现了将国内金融业的改革发展服务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反常现象，而且人民币国际化在资本项目和外汇管制较为严厉的条件下主要侧重两条路径：一条是致力于培育人民币在对外贸易中的使用，包括官方的互换协议与私人层面的跨境贸易的人民币计价结算；另一条路径是推动人民币在离岸市场的使用，主要是扩大人民币存款以及人民币标价的债券市场，主要侧重于香港等地区“离岸市场”的建设与发展。如此，与贸易路径相比，人民币在金融路径上几乎没有什么进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民币国际化于2015年之后陷于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即经济规模和广泛的贸易网络无法替代、弥补国内金融发展水平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金融高度发展与开放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我们的路子走反了。
自2019年年中开始，中央决定要进一步扩大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这是支撑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崛起的重要战略举措。现在，“双循环”新格局的构建需要更高水平的金融业开放，不仅仅是降低准入门槛，而是要在规则、制度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金融业发展对标、接轨。高水平金融开放以及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的主要特征，就是交易成本和正式或非正式的进入障碍很低，规则、制度更加透明且可预期，具备深度、广度和恢复能力（弹性），使得几乎所有的金融债权都可以有高效率的二级市场交易。
我认为，金融发展落后将成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大障碍。不仅在国内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实现生产要素的充分、高效流动，在对外经济关系上，诸如利率限制和外汇管制等也使得中国无法通过积累人民币对外债权来融通自己巨大的储蓄，不得不依赖对外直接投资或购买美国国债的途径，同样也影响非居民对人民币需求偏好的形成。一般而言，对一国货币需求的偏好主要由四种要素塑造：经济规模、金融发展水平、对外政策关系和军事影响力。其中，金融发展水平比经济规模重要。因此，正常的金融发展顺序应该是：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与弹性大幅提升—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目前，不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严格管制的资本项目流动，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障碍，无论人民币在贸易计价、结算或外汇交易中的地位如何提升，其本质上都是边际调整，无法获得质的结构性飞跃。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许多货币可以成为重要货币，但未必可以成为关键货币或顶级货币，其决定性因素在于构建结构性权力的能力，核心就在于金融市场是否发达。
目前，中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格局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伴随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经常项目顺差转为逆差可能成为常态，因而对于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而言，如何形成和具备必要的国际收支延迟调整能力是十分必要的。其关键因素之一，就是一国的国际流动性状况，即能够支配的流动性越多，就能够将国际收支调整延迟得越久。因此，金融市场的开放与发达程度是至关重要的，它使得该国拥有一种将压力转移到其他国家的能力或权力：一方面，由于可以使用本币为外部赤字融资，弱化传统国际收支平衡的政策约束，国际收支赤字的调整成本更容易被延迟或转移；另一方面，金融市场上通过本币作为节点的交易数量越多、强度越大，外部世界或其他国家对它的依赖性就越大，进而可以提升其国际收支延迟调整的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由于私人资本流动受到抑制，国际货币流动性过度集中于黄金，但自20世纪80年代金融全球化得以发展、私人资本流动成为全球资本市场主体以后，流动性的内涵有了很大扩展。除了央行的储备外，外部或私人信贷的获取，融资即外部债权的净减少或者借款的增加，等等，这些都成为弥补国际收支赤字的重要手段。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外汇交易的工具货币和对外贸易的计价结算货币，既无法为货币发行国提供延迟调整能力，也无法减少或消除发行国政府面临的各种约束，只有通过金融市场的开放与发展，使得本币成为金融市场投资媒介，货币发行国才能够获得明显的经济和政治收益。所以，高水平的金融开放与发展，既可以更多地利用（借取）大量国外资金，用于国内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发展，也可以改变通过投资美国国债等金融产品来强化与国外金融市场的联系，借以减少摩擦、防止“脱钩”的传统渠道，更有助于促进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形成借助外部资金支撑中国可持续性崛起的长期格局。
第六个问题：今后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我认为，有三个问题有必要提出来，供大家思考。
首先，迄今为止，政府推动的货币国际化，或者说“有管理的货币国际化”获得成功的经验十分有限，近代以来登上国际货币舞台的英镑、美元、德国马克、日元和欧元，都是市场需求而非官方努力的结果，甚至它们的政府起初对本币国际化都抱有不同程度的抵触。它们的货币国际化过程、水平及其状态，很大程度上是其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的直接结果。这表明，政府在本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作用在内而不在外，注重培育高水平的、开放的和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远比直接推进本币在境外的使用重要。
其次，在诸多有关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研究中，人民币与其他货币之间的协调很少被提及，这说明无论是学术界还是货币管理当局都缺乏国际经济协调或货币、金融协调的理念。事实上，每一种国际货币都依赖于一个特定的国际秩序，其地位的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大国政治协调、合作的结果。苏珊·斯特兰奇最早从大英帝国控制下的殖民地尤其是英镑区的案例中，寻找到许多支持英镑国际地位的国家大多与英国具有广泛的政治关系尤其是安全关系的证据。今天，虽然美元国际地位面临着一些困境，但其他货币无论是日元、欧元还是人民币，同样面临不少地缘政治难题甚至是困局。相反，美国在当今世界拥有压倒性优势的地缘政治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美元将继续拥有强大的国际地位。所以，只有理解了货币国际化的国际政治基础，方能理解国际金融秩序的运作及其趋势。从这个意义上看，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和欧盟，应该成为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的地缘政治基础，中国、日本和欧盟作为美元体系中的主要“债权人”，必须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协调与合作增强对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自利行为的约束，减少在美元体系下的成本和风险。我认为，这正是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内涵。
最后，如今国内学术界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表面上是基于国力增强的客观需要，但更多地蕴含着中国崛起及获得国际地位、声誉的主观愿望，这也是很少有人认真研究货币崛起的内在规律及其权力来源，理性思考人民币国际化成本的重要根源。
乔纳森·科什纳利用20世纪60年代法国在非洲推行法郎区的例子，证明了在货币领域过于追求国家地位、影响力或声望的代价。他指出，对法国而言，组建法郎区的一个有利因素在于，体系内大多数成员及潜在成员都是国贫民穷，意味着体系内部的不对称性可能进一步扩大，有利于巩固法国的领导者地位。然而问题在于，出于提升大国形象以及国家地位的目的，同如此多的穷国构建货币合作的后果是非常负面的，代价不菲，结果是如今法郎区已销声匿迹。科什纳更是严厉批评了20世纪法国货币外交政策尤其是戴高乐总统贸然挑战美元霸权——向美国兑换并存储黄金的政策措施。在他看来，这个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恰恰在于法国的目标本身。法国所追求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目标，而是一个“结构性目标”，即增强法国的权力地位，提升法国的声望，取代美国成为西欧的领导者。
但这一目标路径却不可避免地存在两个重大缺陷：一是法国的目标超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法国寻求替代美国，但它无法承受美元体系的崩溃，也无法建立起一个由巴黎运作的替代性货币体系。正是由于意识到这一弱点，法国选择进行“策略性破坏”，而不是“颠覆性破坏”。因此，这一目标本身包含着内在矛盾。二是即便从“策略性破坏”角度来看，法国所追求的也不是一个有形的目标，它只能更多地关注那些虚妄的无形目标，如影响力提升等，因为无论如何，“策略性破坏”也不是一种可行的途径。用科什纳的说法就是，“破坏者们踩在一条钢丝上，一方连着自身的弱点，一方连着体系的存亡”。
当我们看不清未来的时候，只能低调且真诚地回望，向历史讨教。只要我们是理性的，历史会告诉我们一切。
我的结论是，中国需要理性、坚韧地在美元体系下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基本方向就是，努力实现高水平的金融开放、改革与发展，在构建一个发达的具有广度、深度的金融市场的基础上，耐心地等待对方出错或者陷入危机。但无论如何，这将是一个格外漫长、艰巨的长期工程。
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涵很多，涉及利率、汇率制度改革，金融产品及其结构设计，以及法治、公平交易、信息公开与透明等许多方面。
最后，想再次强调的是，金融业发展是关系到中国可持续性崛起的大问题，值得中国经济学界进行深入、严肃的讨论和研究。
[1] 本文为作者于2020年12月6日在由横琴智慧金融研究院/吉林大学横琴金融研究院、横琴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和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2020年度第四届横琴金融论坛”上的发言，本书收录时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