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特：“这就是末日的预兆吗？”
埃德加：“或者是末日的恐怖景象？”
——《李尔王》第五幕第三场
“我要眼镜！”
比尔·克劳斯要他的眼镜；如此而已。为什么大家看他的眼神那么奇怪？
“我要眼镜！”
丹尼斯·西利和一些朋友冲进房间，大家小心翼翼地看着比尔，不知道该说什么。比尔摔倒了，四肢摊开躺在地板上。
“我要我的眼镜！”比尔喊道。
然而大家听到的却是：“Glubsh nein ubles sesmag.”
听上去比尔说的是某种夹杂着德语的胡言乱语。他的大脑和嘴巴不听使唤了，话也说不清楚。
“比尔，你说的不是英语。”丹尼斯说。
比尔嘴角掠过一丝羞怯的笑意。
他试探着问了一句：“Gluck eye bub glenish？”
“不，”丹尼斯说，“你说的不是英语。我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比尔向上翻着白眼。从他发出的音节数，丹尼斯觉得他说的是“耶稣基督”。
外面阳光明媚，碧空如洗，仿佛画出来的一般。正是这样的澄澈清朗让每年6月的旧金山同性恋大游行更有魅力。但现在是1月，少了一层暖暖的冬日迷雾，晴朗的天空带来的只有刺骨的寒意。
这本来可能是艾滋病史上的任何一天，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城市，因为在这样的场景中最终留下的不过是艾滋病统计数字的意义：有前途的人，原本可以贡献良多，却在年轻时无谓死去。然而这一天是1986年1月5日，这里是旧金山，那个人是威廉·詹姆斯·克劳斯，很快他就会成为统计数据上的一个数字——第887个死于艾滋病的旧金山人。
比尔的老朋友，“米尔克同性恋民主俱乐部”的凯瑟琳·丘西克在比尔旁边跪下来。
“比尔，你得去医院，”她说，“来吧。”
4个月前，几乎从比尔由巴黎返回的那天起，他的室友迈克尔·豪什就发现他出现了神经紊乱的症状。比尔的手臂抖得很厉害，早餐时他几乎握不住一杯橙汁。
“你看错了。”比尔不止一次地喊道。
最后那几个月里，比尔不太敢离开公寓去卡斯特罗街走走，因为他相信他的政敌——那些称他为“叛徒”和“法西斯”的人——会因为他的不幸而大呼痛快。比尔的朋友们试图使他相信，这会使他听不到很多颂扬他的声音。比尔一度是同性恋政治抱负的象征，当疫情暴发时，从联邦资助、公共教育、同性恋社区责任，到争取更广泛的治疗服务，几乎在任何一个艾滋病问题上他都起到了核心作用。他曾是一座桥梁，帮助同性恋从“疫情发生前”过渡到“疫情发生后”。他也是第一个通过重新定义同性恋群体和同性恋运动的意义，阐明如何在疫情肆虐之际坚持同性恋理想的。虽然一度引起争议，但比尔的重新定义绝大部分已经成为现实。人们终于开始感激他做的贡献；有些人称他为英雄。
到了圣诞节，比尔已经咽不下东西了，还患上了严重腹泻。他的体重仅有120磅，头也疼得厉害，像是有个大木槌在敲他的脑袋。朋友们劝他去医院，他拒绝了，坚持说他只是得了肠胃炎，肯定能好。这个寒冷的星期天下午，他的朋友们一直在厨房里讨论该怎么办。这时，他们听到比尔的卧室里传来一声巨响。
凯瑟琳注意到比尔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动作。他显然是得了某种癫痫，但大家还是费了很大力气才说服他去医院。
马科斯·柯南特医生很快就为他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疗中心准备了一个床位。到了该走的时候，比尔拒绝了任何人的搀扶。他从地板上慢慢站起来，挺着胸膛开始下楼。
屋外寒风刺骨，比尔可以看到自己呼出的气。离开公寓时，他拉紧了身上的大衣，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从卡斯特罗街走出去。
他的朋友们商量好了轮班，一天24小时都有人陪他。比尔的挚爱基科·戈凡特斯是医院的常客，如今他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但仍是比尔的情感支柱，而比尔的朋友们担心他通宵陪夜的话会情绪波动。丹尼斯和哈里·布利特安排自己来陪夜，于是不安的等待开始了。
第一天深夜，当丹尼斯·西利躺在医院病房的地板上时，比尔说话又正常了。
“一旦你们控制了我，你们就成了法西斯。”比尔说。
“你在说什么？”
“我想要眼镜，你不给我。”
丹尼斯说：“比尔，我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说的不是英语。”
比尔说：“哦。”
可他已经记不清了。
* * *
第二天，医生做了一系列的神经系统检查。有一半时间比尔是清醒的，虽然他的颅脑神经似乎已经失去了功能。他看东西有重影。
医生想看看比尔的神志是否清楚，问道：“谁是总统啊？”
比尔说：“肯尼迪。”
医生看起来很担心，他说：“我看是里根吧。”
比尔呻吟道：“请不要提醒我！我病得够重了。不要再雪上加霜了。”
诊断结果是隐球菌脑膜炎。任何脑部疾病都是严重的，不过医生说有办法治疗隐球菌病，而且有理由相信比尔能挺过去。但比尔对结论感到绝望。最让他害怕的是，他觉得这种病可能会让他失智。对他而言，智力比其他一切才能都重要。
比尔的哥哥迈克问他：“你害怕死亡吗？”
比尔说：“我更害怕如果活下去会发生什么。”
* * *
反常的寒冷天气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周六下午，当比尔打瞌睡的时候，莎朗·约翰逊陪在他旁边。头几天，比尔的觉总是断断续续；看到他睡着了，脸上又恢复了一些平静，莎朗才松了口气。他似乎做出了某种决定。莎朗看着他，想起了以前在比尔脸上看到过的表情。那是差不多一年前，在卢尔德，比尔坐在圣母像前的石凳上，一动不动地待了好几个小时。她以前从未见过比尔如此平静，从那以后，她也没有见过他如此平静——直到此刻。
之后，丹尼斯·西利睡在医院的地板上陪夜。比尔的朋友们坚决要求护士别在半夜到病房来给他量体温，说他从没有好好睡过一夜，后来护士们同意了。
第二天早上6点护士进来时，丹尼斯刚醒。
丹尼斯说：“别吵醒他。”
她说：“我得给他量体温了。”
丹尼斯坐起来伸了个懒腰，感觉休息得不错。他在比尔的病房里度过了好几个夜晚，这是他第一次没有被比尔的鼾声弄醒。
虽然天还很黑，丹尼斯仍能看出护士把体温计放进了比尔的嘴里。
这时，温度计从比尔张开的口中掉了出来，玻璃碰到他的牙齿发出了声响。
护士叫：“威廉？威廉？”
丹尼斯一边站起来，一边说：“叫他比尔。”
“比尔？”
丹尼斯走到床边，看见比尔一动不动地躺着，头侧向一边，卷曲的棕发软软地散落在枕头上。
丹尼斯说：“我想他已经死了。”
护士很漂亮，金发碧眼，她低头看着病人时，语气里带着一丝惊讶。
她说：“我是新手，我手上还从来没死过人呢。”
床单整齐地盖在比尔的下巴处。没有最后的挣扎，只有深夜里的最后叹息。
护士柔声说：“现在我看出来了。他死了，但这不是真正的他，是不是？”
比尔的身体一动不动，但在护士眼里并不可怕，反而有一种真实的魅力，仿佛就在刚才那一刻她对生死有了某种理解。
她有点惊惶地说：“哦，我知道是他。”
她说：“但那不是那个他，他并没有真的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