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到达的那天，华盛顿非常潮热。气温在95华氏度以上，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湿气。偶尔，闪电划过，大家都打住话头等着后面发生些什么；雷声轰隆隆响起，然后就没了。天气还是那样。
即使是最适应环境的当地人也因为高温感到轻微的恶心。当天下午，好几千人涌入机场出租车站、穿梭巴士和酒店大堂，他们是科学家、研究人员、公共卫生官员和活动分子，从各地赶来首都。大家显然都感觉喘不过气来。
他们来参加世界卫生组织联合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主办的第三届“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国际研讨会。作为1985年亚特兰大首届国际研讨会的延续，此次会议将提供与艾滋病有关的所有最新信息，不过全世界对它的关注与其说是研讨内容，毋宁说是开会的时机。在过去两三个月里发生了一些事，疫情终于触到了人们的痛处。
两年前，当迈克尔·戈特利布医生站在洛杉矶那个会场的讲台时，他意识到艾滋病疫情的发展从那天起将发生巨大变化——他想的没错。多年来已对疫情有所了解的人如今普遍认为，在美国，艾滋病疫情分为两个界限分明的阶段：洛克·哈德森得病前和得病后。一个影星的诊断结果可以带来如此巨大的改变，这要归功于20世纪后半叶新闻媒体所发挥的力量。
1986年，人们对疫情的关注度略有下降。如今还有其他一些名人感染了艾滋病，但是尽管媒体已经为艾滋病正名，这种病本质上依然令人难堪。百老汇的著名编舞迈克尔·贝内特病倒时，坚称自己患有心脏病。佩里·埃利斯的发言人一口咬定这位著名服装设计师死于昏睡病。律师罗伊·科恩坚称自己患的是肝癌，尽管他利用自己的政治圈人脉在国家卫生研究院签了一份接受实验性艾滋病治疗的协议。保守派筹款人特里·多兰声称他有糖尿病，将不久于人世。李伯拉斯临终前，其发言人坚称这位钢琴家病入膏肓是西瓜减肥导致的。当这些著名的同性恋为了维护死后的公众形象而撒谎时，第一个感染艾滋病的职业运动员、“华盛顿红皮”橄榄球队前明星杰瑞·史密斯平静地站出来说明了真相。
尽管这些故事给新闻机构提供了新的视角，但这场疫情尚有一个方面游离于调查之外，那就是联邦政府在抗击艾滋病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国会继续迫使心不甘情不愿的里根政府提供艾滋病拨款。资金数额大幅增加，但在政府行政部门内，似乎很少有人对启动诸如协同抗艾之类的计划感兴趣。开发疫苗和进行有效治疗仍然不紧不慢地进行着。
联邦政府也没有推出任何类似的艾滋病预防方面的协调计划。实际上，美国疾控中心已在1985年停止为艾滋病教育项目投入资金，因为白宫的保守派人士顾虑重重，认为政府不应介入同性恋性行为教育。据说连詹姆斯·梅森医生也在发牢骚，自从他担任疾控中心主任后，常跟陌生人讨论性行为，而这是他即使在家也不会跟太太谈的话题。
自由派的国会助手竭力想使记者对联邦政府的行动拖沓感兴趣，但媒体对那些平淡无奇的故事根本无动于衷。相反，他们在意的是得艾滋病的名人、儿童或实验室的“突破性进展”。到目前为止，几乎每家报纸都还在刊载关于艾滋病患者生活的系列报道。当然，还有无穷无尽的关于“艾滋病在异性恋中传播”的故事。只要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病会传播给异性恋，不管是不是真的，都会上头条。
与此同时，在198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政府内焦虑的卫生官员拼命想要把媒体的注意力转移到更重要的事情上：艾滋病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公共卫生署曾召集85位顶级艾滋病专家在西弗吉尼亚州伯克利的库凡特会议中心开会，给联邦政府的艾滋病政策献计献策。媒体报道了他们的惊人预测——5年内，美国艾滋病患者将达到27万，死亡人数将达到17.9万。他们提了些建议，比如大规模展开公共教育、更好地协调联邦政府各部门的艾滋病研究，并成立一个蓝带委员会调查用于研究和治疗的经费是否充足，但大部分都没有受到重视。
4个月后，著名的美国国家医学院发表了一份长达390页的报告，试图将媒体的注意力引向政府在艾滋病问题上的表现，报告称政府的艾滋病应对措施“严重不足”，呼吁成立一个常设的国家艾滋病委员会，并开始协调规划，同时将每年的艾滋病研究和教育的开支增加到20亿美元。报告还明确要求“总统出马召集社会各界力量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国会助手再度希望，此次对政府的猛烈抨击可能会促使雄心勃勃的记者调查里根政府的艾滋病措施。的确，各大新闻机构都在委员会报告发布的次日刊发了严肃的报道，也确证了艾滋病是政府的“头号卫生要务”。但接下来并没有开展任何调查。几天后，这份报告就完全从新闻里消失了。
最终，1986年10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扭转了局面，刺激了媒体，导致艾滋病在1987年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
C.埃弗里特·库普医生之所以引起里根总统的注意，是因为他在反堕胎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他保守的宗教激进主义理念，吓坏了自由派、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领导人，1981年他被提名为医务总监，遭到以上各方的强烈反对。但政府占了上风，里根在发表1986年国情咨文讲话的次日前往汉弗莱大厦，请库普写一份关于艾滋病疫情的报告。当时，白宫核心集团内几乎没人对此感到担心。
1986年，库普花了大量时间采访科学家、卫生官员甚至心存疑惑的同性恋社区领导人。准备好文字材料后，他做出了一个非常之举——没给白宫过目便印了上万份。当库普将这份报告公之于众时，他的用意显而易见。“医务总监关于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报告”号召人们行动起来对抗这种流行病，还提出了具体行动方案。这是第一次不带政治色彩，纯粹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讨论艾滋病问题。库普写道，“应尽早开始”对儿童进行艾滋病教育，还直截了当地提倡广泛使用安全套。他总结道，强制鉴定病毒携带者以及任何形式的隔离对抗击这场疫病毫无意义。
医务总监的调研还对艾滋病抗体检测得出了一些不可避免的结论，后者至今仍存在争议。库普认为，强制检测只会吓坏那些最易感染艾滋病、最需要检测的人，使他们对公共卫生机构敬而远之。他重申了卫生官员近两年来一直在说的一句话——在人们不必担心接受检测会失去工作或保险之前，大规模检测是不可行的。库普表示，在推动更多人接受检测的同时，应确保保密和不歧视原则。
这样的保护措施被证明是对保守派的诅咒，他们认为这是在纵容同性恋。在加州，仅1986年一年，保守的共和党州长乔治·德克梅吉就两度否决针对艾滋病人和病毒感染者的反歧视法案。而库普视这些法案为抗击艾滋病的工具。
这份报告立即引起了媒体的轰动。要求进行性教育和使用安全套的呼声，最终给了记者一些有趣的切入点。没有烦人的蓝带委员会或官僚，而是关于安全套和性教育。最终，关于为什么强制艾滋病检测不是个好主意，也有了合理的解释。库普没有买“艾滋语”的账，他的讲话言之有物；终于有一位公共卫生官员听起来是称职的了。不仅如此，他还能坦坦荡荡地用了“同性恋”之类的词。
库普的影响堪比哈德森，一个像哈德森这样的脸型方正、被认为是异性恋的演员使艾滋病成为可以谈论的话题；一个极端保守的宗教激进主义者、看上去像《旧约》先知的人最终以其公信力号召美国人民严肃对待这场疫情。
里根政府无意中造就了一位公认的艾滋病英雄。在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艾滋病研究人员、公共卫生专家甚至最激进的同性恋领袖都为这位医务总监欢呼。很快，库普便经常受邀发表演讲，并被誉为“科学界的布鲁斯·斯普林斯汀”。
从更广泛的历史意义上讲，库普在这场疫情中的作用要更大一点。毕竟，这位医务总监5年多来对疫情完全保持沉默。到他发表意见时，已有2.7万美国人死于这种疾病；库普感兴趣的是其言论的历史影响，而不是时效上的影响。然而，不可否认该报告终究是艾滋病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保守派大吃一惊。
反女权主义者领袖菲利丝·施拉菲认为，所谓进行性教育的提议，说白了就是让人去教大家同性恋性行为而已。反堕胎团体开始撤销之前给库普的嘉奖。里根总统保持了一贯的沉默，而没有得到白宫许可就同意该报告的公共卫生署官员很快发现自己在官场受到了排挤。
1987年初的几周，保守派进行了反击，多次要求进行艾滋病检测。呼吁大规模乃至强制性的艾滋病检测带有一种恐同倾向；这是“艾滋语”的新面孔。保守派人士暗示，反对检测的公共卫生官员是同性恋好战分子的替死鬼。当然，这个观点颇有讽刺意味。尽管一开始同性恋将艾滋病问题政治化，但他们多年来为抗击艾滋病所做的一切也是真的——无论是艾滋病教育，还是为开展艾滋病研究进行游说。保守派对疫情的新忧虑掩盖了一个事实，即保守派对疫情蔓延的威胁完全漠不关心。诚然，同性恋群体自身蓄意阻挠过公共卫生部门早期的努力，尤其是在浴场之类的问题上，这也助长了公众的观念，即同性恋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藐视公共卫生。公共卫生官员也没有将问题置于政治框架内以帮助问题得到解决。公众习惯于把卫生官员当作政客，所以当政客们开始像卫生官员那样发言时，听起来并不觉得刺耳。
检测问题使得保守派有机会抓住艾滋病问题，采取主动，他们含蓄地指出，那些自私的同性恋太可怕了，应该强制他们接受测试，以保护所有没被感染的好人。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倾向于大规模的艾滋病检测，这也许是因为大多数人相信自己不可能被查出病毒阳性，强制检测政策的后果对他们也没什么影响。有了如此广泛的支持，保守派的政治理论家们已经在讨论下届总统选举：艾滋病对共和党人而言将会是个绝佳的制胜点。
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地区正在认识到艾滋病的威胁。1986年1月，全球51个国家报告了这种疾病；到1987年春，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上有113个国家报告了超过5.1万例病例。世卫组织警告说，到1991年，全球可能会产生300万艾滋病患者。
欧洲国家争相在全国开展教育工作。英国当局发起了大规模的艾滋病教育运动，通过广告牌、报纸广告和电视广告进行宣传，主题只有一个：“切勿死于无知。”事实上，到1987年初，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开展各方协调的教育运动的西方工业大国。
* * *
整个春季，有关艾滋病教育和抗体检测的各种争议在美国持续发酵。随着国际艾滋病大会的临近，里根政府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尽管里根终于说出了“艾滋病”一词，但他仍没有就6年来的疫情发表讲话。现在，他的沉默振聋发聩。甚至连铁石心肠、无视艾滋病严重性的白宫记者团，如今也强烈要求他发声。在为提高人们的艾滋病防范意识所做的巡回演讲中，库普医生频繁地被问及为何里根总统拒绝与他会面之类的尴尬问题。
5月初，公众的关注迫使在艾滋病问题上远不如众议院积极的参议院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里根任命一个全国艾滋病委员会。该决议由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罗伯特·多尔起草，大批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也纷纷加入，作为共同提案人。
保守派也同样期盼里根站出来表态。教育部部长威廉·贝内特是保守派在艾滋病问题上的主要发言人，他强烈要求进行强制检测，对库普的批评也越来越尖锐。保守派意见领袖和报纸专栏作家也加入批评的行列，有些人还要求库普辞职。各方都日益希望了解总统在艾滋病问题上的立场。
随着艾滋病大会临近，里根宣布他将按照参议院的意愿，任命一个由11人组成的总统委员会，负责就艾滋病疫情向他提供建议；同时他将在会议前夕的艾滋病筹款晚宴上发表讲话。到了5月底，情况开始明朗，此次大会将不仅是一次科学界聚会。在这里，在美国的权力中心，科学、政治以及与艾滋病疫情相关的人将聚集在一起；这些日子将被铭记，成为美国未来的艾滋病进程的序幕。过去、现在和未来将在这一周交会，铸成重要的历史时刻。当所有人在那个阴沉、闷热的周日下午长途跋涉抵达华盛顿各家旅馆时，大家对这一点似乎心照不宣。
当晚，乔治城过不了几天，就是迈克尔·戈特利布发表那篇文章的6周年纪念日了，那篇文章是关于5名洛杉矶男同性恋罹患不明原因的卡波西肉瘤的。6年前，戈特利布刚刚加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没几个月，还是一位充满热情的年轻免疫学家。如今，他是一个基金会的联合主席，他们正在主办一场晚宴款待总统和夫人。戈特利布挽着一位著名影星，餐厅里挤满了参议员和国会议员，大家正在享用鸡尾酒和开胃小菜。艾滋病问题受到如此郑重对待，戈特利布简直不敢相信。
戈特利布知道，当天的晚宴以及基金会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陪他出席宴会的女伴——演员伊丽莎白·泰勒。早在艾滋病成为好莱坞的时尚事业之前，泰勒就对艾滋病产生了兴趣——当时，戈特利布正与纽约市艾滋病医疗基金会的玛蒂尔达·克里姆医生讨论建立一个全国艾滋病筹款组织。戈特利布最著名的病人洛克·哈德森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捐款25万美元发起成立了全美艾滋病研究基金会，泰勒也同意担任主席，艾滋病终于首次拥有了明星气质。
当戈特利布和泰勒一起穿过餐厅时，许多前来赴宴的人在交头接耳，谈及戈特利布最近离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事。作为世界顶级艾滋病临床医生之一，戈特利布帮学校获得了1 020万美元的联邦拨款，但是他在那里仍然不怎么受待见。没错，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表成果最多、最受瞩目的研究人员之一，但这只能激起资深学者的妒忌，这些人从不认为艾滋病研究是正途。他们的理由是，如果他真的致力于研究，为什么要和电影明星们一起跑来跑去，到处筹款，而且沉迷于肮脏的政治世界呢？
戈特利布当然明白，同事对他的反感可以追溯到1983年——当时他和马科斯·柯南特医生越过加州大学的行政官员，为艾滋病研究争取紧急拨款。柯南特也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学术圈遭遇了类似的放逐，如今他在艾滋病方面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他的私人诊所。1987年初，戈特利布意识到学术政治毁掉了他在大学的职业生涯。他一直只有助理教授的职称，6个月内他3次申请终身教授3次被拒。有人说，那些妒忌他的学者不仅阻挠他申请终身教授，而且如果他尝试去其他任何大学的研究中心，他们也将进行干预。
戈特利布不禁回想起1982年4月他和马科斯·柯南特参加完国会关于艾滋病的首次听证会之后的一次谈话，他俩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让艾滋病获得更多的资金和关注。当时，两人以为一旦人们意识到疾病的威胁有多严重，他们就会因为没有发出更严厉的警告而受到谴责。现在，戈特利布和柯南特都发现自己完蛋了，不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不够在意，而是因为他们太在意了。几周前，戈特利布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离职，在圣莫尼卡开了家专治免疫系统疾病的私人诊所。
* * *
晚上的主要活动安排在晚宴前，为此，户外已经支起了一个巨大的帐篷，特勤局特工已经为里根总统的演讲做好充分的安保准备。人们走出餐厅，进入帐篷，当晚的主持人在现场迎接他们。凭借一头浓密的白发，很容易认出他就是旧金山公共卫生局前任局长默文·希弗曼，如今的“全美艾滋病研究基金会”总裁。大众对艾滋病疫情早期不少人的作为是褒贬不一的，其中，希弗曼是近年来被认为最值得原谅的。
在他辞去公共卫生局局长一职后，一些全国性医疗组织迅速与他联系，请他从公共卫生的角度阐明对艾滋病问题的看法。林顿·拉鲁什在加州倡议强制艾滋病检测时，希弗曼的表现受到大家的欢迎，他的发言非常理性，为抵制艾滋病恐慌注入了力量。1987年，抗体检测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和分裂性的全国议题时，又是希弗曼出来从公众卫生的角度进行耐心的解释。前几天，他与里根的演讲撰稿人共同撰写了当晚总统演讲的初稿。与主张性解放的人的痛苦会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些人担心在城市推广安全性行为的警示太“容不下性”。当艾滋病政策由心怀善意的人来决定时，希弗曼正是个心怀善意的人。尽管有时候他也手忙脚乱，但在那个不太热情友好的年代，他的存在提醒了人们心怀善意的人对公共卫生事业的危害终究比心怀恶意之人小得多。
* * *
当希弗曼医生在帐篷前和同事们打招呼，并与电影明星们聊天时，保罗·沃伯丁医生坐在帐篷靠后的位置，远离人群。夏天的第一缕热浪让他想起疫情刚刚出现时的情形。对于沃伯丁来说，那天是1981年7月1日，也是他在旧金山综合医院工作的第一天，他接替一位前辈的工作时，前辈指着一间检查室说“下一个大病在等着你”。这对沃伯丁的首位卡波西肉瘤病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先见之明的介绍；随后6年的艾滋病研究使他成为全世界顶尖的艾滋病临床医生之一。今天，他还是跟往常一样马不停蹄，早早起床去参加《媒体面对面》节目。他还被选为一个“国际艾滋病协会”组织委员会的9名成员之一。未来一个星期的演讲、会议和采访都已经安排好。几天后，他将宣布旧金山被选为1990年国际艾滋病大会的举办地。
乐队开始奏响《向统帅致敬》，总统和夫人走进帐篷，所有人起立。
正如希弗曼致开幕词时所说，沃伯丁惊叹于这场疫病已经进入美国人生活的最前沿。再过6年，它又会走到哪里呢？沃伯丁无法想象那时会是什么样子。他当然理解对病例的预测，也知道这对他的医院和诊所意味着什么，但他真的无法理解它的更大意义——对国家、世界、历史——是什么？他在其中陷得太深，以至于感觉不到恐慌；然而他知道，如果自己没有涉足其中，那将会非常害怕。
* * *
当伊丽莎白·泰勒向医务总监颁发特别奖时，人群纷纷起立，大声欢呼甚至尖叫。库普发表了简短讲话，当他谈及赞同“自愿”检测并保证保密和不歧视时，向总统的方向瞥了一眼。之后，希弗曼医生介绍了戈特利布医生，后者将颁发两个艾滋病研究奖项中的第一个。
当罗伯特·加罗医生走上台接受戈特利布颁发的奖项时，台下响起了一阵克制而有礼貌的掌声。当然，加罗肯定了法国人对艾滋病研究的贡献，并谈到科学家之间开展国际合作对于战胜艾滋病至关重要。然而，帐篷里聚集的科学家们迅速交换了眼色。过去两年，法国和美国科学家之间的纷争与宿怨，可不是向国际合作致敬的方式。
1985年底，巴斯德研究所对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提起诉讼，威胁要将这场令人不快的争议交给联邦法院审理。尽管该诉讼仅要求国家癌症研究所与巴斯德共享从艾滋病血液检测专利权中获得的收入，但科学界都明白，法国人实际上是在要求得到之前被剥夺的全部认可。可以肯定的是，洛克·哈德森事件已经引起全世界对巴斯德研究所的艾滋病治疗工作的关注。巴斯德还在继续开展世界一流的艾滋病研究，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1986年末发现了第二种类似艾滋病的病毒。但他们仍然觉得，他们最重要的成就——即发现难以捉摸的艾滋病病毒——被人剥夺了获得认可的机会。
美国政府厚颜无耻地把加罗的工作转变为里根政府的政治资本，死死咬住加罗发现了艾滋病病毒的谎言不放。这就意味着要支持加罗的观点，即加罗发现的病毒属于HTLV家族，这样一来，按照惯例，他就有权给病毒命名。最终，一个国际委员会裁定：一，这不是白血病病毒；二，加罗医生无权给它命名。但是为了平息众怒，委员会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名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简称HIV。
不过，1986年全年巴斯德研究所都在提出证词指控国家癌症研究所，还根据《信息自由法案》要求其提供相关信息。就算是最顽固的政府律师也逐渐意识到，这起诉讼可能会让美国政府非常难堪。唐纳德·弗朗西斯医生就此类诉讼的潜在问题写了一份简洁有力的备忘录警告政府，“如果该诉讼进入公开法庭，所有不那么体面的事都将公之于众，我认为这将对科学和美国公共卫生署造成伤害。法国人显然首先发现了艾滋病的病因，一年后加罗无疑试图抢他们的风头”。关于最核心问题——HTLV-Ⅲ是不是从窃来的病毒中分离出来的，弗朗西斯提出了一个假设：HTLV-Ⅲ和LAV的菌株原型会是某种巧合吗？然后回答“可能不是”。但是两年以后，应加罗的要求，弗朗西斯写信给加罗：“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任何时候，我都没有支持过以下说法，即你或你实验室里的任何人‘窃取’了LAV。”
至于加罗，他挥挥手就否认了这种说法。他说，就算没有发现HTLV-Ⅲ，他也已是人类逆转录病毒学领域的明星。他当然想拿诺贝尔奖，而且他认为自己当之无愧，但他不会为获得诺贝尔奖而犯下科学重罪。
面对法院公开庭审的可能，美国政府开始重新考虑与法国人之间的对战。1987年的头几个月里，乔纳斯·索尔克医生犹如一名使节穿梭于针锋相对的科学家之间，以促成双方妥协。最终，里根总统和法国总统希拉克在白宫签署了一份和解协议。这是科学史上首次请国家元首出面解决关于病毒发现者的争议。
根据这项解决方案，在分离HIV的道路上，每位研究人员都有不同的发现，都有一定功劳。正是有了这个解决方案，加之没有任何媒体深究其中的争议，后面的故事就变得令人愉快了，罗伯特·加罗和吕克·蒙塔尼耶成了艾滋病病毒的“共同发现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加罗赢了。现在，就在总统发表关于艾滋病问题的第一次演讲之前，加罗以HIV的“共同发现者”身份接受了奖项。
* * *
玛蒂尔达·克里姆上台给蒙塔尼耶颁发了一个类似的奖项。那天晚上，也许是因为往事历历在目，平日里沉着冷静的克里姆心情不佳。在此之前，整个仪式当然还是很庄重的。但是在过去4年里，不管是纽约市卫生局，还是联邦政府，克里姆都花了太多时间来争取他们的关注，她不会保持沉默和礼貌，尤其是在还有那么多未竟之事的时候。
例如，一些被搁置的艾滋病治疗方案亟须测试，但药物测试程序却停滞不前。有人说，除非是联邦政府开发的治疗方案或疫苗，否则其他任何方案或疫苗都不会迅速获得食药局的批准。在艾滋病团体中，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缩写NIH意思是对“非本机构发明（Not Invented Here）的疗法不感兴趣”。人们都在讨论政府批准使用AZT——国家癌症研究所早前开发的一种药物。然而，其他疗法如果要通过，中间的繁文缛节不胜其烦。现在，男同性恋在全国各地建起了大量网络，分销他们自己的艾滋病药物，有的来自墨西哥，有的则出自厨房里的实验室。
克里姆知道，这种延误和混乱与其说出于恶意，不如说因为政府无能、官僚不为；更重要的是，政府内部缺乏领导大家抗击艾滋病的人。
克里姆告诉在场的人们，她听到过一些乐观的说法：有一天，可能会出现专治艾滋病的疫苗；有一天，或许治疗方法会找到。
当在场的听众突然静下来时，克里姆问道：“但到底是什么时候呢？”
她注意到，帐篷外有人在举行烛光游行，隐约传来抗议者呼喊的回音。
“成千上万的艾滋病患者举着蜡烛，在夜里哀鸣，问我们‘什么时候？’——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国家的意愿。”
* * *
蒂姆·韦斯特摩兰德坐在帐篷后面，在保罗·沃伯丁背后几排，等待着献给蒙塔尼耶医生的掌声平息。接下来是里根总统的发言。
作为众议院卫生与环境小组委员会的顾问，韦斯特摩兰德为艾滋病服务的时间超过国会山的任何一人。遥想当时，如果他和比尔·克劳斯的努力能将为艾滋病研究申请的200万元追加拨款纳入补充拨款法案，他们会觉得自己无比幸运。如此锱铢必较的时代已经过去。就在一周前，肯尼迪参议员还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在下一年度投入约10亿美元用于艾滋病，看上去最后极有可能通过，而且金额相当。韦斯特摩兰德明白，钱不再是关键问题，领导力才是。
韦斯特摩兰德希望总统的演讲不会集中在检测上，而是关注研究和教育，因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对抗艾滋病的办法。韦斯特摩兰德和参议院助手们一直在为本届国会认真准备两党共同的艾滋病法案。民主党人和温和的共和党人似乎都渴望达成某种妥协，因为大多数领导人都明白，如果艾滋病被过度政治化，就会有潜在的危险。它触动了太多的神经，引发了太多的恐惧；最好留给公共卫生部门的办公室处理。正如老话所说：酝酿战争靠政客；打响战争靠将军。韦斯特摩兰德认为，通过宣布举国抗击艾滋病，里根最终可以向公共卫生方面的将军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并让这场战争远离政客，远离政客进行艾滋病强制检测的呼吁。
希弗曼医生说：“女士们，先生们，下面有请美国总统。”
罗纳德·里根咧嘴笑了笑，开始了他关于艾滋病的第一次演讲。他说：“许多年前，当我在通用电气剧场(1)工作时……”
在对通用电气剧院进行了简短回忆之后，总统决定讲个小笑话。这是他经常在筹款晚宴上讲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慈善委员会去镇上最富有的人那里筹款。
“我们的记录显示你今年没有捐过钱。”委员会的人跟富人说。
这位富人问慈善委员会的记录上有没有写着他有一个病弱的母亲和一个残疾的兄弟。
委员会的人说：“没有。我们不知道这事。”
“好吧，”富人反击道，“我连他们都一分钱不给，为什么要给你们呢？”
观众迟疑片刻笑了起来。蒂姆·韦斯特摩兰德吃惊地发现这个笑话几乎完美地总结了里根处理艾滋病的方式：在他的总统任期内，他没有把任何非军备项目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也没有为其优先安排资金，那为什么要为艾滋病这么做呢？
韦斯特摩兰德对坐在他旁边的朋友说：“这不是个笑话，这是一个寓言。”
接下来的20分钟里，总统阐述了他对艾滋病的看法。关于教育他讲得很少，关于检测则讲得很多。但是，他没有承诺为那些检测呈阳性的人提供保密或公民权利。当然，里根的计划对阻止艾滋病蔓延几乎没什么用。尽管在婚姻登记处对异性恋进行测试，会让人误以为是别有企图，但这批人中感染病毒的极少，能因此得救的人也非常少。但是，拯救生命从来都不是里根政府的首要任务。里根的演讲并不是为公众卫生服务的；这是一个政治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这些话为总统及其追随者创造了一种政治上比较坦然的立场，也是一种致命的立场。有些人已经说过，罗纳德·里根在历史书上只有一件事被人铭记：他是任由艾滋病在美国蔓延的人；是在行动迫在眉睫时，将政治置于美国人民的健康之上的国家元首。
* * *
整个下午，拉里·克莱默一直在问自己，今晚他将如何回应里根总统的演讲。虽然拉里依然是全美最敢于直言的同性恋活动家之一，但他已不再是唯一一个对里根政府表示愤怒的人。就算是当年最激烈地批评过克莱默的人也不再坚持他有错，即便他的行事风格曾经令人反感；他只是走在了时代前面。随着《凡俗的心灵》获得成功，克莱默找到了证明自己的方法，另一部戏剧也开始在他的脑海中成形。他甚至还与保罗·波帕姆达成了和解。保罗·波帕姆就是那位保守的“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组织主席，早年间他俩曾闹过很多不快。就在保罗去世的前几天，他们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拉里为他们的争吵道歉，而保罗只是叫他“继续战斗”。
尽管克莱默比以前成熟了，但当里根讲话时，他仍然觉得有必要表达某种抗议。当晚在场的其他同性恋权利支持者也表示同意，但并未组织任何抗议活动。克里姆医生曾放话说，如果里根支持强制检测，她和其他艾滋病研究人员就会退出，但他的演讲巧妙地避开了这一问题。事实上，这篇演讲似乎经过精心设计，涉及的全是正确的主题。他呼吁人们表现出同情和理解，并对志愿者为艾滋病患者付出的努力表示敬意。里根甚至特别表扬了旧金山的“香缇计划”。
拉里一路听下去，发现总统的讲话中没有提到“同性恋”一词。他提到了感染艾滋病的血友病患者、接受输血的人、静脉注射吸毒者的配偶，但只字未提G开头的这个词(2)。然后，里根开始谈论检测的具体细节。
拉里火冒三丈。这篇演讲几乎提及了艾滋病疫情的方方面面，唯独避而不谈一个事实，即死去的是同性恋，而且实际上正是同性恋在里根熟视无睹的这些年里做出了无数的努力来抗击疫情，这是绝对不诚实的。
在里根总统发表讲话的当晚，保罗·波帕姆已经去世三周。临终前，他对他信任的美国，对这个他曾经在越南为之浴血奋战的国家彻底失望。这个国家背弃了波帕姆和他的朋友，任由他们死去，而现在，里根拒谈保罗·波帕姆或者那些多年来彰显出勇气的男同性恋，似乎在这场疫情中难堪的是波帕姆，而不是里根本人。当里根开始谈论检测时，好像真的在提议某些最终能阻止疫情的政策似的，拉里·克莱默积蓄了6年的怒火涌上心头，他开始冷笑。
* * *
在里根总统发表关于“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疫情的首次演讲期间，有36 058名美国人被诊断出患有这种疾病；其中20 849人已经死亡。
次日早上，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丹·威廉医生回想起1980年6月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举行的“旧金山同性恋自由日大游行”，很难想象自己当年竟如此天真。1920年代的欧洲大抵就是如此吧：当时，经济大萧条尚未开始，战争尚未爆发，每个人都纵情享乐，显然没有考虑到未来，对自己的脆弱也一无所知。
到1987年中期，他的病人中有185人感染了艾滋病，而他近期正在治疗的350人则处在ARC的某个阶段。如果7年前有人告诉他，未来他将治疗数百名绝症患者，他会说这些人脑子有问题。尽管如此，事实上他已经适应了这样的工作量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这表明人们是能成功应对艾滋病带来的最严酷现实的。在实际操作方面，由于经验积累，相比最初谈艾色变的那几年，艾滋病比以前可预测和可控了，处理起来也比以前容易了。人们仍然对这种疾病的无情感到难过，但如今，人们也有理由对未来怀有希望。
这是当天清晨聚集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大厅，来参加艾滋病大会的首日会议的医生和科学家们预料到的。这里既有悲伤，也有希望。
所有的“老兵”都聚集于此。阿尔文·弗里德曼－肯恩医生来了，他是最早意识到少数卡波西肉瘤病患的背后预示着更广泛疫情的皮肤科医生；琳达·罗本斯坦因研究员来了，她在1979年看了纽约的头两位卡波西肉瘤患者，并被告知应该去找一位名叫盖坦的法裔加拿大空乘，因为他身上也有这些奇怪的斑点。马科斯·柯南特医生匆匆穿过人群，威利·罗森鲍姆医生和他的巴黎同事让－克洛德·彻尔曼、弗朗索瓦丝·巴尔一起走向会议开幕式。早期在疾控中心工作的资深专家都来了：戴尔·劳伦斯、比尔·达罗和哈罗德·杰斐依然在进行各种流行病学研究，詹姆斯·科伦还是疾控中心艾滋病工作的负责人。科伦现在常说，艾滋病就像一个人的中年，它不是所有人都想要的经历，但也躲不掉。玛丽·桂南医生来了，在1981年那个令人沮丧的夏天，她对很多艾滋病患者进行了首次访谈，如今她已经升任疾控中心助理主任。尽管如此，她那天还是带来了更多的艾滋病研究信息，并且她从不认为艾滋病已经受到足够重视。
1985年召开的首届艾滋病大会上，疫情各个方面正在暴露出的问题震惊全场；1986年在巴黎举行的会议，最明显的特点是气氛压抑，但似乎也呈现出谨慎的乐观。到目前为止，大家都已经知道本次会议的主旨是发布新的科学成果。好消息与坏消息并存，因为在这场疫情中，长久以来难得听说不那么可怕的消息，所以至少在当天宣布的数百项研究中，人们可以找到一些安慰。
最重要的好消息是AZT，这是第一种干预艾滋病病毒生命周期、延长患者生命的治疗方法。它充其量只是一种原始药物，有许多有害的副作用。但它起效了。这表明，即使没有彻底治愈的方法，也可以找到更成熟的治疗方法来延长寿命。虽然医生目前估计，HIV感染者在感染后的预期寿命只有7年，而且其中5年还是疾病潜伏期，但一些专家私下预测，5年内他们将能够确保患者在感染后能继续存活20至25年。
尽管开发疫苗的障碍仍然存在，但它们似乎不再像两年前那么不可逾越。一位法国研究人员已经给自己接种了一种正在扎伊尔人身上测试的疫苗。其他几种实验性疫苗都还在冰柜里，等待通过漫长的审批过程。
事实上，为了让联邦政府全力开展艾滋病疫苗工作，科学家遭遇到不少问题，这使他们相信最大的障碍并非技术上的，而是官僚作风。不过，对这一方面还是有理由抱有希望。
希望如此重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会上讲到的一个关于HIV病毒性(3)的坏消息。这项正在进行的、针对6 700名在1970年代末注射过乙肝疫苗的旧金山男同性恋的研究，带来了本周最令人震惊的坏消息。在63名感染HIV至少6年的男性中，30%的人发展成了艾滋病，48%的人则发展成ARC，只有22%的人没有任何生病的症状。此外，一旦研究对象感染HIV的时间超过5年，患病人数似乎就会急剧上升。患艾滋病的比例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急剧上升。
旧金山综合医院艾滋病诊所的助理主任唐纳德·艾布拉姆斯医生进行的另一项研究显示，那些患有ARC的男性也前景堪忧。1981年，艾布拉姆斯开始随访淋巴结肿大患者，他乐观地以为淋巴结病将被证明是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保护性反应，能阻止病人患上艾滋病。在研究的头几年，艾布拉姆斯的假想似乎是成立的。现在他发现，淋巴结肿大一旦超过3年，患者就开始转为艾滋病。事实上，艾布拉姆斯现在认为，他的一半病人将在淋巴结病发病5年内转为艾滋病，而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个比例不会达到100%。
未来如此明朗，不过，HIV感染者令人沮丧的预后至少可以激励更积极的抗病毒药物试验，因为显然仅美国就有数十万人需要。制药公司的营销经理已经在迫不及待地讨论“ARC的市场”了。
当然，这些预测对熟悉疫情的人来说并不是特别新鲜。1987年6月的大会上公布的数据在1983年12月的某天已经提到过了：当时，戴尔·劳伦斯发现该疾病的平均潜伏期是5年，他清楚地意识到艾滋病患者进行的是一场马拉松。艾滋病再度成为所有人最可怕的噩梦。
* * *
正在发生的一切的可预见性是使唐纳德·弗朗西斯继续沉迷于这场流行病的原因之一，他也因此常常喜忧参半。例如，与输血相关的艾滋病病例的新数据表明，在联邦政府和血库行业彻底意识到输血导致艾滋病的问题后，还有更多的美国人注定要死于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据估计，就在疾控中心徒劳地呼吁血液行业采取行动阻止艾滋病蔓延之后，又有约1.2万名美国人因输血被感染。早在1983年初，弗朗西斯就问过血库管理者“还要死多少人”，现在答案很明确：成千上万人。
大会议程中有一场为血库管理者举办的研讨会，讨论如何在输血诉讼中自辩。研讨会的发言人是旧金山欧文纪念血库的律师，而欧文血库新近首次与一个输血受害者家属达成了庭外和解。正当博尔切特家族有望通过大陪审团裁决胜诉之时，欧文决定和解。奇怪的是，博尔切特家族的律师听说弗朗西斯对血液行业有所不满后，曾试图传唤弗朗西斯到庭作证。最后，美国司法部长代表联邦政府向联邦法院提交了一份申请，阻止弗朗西斯出庭——他若出庭简直太令政府难堪了。
如果说过去很多事弗朗西斯都能痛苦地预料到，那么未来也是如此。他是作为一篇论文的合作者来华盛顿开会的。该论文叙述了艾滋病在美国蔓延的简单过程。正如弗朗西斯很久以前就意识到的，你若了解乙肝的传播途径，就可以预测艾滋病的未来，这就是唐纳德·弗朗西斯将在本次会议上做的分析。
当主持人请弗朗西斯陈述自己的论文时，念错了他的名字；显然她从未听说过他。当唐谈到在市中心的贫民区，瘾君子将病毒传给他们的性伴侣，而他担心艾滋病会成为这些区域的流行病时，观众中两名来自芝加哥的同性恋医院——霍华德·布朗纪念诊所的人不耐烦地把脚从鞋子里伸进伸出。最后，其中一人大声问另一人：“说个没完了，这个自大的家伙是谁啊？”
现在很多艾滋病工作的核心人物都不知道弗朗西斯是谁。罗伯特·加罗如今也说唐纳德·弗朗西斯与艾滋病工作“无关”。
几乎没人怀疑弗朗西斯被边缘化是因为他在法、美两国研究者的“战争”中与加罗发生了冲突。而弗朗西斯总是在要求更多的资金，让官僚们不胜其烦，也是原因之一。现在，政府内的科学机构恶意报复。在今年的艾滋病大会上，将弗朗西斯列为演讲人的论文没有一篇获准在会上陈述，就连他与乔纳斯·索尔克医生合著的一篇关于疫苗研究的论文也被拒绝了。最后，弗朗西斯之所以能做演讲，只不过因为那个本该做演讲的女人那天没能抵达华盛顿。
在他位于伯克利的办公室里，弗朗西斯仍在为加州的艾滋病预防项目做规划。他还经常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与索尔克一起进行艾滋病疫苗研究。然而，他已经不在第一线了，这让他无法忍受。就在大会召开之前，世界卫生组织联系他，请他考虑重返旧战场——去非洲抗击疾病。艾滋病正沿着赤道一带迅速向北扩散，急需像弗朗西斯这样曾经在那片大陆生活过的人。
弗朗西斯考虑了这个提议。阻止这种疾病，是他从一开始就想做的。时至今日，弗朗西斯还是不认为自己被艾滋病打败了；他只是不敌这个体制，而正因如此，这种疾病在美国获得了立足之地。大会在华盛顿召开的那天，他明白自己将回到非洲抗击这场瘟疫。他的第一站将是苏丹。在那里，远离政府的预算政治和科学的政治化，他还有机会发挥作用。
当天下午，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看到一大群愤怒的同性恋，克里夫·琼斯总是兴奋不已，当他带领游行队伍走向白宫，并高喊“历史会记住，里根做最少！”时，一种久违的激情油然而生。
所有的晨间新闻节目都播放了昨晚的筹款晚宴上部分宾客嘲笑里根总统的片段。今天，克里夫听说，当副总统乔治·布什在艾滋病大会上致开幕辞并为总统新宣布的检测政策辩护时，也得到了一片类似的起哄声。今天下午，国内每家新闻机构似乎都派人去了白宫，因为那里将有一场“非暴力抵抗运动”，是克里夫在过去一周内组织起来的。
白宫的抗议活动最初是由几位有全国影响力的同性恋领袖组织的，他们想拍下自己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被捕的照片，放在下次的筹款宣传册上。不过，示威发生之际，一股沮丧的情绪席卷了同性恋群体，来自全国各地的组织者决定加入抗议活动。作为一名善于利用媒体的街头活动人士，克里夫具有传奇般的名声，他从旧金山被急召来协调组织抗议活动。
准备逮捕堵住白宫车道的64名同性恋领袖的华盛顿警察都戴上了长长的橡胶手套，他们原本要求戴上口罩、穿上全套防护服，就像人们在进入熔毁的核反应堆时穿的那种，不过市政官员说服了他们——戴橡胶手套就足够了。克里夫看了几十个报纸记者及电视摄像师争先恐后地给抗议者和戴手套的警察拍照，他对事情的变化感到惊讶。
他毫不怀疑，举国上下对艾滋病问题的各种担心，迟迟才投入报道的媒体难辞其咎。事实上，目前全国所有主要报纸都有专职的艾滋病记者。《纽约时报》也终于即将宣布，该报允许在描述同性恋时使用“gay”一词。《华盛顿邮报》过去几年在报道联邦艾滋病政策方面的工作令人惋惜，如今也派出6名记者报道艾滋病大会的开幕以及随之而来的抗议活动。
克里夫发现人们终于开始关注疫情，但这仅是变化之一。感染者的数量变了。在旧金山，包括克里夫在内的数万人被感染，超过3 300人被确诊。无论是在策划最近一次激进行动时，还是在酝酿竞选1988年的监事时，克里夫都在担心自己能否活到那个时候。
他的许多梦想都不可能实现了，现在克里夫已经接受了这一点。在过去几年里，克里夫和卡斯特罗街上的其他居民曾经展望过这样的未来：他们彻底根除了对同性恋的偏见，治愈了偏见留给他们的创伤。那时，他们可能已经老了，但他们可以用回忆互相取暖：他们曾经都相信自己能改变世界，也知道自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现在其中的很多人已经死了，克里夫接受了这个事实：他的大多数朋友盛年便离世了。
对克里夫来说，没有改变的是梦想本身；他认为他们为之奋斗的、哈维·米尔克为之牺牲的东西，从根本上来说是正确的。这是一场争取接纳与平等、反对无知与恐惧的斗争。正是为了这场战争，克里夫在这一天来到了华盛顿。
他相信艾滋病患者的数量反映出了美国的耻辱。美国这个拥有应对疫情的知识、资源和机构的国家，已然失败了，败给了无知、恐惧、偏见和排斥。克里夫感到艾滋病的故事非常简单：偏执，以及偏执对一个国家造成的影响。
国家耻辱留下的痕迹可以从那些面孔上看出来，那些面孔，那些死者的面孔，一直在克里夫的记忆中。现在，当克里夫带着人群在白宫的大铁门前高呼“耻辱！耻辱！耻辱！”时，他又看到了那些面孔。当他冲着总统办公室挥舞拳头时，泪水顺着脸颊流下。他看到了西蒙·古兹曼、鲍比·坎贝尔、盖瑞·沃什和费利克斯·维拉德－穆尼奥斯。当然，他也看到了比尔·克劳斯。
(1) 该剧场由通用电气公司赞助，1954年秋到1962年春，里根曾主持该节目。——译注
(2) 指gay。——译注
(3) 病毒性是指一种生物的致病性程度，即一个病原体引发疾病的相对能力。——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