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莱博维奇医生容易激动，还没读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两篇文章就陷入近乎狂喜的状态。一篇是迈克尔·戈特利布写的，关于男同性恋患肺囊虫肺炎的文章，一篇是阿尔文·弗里德曼－肯恩写的，关于卡波西肉瘤的情况；都刊在一期上。他立刻回想起3年前，威利·罗森鲍姆医生转来的那个矮胖的葡萄牙司机。这个人也患了这种肺炎，一年前也死了。莱博维奇和罗森鲍姆不是很亲近的朋友。平心而论，也许他俩太像了，以致很难成为朋友。他们都身材健硕、线条优美，貌若明星，有着与刻板的医学领域不相符的充沛的专业精神；他们都散发着性感的魅力，但莱博维奇更愿意自己是房间里唯一一个有魅力的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忍不住打电话给罗森鲍姆讲了戈特利布的文章。
“那个疫病——那个出租车司机，”这位39岁的免疫学家激动地说，“那个疫病3年前就已经出现在这里了。”
“是的，”罗森鲍姆说，“现在我这里就住了3个病人。”
罗森鲍姆告诉他，过去几个月里，有2名得病的男同性恋来找他，还有2名妇女，一个是扎伊尔人，还有一个是在非洲生活的法国人。不管这是什么病，肯定不是男同性恋独有的，而且一定和非洲有关，罗森鲍姆说。
鉴于自己的传染病研究背景，罗森鲍姆希望从那几个得了这种病的男同性恋入手，开展流行病学研究，以了解其中的模式。他不知道医院管理层对他从事同性恋疾病研究会怎么看，但他感觉这件事很重要，而且会越来越重要。
出于直觉，莱博维奇给他姐姐打了个电话，她是巴黎另一家医院的皮肤病学教授。果然，她也正在治疗两位患了卡波西肉瘤的男同性恋。莱博维奇和这两位患者进行了交谈，然后开始阅读所有从美国传过来的关于此病的文章。他惊讶地发现，尽管这种神秘的病症已经导致多人死亡，还有很多人在等死，但大众媒体很少提到它。对于这种病被宣传为同性恋疾病，他也感到很诧异。
他想，把一种疾病视为同性恋或异性恋特有的，这简直太像美国人干的事了，好像病毒聪明到能分辨人类行为的倾向似的。这些美国人不过是沉溺于性爱罢了。他毫不怀疑这就是某种病毒。其与非洲的关联让人立即联想到这是一种病毒因子，而非洲经常是新疾病萌芽的地方。肯定不是美国人一直在讨论的催情剂。他从未听说过催情剂，那位出租车司机肯定也没有听说过，更不用说那两位从扎伊尔来的妇女了。他意识到，要是这个病在美国、法国和非洲都出现了，那就是会影响全球的大事了。
纽约，布朗克斯，爱因斯坦医学院埃尔·鲁宾斯坦柔和的嗓音中带着浓重的以色列口音，在免疫病房的大部分患者——来自布朗克斯的那些可怜的黑人孩子听来，充满了异国情调又令人安心。这可不是贫困街区的居民所说的那种带浓重喉音的英语，那些街区多年来是美国底层贫困生活的写照。不知为何，鲁宾斯坦的口音听起来就像个医生。作为爱因斯坦医学院过敏与免疫科的主任，他在这些穷孩子身上见过免疫系统紊乱的各种情况，但是过去两年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在他看来，毫无疑问，这些在布朗克斯底层社区长大的孩子所遭遇的，与曼哈顿时尚社区的时髦同性恋备受困扰的，都是同样的免疫学问题。
现在回想起来，一切始于1979年。当时，一位焦虑的母亲带着3个月大的婴儿来看病。验血结果表明，孩子的免疫缺陷问题明显不是鲁宾斯坦专攻的先天性免疫缺陷。它的情况截然不同，辅助性T细胞显著减少，还出现了先天性免疫缺陷不会有的血液异常现象。接下来的两年间，布朗克斯公立医院的临床医生开始频繁地打电话给鲁宾斯坦，说有孩子淋巴结肿大，甚至连最常见和良性的感染也明显无法抵御。医生注意到，其中一部分孩子的母亲吸毒成瘾。
起决定性作用的那个孩子是在1981年末走进鲁宾斯坦的办公室的。他的母亲是成千上万的吸毒者之一，在附近的雅可比医院接受治疗，她淋巴结肿大，持续轻微感染，有明显的免疫缺陷迹象。现在，她的孩子也出现了相同症状。鲁宾斯坦知道，母子出现同样的症状，就不是先天免疫缺陷。他仔细研究了相关文献。也许这是由巨细胞病毒和爱泼斯坦－巴尔病毒引起的，但他了解到，那些感染的表现会有所不同。带着惶惶不安，他在他们的病历上写下了他认为正确的诊断意见——免疫缺陷，不管同性恋的卡波西肉瘤和肺囊虫肺炎因何而起，现在这种疾病也开始在吸毒者中蔓延，而最悲惨的是，他们的孩子也未能幸免。
诊治这位母亲及其孩子的医生把鲁宾斯坦的诊断意见从病历上划掉了。
尽管鲁宾斯坦是位享有盛名的儿童免疫学家，但他无法让其他人相信他的分析，那些分析看上去不太可能发生。于是，他开始在市里的免疫学会议上提及这些病例，并警告说，对此我们必须引起重视。其他医生则向他保证，说这肯定只是某种新型的先天性巨细胞病毒感染。在冷泉港举行的一次免疫学会议上，鲁宾斯坦提出了更多数据，以证明他所看到的情况不可能是巨细胞病毒感染引起的。这是新病毒，它不仅在同性恋精英中蔓延，也在布朗克斯的贫民窟传播。不可能，科学家们告诉他，同性恋肺炎和同性恋癌症是男同性恋得的病。
12月，鲁宾斯坦撰写了一份摘要，准备在美国儿科学会会议上发言。在他看来，证据已经相当充分。他对5名婴儿的情况进行了彻底的研究。有些得了肺囊虫肺炎，但所有婴儿都有着跟同性恋肺炎患者一样的T细胞模式。至少有3个孩子的父母是滥交的瘾君子。
鲁宾斯坦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必须站在屋顶上大声疾呼，让所有人都知道。儿童感染此病，意味着它不是从催情剂或者同性恋生活方式中任何特有的东西而来，是一种新病毒在作祟，母亲正在将这种病毒传给孩子，比如通过胎盘。全社会需要采取强硬措施，不仅因为男同性恋中出现了新型传染病，也因为那些吸毒者有可能把疾病传给下一代。
然而，这样的想法在科学界看来太牵强附会了——因为当科学家们把这种病当成同性恋癌症和同性恋肺炎时，一切问题都停留在同性恋身上，大家皆大欢喜。所以，儿科学会是不会接受鲁宾斯坦的摘要，也不会让他在会上发言的；免疫学家们私底下也窃窃私语，说这位以色列的研究人员太过偏执。
旧金山公共卫生局塞尔玛·德里兹医生静静地有条不紊地在旧公共卫生大楼的地下室翻了一上午，终于发现了合她心意的黑板。它不能太大，要不然传染病控制局三楼小办公室的墙上挂不下；但也不能太小，要能写得下所有的名称。她帮助疾控中心进行病例对照研究，在长期访谈中，她开始注意到一些模式并忽然有了个想法。如果一个人得了卡波西肉瘤，他的室友感染了致命的巨细胞病毒，后者的死因也许不是新疫病，但是德里兹毫不怀疑这与她在男同性恋身上发现的免疫缺陷有关。因而，她在她的黑色笔记本和卡片上认真记下了这些人的人际联系，然后把卡片收进她桌上的一个旧鞋盒里。
到12月，她已经收集了足够的人际联系信息来填进她办公室墙上的黑板，黑板上的圆圈分别代表肺囊虫肺炎、卡波西肉瘤、巨细胞病毒，圆圈之间画有箭头，从中她发现了规律。情人和室友，朋友和朋友的朋友，所有的箭头指向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尽管还缺乏把理论提升到事实的坚实证据，但在德里兹看来，这种同性恋癌症具有传染性，是通过性行为传染的。
德里兹觉得，也许是时候发布公共卫生警报和官方警示了。可是，和全国各地的科学家及公共卫生官员一样，她也希望疾控中心新近完成的病例对照研究能提供更多的证据。这将决定成千上万人的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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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的最后几周里，纽约和旧金山各家医院的检查室也得出了另外一些令人不安的结论，尽管它们的意义后来才显现出来。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卡波西肉瘤诊所，唐纳德·艾布拉姆斯医生已经开始对淋巴结肿大的研究，这种病人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他觉得，这些淋巴腺病变尽管还处在初级阶段，或者只是轻微的免疫缺陷问题，但与同性恋癌症有关。他还开始研究患有同性恋癌症和肺炎的人的固定性伴侣，以便从中找到线索，确定这种病是否具有传染性；假如真有，在出现致命表征之前它有多长的潜伏期。这些研究没有一分钱经费，但他想办法这里弄点，那里弄点，并从已然忙碌的日程中挤出时间来进行。他知道国家癌症研究所答应过要拨款，他可以坚持到那个时候。
亚特兰大，疾控中心詹姆斯·科伦医生害怕听到的正是这样的故事，尽管健在的“同性恋瘟疫”患者中他与75%的人都交谈过，这种事在所难免：一个男人和他的长期伴侣住在一个很小很偏僻的镇上，生活心满意足，没有大城市的同性恋那样的紧张刺激，他也不用催情剂；但他快死了。后来发现，他的情人原来是一个旅行推销员，一贯忠诚，只是在到纽约的时候头脑发热去了同性恋浴场。在这位固定伴侣生病后不久，推销员自己也病倒了。
科伦知道，要证明一种病有传染性，必须以柯霍氏法则(1)来论证。根据这套已使用百年的标准，需从一个动物身上获取传染因子，注入另一动物体内，后者生病后，再从其体内提取传染因子，注入第三个对象体内，而第三个对象也因此病倒。这是证明一种病具有传染性的科学方法。推销员及其忠贞爱人的故事，并不满足柯霍氏法则的所有细节，但是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它为疾控中心卡波西肉瘤和机会性感染特别工作组的观点——即同性恋癌症和同性恋肺炎是一种新型传染病——提供了新的支持。
截至12月，据官方统计，15个州的152人患病。假如算上需要进一步观察的疑似病例，就有近180人，而且人数攀升极快。152人中只有一名女性，她是一位静脉注射吸毒者。玛丽·桂南医生负责处理所有疑似的异性恋病例，她相信吸毒者将在下一批免疫缺陷病例中占多数。但是，正式公布这一点还存在问题。吸毒者往往在报到疾控中心前就已经死了。工作组之外的卫生官员经常报告他们是同性恋，理由很奇怪——他们不太愿意让这种病摘掉“同性恋疾病”的帽子。他们会说，这些瘾君子终归会变成同性恋。
然而桂南并不相信。如果这些疾病能够通过共用注射针头传播，那么它不仅是美国，也是全球公共卫生的巨大威胁。桂南认为，吸毒者的病例中肯定预示着血友病感染以及因输血而染病的问题。此外，这种传染途径与乙肝非常相似，因此公共卫生当局应该发布指导方针，以帮助同性恋减少感染这种恐怖疾病的机会。
跟特别工作组的每个人一样，桂南也希望病例对照研究的冗长问卷最终形成的表格能够提供一些明确的答案。但她也明白，答案不会出现。尽管在过去6个月里，特别工作组通过挪用疾控中心的其他预算、人员分流已经迅速地开展了工作，但由于经费不足，以致研究在最紧要关头陷入僵局，难以前进。
疾控中心主任威廉·福格医生曾就疾控中心需要新的拨款以开展同性恋癌症方面的研究，与助理卫生部长爱德华·布兰特直接进行过交涉。布兰特亦认为这项研究非常重要，应该给予更多资助，但他也清楚，政府对于所有非军备开支都有严格限制，他说他必须设法从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高额预算中争取这笔经费。毕竟，詹姆斯·科伦要求的83.38万美元只是国家卫生研究院一年预算的五千分之一。然而，国家卫生研究院没有任何回复。
进一步监测和流行病学研究都被推迟了。这些研究中的任何一项都有可能成为解决疫病难题的关键，疾控中心的官员为之担心，但这些研究不得不延期。
与此同时，对尚未制表的数据的初步审查，显示出同性恋瘟疫病人与对照人之间的一个不同之处——性行为。病人中还有一种使用催情剂和街头毒品的倾向，但这更多是反映了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当然，工作组成员知道，性行为明显成为疾病的预测因素，意味着疾病是通过性传播的。如果真是这样，就没有理由认为它不会影响整个国家。不过，这种假设是基于粗略的评估。假如没有病例对照研究，不条分缕析，仅凭普通民众无法理解的科学统计数据，这样的结论在科学界也是站不住脚的。公开这些情况将会有损于疾控中心的信誉。
如此一来，疾控中心只能做出空洞的保证。他们叫大家不必惊慌；以为这样就能阻止恐同人士的轻举妄动。他们还说，没有具体的证据表明该病会传染，同性恋可以安心。在疫病蔓延期间，卫生官员心照不宣的一条政策是：没有定论时，就不要扰乱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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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猫白血病和乙肝的结合。”唐纳德·弗朗西斯和他的哈佛导师埃塞克斯医生说。这是他俩关于同性恋癌症的无数次电话讨论中的一个片段。
从一开始，弗朗西斯就认为是某种病原体导致了潜在的免疫抑制，以致同性恋癌症患者更易染上各种疾病。关于病例对照研究的谈话让弗朗西斯确信，这是一种比肝炎更明确的性传播疾病。以流行病学来看，事实非常清楚。
多年来在第三世界从事消灭流行病的工作，教会了弗朗西斯对付新疾病的方法——找到传染源，然后围堵，确保其不再扩散。他坚持认为，疾控中心应考虑控制这种疾病。至少血库应保持警惕。他想，如果这种疾病像肝炎一样传播，那么它肯定会在输血中出现。
12月10日，旧金山“我叫鲍比·坎贝尔，患有同性恋癌症。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我是世上最幸运的人。”
因为同性恋报纸《哨兵》上的这段文字，一位注册护士成为第一位公开病情的卡波西肉瘤患者。而接下来，旧金山市为唤起同性恋群体对免疫缺陷疾病的关注所进行的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正是由此开始的。鲍比是塔科马人，去年秋天以前，他一直在这个同性恋的天堂过着正常的生活，即便和情人在卡斯特罗街区一带安顿下来之后，依然喜欢浴场和夜生活。9月下旬，他在大苏尔徒步一天后，注意到脚上有些紫色斑点。他以为是水泡，不以为意，但斑点变大了。他去找马科斯·柯南特医生，医生说他得了卡波西肉瘤。
纽约最大的同性恋报纸《纽约人》上面充斥着各种关于新疾病的报道，还刊登了拉里·马斯医生撰写的详细的医疗文章。可是在旧金山，同性恋报纸大都对此漠然视之，假如想登点什么的话，他们就选登马斯的文章段落。于是，鲍比·坎贝尔——旧金山第16位确诊的同性恋疾病患者——决定用自己的办法引起大家的重视，他称自己为“卡波西肉瘤海报男孩”。
“作为海报男孩，我的目的是让大家对一项事业感兴趣并参与筹款，我希望为对付同性恋癌症做点什么，”他写道，“我写这些是因为我决心活下去。你也是，对不对？”
克里夫·琼斯的一位长期政治伙伴打电话给他，叫他12月去卡斯特罗街和鲍比会面。克里夫习惯于上班迟到一会儿，磨磨蹭蹭地喝点东西，他对于鲍比在《哨兵》上写的专栏很好奇。鲍比向克里夫展示了脚上的病灶，并告诉他自己计划成立一个同性恋癌症患者支持小组，希望市里能提供足够的帮助。克里夫答应帮忙，尽管他也不确定他们自己的项目人手够不够。事实上，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同性恋癌症患者，第一次相信《旧金山纪事报》上写的那些事都是真的，不是某些疯狂的头条记者臆造出来的。
几个星期后，鲍比就赊买了卡斯特罗街中心地带的一家街角药店，在迎街的橱窗贴上了关于卡波西肉瘤的海报。比尔·克劳斯在店外徘徊了许久，盯着那些紫色的斑点看。他一直以为，这种病是纽约那些下流的拳交混混才会得的，这无疑是恐同媒体的炒作，只是病灶的图片令他非常不安，并在记忆里挥之不去。没过多久，他就再也不去浴场了。他跟自己说，过去一年左右经常在电视上露面，他厌倦了总是被人认出来。然而在内心深处，他知道不再去浴场跟那张图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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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克莱默始终认为，男同性恋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为避免染上这种致命的新综合征，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坚信，问题在于男同性恋如何对这些知识做出反应，而不是如何去获得这样的知识。因为试图直言不讳地提醒纽约的同性恋警惕卡波西肉瘤，拉里在1981年12月下旬卷入了争论。
“大致说来，克莱默的意思是我们同性恋做的某些事（毒品？性怪癖？）引起了卡波西肉瘤，”曼哈顿的同性恋作家罗伯特·谢斯莱给《纽约人》写了几封攻击克莱默的信，其中一封这样写道，“……危言耸听是危险的。诸如此类的专家已经告诉过我们，对于卡波西肉瘤的病因做任何假设不仅错误，也为时过早；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仔细审视一下感情牌总是有启发性的，因为它的后面往往隐藏着真实的信息，而这才是打感情牌的真正用意。我认为，克莱默的感情牌隐含的信息就是罪恶感占了上风：同性恋该死，因为他们滥交……好好去读一读克莱默写的东西吧。我想你会发现他的潜台词永远是：同性恋犯下的罪，要以死偿还……我并不是轻视卡波西肉瘤的严重性，但这里还有其他一些严重的问题：恐同症和反性爱论。”
拉里·克莱默和他的心理治疗师认真琢磨了这些攻击言论，以无礼的文章进行了回应。拉里写道，谢斯莱是个被抛弃的情人，他怒火中烧，因为拉里和他初次约会后就再不想见他了。不过，拉里的长文中绝大部分内容还是切题的。
“……我们正在做的事无异于在引爆定时炸弹，而这颗定时炸弹在导致一些人的免疫力崩溃。虽然我们确实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但是在各种可疑病因被排除之前，小心行事难道不比不计后果地冒险要好吗？每个人都有权决定吸不吸引……但是，指责发出警告的人难道不是愚蠢吗？
“我不会为死亡而自豪。我怕极了死亡：不论死的是我的朋友，还是纽约的任何一个社区，抑或是任何可见的爱情。”
拉里及其批评者之间的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成了《纽约人》“读者来信”专栏的固定内容，以致有记者写文章进行讥讽，并假装是在辟谣“贝蒂·戴维斯已经签约在电影版‘读者来信’中扮演拉里·克莱默”。
与此同时，拉里对官方漠视这一流行病感到绝望。半数病人生活在纽约，但拉里呼吁《纽约时报》增加相关报道的信却石沉大海。即使自许为曼哈顿一切事务仲裁者的《村声》（Village Voice），迄今也没有发表过一篇有关同性恋疾病的文章。拉里打电话给纽约市长埃德·科赫的联络人，希望在同性恋社区开展一些公共卫生行动，助手说“明天回复你”，但从没有联络过拉里。筹款4个月来，只筹到11 806美元。
“纽约每周会新增两例卡波西肉瘤患者。全美每天都会增加一个新病例。在争取有钱有势的异性恋群体对我们的帮助上，同性恋群体毫无建树。”拉里在给《纽约人》的一篇长文中写道，“假如卡波西肉瘤是异性恋患的新疾病，马上就会吸引媒体的持续关注，资助癌症研究的机构将收到来自各界的巨大压力，研究会紧锣密鼓地展开。”
纽约，美国广播公司演播室所有的奔波，所有的问卷调查，所有的头脑风暴，迄今都没有发现有任何关键因素是导致这种综合征的原因。总的来说，詹姆斯·科伦对疾控中心过去6个月的工作还是相当满意的。从发现第一例中毒性休克综合征，到《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登出第一份报告，中间隔了18个月，然后又过了一个月才成立特别工作组，开始病例对照研究。相比之下，从迈克尔·戈特利布向疾控中心通报同性恋肺炎，到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发表第一篇报告，再到后来成立特别工作组，中间只有一个月；而3个月后就开始了病例对照研究。如果对比军团病，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那次疫情暴发期间，亚特兰大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和人手，在疫病尚能控制的阶段，科学家便找到了致病细菌，解开了谜团。
科伦认为，差别在于媒体的关注度。一旦中毒性休克综合征上了头版，就有了寻找答案的压力。《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发表第一份报告后几个月，特别工作组就发现了卫生棉条与疾病之间的关联。1976年，死于军团病的将士灵柩上覆着国旗的照片在报纸上铺天盖地。可是，关于同性恋疫病的报道就是没有出现。《纽约时报》只刊登了两篇相关报道，这为全国报纸不当回事定下了基调。直到1981年12月末，《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才开始第一次出现有关疫病的报道。工作组的每个人都很清楚，媒体不感兴趣的原因只有一个：患者是同性恋。记者告诉科伦，编辑枪毙这类文章，是因为他们不希望报纸被同性恋以及他们令人厌恶的性行为污染。
在去美国广播公司演播室的出租车上，科伦在脑子里反复酝酿该对《早安美国》的采访者说些什么。因为资金短缺，科伦深知在全国媒体上亮相对于获得关注及研究经费都是至关重要的。令人惊讶的是，这居然是该疫病首次出现在全国电视新闻网。
采访原定为9分钟，但是因为黎巴嫩冲突最后被剪成150秒。采访者弗兰克·吉福德大声宣读了惊人的死亡人数以及不断攀升的病患人数，然后以一个令人无法礼貌回答的问题开始了提问环节，科伦几乎忍不住要叹气。
“这么可怕的病，”吉福德说，“怎么没人注意到呢？”
旧金山马修·克里格一听说马科斯·柯南特要在旧金山召开的美国皮肤病学会大会上分发关于卡波西肉瘤的小册子，就想帮忙筹划一个新闻发布会。马修已经辞去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新闻事务部的全职工作，现在他的时间一部分从事自由职业，另一部分用于为自己和爱人盖瑞·沃什寻找住处。即便讲不清究竟是什么原因，但他确实认为，同性恋癌症是件严重的事。马科斯·柯南特和吉姆·格朗德沃特用自己的钱做了本介绍卡波西肉瘤的全彩小册子，其中包括肯·霍恩的病变部位图片。在大会的最后一个环节之前，他们花了整个早上把一本本小册子放在新建的莫斯康会展中心的每一把椅子上。
回家路上，马修仔细研究了肯·霍恩的病灶图，他想到了盖瑞。最后，他满脑子都是揪心的恐惧：盖瑞身上那些奇怪的皮疹，各种小小的不适，还有手肘上一直没有消退的溃疡，这些都是同性恋癌症的症状。
马修冲进多洛雷斯街的公寓，他的焦虑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恐怕你要死了！”马修告诉盖瑞。
盖瑞翻了个白眼。
“别胡说八道。”
12月，丹麦，奥胡斯凛冽的寒风从北海吹过奥胡斯，相比之下，华盛顿的天气不值一提。入夜，红色的心形装饰迎着狂风在拥挤的商店门口来回摆动，一切都是为了庆祝“心灵的盛宴”。鲍勃·比格医生更喜欢温暖季节里的斯堪的纳维亚，但是他觉得自己的研究不能再等了，即便国家癌症研究所认为流行病不是当务之急。他自己掏钱来到丹麦，召集了259名丹麦男同性恋编为一组进行研究。
可是，他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令人不安。尽管他希望能在奥胡斯找到一群未受感染的研究对象，丹麦有关部门却报告说，在哥本哈根已经出现了5例不明原因的同性恋疾病。其中一些细节再次证实了比格的怀疑：这是一种传染病。一个病人是另一人的性伙伴。另一个年长男子在丹麦过着深柜生活，但每年去纽约住一个月，其间尽情地与黑人男性发生性行为。他们与纽约的关联是病毒引发疾病的最有力证据。
当丹麦研究的第一阶段告一段落，比格开始构思学术论文，提出他的结论，即假设一种病毒导致了这种疫病。“一种传染因子的实证”将成为他学术生涯中有关这个问题的最具前瞻性的成果，同时也是被极大忽略的。
洛杉矶有关传染性病原体的最确凿的证据，不经意地出现在乔尔·魏斯曼医生位于谢尔曼－奥克斯的舒适办公室里。当时是1981年年底或1982年的头几周，具体日期后来被遗忘了，但关于这场尚未命名的疫病的一段最深刻的对话就发生在这一天。
又有一个朋友兼长期病人死于肺囊虫肺炎。魏斯曼和这个男人的情人聊着天，后者很健谈，对别人的事也知道得不少。他们是老朋友了，所以不介意告诉医生最近几周他跟一些人的混乱关系。他说，有五六个人病倒了，他们都去了那个派对。一个家伙和另一个家伙发生了关系，这个家伙又和别的家伙发生了关系，现在他们不是死了就是快要死了。
他说话的时候，魏斯曼一直盯着办公室冷冷的灰色墙面。突然，他明白了这个人说的一切。魏斯曼认识他所说的每个人，他在自己的脑海里绘出了这些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是一个个小圆圈，圆圈之间是箭头，一个指向另一个。
“哦，我的天啊，”他喊道，“你说的正是我提过的假说。它是对的！”
后来，魏斯曼回想起那一刻——一年前，就在这间办公室，美国报告的首例肺囊虫肺炎患者走了进来。他觉得那是他生命中最惊心动魄的瞬间，一种新的病毒正在杀死男同性恋。上帝啊，两年前就有那种派对了，现在它已经无所不在。只有上帝知道还要死多少人。
(1) 即Koch's postulate。它是由四项标准组成的一套研究思维，用以建立疾病和微生物之间的因果关系。1884年，柯霍和勒夫勒共同将此法则理论公式化，后经柯霍独立修正于1890年公之于世，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炭疽和结核的病原学，如今这套思维已经广泛用于许多疾病的研究上。——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