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护车停在第10街的路边，与其他车辆并排，一个年轻人迅速被固定在轮床上。救护车司机和另一名男子抬着担架上了二楼，放在了艾滋病基金会办公室的地上。随行的一名护士匆匆撂下几个装有年轻人全部家当的塑料袋之后，跟他们一起转身离去，撇下了那个躺在地上的瘦削男子。
迷惑不解的基金会工作人员大致拼凑出了他的故事。7月以来，摩根·麦克唐纳一直在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市的尚兹医院接受治疗，他患的是艾滋病引发的严重隐孢子虫病。当麦克唐纳的州医疗补助金用完时，这家私立医院要求他在10月7日前离开。可是这位27岁的病人无处可去，没有疗养院接收他；尽管佛罗里达州的艾滋病患者数量是全国排第三，但该州除了迈阿密及基韦斯特的志愿者组织外，没有任何针对艾滋病患者的公共服务计划。
尚兹医院的医生们打电话给旧金山综合医院，看他们是否愿意接收麦克唐纳。后者回复说他们不接收病情严重的转院病人，并建议他留在佛罗里达。接着，艾滋病基金会开始接到来自佛罗里达州的电话，咨询一位想移居旧金山的艾滋病患者如何才能得到门诊治疗。
周二早上，尚兹医院的官员把麦克唐纳装上了一架私人救护飞机，同时指派了一名医生和护士随行。虽然租用这架飞机的费用是1.4万美元，但相比一名艾滋病患者通常高达10万美元的医疗费用，这无疑是一种更划算的选择。这家医院还从同性恋社区筹集的用于帮助艾滋病患者的经费中取了300美元，塞进病人的口袋，作为他的零花钱。
麦克唐纳病得连头都抬不起来，随即被人从艾滋病基金会送到了旧金山综合医院的艾滋病病房，在那里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旧金山公共卫生局局长默文·希弗曼被激怒了，他谴责尚兹医院在患者病入膏肓时“甩包袱”。医院回应说，把麦克唐纳送往旧金山，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院方说，当他离开佛罗里达州的医院时尚能走动，当时他不过是由于没好好吃饭而患上了厌食症。麦克唐纳离开尚兹医院才几个小时，病情便急转直下，对此，医院的一位发言人说：“艾滋病就是这样一种病情随时会发生变化的疾病。”
旧金山市市长黛安·范斯坦立即谴责此次转院是“无耻和非人道”的，并要求佛罗里达州州长调查此次抛弃病人事件。旧金山的两家日报均就此“无良行为”发表了社论。几天后，一名发言人宣布佛罗里达州卫生部门会对麦克唐纳事件进行调查，他同时承认：“佛罗里达确实遇到了问题，医务人员之所以不愿意提供护理，是因为他们对艾滋病知之甚少。我们也看到，人们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利用一切机会避免提供医疗服务。”
旧金山公共卫生局卫生局坐落在市政中心总部，当塞尔玛·德里兹医生在拥挤的办公室里抬起头时，看上去非常疲惫。在黑板的右上角，她列出了旧金山确诊艾滋病患者的最新数字——292人，又将患有卡波西肉瘤、肺囊虫肺炎以及其他机会性感染的人分门别类。塞尔玛·德里兹有一份旧金山湾区所有艾滋病患者的名单，每去世一个，就用红墨水笔划掉一个。旧金山综合医院艾滋病诊所的一位流行病学家，最近用德里兹的这种方法统计出了不同疾病组的存活率。得了肺囊虫肺炎和其他机会性感染的患者均在确诊后21个月内死亡，同时患有卡波西肉瘤和肺囊虫肺炎的病人在15个月内全部死亡。最好的预后是那些仅患有卡波西肉瘤的病人，其中一半在确诊21个月之后仍然活着。
塞尔玛·德里兹回头看了看办公室里的文件夹，之前她对这场疫病的满腔热情如今早已消退。
“在与拿破仑作战中，海军上将纳尔逊问起了一周内的伤亡人数，他说，‘让我看看屠夫这周的账单吧。’”某天，德里兹这样对记者说。她又叹了口气，“当我每周根据新的艾滋病病例数写这些报告时，当我在他们死后划去他们的名字时，我感觉自己在给制作这场疫病的屠夫填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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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文尔雅的比尔·坎宁安被人从退休生活中拉出来，委任为旧金山卫生局艾滋病活动办公室的领导，他还得到一句忠告：“做计划时要把所有不同的同性恋群体都包括进去，否则不管你干什么他们都会和你作对。”在他担任这个政治敏感职位的头几个月里，这位卫生部门前副主管小心翼翼地处理着各种同性恋派系既敏感又相互较劲的议程。他明白不能冒犯他们。为此，坎宁安遵循了艾滋病公共卫生政策的核心做法：一次次召开委员会会议。除非所有人都同意，不然绝不采取任何行动；这就是所谓的达成共识。几个月来，由于大家无法就大部分事情达成一致，结果一事无成。然而，这也无可厚非，因为华盛顿也好，旧金山也好，对于艾滋病一贯是多说少做。
坎宁安的问题是，哈里·布利特监事、比尔·克劳斯以及“哈维·米尔克同性恋民主俱乐部”一直在向卫生部门施压，要求为旧金山制订一种协调的艾滋病教育计划。这并非易事。首先，坎宁安不得不向该市的艾滋病协调委员会咨询，而后者并没有固定成员，同性恋活动人士谁来开会谁就是。该委员会随后任命了一个由25人组成的艾滋病规划小组委员会，其中包括各同性恋政治俱乐部的代表以及所有正在申请市政经费的组织的代表，但只有3人有公共卫生教育的专业背景。然后，这个小组委员会又细分出更多的附属委员会，并开了3个月的会。
其结果是一份乏善可陈的“计划书”，一共7页，只是重述了这座城市在艾滋病教育方面已经在开展的工作。即便这份9月下旬发布的计划书也是暂时的，因为还得经过一个月的“反馈”期才会被采纳。坎宁安个人承认这份计划书几乎毫无新意，但他坚持认为市政府需要遵循“这个过程”，这才不会激怒同性恋活动人士。
监事布利特读了卫生部门这份期待已久的计划后，火速给默文·希弗曼医生写了一封信。“这个部门如何确保与之签约的人员具备完成这项工作所必需的技能和经验，能开展进一步的教育活动？看起来你们要进行大量的引导，以便在此紧急关头急需的教育项目能迅速而彻底地实施起来。我不相信我们这个城市还能经得起拖延，不相信同性恋社区会坐以待毙，不相信我们无需对成千上万旧金山人的生命负责。”
当一位记者问及“这个城市将数十万美元用于艾滋病教育，说明了什么”时，布利特直言不讳道：“说明公共卫生部门把这场疾病当成了牛皮癣，而不是要命的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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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市政当局协调的教育计划，同性恋社区应对艾滋病的做法发生了转变。当然，成千上万的男同性恋十分渴望了解更多的艾滋病信息，他们纷纷涌入宣讲安全性行为的讲座，加入为“忧心忡忡的人”迅速成立的治疗小组，讨论“艾滋恐慌”的问题。他们自学与免疫系统有关的所有知识，虽然是他们不熟悉的领域，却常常能给那些不太了解情况的医生讲解T细胞、B细胞及巨噬细胞的微妙区别。
这种集体关注推动了1969年“石墙暴动”之后形成的当代同性恋运动在行为上的巨变——与性行为无关的社会活动蓬勃发展。离卡斯特罗街半个街区的卡斯特罗乡村俱乐部生意兴隆，他们为男同性恋提供了一个轻松的无酒精场所，可以玩一种棋盘式的常识问答游戏和“加纳斯塔纸牌”，与同性恋酒吧里寻花问柳的场景截然不同。在城里同性恋社区的教堂地下室，同性恋酗酒者匿名互助会如雨后春笋。离卡斯特罗街两个街区的神圣救世主教堂每周都安排宾果游戏，之前极少涉足此地的男同性恋，现在每周三晚上都会挤满教堂的地下室。某些私人性爱俱乐部发现举办“打手枪之夜”颇受欢迎，他们鼓励情侣们回忆昔日的“童子军性爱时光”，回味青春期的自慰。随着录像带在全国的普及，男同性恋意识到就算没有从性爱场所带人回家，自己也不再是孤独的。约会服务及媒人服务亦随之东山再起。
酒吧里，那些仍在猎艳的男同性恋很少承认自己是单身。看起来每个在同性恋酒吧出没的人似乎都有一个不在城里的爱人。电话性爱服务蓬勃发展；反映被动肛交流行程度的指标——肛门淋病的发病率，那一年也急剧下降。这种相对低调的同性恋生活方式自1983年初开始流行，到那年年底成了一种趋势；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它将变成彻头彻尾的社会学现象。
不过，同性恋群体自身仍存在矛盾之中。虽然相当多的男同性恋的行为发生了改变，其他人还是像爱伦·坡小说《红死病的面具》里的狂欢者那样继续纵情声色，对身边的瘟疫视而不见。当夏天密集的媒体关注渐渐消散，周末去浴场的人又多了起来，性爱商店周围开始排起了长队。
人们对这种致命传染病的生理性厌恶助长了这种矛盾。某次晚宴上，旧金山综合医院艾滋病病房的护理协调员克里夫·莫里森被介绍给一个男人；这名男子后来责备主人说：“你应该告诉我他是什么人。假如我知道他在哪里工作，我绝不会和他握手。”晚宴后，这位焦虑的客人离开了聚会，去浴场过了一夜。更有甚者，在第八大道和霍华德街交汇处的“俱乐部浴场”门口排队的顾客，一边从钱包里掏出会员卡和储物柜的费用，一边戏称这里是“艾滋病和霍华德”(1)。
在当地一份同性恋报纸上，作家保罗·里德总结了形形色色的同性恋对艾滋病的反应。一类是“什么危不危机”型，这类人完全否认有疫病存在；与此相对的是“胆小怕事”型，被吓得什么也不敢做。“完美家庭型”已经形成了一夫一妻制的关系；“超人”型则继续寻欢作乐，毫无缘由地认为自己对艾滋病免疫；“桃乐丝·戴”(2)型嘴里唱着“顺其自然吧”，然后以宿命论为自己无休止地猎艳找理由。里德把自己归在最后一类，“彻底想不通”型。
研究同性恋群体的心理学家比较了男性在面临中年危机时常见的矛盾反应。从心理上来说，中年危机标志着一个重新定义自己的阶段。朋友们开始死去，让他们突然意识到生命是会消亡的。一种失落感油然而生：我的人生已经过完了一半吗？有些男人会和年轻的秘书私奔，以为这样就可以找回失去的青春；另一些人则发现，逆境再次使他们成熟，并使他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更有意义的姿态。同性恋群体的混乱反应标志着他们开始了对这个集体的重新定义，这一过程，尽管在早期显得愚蠢，但在未来几年将成为艾滋病所造成的深远影响之一。
旧金山的同性恋报纸发行量比美国其他任何城市都要大，但这些报纸常常是声音大，却闹不清同性恋面临的挑战。《湾区记者报》的专栏作家康斯坦丁·伯兰特最近开始对哈维·米尔克俱乐部发起新的攻击，称俱乐部官员为“我们自己最糟的敌人”，因为在他看来，他们名为《我们能谈谈吗？》的提倡安全性行为的手册其实是“反性爱”的。伯兰特写道：“对于安全性行为的忠告或许出于善意，实际上是和体制沆瀣一气，这个制度惯于谴责我们，而我们也自我谴责。如果我们当中真的有人病倒了，被‘安全性行为’神话洗过脑的人就会指着他说，‘你看，我们早就告诉过你。这是我们自己造的孽。’”
一周后，伯兰特又续写了一篇，文中称“我爱舔肛。对某些人来说，游走在肛门上的舌头能让人放松、着迷，甚至精神振奋”。伯兰特坚持认为，社会有责任找到医疗手段来预防所有性传播疾病，但同性恋群体没有责任将性行为限制在医疗手段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至于安全性行为，他写道：“如果绝对必要的话，我们不是不能做出改变，但为什么必须是我们呢？”
在医疗报道中，《湾区记者报》把大量篇幅留给了圣马修奥市的一位医生，此人声称可以用大剂量维生素C治愈这种综合征。一位同性恋心理学家也写了一系列文章讨论艾滋病的“心理潜伏期”，他认为艾滋病患者都像孩子一样经历了“情感紧急状态”，这令他们觉得自己被遗弃了。他说，艾滋病现在扮演的就是抛弃者的角色，这意味着改变看世界的心态可能是预防这种疾病的最好方法。
旧金山第二大同性恋报纸《哨兵》则刊载了大量的系列文章，抨击在马科斯·柯南特领导下刚刚起步的全国卡波西肉瘤／艾滋病研究和教育基金会。此番无情攻击表面上是因为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向艾滋病患者免费发放了黛比·雷诺兹6月的筹款活动的门票，但真正的原因可没这么简单。当时，《哨兵》报的所有者和《湾区记者报》的发行人鲍勃·罗斯长期在发行量上斗得你死我活，而鲍勃·罗斯是该基金会的财务主管。攻击基金会不过是借此攻击商业对手。
尽管如此，卡波西肉瘤／艾滋病基金会陷入一片非议之中。8月下旬，由于当地的艾滋病组织拒绝合作，在洛杉矶举行的第二届黛比·雷诺兹筹款活动以失败告终。其他同性恋领导人的非议不断、争吵不休使得士气低落，理事会成员纷纷开始辞职。一位律师失望至极地对马科斯·柯南特说：“如果这就是他们想要的，就让他们都去死吧。”
纽约一名西班牙裔男子满脸困惑地来到“艾滋病携带者”组织的会议现场。他刚被告知得了一种闻所未闻的致命疾病——艾滋病。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过我这里有疫情呢？”他问“艾滋病携带者”的主席迈克尔·卡伦。
“你看电视吗？”卡伦问他。
“不看。”
“你读《纽约人》吗？”
“不读。”
诚然，旧金山也有很多问题，但至少这个西海岸城市有个艾滋病项目——虽然进展缓慢迟钝。在纽约，一个跨部门工作组每月开一次会讨论艾滋病疫情，但会议除了是个机会，让大家来列举该市在应对艾滋病方面没有做到的事，没有其他用处。官方的不作为不是疏忽的问题，现在它被提到了政策层面。在旧金山，卫生部门被认为是服务协调员，纽约市则不同。纽约卫生专员大卫·森瑟坚持认为，卫生部门的职分应当是“提供其他部门没有、不会有、不该有或无法提供的服务”。跨部门工作组将其角色定义为“不指导，而是提供中立的对话平台”。森瑟医生说，卫生部门本质上应该填补空白，而不是另辟新领域。
这是个侥幸的想法，因为在大卫·森瑟看来纽约几乎没做到的地方。他反对像旧金山综合医院那样进行医疗协作，认为“试图在市一级把这些（预防性的、动态的、制度性的）服务绑得太紧是很危险的”。森瑟对教育和预防项目同样缺乏热情。在维斯的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一名共和党议员提出，森瑟“应该大力强调……预防措施”。然而，卫生专员森瑟回应道：“我认为有很多办法可以做到这个，没必要去街头演说。我当然相信这些信息如果来自受影响的社区，会更能被大家接受，也会得到更有力的支持。”森瑟说他正在和同性恋报纸合作，并补充说：“我认为公开劝诫并没有阻止性病的传播。”
对一个公共健康教育项目而言，依赖同性恋报纸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立场。纽约只有一份同性恋报纸，即《纽约人》。其发行量约为2万份，而这个城市估计有100万同性恋人口。这意味着每50名男同性恋中有49个没读到报纸，而纽约市的艾滋病教育却是以此为基础开展的。
到1983年年底，纽约市政府为艾滋病服务或教育所做的全部贡献就是向红十字会拨款2.45万美元，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家庭护理服务。即便是这个项目也晚了3个月才启动，因为没人愿意接通电话线，让潜在的救助对象能打进来。红十字会的目标是为200名艾滋病患者提供服务。然而，在合同取消前的15个月里，由于执行协议时遭遇的官僚作风，只有80名患者得到了帮助。
与此同时，“男同性恋健康危机”正在一座公寓楼的五个小房间里处理所有事务。该组织已经招募到300名临床志愿者，并为寻求艾滋病治疗信息的医生和护士进行了为期数月的20次培训。他们每月培训50名新志愿者提供给新的救助对象。尽管“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的工作场地严重不足，但几乎没有房东希望自家的房子成为曼哈顿的“麻风病中心”所在地。约瑟夫·索纳本德医生是纽约一流的艾滋病医生之一，因为有大量的艾滋病患者去他位于西12街的诊所看病，他被逐出了自己的办公室，为此他向他的合作伙伴提起了诉讼。“男同性恋健康危机”询问市政府是否可以使用西13街一座废弃的高中作为艾滋病服务中心，市里要求他们预付200万美元现金。同性恋不可能从科赫政府那里得到什么恩惠。
与科赫市长会面后，玛蒂尔达·克里姆医生、约瑟夫·索纳本德以及“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的执行理事罗杰·麦克法兰一起写了份提案，希望能建立协调一致的城市反应机制。他们以旧金山的方案为基础，描述了一个多样化护理方案，包括临终关怀病床、艾滋病病区以及诊所。克里姆带着这个想法去见政府官员，但发现没有什么人对这场疾病感兴趣。纽约市议会主席卡罗尔·贝拉米不愿意会见研究人员。曼哈顿区长安德鲁·斯坦跟克里姆客气地聊了聊，但拒绝采取任何行动。克里姆后来用4个字总结了纽约官方的态度：“无人在乎”。
* * *
某次从科德角回来，拉里·克莱默发现邮箱里有5封信，其中4封是医生写的，他们担心一旦艾滋病问题淡出新闻头条，男同性恋放荡不羁的生活会死灰复燃。他们还对同性恋政治领袖没有坚决要求市长或卫生部门采取措施阻止艾滋病而感到绝望。第五封信是个通知，请他去参加一个刚刚死于艾滋病的朋友的追悼会。他是拉里的朋友中第32个死于这种综合征的。
“男同性恋健康危机”出售麦迪逊广场花园近期筹款活动门票的事不太顺，于是一位私人捐款者买下了《村声》的一整版，请拉里写篇文章，呼吁各方大力支持。在这篇名为《2339人，还没完……》的文章里，拉里抨击了导致纽约出现这种令人遗憾的情形的两个罪魁祸首——市长科赫以及仍然对当地艾滋病政策毫无关注的《纽约时报》。
写完之后，拉里去了弗吉尼亚州的小华盛顿市，想在那里修改润色自己的剧本，而剧名依然定不下来。他想到的第一个名字是“死亡之城”，但觉得太压抑了。某晚，拉里读起了W·H·奥登的诗集，忽然从他的经典诗作《1939年9月》中找到了灵感，决定将剧本定名为《凡俗的心灵》：
疯子尼金斯基所写
关于佳吉列夫，
道出了凡俗心灵的实情；
因为每个女人每个男人
骨子里滋生的谬误
渴望着无法拥有之物，
不是普遍的爱
而是单独地被爱……
也没有谁可以独自苟活；
饥饿让人无从选择，
无论是平民还是警察；
我们必须相爱要么就死亡。(3)
* * *
在艾滋病蔓延的头5年里，最辉煌的时刻只不过是让大家看到事情到底有多糟。旧金山是全美对艾滋病疫情反应最快、最及时的城市，这是旧金山的荣耀，也是美国的耻辱。
到1983年年底，只有旧金山对这种已在全国肆虐的疫病做出了类似官方的反应。在纽约，除了过度紧张的同性恋社区提供的自助服务之外，市政机构并没有提供任何服务，但至少病人可以期待在该市的医院里得到相对体面的看护。在国内其他地区，公共卫生机制和医疗机构对于疫情的准备工作做得太差，患者甚至连一点安慰都得不到。
呈交给佛罗里达州州长鲍勃·格雷厄姆的一份关于摩根·麦克唐纳事件的报告认为，医方将这位年轻人装上飞机送往旧金山是出于“真心诚意”。州卫生部门判断，该医院只是想把病人安置在一个提供相关服务的城市。当然，如果佛罗里达有足够的条件来治疗那些不再需要急症护理的病人，本来是不需要把病人转走的，但全美除了旧金山哪里都没有这样的设施。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对围绕麦克唐纳事件的抗议做出回应，美国医院协会正在汇集一些建议，要求所有健康的医院员工为艾滋病患者服务。这些建议与加州大学9月的说法如出一辙，后者称“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表明健康人士接触艾滋病患者有危险”。
1983年10月20日，摩根·麦克唐纳因心脏骤停在旧金山综合医院5B病区“安详地离世”。他是旧金山第111个死于艾滋病的人。卫生局局长默文·希弗曼给盖恩斯维尔的尚兹医院寄了一张6 500美元的账单，这是旧金山照顾该病人的费用，并且指责这家医院的所作所为“加速”了麦克唐纳的死亡。听闻摩根·麦克唐纳的死讯，市长黛安·范斯坦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一个年轻人在生命的尽头被医院抛弃，这太令人难过了”。
* * *
摩根·麦克唐纳去世的那天，盖瑞·沃什正走在联合大街上，他刚看完新上映的电影《大寒》，脑子里还回响着影片中的配乐，是他最喜欢的60年代歌曲。突然之间，他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于是挥动手杖叫了一辆出租车。接下来他只记得自己在被人抬上救护车时说：“我得了艾滋病。送我去富兰克林医院。”
盖瑞相信自己快死了。就算不是现在就死，他也不确定自己还想不想继续这样活下去。不管怎样，这事他已经想了一个星期了。他开始一点一滴地整理生活中的琐事。那天晚上，在露·蔡金和马修·克里格去看他之前，他跟一位医生朋友谈了自己的计划。医生很不情愿地答应盖瑞，说会给他需要的一切。
第二天，盖瑞打电话给马修，说他一旦活过来就打算自杀。几周前，马修和盖瑞为这个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执，因为马修强烈反对自杀。盖瑞知道马修对于自杀有道德顾虑，所以当马修爽快地回答“我支持并尊重你的决定”时，盖瑞挺吃惊的。
“真的？”盖瑞问。
“这么长时间以来，你一直非常勇敢，充满斗志，”马修说，“你一直非常坚定。甚至你昨天独自去看电影也是勇敢之举。我钦佩你，也非常爱你。”
他们谈论了盖瑞的恐惧。
“天主教徒说的对，”盖瑞说，“自杀会让我下地狱。而且也可能死不成。”
几天后，医生给盖瑞注射了吗啡。这样一来他的痛苦尚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于是放弃了自杀计划。他告诉马修他很高兴自己考虑了自杀问题，如果疼痛复发，他就考虑“这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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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0月31日，疾控中心统计出全美共有2 640个艾滋病病例，其中1 092人已死。这些人中，有1 042人来自纽约，320人来自旧金山湾区。随着疾病在全美的进一步蔓延，疾病集聚地开始转移。1982年10月，全国约有四分之三的艾滋病患者生活在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4个城市：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和迈阿密。但目前上述城市的艾滋病患者只有不到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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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瑞·沃什醒着躺在自己的床上时，她出现了，一头长长的白发，双臂伸向他。盖瑞认出这是他一位好友的母亲，几个月前刚刚去世。她美极了，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安慰他：“别怕，亲爱的。我会帮你迈出这一步的，那边一点也不差。”
(1) 第八大道（Eighth）发音近似艾滋病（AIDS）。——译注
(2) Doris Day是美国歌手，为电影《擒凶记》演唱的插曲传唱甚广。——译注
(3) 此处引用马鸣谦、蔡海燕译文，载上海译文出版社《某晚当我外出散步：奥登抒情诗选》。——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