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届戛纳电影节，我去凑热闹，宣传自己搁置多年的电影。正逢阿兰·德隆获终生成就奖。
阿兰·德隆——一九七八年，他四十岁主演的《佐罗》内地公映，我们才知道他。一九八一年，《德黑兰1943》公映，他客串一角，只顾装帅，矫揉造作，在影院里被哄。
一九八八年，五十岁出演的《警官的诺言》内地公映，作品三流，个人突出，老硬汉的魅力，挽回了人气。之后还引进他的制片厂出品的电影，浪费了机缘，给了两部俗套侦探片，赚了点钱，从此没了热度。
我们没见过他的巅峰期，其代表作基本完成在六七十年代。他是亚洲比例的五官，港星郑少秋、周润发早年，几乎是他的脸，三浦友和努努力，也能像八成。浙江人、河北人尤其容易像，任何一所县城，都能碰上好几个他。
中国人，原本是很帅的，如他一般。
不是他的代表作的《佐罗》大火，因为佐罗是双面人，露脸时装傻，蒙面时伸张正义，契合当年民众心态。
听闻窦唯的音乐专辑里有《佐罗在中国》一曲，那是我们一代人才有的记忆，呼唤正义，又不太敢。
海明威自述是在美术馆里开的悟，作家群对他影响小，他的写作技巧来自塞尚，以画法为文法。马尔克斯说他的技巧全部来自海明威，竟然是“全部”二字——《百年孤独》里，实在看不出海明威的痕迹，以至于我对海明威的自述也产生了怀疑。
博尔赫斯说，《古兰经》里没有骆驼二字，恰恰证明是沙漠地区文学，人对最熟悉的事物往往忽略——听着真有道理。逢上本《古兰经》，从前往后翻翻，没几下发现了“骆驼”，又从后往前翻，没几下也发现了“骆驼”……
总结，大师们谈创作，不对读者负责，是为自己高兴。
别信。
二〇一九年下半年，终于写顺了手，连写了四个中篇，如同一九九三年，突然感到会画画了，怎么落笔都成立，之前画了七年。正式写作，则用了二十二年。
这四个中篇，不需要再谋篇布局，下笔自成章法。
二十二年，不好坚持，早以为文学是“苦熬”了，不料等来了畅快。
写作对于我，像是作画了。
小说上的进步，除了火候到了，是年近五十，发现人生如戏了。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作家，依照心态和脾气，不自知地造出一生故事，你遇到的都是你想遇上的。以为生活是被动的，不料人人是原创者，原创了自己的被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美年轻人都在“觉醒”，轰轰烈烈地实践印度神学、日本禅学。李小龙是这一拨人，他拍电影是希望他人觉醒。而在我的青年时代，他仅是民族自豪感的符号。
我知道得太晚，于是，也写了李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