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公共卫生领域几位知识渊博的顶级学者的帮助，我无法完成此书。调研伊始，我得到杰出的微生物猎手、哥伦比亚大学感染与免疫中心主任伊恩·利普金（Ian Lipkin）的协助。利普金教授把他的研究助理兰全（Lan Quan）借调给我，如今兰全已成为石溪大学的资深科学家。兰全耐心地为我解释了本书涉及的众多实验室操作流程。还有其他人慷慨相助，为我贡献了自己的宝贵时间和专业意见，他们是艾奥瓦州埃姆斯国家兽医服务实验室的兽医官员杰米·李·巴纳比（Jamie Lee Barnabei）、医学博士盖伊·L.克里夫顿（Guy L. Clifton）、达特茅斯盖瑟医学院的助理教授肯德尔·霍伊特（Kendall Hoyt）、兽医流行病学家萨利·安·艾弗森（Sally Ann Iverson）、领先岁月机构前首席执行官拉里·明尼克斯（Larry Minnix），以及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理学院的柯蒂斯·萨特尔教授（Curtis Suttle）。
我必须点出一众非常耐心的信息源，他们不仅接受我的提问，而且为了保证手稿的准确性而阅读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他们的帮助我难以为报，只能在此表示感谢，他们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菲利普·博比特（Philip Bobbitt）、良港咨询和良港国际主席理查德·A.克拉克（Richard A. Clarke，他还允许以他为原型创造角色）、辉瑞病毒疫苗部门首席科学官菲利普·R.多米茨博士（Dr. Philip R.Dormitzer）、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病毒免疫学家和疫苗专家巴尼·格雷厄姆博士（Dr. Barney Graham）、国家卫生研究所/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综合研究机构的延斯·库恩（JensKuhn）、罗宁研究所的兽医流行病学家埃米莉·兰考（Emily Lankau，她本人也成为书中的一个角色）、已退役的海军上将威廉·H.麦克雷文（William H. McRaven），科学新闻学和全球健康科普学教授西玛·雅斯敏博士（Dr. Seema Yasmin）。
我还要特别感谢美国海军第十潜艇群公共事务官员凯瑟琳·A.迪纳上尉（Katherine A. Diener），多亏她的好意，我才得以在保罗·希茨船长（Paul Seitz）的监督下登上美国海军田纳西号（SSBN–734）潜艇，见识了船上骁勇善战且热情好客的蓝队船员。泰勒·惠特莫尔上尉（Tyler Whitmore）和执行干事詹姆斯·凯珀少校（James Kepper）带我参观了这台强大的作战装备。我还得以与众多潜艇军官开诚布公地谈论他们的水下生活，他们是副作战指挥官斯蒂夫·哈克斯（Steve Hucks）、二等烹饪专家桑托斯·阿拉尔孔（Santos Alarcon）、信息系统技术主管瑞恩·多伊尔（Ryan Doyle）、资深首席军医里卡多·帕尔（Ricardo Parr）、作战指挥官贾斯汀·开普中校（Justin Kaper）和副参谋长克里斯·霍根中校（Chris Horgan）。康涅狄格州格罗顿潜艇部队博物馆的麦克·里格尔上校（Mike Riegel）和已退役的海军中将小阿尔伯特·H.孔茨尼（Albert H. Konetzni Jr.）也给我提供了丰富的专业知识。
斯蒂芬·哈里根（Stephen Harrigan）一如既往地阅读了初稿，并对写作提供了有效的指导。这个故事最初萌生于电影制作人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提出的建议，我感谢他和迈克尔·埃伦伯格（Michael Ellenberg）的创造性投入。
幸运的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最优秀的人与我共事，这当然包括我的经纪人安德鲁·怀利（Andrew Wylie）和我的编辑安·克洛斯（Ann Close），以及我在克诺夫出版社所有才华横溢的同事们。
劳伦斯·赖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