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俱乐部邀请了《CBS早间新闻》两位主播之一比尔·柯蒂斯为该俱乐部一年一度的颁奖晚宴做主题演讲。按照惯例，作为主题发言人的柯蒂斯以一个小笑话作为开场。
“昨天我在内布拉斯加州，当我说要去旧金山时，大家开始聊起艾滋病来，”柯蒂斯笑着说，“有人问，‘得了艾滋病以后最难的事是什么？’”
抖包袱之前，柯蒂斯停顿了一下：“是试图让你老婆相信你是海地人。”
人群中发出一阵尴尬的笑声。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这笑话好笑。几个记者彼此望了一眼，会心地点点头，好像在说：“瞧，这就是住在纽约的人会说的话。”
柯蒂斯显然误判了他的听众。尽管如此，这个笑话还是反映了国家新闻机构一种无动于衷的状态，所有这些机构的总部都设在曼哈顿。艾滋病仍然是个下流的小笑话。此外，这也是你能拿到成群的记者面前开玩笑的事，因为你可以放心地假设，这种病还没有找上那些写新闻报道和播报晚间新闻的人。同性恋记者，尤其是纽约的同性恋记者，如果想在新闻界待下去，往往要知道自己的斤两，并且缄口不言。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媒体都郑重声明不会因为性取向而歧视员工。但实际上，它们从不曾雇用过公开表示自己是同性恋的人，而在这些媒体工作的同性恋记者私下里也坚信，一旦他们的性取向为人所知，事业上就会陷入停滞。同性恋担任剧评人和美食评论家尚可被接受，但报纸的硬新闻版块很难接受女性记者，更不用说变性者了。业内很少有人谈论这事。美国新闻界总是很擅长挑别人的错而不是自己的。
在纽约，编辑们抱怨疫情没有发生什么新变化。事实上，更吸引眼球的突发事件还没出现，比如发现被大家普遍接受的病因或在治疗上有所突破。尽管如此，新病例的数量还在呈指数级上升，即便少量的调查性新闻也揭示了新闻报道的一大新视角。
《旧金山纪事报》在11月下旬披露了一些有价值的内幕信息。当时，依据《信息自由法案》的规定公布的数百页内部备忘录，暴露出疾控中心的经费严重短缺的问题。对比新公布的备忘录和几乎同一时段在国会的证言，美国许多高级卫生官员的表里不一一览无余。在华盛顿，政府官员们看了《旧金山纪事报》的头版报道后，准备迎接一系列的新闻调查，但什么都没发生。对于其他新闻机构来说，艾滋病报道就是从科学或者人的利益的角度讲故事，但在未来几年，标准的新闻报道技巧不会适用于艾滋病报道。因此，联邦政府不必担心新闻记者会像猎犬一样盯着他们在艾滋病问题上的作为不放。这事不会发生。
新闻报道的有与没有，对地方公共政策具有深刻的影响。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卫生政策研究所后来分析了纽约和旧金山两市政府对于艾滋病的不同反应，得出的结论是，两个城市的主要报纸在新闻报道上的巨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两市反应的巨大差异。1982年6月至1985年6月，《旧金山纪事报》刊载了442篇由其员工撰写的艾滋病报道，其中67篇上了头版。同一时期，《纽约时报》刊登了226篇报道，只有7篇上了头版。从1983年年中开始，《旧金山纪事报》的报道聚焦于疫情的公共政策方面，而《纽约时报》的艾滋病报道几乎完全是医疗方面的，极少强调社会影响或政策。这项研究的结论是，“《旧金山纪事报》的报道内容广泛，除了提供纽约没有的健康教育之外，还帮助当地政府和卫生官员承担了一定的政治压力，以应对艾滋病危机”。
从全国来讲，问题不在于媒体报道的内容，而在于没有报道出来的东西。事实上，在整个疫情发展期间，善意的记者们竭尽全力平息艾滋病的恐慌情绪。特别是自从“日常家庭接触感染”一说被推翻后，几乎每个新闻报道都强调艾滋病不会随意传染，不会对“普通民众”构成威胁。在后来的深刻自我反思中，新闻评论批评新闻机构没有讨论传播艾滋病的具体性行为，尤其是肛交。这个批评很中肯，但声音也很弱。新闻界这唯一一次深刻的自我批评，事实上是艾滋病持续蔓延的一个量尺，甚至在艾滋病成为主要国内新闻之后也是如此。
其间，新闻机构并不是没有思考过艾滋病问题。人人都在谈论此事；人人都在拿它开玩笑。听说要报道在旧金山召开的198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老谋深算的曼哈顿人对他们此去“艾滋病之都”产生了不寻常的担忧。例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人询问当地餐饮企业，假如雇他们提供餐饮服务的话，他们会不会让同性恋员工也插手。全国广播公司希望确保为他们服务的餐饮业人员中没有同性恋，因为他们害怕得艾滋病。
贝塞斯达，国家癌症研究所肿瘤细胞生物学实验室位于国家癌症研究所那幢红砖砌成的31号楼6楼B走廊。煤渣砌块墙漆成了令人愉悦的黄色；离心机的声音回荡在灰色大门的背后，门上双重空气锁紧闭，以防实验室的致命逆转录病毒逃逸。6个月来，B走廊一直是美国人抗击艾滋病的实验室战争司令部，6B03是罗伯特·加罗医生的办公室，他也是这场战争的总指挥。
9月，巴斯德研究所给加罗寄来了他们分离的淋巴结病相关病毒菌株，希望有助于说明淋巴结病相关病毒与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1型没有关系，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病毒。这种病毒到达贝塞斯达的时间点后来证明是非常重要的。
收到病毒后不久，加罗医生就开始在艾滋病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一年多以来，加罗的研究进度卡在了一个关键问题上。他的实验室工作人员无法培养出任何导致艾滋病的病毒，它不断杀死它的细胞株。加罗肯定这是某种逆转录病毒在起作用。几个月来，他已经检测到了逆转录酶的活动，但是当他需要分离出特定的病毒，维持微生物的生长并确定这是艾滋病的起因时，却发现这没多大帮助。加罗担心他所看到的逆转录病毒只是另一种机会性感染，如果没有特定病毒的分离株，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加罗也变得有些不耐烦了。秋天时，他向同性恋报纸《倡导者》的一位艾滋病记者透露，如果他的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研究不能尽快取得成果，他就要转向其他疾病的研究，转到更有前途的领域。然而到了11月，他的疑虑消除了。尽管加罗只对少数同事说起过，但他相信自己现在已经分离出了导致艾滋病的病毒。
与此同时，竞争仍在持续困扰着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艾滋病研究。罗伯特·加罗的脾气让他在国家卫生研究院树敌不少。一些医生不允许实验室技术人员把组织样本给加罗，所以在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医院治疗艾滋病患者的萨姆·布罗德医生就亲自把会走的样本——病人——带到31号楼来。
国家癌症研究所和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之间的狙击战也在继续。最匪夷所思的转折发生在10月下旬，当时肯·塞尔医生和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的其他研究人员宣布发现了一种真菌，他们认为可能就是它导致了这种综合征。他们说，这种真菌引起的免疫抑制与通过药物人为减缓免疫反应引起的免疫抑制非常相像。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医生们认为，塞尔曾是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的艾滋病协调员，他此举就是为了让加罗尴尬，贬低加罗的逆转录病毒理论。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则认为真菌理论简直跟巫术差不多。大家都很清楚，发布这样的研究结果不过是国家癌症研究所和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之间积怨的延续——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在艾滋病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
国家癌症研究所之外的科学家对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1型的假说表示了更为公开的怀疑。没有一项研究表明，艾滋病患者中携带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1型的人超过25%。这些分离株往往来自海地人，而这些人又来自白血病病毒流行的地区。哈佛大学的麦克斯·埃塞克斯医生是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1型理论的主要支持者，他认为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1型抗体测试可能还不够敏感，但鲜有科学家信服这一点。到了10月，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保罗·布莱克医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出警告，说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1型的“重要性被夸大了，我担心这会降低研究者对其他病毒的兴趣……我认为它被过度强调了，这里面牵涉到很多炒作”。在谈及他为何“严重怀疑”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1型理论时，布莱克指出，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能让细胞“永生”，让它们疯狂繁殖，艾滋病病毒却相反，它在不断杀死淋巴细胞。
由于缺乏经费，其他政府实验室的研究工作继续停滞不前。国家癌症研究所环境流行病学分部的艾滋病研究始于1981年6月，其主任比尔·布拉特纳医生至今仍在从其他研究项目中挪用经费贴补这块。尽管现在有了艾滋病研究经费，但一道“冻结招聘”的命令，让布拉特纳试图引进更多科学家的计划付诸东流。更糟的是，由于“冻结招聘”，布拉特纳也无法在研究人员离开时填补空缺。有好几次，他听到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官员告诉国会，说艾滋病研究人员拥有他们所需的全部经费，他很想知道这些官员究竟是听谁说的。显然，这些人根本没有好好和研究人员交流过。
疾控中心的实验室工作停滞了，因为加罗医生居然说到做到，不肯让卡利医生带走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试剂，以此作为对他离开癌症研究所的惩罚。卡利医生只得从头开始逆转录病毒的实验室研究，追查感染了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1型和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2型的人，以培养逆转录病毒和抗体。唐纳德·弗朗西斯在亚特兰大疾控中心每周的艾滋病研究人员例会上打开了所有的实验室报告，列举了由于缺乏场地、人手和经费引发的问题。国会的各种资助计划已经开始涓涓细流般提供资金，但是，正如艾滋病研究中常见的那样，它往往来得晚了点，而且少了点儿。
《旧金山纪事报》以《信息自由法案》为由，要求詹姆斯·科伦医生对资金需求进行评估；科伦承认，这些问题对疾控中心艾滋病工作组的早期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但现在一切都好了。“蜡烛已经点亮，就别再诅咒黑暗了，”科伦说，“你不能单单指责政府；所有人都是很晚才意识到这事有多严重。媒体两年前根本没影儿，现在到处发表意见的国会议员当年又做了些什么呢。”
在国家卫生研究院和疾控中心，焦虑仍在加剧。1983年年初，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到这个时候艾滋病病毒应该已经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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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6个多月前，科学家们发表了关于导致艾滋病的病毒的论文，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们。巴斯德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以法国人特有的轻描淡写的口吻回顾了1983年的秋天，称那段时间是“长途跋涉穿越沙漠”。
巴斯德的科学家确信他们已经累积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们已经分离出了这场疫病背后的病毒。他们对10个淋巴结病患者进行了血液检测，在其血液中培养了病毒或发现了淋巴结病相关病毒抗体，他们正在进行一项标准化测试，以便找出能用于血库检测的淋巴结病相关病毒的抗体。他们分别把病毒送到了美国疾控中心以及位于慕尼黑的马克斯－冯－佩腾科弗研究所，在黑猩猩身上接种。详尽的免疫学研究确定，病毒是有选择地针对T-4淋巴细胞——即在艾滋病患者体内消失的细胞——进行攻击，为免疫系统的最终崩溃埋下了伏笔。抗病毒药物HPA-23的试验正在60名法国艾滋病患者中进行，以确定该药物的毒性反应。
尽管有了这些证据，但巴黎的医生们发现美国科学机构仍不愿认真对待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研究论文被长时间搁置，一位美国评审专家在否决其中一篇论文时，竟以一种民族主义口吻称淋巴结病相关病毒是“法国病毒”。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罗伯特·加罗则继续散播消息，说淋巴结病相关病毒只不过是实验室的一种污染物。巴斯德的研究人员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他们的美国同行说，是的，巴斯德的研究很有意思，但是他们要等等看加罗会得出什么结论。威利·罗森鲍姆在听到这样的对话后，回到了热带疾病病房，继续眼睁睁地看着新的病人带着各种可怕的疾病四处走动。他想大喊一声：“人们快要死了，我们快没时间了！”但是没人听他的。心灰意冷的医生们常常在结束每天14小时的工作后，来到塞纳河左岸名为“天堂拉丁”的卡巴莱，在那里思考该做些什么让人们相信他们。研究人员的配偶开玩笑说他们将组建一个“反艾滋病委员会”，让研究人员摆脱那种残酷的、怀揣答案却没人想知道的挫败感。
11月，去年1月发现淋巴结病相关病毒的巴斯德研究员弗朗索瓦丝·巴尔在东京郊外的国际机场偶遇罗伯特·加罗。两人是去参加同一个科学会议，所以他们共乘一辆出租车前往东京。在路上，加罗透露他终于发现了导致艾滋病的逆转录病毒。他说，甚至有可能证明它与淋巴结病相关病毒类似。
回到巴黎，巴斯德的研究人员毫不怀疑加罗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最后都将被证实是淋巴结病相关病毒。长期以来他们一直被否定，也许最终会得到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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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员杰伊·列维医生曾在学校的轮休假期间到巴斯德研究所与让－克洛德·彻尔曼一起工作，多年来他一直与该所保持联系。当列维9月访问巴黎时，巴斯德的研究成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他拒绝了让他带着淋巴结病相关病毒回旧金山的提议。他打算自己找到艾滋病逆转录病毒，而且也不希望怀疑论者将来指责他的研究受到了实验室污染物的污染。列维在回国后的一个月内，从当地艾滋病患者的血液中培育出了6株逆转录病毒分离株。他决定不急着发表研究成果，而是等到积累更多的确凿证据来证明他获得的病原体确实是导致艾滋病的病因，而不是机会性感染。
那是1983年11月，科学终于逐渐接近造成世界各地都有人死亡的病毒元凶。不幸的是，围绕这一发现的科学阴谋才刚刚开始。
11月7日，马修·克里格的日记大约四周内，盖瑞第三次住院。这次是肺炎。不是肺囊虫肺炎，只是普通肺炎。
肺炎、卡波西肉瘤、严重的牛皮癣、疱疹、肛裂，需要根管治疗的一颗坏牙（但因为有感染的风险而无法治疗，并且他也无法承受手术）。可能还有更多我意想不到的感染。
他一直极其虚弱，最近三四天尤甚。他虚弱得无法走路、进食、洗澡，甚至没有力气挤牙膏或者按下剃须膏罐子上的按钮。
过去四个晚上我和他一起住了三晚……在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念叨自己再也无力承受痛苦，“我活不下去了。我失去了斗志。我不知道还能撑多久。”现在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尽管我永远无法对他的那种痛苦感同身受，哪怕一点点。
令我吃惊和喜悦的是，在他的建议下，三晚之中有两晚我是在他的床上度过的。我们分别睡在他那张大床的两侧。我的身体对他依然有感觉，尽管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提不起性致了……
［今早］我在离开前和护士聊了聊，这前所未有地让我感到不安。她跟我谈起了拉里，拉里是个艾滋病患者。拉里和盖瑞从未见过面，但通过他们的医生互致问候。大家都说拉里很友善，很棒，了不起、有趣也很有爱心。现在的他疯了、衰老了还精神失常。他觉得自己被强奸了，觉得自己死了，觉得自己还在家里。他对他爱的人发泄愤怒，他谁也认不出来了。他放弃了，精神上已经散了。他很快就会死去。
盖瑞听到这些会是什么反应？他肯定会吓坏的。
我离开盖瑞的房间后遇到了一个叫安吉莉娜的护士。她证实了关于拉里的传言。“住这间的这个人得了卡波西肉瘤，”她在病人的房门外对我说，“不出两三天他就会死的。他来这儿已经两个月了。他的脸非常恐怖。你想看看吗？”
不，谢了。
她说：“我为盖瑞感到担心。几周前拉里也有过这么严重的头痛。”
我来医院的时候充满希望，离开的时候却觉得胃里难受极了。
未来会怎样？盖瑞不会受那些痛苦的，我知道……离开医院后，我去了趟盖瑞的公寓，取了我周末留在那儿的衣服和录音机。我遇上了那个给盖瑞送录像带的人。他是去那里取磁带的，我从公寓里找出来给他。
“盖瑞怎么样？”他问。
“不太好。”我说。
“我最好的朋友得了艾滋病，今早在洛杉矶去世了，”他告诉我，“他在三四天前出现了呼吸道感染，然后全身器官都不行了。”
我感到自己被痛苦的死亡包围着，无处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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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盖瑞在床上醒着的时候，又有一个人影出现在他眼前。这位朋友9月死于白血病，生前是一名作家和雄心勃勃的脱口秀喜剧演员。盖瑞见到他很兴奋。
“你必须穿过一条道，”他告诉盖瑞，“我会帮你渡过难关。你会喜欢这里的。”
盖瑞让他有空再来，几天后他真的来了。
“我害怕。”盖瑞说。
“我告诉过你不要担心，”他的朋友说，似乎不喜欢被打断，“现在别打扰我，我要写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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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的非大选年市政选举产生了一场成果斐然的同性恋政治运动，该运动长期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扩大政治基础。出柜的男同性恋当选为波士顿和明尼阿波利斯的市议会议员，一位同性恋艺术商成了基韦斯特的市长。事实上，现在几乎所有主要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支持同性恋公民权利。在选举后的几天内，获得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参议员艾伦·克兰斯顿、约翰·格伦和欧内斯特·霍林斯均宣布参加将于秋季举行的参议院艾滋病听证会，加上他们3个一共15人。市长黛安·范斯坦赢得了旧金山历史上最大的差额选票，成功获得连任。全城都在窃笑一个叫布莱恩·兰兹的名不见经传的竞争对手，他是北加州地区一名活动组织者，效力于一个与他同样籍籍无名的叫做林顿·拉鲁什的极端主义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兰兹的主张是该市应该放弃亲同性恋政治，因为他能证明同性恋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病症，可以通过适当的方法“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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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旬，有人爆料说塞尔玛·德里兹医生就能否禁止艾滋病病人出入该市同性恋浴场问题寻求了法律意见，这让一些同性恋领导人再次以为该市即将开始对同性恋采取一般性封锁。之前不断有报道称艾滋病患者频繁出入性爱场所，德里兹曾就强迫艾滋病患者离开浴场的合法性征求过该市律师的意见。当浴场再次人满为患的时候，德里兹又去咨询了。该市一名副检察长裁定，德里兹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科学家尚未发现这种疫病背后的病毒因子，从而证明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
德里兹将此事泄露给了《旧金山纪事报》，希望至少能警告男同性恋继续光顾浴场的风险。与此同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州卫生部传染病总部正在筹备各种会议，以制定州政策，应对那些不听劝阻、恣意妄为的艾滋病患者。最终，州卫生当局列出了一系列选项，首先是由社区对这种行为进行劝阻，对于顽固不化者最后可能进行隔离。按惯例，随后会招来同性恋领袖和民权律师的谴责。想象力丰富的同性恋领袖坚持认为，这些建议是拘禁整个同性恋群体的序幕。至于那些可能因为这些病人而感染致命疾病的人的民事权利，争论中很少被考虑到。
德里兹试图将这场争论提升到政策讨论的高度。她从未公开谈论过那个人——正是他启发她想出了限制进入浴场寻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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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哥华，盖坦·杜加斯的健康正在开始每况愈下。他在1980年6月被诊断患有卡波西肉瘤，至今他已克服重重困难活了三年多。当他渐渐力不从心，他跟朋友们说他慢慢地厌倦了与病魔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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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1月21日，美国疾控中心报告，有2 803名美国人确诊患有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其中1 146人已经死亡。
11月22日，瑞士，日内瓦当全球38位艾滋病专家齐聚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参加首次国际艾滋病研讨会时，五大洲已有33个国家报告发现了艾滋病患者。
加拿大卫生当局在整个联邦范围内登记了50例病患。去年，以色列报告了6例，澳大利亚报告了4例。就在会议前夕，日本报告了全国最早的2例艾滋病病例，由此成为首个发现被艾滋病感染的亚洲国家。在东京著名的吉原(1)一带，妓院、土耳其浴室和性爱旅馆拒绝外国游客进入，以免感染艾滋病。澡堂外挂着“非日本男性莫入。”
截至1982年底，欧洲卫生当局共报告了67个艾滋病病例。当与会者聚集在铝合金和玻璃建造而成的世界卫生组织总部时，已有15个西欧国家报告267个病例。西德的流行病学家现在发现了他们自己的性行为关联病例群。尽管早期患者都与美国的性活动相关，但很明显，到1983年后期，德国有了自己的感染者，他们正在传播疾病。在丹麦，国家卫生委员会已着手建立专门的诊所和筛查中心。英国报告了27个病例，医生们正在争相向保守党首相要求研究经费，而后者并没有将艾滋病视为她要优先处理的卫生事务。
法国是欧洲大陆上报告艾滋病病例最多的国家，共确诊了94名患者。和比利时一样，这些病例中有一半以上来自非洲五国——扎伊尔、刚果、马里、加蓬和卢旺达，或者曾去这五国旅行。
正是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在这些中非国家——特别是扎伊尔——进行的研究，引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疾控中心的科学家近日前往金沙萨。就在日内瓦会议前不久，约翰·麦考密克医生在亚特兰大的疾控中心艾滋病研究人员会议上讨论了他的发现。短短2周，麦考密克就在金沙萨的两家医院确认了37个艾滋病病例。疾控中心对如此短时间、仅仅2家医院就能发现这么多病例感到震惊。显然，这种疾病在非洲很普遍，尽管由于缺乏先进的医疗手段，人们没有注意到它。通过查阅医院记录和死亡证明，流行病学家有了更令人不安的发现。死于这种疾病的女性几乎和男性一样多，研究人员由此相信在这些贫穷的赤道国家，艾滋病这种异性传播疾病正在蔓延。女性患者往往是年轻的未婚妓女，而男性患者则通常是与这些妓女发生关系的年长单身男性。有9个病例使两个集群产生了关联。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在美国，大多数异性传播病例都是由男性传给女性的；不同的是，艾滋病在非洲是双向传播的，男性传给女性，女性也传给男性。
这一发现与海地的情况一致。在海地的研究发现，202名海地艾滋病患者中三分之一是女性，这再次证明异性间可以传播。疫情的最初传播途径由于1970年代早期海地和扎伊尔之间的关联而变得清晰起来：当时，这个非洲国家引入了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海地人，这些讲法语的黑人可以填补被驱逐的比利时殖民管理者留下的空缺。鉴于非洲艾滋病的历史较长，海地人似乎把艾滋病带回了伊斯帕尼奥拉岛(2)；大约在同一时间，第一批艾滋病患者开始在欧洲出现，几乎所有病例都能追溯到中非。
从世卫组织的会议室可以俯瞰日内瓦湖和瑞士乡村的风光。代表们聚集在M形的桌子周围。唐纳德·弗朗西斯和马科斯·柯南特坐在一起，他发现他俩对未来有着同样的忧虑。来自东欧苏联卫星国的卫生官员坐在他们对面，尽管捷克斯洛伐克是唯一一个承认艾滋病可能会在社会主义版图内蔓延的共产主义国家。在为期4天的会议中，来自苏联的代表坚持不同意见。
“苏联不会出现这种病例。”一名苏联代表自信地说。
唐纳德·弗朗西斯忍不住故意对马科斯·柯南特高声耳语：“不会的，没错。”接着，他用严肃的俄罗斯口音说：“你得了艾滋病——砰，砰，砰。”
苏联人并不觉得好笑。
更严肃的讨论集中在血液问题上，官员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可能会缓解疫情蔓延。9名欧洲血友病患者因使用了美国生产的第八因子凝血剂而感染了艾滋病，其中3名是西班牙人，而西班牙首批感染者一共只有4名。大多数的提议都着重于禁止美国血液制品运到欧洲，有几个欧洲国家已经采取相应行动。但在荷兰，由于同性恋的激烈反对，荷兰红十字会放弃了血液筛查计划。英国卫生部为抵抗输血传染艾滋病的恐惧，也附和美国血库的说法，即“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该疾病可以通过输血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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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唐纳德·弗朗西斯、詹姆斯·科伦以及爱德华·布兰特在一家瑞士小酒馆共进晚餐。
“艾滋病究竟怎么了？”弗朗西斯直截了当地问布兰特。
“你想说什么？”布兰特问。
弗朗西斯说：“我们的经费似乎总跟不上，我们总在东拼西凑。”
“比尔［福格，疾控中心主任］和我以为是催情剂引起的，”布兰特说，“我们认为这个念头现在该打住了。”
弗朗西斯感到难以置信。他每周都和福格一起打壁球，也知道疾控中心主任自1981年年底开始就不相信艾滋病是由催情剂造成的。那都是两年前的事了。
(1) 日本江户时代公开允许的妓院集中地区。——译注
(2) 海地旧称。——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