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命运再一次被滇金丝猴改变
时光飞逝，很快就到了2001年。这一年，经国务院批准，迪庆州政府所在地中甸正式改名为香格里拉县。此后，香格里拉日新月异，原本只有几条大马路的小城迅速铺开。“独克宗”
古镇的游客也接踵而至，独克宗古城的房价先是涨了数倍，然后就又坐着火箭一样冲到了一个我们当地人无法企及的地步。
我懊恼几年前买的小房子地处古城外。之前大家买房都拼命避开破败的老城，那里没有水泥地，一旦遇到雨雪天，就会走得人一腿泥泞，只有很穷的当地人和外来打工者才会去住那里。就这样，我们都错过了古城土地变成金袋子的大好机会。认命吧，我活到今天都是一个老老实实靠工资过日子的人。
如今的迪庆州也今非昔比，之前“偏僻落后”的标签被换成了“雪域高原”“纯洁净土”。这都得益于自然环境保护得好，自然的优势转化成了旅游业的资源。迪庆州共有三个县：香格里拉已全国闻名；德钦则有全藏区闻名的卡瓦格博圣山；只有维西没有什么名气，整个地区都没有像样的特色高原景观，来自旅游业的收入几乎为零。迪庆州决定推动开发维西县的旅游业，但什么才是维西旅游的亮点？
在九十年代后期，当时维西县林业局的李虎局长就雇了几个当地巡护员，开始在山上跟踪滇金丝猴群，如今看来，这位局长颇有远见。在大致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这群猴子已经和护林员秘密相处了多年。所以当现在有了要展示猴群的想法时，我们就省去了对这个猴群从零开始“习惯化”的漫长工作。
199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在昆明举办。博览会开幕半年前，媒体曝出一条消息：在维西塔城一带的原始森林中发现了两只被母猴遗弃的小滇金丝猴。当地老百姓捡到小猴后迅速运到昆明救治，结果其中一只最终死亡，另一只则在人类的关爱下活了下来。电视新闻中，幸存下来的小猴子又小又瘦，可怜巴巴。这时，距离从1996年延伸到1998年的“滇金丝猴保护地禁伐保卫战”才不过两三年。媒体争相报道这一事件，背后似乎是人类在骄傲地发言：看，我们虽然做过错事，但人类的爱心终究会让我们有机会修正自己的错误。幸存下来的小猴子被取名为“灵灵”，半年后举行的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把灵灵定为吉祥物。就这样，滇金丝猴再度引发媒体的关注。
但事实上，没有一个滇金丝猴的母亲会无缘无故地抛弃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个关于滇金丝猴乃至灵长类生物的常识！
一只母滇金丝猴每胎只生一只婴猴，一生所育幼崽最多三四只。对于滇金丝猴母亲来说，每只小猴都珍贵无比。我们在野外观察时经常发现，当一家之主的大公猴被打败或者战死沙场后，留下的女眷们不一定全都心甘情愿地跟着胜利者——另一只大公猴过日子。母猴的去留与否往往和公猴对母猴孩子的态度有关。有时，母猴甚至已经和新的大公猴一起生活了，但如果公猴对自己孩子的态度恶劣，母猴也会因此而另寻他枝。在灵长类动物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会注意到“杀婴”现象：雌性在哺乳期不会发情，雄性为了尽快孕育属于自己的骨肉，会残忍地杀害非己所出的婴儿，来逼迫雌性终止哺乳期从而发情。属于灵长类的滇金丝猴也不例外。2006年，当时在做博士论文的向左甫在西藏鸿拉雪山的野外考察中首次发现滇金丝猴的杀婴行为；2012年，在维西塔城一带的猴群中也曾经观察到这一现象。
繁衍是每一种动物永恒的主题。雄性需要繁衍更多的后代，雌性需要为后代选择强大的基因，并最大限度地保证后代的存活。这是雄性和雌性两性之间永恒的博弈。在野外，我们观察到的更多是母猴对孩子的无限深情。当一只婴猴不幸死亡后，母猴还会一直死死抱着它，时不时抬抬它的小脑袋和小胳膊。直到有一天，婴猴的尸体腐烂了，胳膊和腿像纸一样被撕扯掉了，母猴才会把它留在一个地方。那之后，母猴每隔一段时间还会再去看看它是否“醒来”了。研究者解释说猴子的大脑中没有死亡的概念，她只是抱着孩子，履行自己做母亲的责任。从情感上来说，相信没有人会对这一场景漠然无视。而滇金丝猴婴猴从树上跌落，还接连两只，这绝不是滇金丝猴的正常习性，一定有什么事情使得母猴受到了巨大的惊扰。
“通过展示明星物种带动生态旅游，并使公众得到自然教育”，在迪庆州广泛征求如何推动维西区域旅游发展的建议之时，白马雪山保护区管理局的这个想法得到州委州政府的肯定。经过多次会议协商后，州委州政府最终责成由迪庆州旅游投资公司投资，以白马雪山保护区管理局为主组成指挥部，开展滇金丝猴国家公园建设项目。如何在自然状态下展示一个物种，这对白马雪山保护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濒危物种的保护和展示，每一步都需要严格遵循科学研究成果，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的资源管理权因此掌控在白马雪山保护区手中。但项目的建设资金却来自迪庆州旅游投资公司，建成之后的经营权也是归这家公司所有。对此，出资方和建设方两边都是一百个不愿意，整个工程做事的人也颇杂乱，管理困难，整个开发过程充满了博弈，而我又再一次被推到台前。
那个时候，我正在保护区管理局的滇金丝猴监测研究中心工作。滇金丝猴国家公园项目启动后，我先是被委派到维西做建设项目的副手，之后又成了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我一个保护区出身的人去管这么一项大工程，签一个字就涉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资金流转，几百人的工程队日日运转，旅游投资公司又经常拖欠付款……真是一个炼狱！
工程事务性的管理涉及各种利益冲突，不会轻松，具体工程建设也颇费心力。工程请来的设计方是昆明的一个据说非常有设计理念的团队，但设计理念是一个有些高高在上的东西，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遇到实际问题了，还得我们自己解决。滇金丝猴国家公园从大门口直到专家楼、救护站、展示中心、8公里的柏油路……无数细节都需要再三考量。
在设计方提供的方案中，专家楼和展示厅的屋顶全部做成了当地傈僳族的“原生态”木板屋顶。但如果真打算用木板来解决房屋的防水问题，不仅浪费木材，而且后期维护成本将会奇高。
我跟设计方解释说，只用木板很难解决防水问题。讨论到最后，还是我以前在白马雪山尝试过的办法派上了用场：先在房顶铺一层又轻又薄的镀锌铁皮，再铺木板，这样木板只需铺上一层，用量可以减少一半多。还有屋檐的设计，有的屋檐不能直接排水，设计方计划用铁皮或PVC做排水管，但是这样一来，傈僳族传统房子的美感马上消失了，最后我又让当地人做成木槽来排水，解决了这个问题。
整个工程做下来，我和设计方交涉了无数次，一点细节看不过眼，我就会立刻阻止。身边的人都劝我说，又不是自己家建房子，这么较真做什么。可我就是忍不住，总是改了又改。到现在我依然觉得在这么一个天地大美、淳朴至上的地方，任何精雕细琢都会是败笔。在大山里，最舒服、最美的，恰恰就是最简单的。
有一天，我发现油漆工竟然在给专家楼的木垒房刷一种瓦绿色。我赶紧打电话叫来设计方。设计方解释说这种颜色是经了多少道调和，又是多么时髦的绿色。我直接骂：“狗屁！”后来我们让油漆工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刷了不同的颜色测试，再结合当地的环境，最终才确定用一种传统傈僳族木垒房的外观颜色。
这个后来被命名为“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的项目，2007年开始勘测设计，2008年动工，2009年10月1日正式交付使用。这三年里，我从四十岁走到了四十三岁。这个工程也把我身上的毛病暴露殆尽——脾气不好，容易急躁，看到别人做事速度稍稍慢了一点或者自己有多余的力气，就会冲上去挽起袖子干起来，完全不会顾及我是整个工程的总负责人。有我这样的负责人在工地，有人欢迎，也有人反感。
工程最紧张的时候，家中大女儿又出了事。因为班上一个女同学被附近中专的女生暴打，读中学的大女儿为同学打抱不平，带了一拨女同学打了对方一顿。从班主任的电话里可以听得出来，那个女生正在邀约一些社会上的人准备报复回来，学校和老师都担心发生更严重的事件。接到消息，我就从维西飞车五个小时回到香格里拉。
我苦笑，这脾气，真是我的女儿。大女儿见了我很害怕，我却告诉她，帮助弱小，爸爸一定会支持，但处理方式粗暴了些。那几天我一直护送她上下学，我从车后座拿出一根长长的木棍，“瞧，爸爸随时准备战斗！”紧张了好几天的女儿顿时轻松下来，笑得又跺脚又敲车座。
慢慢地，大女儿已上了高中，小女儿也成了初中生，我希望她们的成长中多一些像我一样的耿直。人的脾气源自天性，在我看来，有脾气毕竟好过肚里一碗温吞水。人生在世，总要面对各种艰难的抉择，免不了要在多种价值观中突围。这个世界不乏以宽容为借口的懦弱，也不缺一团和气掩盖的碌碌无为。既然我生来就自带一身刺，那就用这些刺来帮助自己坚持下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吧。
滇金丝猴国家公园工程只是硬件，和这些花费几千万建造的房子、道路相比，更重要的是滇金丝猴，它们才是这个地球的无价之宝。到了2008年，维西的这个处在护林员监护下的猴群，已经壮大到了四百多只。
响谷箐海拔两千多米，这里的树木以针阔叶混交林为主。到了秋天，树叶变黄后翩然飘落，猴子们离开一直栖息的亚高山暗针叶林，生活环境直降一千多米。这时，猴群展示了它们对环境的适应力。和人类的密集接触也使得这些猴子迅速适应了人类，人类第一次不需要驻扎在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雪窝子，冒着危险在原始森林中追踪滇金丝猴，近距离观察和拍摄滇金丝猴都变得极为方便。
滇金丝猴国家公园项目建设的后期，一个问题成了争论的焦点：这群猴子已经在护林员的监护之下生活了多年，如何把猴子科学地展示出去，让参观者感受到更多活泼的生命力，而不是看一些囚禁起来的“行尸走肉”？
保护区管理局从北京动物研究所请来灵长类专家做科学顾问。首先要研究的是分群。这个猴群有四百多只猴子、四十多个家庭，公园这片家域面积虽大，但对于数量如此之多的猴子也显得资源不足，猴群全部展示出来有难度，所以只需留下能够满足展示需求的家庭，其余的全部放归山林。专家说：“猴子分群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需要长期的数据来支撑，不是谁说怎么分就怎么分的。”我们提出的几种解决方案都被他一一否定，领导也不能无视专家的意见。这时，我的倔脾气又冲了出来，我说：“如果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那就让我试试来做吧，我这半年不再参与工程建设的事，专心来做猴子分群。”大家全愣了，会场所有人的眼睛全盯在我身上。我的经历大家都知道，没有谁会对我说：“你不懂猴子。”全场都沉默下来。不过因为这件事责任重大，领导还是希望由更有分量的专家来操刀。
半年后猴子的分群完成了。分群的时候，先把四百多只滇金丝猴松散地放在山林中，再观察出八个完整的家庭，然后就人为地把这八个家庭隔离出来，剩下的所有猴子全部赶到山顶。猴子黑白的身影在绿色树丛中穿梭，叫声连成一片，如狂风刮过，翻过山顶就再没了踪迹。多年来，这群猴子和护林员形影不离，但遇到离开的机会还是头也不回地大逃亡而去了。而被人类选择的这八个家庭则永久地留在了响谷箐，它们以及它们的后代从此走上和野外种群完全不同的生命轨迹。好在还有分布在周边的其他强壮的滇金丝公猴随时来挑战、替代展示群的公猴，解决了基因交流的难题。
把一群原本属于山野、风餐露宿、时刻与饥饿做斗争、随时面对天敌的滇金丝猴围在一片安宁的地方，保证它们有吃有喝，在普通人看来这再容易不过了。其实这正是人类对动物最典型的偏见之一，野生动物并非满足了吃喝拉撒的基本生存需求后，就可以无忧无虑、浑浑噩噩地一直活到自然死亡。
分群后的半年里，八个猴子家庭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态。很多猴子毛发脱落，屁股上、身上、脑袋上出现了一块块秃斑，行动迟缓，整日懒洋洋，胃口不好，肚子胀气多，一走近它们就会听到此起彼伏的难堪的响声，这是属于野性的基因在用自己的方式向人类抗议。
当年追踪野生滇金丝猴时，野外猴子那油亮的皮毛、凌厉迅捷的动作还历历在目，看着眼前的猴子在人类的精心照顾下却失去了活力，我的心里无比煎熬。
国家公园的这些护林员不归我管理，我清楚他们工作的最大缺点就是把猴子管得太紧了。在公园里，猴群不像在动物园一样被铁栅栏围住，它们的活动区域全靠人为限定。为了管理方便，护林员们就把猴群限定在很小的范围内活动。习惯了天大地大任我行的猴子被限制到一个小圈子里打转，难免会出现各种问题。
那个时候，我曾经拍摄到几张很有代表性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取名为“猴鸟”：初春的一棵才长出嫩芽的树上，几十只滇金丝猴像鸟一样扎堆觅食，完全没有了各自家域的概念。在野外，只有同一个家庭的成员才有可能同时出现在同一棵树上，不同的家庭都要栖息在不同的树上。迁徙、觅食、喝水都会全程警惕，家庭之间保持着安全距离。即便是同一家庭，喝水也要按照一定的次序，大公猴优先，然后轮到母猴和小猴，最后才是单身个体。我在野外只看到过一个特例：曾经有一只断臂的大公猴离一个小家庭很近，或许是残疾才让这个小家庭的大公猴对独臂公猴放松了警惕。而眼前这些不同家庭的猴子却挤得紧凑如麻雀，生活空间被人类压缩到毫无规则可言。
护林员喂食的时候要把猴子集中到一起，护林员举着棍子赶，上百只猴子全不在树林中“飞腾”，而是在平地上顺从地用四爪爬行。我拍到了这个场景，给这张照片取名为“牧猴”，心里难过极了：当年让我们几个甘心在丛林中受尽辛劳、付出健康的代价苦苦追寻的高原精灵，什么时候变成了绵羊一般。
这张照片也带给我一个问题：人人歌颂生命，可生命的力量到底来自何处？从滇金丝猴的境遇可以看到，野生动物对外界最主要的需求就是食物，除此之外还有安全、繁殖的需求。而人类因为要满足把它们展示给同类的欲求，强行干预了猴子的生活。对猴群施加的影响，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了生存的压力，也就丧失了生命的力量和魅力。
最让我啼笑皆非的是，一些人看了这张《牧猴》，不仅没有反思，反倒喜悦地惊呼：“这才是生态平衡！这才是人猴和谐共处！”可见，我们人类中的绝大多数都太缺乏野生动物的常识了。如果有一天，人和野生动物“零距离”了，这绝不是生态平衡到了什么了不起的程度，而是动物已经丧失了对外部的天然警觉。无论是对人类还是动物，危险或许不会立即致命，但对危险的麻木却是无可救药的。而不客气地说，动物的这种麻木大多是人类首先挑起的祸端。在那些猴子拦路抢劫做了“土匪”的旅游区，哪个不是人类先投食勾引才造成的？动物后来生出的祸事，正是始于人类的错误引导。
现在，滇金丝猴国家公园已经拉上了安全线，阻止人和动物过分接近，除了上面这个原因，还为了防止病菌相互传播。
人和野生动物之间就需要有距离。这个安全距离可以和野生环境有所差异，甚至差别很大。在完全野生的环境中，安全距离可能是100米，到了人为控制的环境中，距离可以缩短到5米或者更少，但必须要有——这是一个“神圣”的距离。好在后来接手长期管理公园的是钟泰，他做事的风格就是认真、细致，且一股牛劲。所以我当初离开时的很多担心都是多余的。多年后我再回到这一群猴子身边，猴群的状态恢复得很好，护林员管理有序，猴子的待遇改善了很多。问题一个个地被解决，猴子渐渐恢复了健康，每隔几天猴群就会换一个地方，管理处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恢复猴群迁徙的天性。猴子的食物也在不断调整，加入了槭树籽、南瓜子、苹果片等更有营养的食物。游客来参观也要适应猴子，需要步行去找当天的观猴点。
从2009年起，西华师范大学的黎大勇、大理大学的肖文、曲靖师范学院的丁伟以及西南林业大学的崔亮伟等研究者，在响谷箐设立了滇金丝猴研究基地，每年都会派出研究生在这里驻点做野外调查。有一次，一名研究生观察猴子的时候偷了懒，把研究笔记随手一丢就去睡觉了。一只小猴子调皮起来，一爪抓住笔记本，几下就上了树，任凭下面的人怎么大呼小叫，它只是“我自安然”地打开笔记本，然后慢条斯理地撕了起来，一张又一张的研究素材化成了飞舞的碎片。
肖文、丁伟和崔亮伟师出同门，都是昆明动物研究所赵其昆老师的学生。赵老师是滇金丝猴保护研究的组织者之一，他曾在北京大学学习动物生理专业，但因为出身问题，毕业后先是下乡，后来进了工厂。几经周折，又调入昆明动物研究所做电水工。不惑之年后，才有了机会“转业”做起猴子调查。1984年，赵老师到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人类学系进修。1986年到1992年，他又到了峨眉山，连续采集藏猕猴的行为生态数据，发表了几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从峨眉山下来后，赵老师原本打算处理手头的资料，阶段性地推出藏猕猴研究成果，怎料办公室突然面临工资来源部分被切断的状况，他只好应聘进了昆明动物研究所的保护生物学中心服务，在工作之余，像种自留地一般推进自己的藏猕猴研究。
赵老师的研究之路不乏挫折与坎坷。他在做藏猕猴研究的同时，还担任一些国际灵长类学会方面的工作，又遇到上级布置下来的滇金丝猴研究的任务，结果，原计划两三年就结束的峨眉山藏猕猴研究整理工作一拖就是八年，直到退休才做完。
赵其昆老师主持的团队所做的滇金丝猴研究，和之前其他人的研究相比，更具规模。他带领的博士生连续数年集中研究了多个课题：
一是丁伟于1999年3月到12月在塔城做的食性和活动时间分配研究；
二是肖文等于1999年以塔城为中心，向南、向北做植被实地考察，把考察结果用于解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卫星影像植被信息，再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航测地形图上的林区（绿色）相比较，得出了云南全境牧场扩张，森林后退、破碎的速率。如此，滇金丝猴种群的基本生存威胁得以量化；
三是向左甫于2003年11月在西藏芒康鸿拉雪山做的内容广泛的生态和行为研究；
四是刘泽华于2000年11月到2002年11月在兰坪符合山做的生境利用、游走和过夜地选择观察；
五是崔亮伟于2001年4月到6月，9月到12月在南仁做的生境利用研究。
现在，肖文和崔亮伟的学生在兰坪拉沙山所做的持续多年的研究和监测，则是上述工作的再延伸。
赵老师主持的团队做的滇金丝猴研究工作，主要基于他自己在峨眉山积累的学识和经验，学生去哪里、做什么都有所部署。而归根结底，总目标只有一个：揭示不同纬度—海拔生境中，猴群的生态适应情况，以及它们的现实生存威胁。
举例来说，到滇金丝猴分布区南（低）北（高）两端研究，是要验证一个生态趋势：猴子的出生时程会随着纬度—海拔升高而提前。在峨眉山的高处和低处，藏猕猴的出生时段会有三个月之差；而西藏芒康的滇金丝猴在2月初便纷纷产崽，到了云南的兰坪，产崽时间可以晚至3月末。为什么同一个物种，产崽的时段差异如此之大？为什么越是苦寒，猴子越要急急地产下幼崽？
向左甫的研究所在地西藏小昌都是滇金丝猴栖息的海拔最高处，生存环境最为恶劣。研究表明，婴猴在第一年冬天的生存率不到一半。为了在严冬来临之时处于发育比较好的状态而顺利越冬，婴猴们必须赶在食物相对充足的6、7月份学会自己进食。
在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的研究基地，肖文和崔亮伟联合开展了“滇金丝猴繁殖”这个研究主题，研究数据也证实：在人工饲养条件下，滇金丝猴的繁育时间会不断往后延迟。
其中一种假设是回到猴子交配季节的时段差异上。如同在峨眉山，藏猕猴在天然食物丰盛的“秋色”是自上而下移动的，猴群的交配季正好落在秋天，自然也受影响，生崽时段也随之提前或延迟。还有一种假设是回到滇金丝猴婴猴断奶的时期上，即断奶时是否可以接上优质食物的高峰期。对于滇金丝猴来说，优质的食物便是冬末初春时分拱出树枝的鲜嫩蓓芽。
猴子的体内分明装了一套调节系统，适应着不同的纬度和海拔。但要用科学数据解开类似这样一系列的大自然之谜，则需要借助高科技来做深入系统的研究。为此，2005年赵老师又向《美国国家地理》申请了一个项目，计划在滇金丝猴分布的南、中、北三处做GPS跟踪，同时做实地观察。可惜，此后因为种种坎坷与困难，项目停滞，赵老师的团队也从昆明动物研究所消失了。从那之后，虽然散落在各地的学生中还有两三个仍坚持做滇金丝猴研究，但毕竟已无法再攥成一个“拳头”。
不过，赵老师的“大盘子”里还装了其他许多东西。虽然他早已退休，但这些年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去登门拜访赵老师，和他的几个弟子也都成了朋友。和赵老师的讨论，总能启发我用新的眼光重新认识滇金丝猴。
灵长类动物是人类的近亲，赵老师把峨眉山的猴子视为“人类‘庐山真面目’的一面镜子”。其实，金丝猴的社会结构更接近于人类社会的一夫多妻社群。赵老师相信，只有当把各种灵长类动物看明白后，人类才会真正有“自知之明”。
对人类而言，灵长类如滇金丝猴仍有不少地方属于未解之谜。首先是猴子的出生，滇金丝猴母猴产崽总是在夜晚。即便在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研究人员想尽办法跟踪记录，但每每一到清早，就发现什么都晚了，浑身湿漉漉的婴猴已经被抱在母猴的怀里了。
不仅仅是滇金丝猴，绝大多数动物都是在夜间分娩。而赵老师的学生丁伟于2012年居然在野外观察到一例滇金丝猴在白天生产的例子。2013年，丁伟、肖文等在《行为学过程》（Behavioural Processes）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描述了其他母猴帮助分娩母猴处理脐带等行为，被学界认为是首次发现除人类之外的灵长类的“接生行为”。论文发表的当天，研究人员的邮箱就爆了，全是国内外各种媒体和灵长类研究者发来的采访以及询问细节的邮件。
除了出生，灵长类对人类保持神秘面纱的还有死亡。生老病死，每一个生命都必然要面对。滇金丝猴公猴在五岁之前有三分之二的死亡率，被淘汰的占了大多数。可死亡后它们的尸体究竟去了哪里，这一直是个谜。在滇金丝猴研究及保护的过程中，我们从未遇到过一具滇金丝猴的尸体。直到2013年一次野外大巡护中，我们在珠巴洛河上游的一片原始森林中第一次发现野外滇金丝猴的尸体。这是一具成年公猴的尸体，手臂和头部有明显的伤痕，伤口很深，我们推测它是打斗时掉入河中的，突如其来的死亡让这只公猴没有时间来隐藏自己的肉身。我在白马雪山工作了三十年，除了小猴的尸体，成年猴子的尸体也只见过这一具。成年滇金丝猴似乎能预料到自己大限将至的日子，在死亡来临前独自走到一个极为隐蔽的地方。不愿意让他者见到自己死亡后的身体，这也是灵长类为自己留出的一份生命的尊严吧。
赵其昆老师在峨眉山工作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为找寻一只停止移动的无线电项圈，他曾和两个热心朋友冒险系着绳子追到悬崖中段的一个猴群过夜处。转过悬崖，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一处约15平方米的平台上，地面寸草不生，干干净净，树干光溜溜的，空气中还有兰香扑鼻，猴子夜宿在这里肯定既安全又惬意。但问题来了：这些出游路上“随地大小便”的猴子“强盗”，怎么会有这样优雅的“居所”或“后花园”？虽然没有找到消失的猴子，返程途中还差一点坠入深谷，但能一睹这“桃花源”，他说“值了”。赵老师由衷地说，大自然还有许多秘密等着破解，解开之前只能敬畏，解开之后，则更要敬畏。
我自己没有达到赵老师研究的思想境界，但我们藏族人在骨子里就觉得猴子和人是相通的。传说中，藏族人是由罗刹女和猕猴结合所生的，猴子是我们的祖先。藏族人中还广为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个猎人家境贫寒，猎到什么就吃什么，有一次猎人猎到一只猴子，家里人剥完皮正准备烹饪，却发现猴子的毛皮里包着的竟然是自家刚刚出生的小儿子。猎人全家惊恐万分，赶紧把猴皮重新裹好埋葬了猴子。我碰到的猎人也常说，我们怎么能忍心打猴子呢，毛皮剥掉和人没有什么两样。藏文化很早就感知到人和猴子基因上那千丝万缕的联系，比现代西方的研究成果早了不知多少年。
在塔城滇金丝猴国家公园，我一直想去拍滇金丝猴早上醒来的镜头。在野外环境，只要微微露出一丝光线，觅食的原始本能就会促使猴子猛然醒来，甩开懒惰，努力进食。一个早上，我凌晨四点半起床，小心翼翼地来到前一天就看好的拍摄点，支好脚架。我所处的位置是在一个大家庭的侧面，一只公猴带着三只母猴、两只亚成体和两只小婴猴，我甚至能想象出它们在晨光中扭动身躯的美妙瞬间。结果等了足足快一小时才等来第一缕光线，但奇怪，猴子居然都没有动！晨光渐渐有了玫瑰般的色彩，照在滇金丝猴黑白相间的毛上，好一幅温柔的图景，可它们还是连眼毛都没眨一下。我等了又等，最终等到天光大亮，光线已经让这次拍摄毫无意义了。我收拾东西，失落地往回走，这群滇金丝猴还是纹丝未动。
这就是野生和半野生的区别。一个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需要随时保持警惕；一个饮食无忧，却没了忧患意识，眼里那股活泼泼的精气神儿也就散了。如果有一天，猴群连对低飞的老鹰都没了反应，那它们还是野生动物吗？
野生动物需要保存它们的野性，正如人类也需要保存自己的野性。我只有在自然状态下，看到真正生活在野外的物种，内心才会生出一股快乐，这种快乐真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找到的。
我还在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的展示厅里复制了一个特殊的“家”——一个小木屋，当年滇金丝猴野外观测时我们所住的小木屋。我从钟泰手中接过当年用过的包和马灯，搬来老柯用过的需要太阳能供电的电脑，夹好当年的资料，移来烘干标本的铁箱子，恢复了火塘和挂着锅的钢丝，装酥油的竹盒，还有每天去很远的地方背水用的塑料桶和绳子……
每每回到这个“家”，记忆的闸门就会打开。当年在山里从早忙到晚，根本没有时间想家，但是只要突然停了下来，“家”这个字就会毫无防备地涌上心头，利剑一样穿透心灵。那种“想”，有着一种最深沉的无奈和悲伤，即使是我们这样的七尺男儿，也要涕泗横流。那个时候所想的“家”，是那个有着父母妻儿的家。如今一切都过去了，我又亲手把野外的这个“家”重建起来。
可惜这个展厅很少开放，滇金丝猴国家公园展厅的自然教育功能大打折扣。
2010年，滇金丝猴国家公园建成，我三年的建园任务也画上了句号。下一步何去何从？
我有两个选择，一是留在滇金丝猴国家公园专心做滇金丝猴行为学研究，二是重新调回德钦分局做局长。一条路是研究猴子，一条路是保护猴子。我知道自己已经迷恋上和滇金丝猴有关的任何事情，如果可以与这雪山精灵相伴走完我的职业生涯，那将是莫大的幸运。几天后调令下达，我被调回德钦，继续从事更加繁杂却始终都围绕滇金丝猴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工作。
我的命运再一次被滇金丝猴改变——猴子没有选择让我去解开它们身上的谜，而是选择了让我做它们的终身保护者。
2015年，金丝猴的一个新物种“缅甸金丝猴”被发现。缅甸金丝猴栖息于缅甸北部，那里常年征战，政治局势复杂，对外国人实行封锁。缅甸金丝猴的发现在中国灵长类科学研究界引发了轰动。专家们研究地图，发现那片缅甸森林和云南高黎贡山地区相连接，山连着山，森林接着森林，因此认为中国应该也有这种猴子。果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找到了栖息在中国境内的“缅甸金丝猴”。据说，当研究人员在云南怒江的森林里寻找时，当地老百姓说，不就是那种“黑”猴子吗？我们几代人都看到过。原来，在怒江区域还存活着另一种黑色的灵长目动物——长臂猿。从外观看，二者都是黑色的“猴子”。当地老百姓会混淆，而自然保护工作者和研究者却没有再细致探究，错失了发现这个新物种的机会。这真是对自然保护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开的一个大玩笑！
这种新发现的金丝猴浑身黝黑，只有肚子处一片白，学名为“黑仰鼻猴”，在国际上被称为“缅甸金丝猴”，在中国就叫作“怒江金丝猴”。
目前，已发现的五种金丝猴物种中，川金丝猴、滇金丝猴、黔金丝猴这三种都是中国特有种；而越南金丝猴和缅甸金丝猴两种，在国内外都有分布。
几种金丝猴的外形和社会组织结构都十分相似，区别仅在于毛色不同：纯黑、灰白相间、浅浅发黄……似乎在提醒人们种群间的迁移和变化。展开地图，每两个金丝猴物种间都由一条巨大的河流隔开：滇金丝猴只分布在金沙江和澜沧江之间，怒江金丝猴分布在怒江以西，而在滇金丝猴和怒江金丝猴之间，却出现了一个空白区——碧罗雪山。大理大学的肖文大胆提出，碧罗雪山中间应该还存在一个未知的仰鼻猴物种。
肖文和我在工作中结下了很深的情谊。肖文是个工作狂，每次听说我开着越野车出去，总要嘱咐我顺路帮他向当地老百姓打听远近的野生动植物资源。随着大理大学东喜马拉雅研究院的课题不断变化深入，需要打听的野生动植物也在不断变化着。我非常享受做肖文派下来的任务，我们做野外工作就是需要脚勤、嘴勤。当我去碧罗雪山考察时，自然也带上了他寻找金丝猴新种的任务。问了好久，真的找到一个过去的伐木工人，年岁已经很大了，但他肯定地回答我们，当年在砍木料的时候，曾经很清楚地见到过一只金丝猴。滇金丝猴是否有新种，至今还是个谜。不过，任何有关自然的谜都既神圣，又魅力无穷。如果可以把这世界看得一清二楚，那人类活得该有多么索然无味！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2016年的春天，人类第一次通过镜头记录下了滇金丝猴生产婴猴的整个过程。媒体做了不少宣传，又是“著名物种”，又是“第一次”，但这样的表达口吻分明带着人类的骄傲。拍摄者的努力值得肯定，但如果不是滇金丝猴在人工饲养环境中越来越失去野性和警觉，难道类似的事情还会这么容易就发生？
当我们把第一次完整拍摄到滇金丝猴产崽称为“幸运”，是否也可以换位思考：对于滇金丝猴来说，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