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也不认为我和文化之间有什么关联，毕竟我从事过的工作在他们看来都和文化没有关系。实际上直到今天——父亲对我的观点已经永远停留在他去世的那一天——他们都把我看作是个一事无成的人。或许他们的看法是对的，只是我不认为做成了事的人都比我优秀。我认为他们应该能够辨认出我优秀的方面，因为他们对我的影响是那么深，可是他们并没有辨认出。
担忧
我是在父母对我的担忧中开始写作的。二〇〇九年我已经三十岁了，没有处对象，没有工作，每天关在房间里，还把房门闩起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对我的担忧很少直接地向我表达出来。我父亲偶尔会在我耳边喊一句：“该去找个对象啦。”但他说这句话时从不看向我，而是看向一边，而且从不在句子前面加上“你”这个主语，就像是在自言自语。有时他劝我去找工作也一样，仿佛看我一眼就要为自己说出的话负责似的。不过他尽管希望我去工作，却从不直接反对我写作。或许因为他没有合适的反对理由，毕竟写作既不低俗，也不违法，只是收入方面没有着落而已。恰好在我们家庭内部的日常语境里，个人的得失从来没有被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对待。无论这是被洗脑也好、入戏太深也好，我父母确实极少提醒我重视自己的利益，因此这时他们也不好以此为理由反对我写作。
我父母并不是文化人，而是属于工人阶级，但他们对文化的尊重要远甚于对财富的尊重，而且他们对文化的尊重不是出于通过掌握文化改变自身和家庭命运的功利目的。在这件事情上，我母亲的态度甚至比我父亲更彻底。我父亲对有钱人其实怀有一种隐蔽的仇恨，他是贫农出身，十几岁就参军入党，复员前是一名副连级军官。或许出于阶级立场，他对私营经济和有钱人都持反对态度，他讨厌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开放令他后来在单位里无法立足，但他并不是不想发财，只是缺少发财的能力和门路而已。他对文化人的态度则比较暧昧，表面上他尊重文化人，毕竟一般认为文化人不贪财——虽然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他衡量好坏美丑的重要依据。但在心里他并不关心和在乎文化本身。我母亲对有钱人倒是丝毫不仇恨，事实上她不恨任何人，可能只对犯罪分子怀有义愤。她对文化的尊重是出于一种“精神重于物质、知识大于财富”的观念，这种观念在她身上不全是自然形成的。
上面说了这么多，我并不是想暗示，自己因为写作的缘故，已经跻身文化人的行列了。我确实因为写作认识了一些有文化的朋友，但一般人不会把我看作是和他们同一类的人。另一方面，我父母也不认为我和文化之间有什么关联，毕竟我从事过的工作在他们看来都和文化没有关系。实际上直到今天——父亲对我的观点已经永远停留在他去世的那一天——他们都把我看作是个一事无成的人。或许他们的看法是对的，只是我不认为做成了事的人都比我优秀。我认为他们应该能够辨认出我优秀的方面，因为他们对我的影响是那么深，可是他们并没有辨认出。
近年母亲还经常在微信上给我转发文章，从那些文章的观点里不难推断出她对我的评价和忧虑，视乎其内容的不同带给我的感受分别有失望、屈辱或愤怒。老实说，那有时挺刺痛我的。何况她转发的文章全部很愚昧，有的简直是荒天下之大谬。连我都吃不准她是在老了之后失去了思考和判断能力，还是一直就如此，只是从前没有机会暴露出来。不过后来我试着不要被她对我的评价困扰，很大程度上我今天做到了。
我在这里主要是想说明：我的写作从来没有遭受过家人的反对。直到后来我姐私下告诉我，当时父母因为我的情况有多么焦虑，我才意识到他们并没有我以为的那么开明。那些焦虑没有促使他们干涉我，一方面的原因可能是，此前我在南宁开店两年多，其间只有春节能休息，这或许令他们有些心疼我，觉得应该让我歇一阵子。另一方面，他们察觉自己对这个社会的认识已经跟不上社会变化的速度，既然在方方面面都无力给我建议或施以援手，那么相应地似乎也不太好对我提出什么要求。我不是说这种想法是对的或成立的，只是说他们很可能有这种想法。除此以外，我父亲早年也曾考虑过写作，或许出于这个缘故，他对我要写作的想法多了一点理解和宽容——尽管他的理解完全是误解。
我父亲在一九八九到一九九〇年经历了那一系列不成功的手术之后，身体状况便一落千丈。到了一九九六年，他办理了病退，这一年他才五十三岁。其实他的身体虽然不太好，但不至于连班也上不了，因为他的工作只是一份闲差；他要办理提早退休，主要原因还是在单位自负盈亏后，他的职位已经岌岌可危。或许因为觉得自己还没老到不能劳动的地步，所以刚刚退休的那会儿，他告诉我姐和我，说他准备去摆地摊，等老到摆不动，就动手写自己的回忆录。
最后这两件事情他都没有做——不是没有做成，而是没有做。他确实打听过摆地摊的细节。有次他告诉我，他向一个离开单位去开小卖部的同事请教过，商品的定价大概是进货价的一点五倍最为适宜。不过他说这话是在他告诉我想摆地摊之前，而我当时还在上学，完全不能理解他的处境，更不清楚他说这些的目的。直到很多年后回想起来，我才察觉他其实很早前就盘算过摆地摊的事了。至于后来他为什么没去摆，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要写回忆录的想法，虽然最后没有兑现，但在我看来并不可惜。因为后来我发现，他构思中的回忆录，主要是参照他爱读的那些开国元勋的回忆录。而按照那种回忆录的样式来写，我不觉得他的生平有什么值得歌颂的光辉事迹，或是曲折跌宕的发展轨迹。
成本
有一点我必须承认，写作这件事不花钱，这是它对我的其中一个吸引力，而且是相当重要的吸引力。假如写作需要购置一套几万元的器材，那我很可能就不会选择写作了。不过开始的时候我低估了买书的投入，毕竟写作需要大量的阅读，而买书是要花钱的。我先到宜家买了两个一米宽、两米高的自组装书柜。书柜使用的是白色防火板，也就是在刨花板外面贴了一层白色的防火面料；款式方面则完全遵从实用主义的原则，没有一丝一毫的装饰。这款书柜是宜家的同类产品里价格最便宜的。不过，两个书柜我不是一次买回来的，因为刚开始时我还没有几本书。
我先买了一个书柜，把它组装好之后，看着它空荡荡的样子，就有了一种想要填满它的冲动。于是我就开始买书，一开始买得比较豪爽——当然这是跟自己比较，如果跟别人比较的话，我这辈子还没有豪爽过——完全不挑版本、译者和出版社等。直到这个书柜快要填满时，我买书的速度才放缓下来。我不想立刻添置第二个书柜，因为买来了第二个书柜，我就又要体验那种面对一个空书柜的焦虑。
有一个时期，我继续往已经堆满书的第一个书柜上放书。那个书柜的组装说明书上有提到，它的每块搁板的最大承重量是二十公斤。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在任何一层搁板上堆放了超过二十公斤的书，可是我看到有几块搁板的中间开始往下塌陷了。于是，我又去买了第二个书柜。第二个书柜和第一个一模一样，只不过它更雪白和光滑，还没有留下使用过的痕迹。我先把书从第一个书柜匀了一点过去，然后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我又放开买书了。这可能是因为我不想被人看到我有一个空着的书柜，我怕有人来问我：既然你只有这么点书，为什么要买两个书柜呢？
最后，大约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终于把两个书柜都填满了。我买了几百本书，几乎都是文学类的。这些书我全部读了，或许只有几本没能读完。除了纸质书以外，我还在网上下载电子书，然后打印出来装订好读。当时我只读和文学相关的书籍：主要是小说，也有少量文学评论和理论，还有一些作家的访谈和传记等。和文学无关的书我都放下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年龄偏大，写作起步又晚，在文学方面几无积累，应该集中精力于一点。当时我对自己的阅读量非常焦虑，尤其是上网和别的写作者交流时，看到他们如数家珍地罗列自己对经典作品的见解和获得的启发，那种感觉就像我和他们一起跳伞，可跳出机舱后才发现自己没有背上降落伞包。
老实说，有些书我当年读得很痛苦，必须用尽力气集中精神才能读下去。可越是这种需要强迫自己才能读完的书，我就越是读完就忘。我不知道别的写作者是怎么读书的，我不善于向人请教，而我在阅读上效率很低、方法很笨。我浪费了很多时间读一些不那么好或不适合我的书——有一些是不适合当时的我，还有一些则不适合任何时候的我。后来我才发现，哪怕是一本好书，也不会对所有人都有启发，因为不同的作者彼此间差异太大。至于我怀有的要从阅读中得到启发的这种念头，本身也是一种功利的思想。我还要承认，虽然承认这点会显得我很愚蠢，但这是事实：当年我之所以强迫自己读完买来的书，部分也由于我觉得花钱买来的书假如不通读一遍的话，那花了的钱就相当于浪费了。
幻灭
因为我是怀着逃避的动机开始写作的，所以在最初的阅读中，首先打动我的是美国二十世纪的一批偏写实的作家，比如海明威、塞林格、卡波特、耶茨等。在我看来，他们的作品都描写了自身的失落和失望，或者说一种幻灭的生命感受。他们都具有怀旧的特征——由于历史的进程或社会的发展或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曾经塑造了他们精神内核的旧有价值已经被新的价值取代，他们因无法适应而变得痛苦、颓废、感伤或厌世。
对于耶茨来说，他感到幻灭的是一种有尊严且高雅的精神生活。在他的观念和意识里，那种生活已经不再被人尊重和追求，取而代之的是平庸和粗俗的中产生活。对于塞林格来说，他幻灭的对象是一种童稚的纯真。这种纯真洁净通透，不带任何先入之见，而成人的意识则充满了利益的算计和数不尽的偏见。塞林格显然觉得生命的可能性藏在孩子的那种纯真里，而不是在成人的那种复杂中。偏偏成人的那些特质粗鲁但坚固，蛮不讲理且侵略性强，而孩童的那些特质却敏感又易碎，根本无法存活在由成人主宰的世界里。
海明威的情况则稍有些特别：他的审美是古典式的，而且完全是阳刚的。他其实向往一种神话中属于众神的品格：强壮、勇敢、率性、正直，并富有冒险精神。而他的幻灭则来自人的局限性或现实的局限性——因为人并非无所不能，现实世界也不同于神话世界，所以他崇拜的那些神性在人的身上无法长久地保存。顺带一提，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菲茨杰拉德，尽管他把继承自巴尔扎克的“幻灭”母题在美国文学中发扬光大，并影响了当时及之后的许多作家。我主要是不喜欢他对享乐主义和上流社会的入迷，以及对金钱和成功的看重，他描写的那种幻灭从来没有打动过我。
在把自己对上面三个作家的印象概括出来后，我发现他们的幻灭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他们的理想，而不是他们的现实。换言之他们是为失去自己从未真实拥有过或接触过的事物而感到失落。同时他们都属于那类写作和生活高度统一的作家。这就是说，他们在现实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不切实际”的方面。这带给我一个启示：个人的理想对于我感兴趣的写作内容来说至关重要。假如一个人没有理想，他甚至都没有什么可以幻灭的。
当然，我的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我已经感觉到一种失落，但还没能认识到这种失落的根由。原本我以为这种失落来自我年纪不小仍一事无成，来自我孤僻内向和容易放弃的性格，来自离我而去的女友和她离我而去的原因，来自在竞争激烈的个体生意中我置身其中的龌龊事端及承受的敌意和中伤……然而这些都只是表象，就好比一个没有见过烟花的人，只看到烟花在空中炸开时绽放的光点，是永远也辨认不出烟花的本体的。正好这时对几位美国作家的阅读和思考激活了我的意识，促使我去追溯自己的失落感的来源。继而我发现，我的失落感来自我童年时接受的家庭教育和父母对待我的方式——开始时他们努力地言传身教，让我以为社会就是他们眼中的样子，而不是它其实是的样子。我按照他们想象的那个社会来审视和要求自己、否定和约束自己，当我认识到这个社会的真实面貌时，我已经无法也不愿意接受它了。
不过，姑且不论我父母所相信的那种主张的来源和背后的用意，单单就他们想象的那个世界而言，其本身却十分公平和美好：每个人都恪守本分、自觉自律、尊重彼此、克己奉公；没有人会贪图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也没有人带着偏见、势利和歧视对待别人。至此我不无尴尬地发现，我向往的那个世界并非出自我的理想，而是来自外部的灌输。我其实是为一个谎言而不是为真实的事物感到幻灭——假如那可以被称为幻灭的话。不过我试着安慰自己：好的就是好的，无论它现不现实都是好的；对的也始终是对的，哪怕它是从一个坏人的口里说出来的，那也仍然是对的。
如今看来，我当年对那几位美国作家的喜爱，显然加入了一种反向的自我投射，即把自己想象成他们，然后用他们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失落。借用一个人们常常使用的比喻就是：我用那些作家的瓶来装自己的酒。虽然我也不太清楚自己有些什么酒，但对于一个三十岁才开始写作的人来说，我起码不至于借了别人的瓶，还顺走别人的酒。假如连瓶带酒都是别人的，那写作在我看来就没有意义了，就像那种仿摹名画的装饰画。不过后来，我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看法。因为我发现对于不同的写作者来说，情况并不完全一样，有时甚至非常不一样。比如有些我以为的小说内容，对某些作者来说却是小说形式；而有些我以为的小说形式，对某些作者来说却是小说内容。
有用的人
我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包含了一种消化自己经历的目的。我希望通过写作达成对过去的释怀。那些经历在发生的时候，我是像囫囵吞枣一样咽下去的。然后它们就一直硌在我的胃肠里、卡在我的喉咙里。我要反刍这些经历，就得先把它们吐出来。当时我想写的是一种相对常见的叙事小说，有些类似塞林格和卡佛写的那种短篇故事，事实上他们就是我最初的模仿对象。可是我掌握的虚构手段非常有限，比如说，我没有能力凭空生产素材；我的主人公倒并不总是我的化身，但当他是我的化身时，我觉得自己写得更好——虽然我化身而成的主人公并不是真实的我，而是一个经过理想化的我。我在构思小说的时候，会想象自己身上的一些经历假如发生在我熟悉的另一个人身上，情形会是怎么样。或者反过来，把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安在自己身上，然后进行推演。我也会把不同时期的经历合并起来，或者把连贯的经历拆散，抽取其中我需要的部分——事实上，上面两种方法我常常同时使用，即我也可以把自己不同时期的经历合并到一起，安在另一个人身上，或者把别人的某段经历拆开，抽取出一部分，用在自己身上。
我有时会原原本本地把亲身经历用于小说内容，有时也会改变其中的部分。比如说，我会尝试想象自己在某些经历中，假如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或选择，事情会怎样演变。如果这种演变是有趣或有意味的，我就把它写下来。通常一个小说要由几个有趣或有意味的部分组成，这些组成部分合在一起产生的化学反应，被我理解为小说的意象。这种意象就是虚构的意义所在——因为现实只是真实的一次偶然成像，为了最大程度地触及包含了无数种现实可能性的真实，小说不能完全遵从、附就于现实。我经常听到人们发出这样的感慨：现实远比小说精彩。其实小说并不关心那些精彩，而是在尝试比现实更进一步地接近真实。平常的事物往往比戏剧化的事物更接近本真。
我如实地说出上面这些看法，是因为今天我对小说的认识已经迈过了这个层面，我不再觉得这些关于现实和真实的看法有多么重要或不可推翻了。可是当我还停留在这个层面时，我不敢把它们坦白地说出来，我害怕被人取笑和看不起，更害怕指导自己当下写作实践的认识被某些更高层面的认识否定，而我的实践能力又不足以回应那种否定，更不要说另起炉灶了。无论如何，承认自己的怯懦要比不承认自己的怯懦勇敢一点，哪怕我只是在承认自己过去的怯懦。
迄今为止，我父母没读过我写的任何东西，我也从没打算让他们读。这令我回想起一件往事：几年前的某一天，忘记为了什么，我在母亲的抽屉里找东西时，翻出了一本影评杂志的创刊号，这本杂志的发行日期在二〇〇五年的春节后。当时我在一家图书公司上班，在那个春节期间，我老板的一个朋友创办了这本刊物，打算在春节后立即发行首期。可是他甚至还没组建起一支编辑团队，我记得他手下只有一个兼职文编，这个文编提供了那期杂志的所有稿件，而且是在工余时间弄出来的。我了解这些是因为，有天我老板问我和另一个美编，春节期间有没有空去帮那本杂志排个版。后来我们去了，大约干了四五天，好像领到了一千块钱。
在翻出这本杂志前，我已经完全把这件事情忘了，对杂志的名字也没有印象，不过我还记得它的封面，毕竟那是我亲手做的，用了一张王菲在电影《大城小事》里的剧照。这期杂志的样刊连我都没有，因为它不是我们公司出的书，但它的版权页上有我的名字——我在自己公司做的所有书刊上都不署真名，反倒是这次去帮忙署了真名，因为我常用的那个假名放在自己公司的幼儿书上尚可接受，但对于一本影评杂志来说就显得太幼稚了。那个春节我去加班时，母亲曾向我打听过原因，我把这本刊物的名字告诉她了，我推测后来她大概专门去书报亭买到了这期杂志，而我在自己公司做的书却从没向她透露过。再说了，我们公司做的书发行得并不好，她就是去书报亭也未必能找到。
这本杂志直到今天仍躺在我母亲的抽屉里，我记得那天自己翻出这本杂志时，心就像被针刺了一般地痛。我感觉非常难过，但不完全清楚自己为什么难过。在当时的我看来，我做的那份图书公司的工作就像骗子一样龌龊，是最下贱的勾当，只有出卖灵魂的人才会去干。而那本影评杂志则像一只用过的一次性快餐盒，沾满了油污和泥垢，不但毫无价值，还要持续地污染这个世界。母亲却把它像宝贝一样藏在抽屉里，还一藏就十几年，仅仅因为上面印了我的名字——那是她帮我取的：在我的姓氏后面，第一个字是我出生的季节，第二个字是我出生城市的简称。多么工整！时间、地点、人物，要素齐备、无可挑剔、有依有据、中规中矩，谁也挑不出这个名字的毛病，因为它没有感情、没有喜恶、没有期许，有的只是铁一般的事实。她把我生到这个世界上，既没有经过思考和选择，也没有被人强迫，她自己都说不出来为什么要生我。或许直到看见为我取的名字被印到了杂志上，她才终于为生养我这件事感到一丝欣慰。因为，那说明我终于成了一个她希望我成为的“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