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去敲邻居的门，房子的主人是玛乔莉·库克，早在亨利和吉尔搬到这个街区之前很久，她就生活在这里。房中没人应答。亨利连一个邻居也没有看见，整条街上似乎空无一人，对面的房屋也已经被烧毁。
他正要转身离开，邻居家的门突然打开。“亨利。”里边传来一个声音。
“你好，玛乔莉。”
“我没想到会再见到你。”玛乔莉站在纱门之后，穿着一件褪色的家居服，握着门把手，似乎那是能帮她免灾的屏障。“我以为你们都去世了。说实话，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样的结果。别告诉我只有你活下来。”
“我不知道，”亨利说，“吉尔过世了，有人把她埋在后院，我不知道是谁。孩子们都不见了，我也不知道去了哪里，还希望你能给我点儿信息呢。他们来找过你吗？你看见他们没有？你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吗？”
“我帮不了你。”玛乔莉简短地说。
亨利认识她已经十五年，可她好像变成了一个陌生人。
“玛乔莉，汽车不见了。被人偷走了吗？某个朋友带走了我的孩子？”
“即使是那样我也不清楚啊，”她的脸上写满了悲痛，“太可怕了，亨利，”她脱口而出，“我只是藏了起来，抱歉，我应该做个好人，可我害怕，到现在都没有原谅自己。这是上帝的旨意。”
亨利盯着她看了一阵，然后转身离开。
“有过一声枪响。”她在亨利身后喊道，“除此之外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社区还有别的家庭，有些人带着孩子，可是应门回答亨利的没有一个见过海伦和特迪。他在海报写上孩子们的名字，寻求有关他们的消息，还提供了自己的地址，然后把它们钉在电话亭其他类似的海报中间。这样的海报到处都是。
他步行来到德卡尔布大街的消防队，查看社区死亡或失踪人口的名单。他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死亡栏中，他把那条涂掉，填上了吉尔的名字。孩子不在名单上。
他确定有人带走了孩子，并期盼带走孩子的人是朋友。他们会去哪儿呢？
“他们可能在体育场，”一名消防员说，“那里建立了孤儿临时避难所。家庭都安置在会议中心。”
亨利的萨博班旅行车还停在机场，等待他从短暂的日内瓦之旅回来。所以他找到埃尔南德斯太太的福特汽车钥匙，开车来到勇士队的体育场。一根柱子上贴着手写的标志：登记处，一个箭头指向一垒门。亨利停了一会儿才进入看台，他想：这就是我遇见吉尔的地方，三杀出局，她拥抱了我，改变了我的人生。
体育场被改造成儿童难民营，外野[1]整齐地排列着白色的帐篷，大量儿童被挡在飓风围栏后边。一个身高马大的中年妇女正用望远镜观察他们，听到亨利过来后她抬起了头。
“我找孩子。”亨利说。
“哦，我们有三百一十二个孩子，”她说，“你找几个？”
“两个。”
“去挑一下，然后签署声名。”
“你没明白，我在找我自己的孩子。”
女人叹了口气。“姓名？”她问。
“海伦·帕森斯和西奥多·帕森斯，西奥多有可能写成特迪。”
她看着名单：“唉，姓名没有按字母顺序排列，我们不得不手工记录。”她舔了一下手指，接连翻了两页，做出给她添了麻烦的样子。
“我能下去自己看看吗？”
“你得有人陪同。”女人显得不情愿，然后说，“唉，好吧。”她起身缓步走下台阶，走向主队队员休息区门口。他们走进场地，穿过投手区，进入外野草地。挡住孩子们的围栏有三四米高。
“为了减少问题，我们根据性别和年龄划分他们，所以你的孩子如果在这里，他俩就不会待在一起。”
“像一座监狱。”亨利说。
“嗯，你可能不了解，孤儿帮派给我们带来颇多麻烦。不是说这些孩子本身是个问题，可绝望会导致恶劣的行为。在这里他们至少有吃的，有健康的环境，有地方遮风挡雨。假如有麻烦我们也能处理。我只想说，别急于下结论。”
亨利走在男孩儿营地的围栏旁，喊着特迪的名字，然后又去女孩儿那边呼叫海伦。孩子们充满期待地盯着他，似乎他还有可能叫出他们的名字。一个女孩儿听到叫声后应答，可她不是亨利的海伦，亨利走开时，她的泪水夺眶而出。我也是孤儿，亨利想说，也和你们一样。
在会议中心的情况也是同样，凄惨的家庭靠微不足道的援助生活，亨利从大片的宿舍中穿过，经过一箱箱捐赠的食物和衣物，几乎没怎么引起他们的好奇。穿着迪士尼道具服装的演员列队经过时，一名魔术师正在给孩子们变纸牌戏法。联邦应急管理局的职员坐在一张牌桌旁，面对着长长一排异常疲倦的房屋申请者。可海伦和特迪不在那里，哪里都找不到他们。
海伦和特迪的学校遭到抢劫，校门开着，亨利步入走廊，窥视着空空的教室。仿佛一场龙卷风在整座学校肆虐，吹翻了课桌，把书本扬得到处都是，有人还曾在特迪的二年级教室中间大便。
亨利听见一阵有节奏的声音，突然辨认出是篮球发出的。他循声来到体育馆，里边都是孩子。他没有看见海伦和特迪，不过聚在这里的二三十个孩子也许有人知道他们俩在哪儿。几个孩子是青少年，大多数都更年幼，和海伦、特迪差不多年龄。他们已经用毯子和铺盖搭出了住处。年长些的男孩子们正在投篮。
孩子们此刻已经发现他的到来，体育馆里一片安静。亨利扭头寻找成年人，可是一个都没有，不过确实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海伦的一个同学。“劳拉？”他说。
女孩来到亨利跟前，她和海伦是足球队的队友。她在亨利面前站了一会儿，然后突然抱住他。另有几个孩子围拢过来。
“你的家长怎么样了？”亨利问劳拉。
她开始哭泣。
“所有人都死了。”一个大龄男孩儿用不耐烦的语气说。
“你们为什么不在体育场和其他的孤儿们在一起？”亨利问。
“那是监狱。”另一个孩子说。
“我们对那里发生的事情有所耳闻。”劳拉说。
“我们过得还行，自力更生。”大龄男孩儿指着腰带上别着的一把刀说。
他们都不知道海伦和特迪在哪儿。亨利离开时，大龄男孩斗胆跟他要钱，亨利倾囊所赠。“这是啥？假钞？”男孩问。
“不，这是沙特阿拉伯货币，我只有这些。”
男孩把钱扔在地上：“太扯了吧！”
亨利下午处理了家中的尸体，埋葬了埃尔南德斯太太和她的猫。他把海伦房间的男人尸体埋在玩具屋后，这样他就再也不用看到。他家后院已然成了墓地。当天余下的时间他收拾了屋子，除此之外心里装不下别的事情，他像个苦行僧，一间屋接一间屋地清洁整理，想要恢复再也不可能恢复的生活秩序。
他一边收拾垃圾，一边寻找线索。吉尔的手机还在手包里，甚至还有些电量，但是低得电池图标已经变红。她最后的电话是两周前打给她妹妹玛吉的。亨利尝试呼叫玛吉，可是根本没有反应。他不想让自己对此过度解读。
他站在卧室更换床单，这时，房子仿佛呻吟着恢复了知觉，他明白是来电了。收音机开始发出声响，但是只有噪声，没有广播。吉尔收听的电台是WABE，她一定是听着节目去世的。亨利好奇现在的生活是否已经向着正常的方向掉头——还是说眼下只是回光返照？只要让灯点亮，他就荒谬地觉得感激。
晚上他换上洗干净的衣服，走去小五星区。开门的商店有几家，甚至他和吉尔常带孩子们去的墨西哥饭店也在营业。有了电力后，生活恢复得快得惊人，他甚至能从自动取款机取些现金。坐在人行道上的一张桌子旁，他看着街道上人来人往，上路的汽车还是很少。人们的脸上充满喜悦，亨利明白他们的心思：最糟的时候已经过去，我们回来了，我们历经苦难，现在一切都会没事，我们还活着。
亨利也愿意那样相信，可他清楚他们要面对什么。流感从来不会只来一波就罢休。他一边吃番茄干酪沙拉，一边喝墨西哥啤酒，这样安宁祥和的时刻不会长久，只是个残酷的间歇。
明天他将回到疾控中心的实验室，几个星期没有联系，谁知道那里是什么状态。他必须得找到自己的孩子，可是除了疾控中心他还能去哪儿呢？他们会去什么地方？他们和好人在一起吗？有没有遇到麻烦？
这么多未解之谜等待着他，可是此时此刻，他必须告别。他又点了一杯灰皮诺葡萄酒——上次他们来时吉尔喝过——放在桌对面吉尔应该落座的位置。离开之前，他喝了一口葡萄酒，仿佛是在吻别。到家时，房子里还是空无一人，让他忧心忡忡。
[1]外野是棒球球场中，位于内野后方的一大片草地，简称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