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暨我的家庭史 童年的游乐场

我一九七九年出生在广州细岗，一九八四年搬到不远的中山大学对面，一家六口——外公、外婆、父、母、姐和我——住一套五十六平方米的单位宿舍。房子是我父母单位分的，他们是双职工，分到的面积算比较大。那是一座独栋楼，紧贴着马路，没有大院或围墙遮挡。因为家有老人，我们选了二楼，我和父母姐四人睡一个房间，窗外就是新港西路。当年的房子没有隔音可言，我从小就习惯在车声中入睡，长大后我仍然可以在嘈杂的环境里睡着。

我读的小学是新港路小学，校门就在我家楼下，我是全校离家最近的学生之一。我们学校创办于一九八四年，跟我搬到那里同年，校址前身是第五十二中学，那时第五十二中学已搬到怡乐路去了。小学是我和同楼的小伙伴们平常玩耍的地方，后来门卫不再允许我们在非上课日进校，但那时我们已经长大了一点，活动范围也扩大了。

学校西面的荣校也是我们玩耍的地方。荣校的全称是广东省荣誉军人学校，实际上不是一所学校，而是接收中越战争伤残军人的疗养院，里面长年弥漫着一股消毒药水的味道。我们喜欢在荣校里捉迷藏。它面积其实不大，但可以躲藏的地方特别多，此外还有个篮球场。二〇〇〇年左右，荣校终于不再托称学校，正式改名为广东省荣军医院，但荣校这个简称作为公交站名和地名一直没变。

小学的东面是旧凤凰村，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都还是完完全全的农村，有鱼塘、猪圈、农田，还有几条水牛。在升上初中之前，我还没有自行车，活动范围受到限制，而旧凤凰村因为离家近，便成了我最常去玩耍的地方。我们在那里捉草蜢、捞蝌蚪，在鱼塘边打水漂，捂着鼻子参观猪圈，偶尔还能见到水牛犁地，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有趣的事情。

旧凤凰村以东的康乐村是我们不敢深入的地方，里面小径繁复、鱼龙混杂，而且没啥好玩的东西。但和康乐村挨着、紧贴新港西路的电机厂宿舍（现穗发花园）和轻工业学校，我都有同学住在里面，所以也成了我玩耍的地方。电机厂宿舍里有两棵很好爬的洋紫荆树，还有一张水泥乒乓球桌。轻工业学校则可以捉草蜢和捉迷藏，还有一个二十五米长的小号游泳池，到了暑假会人满为患。

以上提到的所有地方包括我家，都在新港西路的南边，而马路对面就是中山大学。今天人们提到中大时，还得说明一下是哪个校区；在我小时候则无此必要，因为那时只有一个校区，就是海珠区的这个老校区。中大的正门也即南门，和我家隔着马路，直线距离不到一百米。而今天校园北端那个很气派的“国立中山大学”牌坊，在八九十年代甚至都不算是一个校门——既没有岗亭也没有门卫，只有一扇生锈的铁丝网门，外面是一条泥沙路，通往一个破烂的小码头，那就是中大码头，有一艘渡轮可以往返越秀区的天字码头。我有一个初中的同学，九十年代就淹死在那里。他穿着紧身的牛仔裤跳下珠江游泳，因为抽筋而溺水，捞上来已经救不回了。那天和他一起游泳的还有我另一个初中同学，我就是从他口里听到了事情的经过。

对于儿时的我来说，中大校园就像一个家旁边的公园，我可以在里面玩耍、运动、散步，还可以看电影，上面提到的其他地方都不能和中大媲美。曾经有好几年，大约在我读小学高年级时以及整个初中时期，也就是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那几年，每年的暑假我都喜欢和同楼的几个小伙伴去中大晨跑。我们总是很早出发，一般不到五点就出门，天还完全是黑的，从南门进入校园后，我们就沿着中轴线逸仙路，先跑到中大码头，然后折返，跑回到惺亭休息，这个时候天才蒙蒙亮。我记得在去程我们很少会碰到人，大概学生都放假回家了，而教师宿舍在校园西区，教师们更喜欢在西球场附近晨运。一般返程时我们回到惺亭，才陆续看到有老人出来舞扇子、打太极。

在漆黑和宁静的校园里跑步，曾带给我某些美好的感受，但是我当年还小，没办法弄清楚那些感受的内容。后来科学告诉我，有氧运动会促使人体分泌多巴胺，是那些化学成分让我感到了愉悦。我当然相信科学，但同时坚信那些美好的感受并非完全来自化学成分。湿润的泥土和草木散发出的清新气味，这在白天很难闻到。大多数虫鸣在白天也听不到。还有校园里阒寂无人的情景，大白天也很难看到。正是这些和日常景象相异的新鲜气味、声音和画面满足了我的感知。今天只有在去到一个陌生的，通常是一个不太发达也缺少发展前景的，人少、安静甚至还有点破落的地方时，我才能重温这种美好的感受。

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数学老师，后来成了新港路小学的副校长。她就住在中大的西门里，当年我和十几个同学一起去过她家，那片校区现在被称为“蒲园校区”。小时候的我不像今天这么细心，所以不知道“蒲园校区”这个叫法是从前就有，还是后来才做了划分和命名的，不过我倒记得当年中大校园里种了很多蒲桃树。蒲桃是一种味道很淡但气味清香的水果，我很喜欢它的味道。它的果实是圆形的，中间包着一颗弹珠大小的圆形果核。它的奇特之处在于，外面的果瓤和里面的果核完全分离。假如把它拿在手里摇晃，可以听见果核撞击果瓤内壁发出的笃笃声，因此它又被叫作铃铛果。后来，这种水果好像在菜市场里消失了。

不过我不确定“蒲园校区”这个名称是否来自蒲桃，因为当年还有另外一种叫作洋蒲桃的水果，和蒲桃完全不是一种东西。两者无论形状、颜色或味道都天差地别，不明白古人为何如此牵强附会，就像番石榴借名于石榴一样不可理喻。这种洋蒲桃如今仍能买到，但一般只出现在中高档的水果店里，被包装成一盒盒出售，名字也变成了“莲雾”。它当年其实是一种极便宜的水果，因为味道淡、水分少，所以销路并不好，大家买它无非是因为好吃的水果太贵罢了。中大校园里当年也有洋蒲桃树，它们似乎不需要打理，自己就能生长得很好，而且人们似乎并不热衷于采食这种水果。“蒲园校区”当然也有可能得名自这种洋蒲桃树。

蒲园校区的西北角有个小门，穿过门后是新凤凰村，这个村和我家旁边的旧凤凰村是什么关系，我一直没搞清楚。当年蒲园校区还有个小菜场，就在西球场的西侧，二〇〇〇年前后还有人在那里摆地摊，卖盗版的电脑光盘，好像是五块钱一张。曾经有一个时期——大约是九十年代的最末几年——我常常到西球场去跑步，西球场是离我家最近的一个标准足球场。不过当年我跑得很慢，如今回想起来，大概比快步走快不了多少。

西球场往东是梁球琚堂，这是个校内的电影院，当年每个周末——寒暑假除外——都会放映电影，门票只要几块钱。我在这里大概看过十几部影片，至今还记得其中的一些。比如有一部叫《神鞭》的武侠片，讲了一个清末武术家的故事，他用头上的辫子作为武器，打斗时要不断地甩动脑袋。剧终时他作为某场战争唯一的幸存者，独自蹒跚在硝烟和遍地的尸骸中，寓意大约是他虽然幸存了下来，但无疑已输掉了一切——他最后被剪掉了的辫子便是这一隐喻的最佳注脚。另一部片子好像是叫《蛇女》，讲一个可以召唤和操控蛇的超能力姑娘在一个城市里冒险的故事。姑娘好像来自深山老林，或起码也是非常偏远的农村，因此她特别单纯和善良，和她在城市里遇到的人截然不同。还有一部《步步惊心》应该是香港或台湾拍的古装恐怖片，片里有一些香艳的镜头，也许放在今天就无法公映了。此外我还看了某部《蝙蝠侠》，我不记得蝙蝠侠是谁演的，情节也忘光了，只记得反派叫“速冻人”，是施瓦辛格演的。

我对以上影片的回忆不一定准确，但出于某种偏执而不是懒惰，我不愿在写下这篇文章时上网求证。我有可能会把两段不相关的记忆混淆，比如把这部影片的内容记成是那部影片的。也可能在后来总结出一些类型影片的套路后，我用这些套路来填补了看过的影片中被我遗忘的部分。但也正因为有这些错误，我的回忆才独一无二、唯我独有。我在梁球琚堂看过的最后一部影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应该没有记错——是张艺谋的《英雄》。

紧挨着梁球琚堂，当年有一家新华书店，我姐经常带我来看书，但很少会买书。这家新华书店大约开到了九十年代末，如今房子成了研究生院。旁边的永芳堂近年拆除重建了一遍，前面的小广场缩小了一些，当年的十八铜人像也消失无踪。不过原来的永芳堂也是晚近才建的，在我读小学和初中时还没有，我在这里并没留下什么特别的回忆，如今它改头换面我也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倒是永芳堂前面的一片草地，连同怀士堂到孙中山像之间的一大片草地，是我和小伙伴们经常玩耍的地方。我们喜欢在草地上捉草蜢和翻筋斗，靠近孙中山像那边的草地有一道矮坡，我们经常从坡上滚下来，模仿电视里红军战士在枪林弹雨里匍匐前进的样子。孙中山像我们自然也没有放过，不过我们不敢去爬铜像——倒不是怕亵渎伟人，而是怕摔下来受伤——但铜像下面带围栏的石砌基台我们却经常攀上跃下。

此外每年中秋节的晚上，很多中大学生会到这片草地上赏月和聚会，学生们一般几人到十几人围坐在地，水果、零食、糕点、汽水等就堆放在旁边，人圈中间会点亮几根蜡烛，然后在每根蜡烛上倒扣一只红色的塑料桶。原本漆黑一片的草地上亮起点点红光，映在大家快活的脸容上，这种快活一般只在对生活充满信心和期待的年轻人身上才能看见；他们玩起击鼓传花，输了的就站出来表演才艺，有的人举止羞涩，而有的落落大方……我和几个小伙伴就提着灯笼在学生堆中游荡，总会有学生招呼我们坐下，请我们喝他们的汽水，把水果和零食分给我们，并且要求我们不许客气——我们简直成了某种“抢手货”。他们把我们看作很小很小的小孩，其实他们也才比我们大十岁左右而已。如今，我已经四十三岁，而他们应该已五十多，再过几年就到退休的年龄了；我现在在校园里看到的学生，或许还要比他们的孩子小几岁。不知道他们今天会如何回忆自己的这段校园岁月，会怎么看待当年踌躇满志的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当中还有没有人记得草地上那几个蹭吃的小孩。可是我会记得，并且永远不会忘记：当年草地上几乎所有人都那么单纯，因为满怀希望而对世界报以慷慨。这种单纯和慷慨我在此后的人生中很少再能同时碰到。因此那些在草地上度过的中秋之夜，是我至今为止最宝贵的回忆之一。可惜这样的烛光晚会我只参加过几次，后来校方在每年中秋节的晚上，不再允许校外人员进入；再后来那几片草地插上了“禁止践踏”的牌子，连中大的师生也不允许踏入了。

大约在二〇〇〇年之后，有个时期坊间盛传中大的武装部或保卫处丢了枪。这个传闻我不知道真假，但校园的安保确实像是如临大敌，我们这些住在周边的居民想再进去变得没那么容易了。有一回，爸、妈、姐和我到南门内的紫荆园餐厅吃饭，我妈先出发去占位子，我和我姐走得快，也到了餐厅，但我爸却迟迟不来，当年还没有手机，我只好回去找他。结果他是被南门的门卫拦下了，因为他出于省钱的目的，总爱买那些质量很差、款式很老的地摊衣服，而且穿到破洞也不换新的，再加上他不会说广州话，所以被门卫当作盲流对待，不允许他进入中大校门。对此我妈一贯的看法是，应该体谅学校安保工作的难处——我不记得她有没有对这件事发表过看法，但假如请她发表看法，她百分百会这么说。我也不清楚我爸有没有受到伤害，如果有的话，我并没能看出来，或许他对类似的歧视早就麻木了。而当年的我也不像今天这么敏感，虽然我确实感到有点气愤，但那只是很轻很轻的气愤，既没有令我因此誓要发奋图强，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社会地位，以证明门卫对我们的歧视不但是狗眼看人低而且是有眼不识泰山——那相当于认可了那种歧视背后的价值观；也没有咬牙切齿地在心里暗暗发誓从此不再踏入中大校园半步，因为根本就没人在乎我进不进去，而我若不进就少了个活动的地方，吃亏的还是自己。

在孙中山像和惺亭的东边，是原岭南大学康乐园校区的旧建筑群。我是后来看到有房子的外墙加上了文物保护牌，才知道了这些房子的来历和价值。小时候我不清楚这些红砖房有什么来头，也不知道康乐园这个名称来自附近的康乐村——或许确实有一栋建筑物例外，那就是原马应彪招待所，在读小学的时候我就知道它是一栋文物。因为有次老师把我们整个年级带来这里，参观了房子外墙上的弹孔，这些弹孔是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带兵袭击在此避难的孙中山时留下的。不过作为文物，这栋房子除立了一块石碑作为说明外，并没有加装任何保护设施，就连一百年前嵌入墙壁里的那些弹头，都任由游人随意触摸。

再往东就是校园东区了，这边主要是学生宿舍和体育场馆——我是指英东体育馆，以及配套的一个足球场、两个游泳池、一个跳水池，还有若干露天网球场和篮球场。这里的游泳池不仅是当年离我家最近的标准游泳池，而且至今仍是我去的次数最多的一个游泳场。我记得它在九十年代的门票好像是五块钱——即使记错也不会差很远——我在这里起码游过几十次泳。直到很多年后我还反复梦见自己来这里游泳，但不知道为什么，在梦里游泳场总是被挪到了梁球琚堂的位置。这些梦的情节都差不多，每次都是我很兴奋地去游泳，但最后没有一次能游成功——不是我没带泳裤，就是游泳场没开，要不就是泳池里的水位只有二三十厘米高，或是泳池变得远比现实中小，而池里的人却多得叫人难以置信。

除了游泳场以外，英东体育馆的其他场地我都没怎么使用过。网球我不会打，篮球的话东门内还有免费的球场，当年我和同学很少租付费的场地。至于体育馆前面的足球场（东球场），我只进去跑过几次步，我觉得东球场人太多，所以更喜欢去西球场锻炼。中大从前只有两个标准足球场，东球场更新，维护得也更好，跑道铺的是橡胶粒；西球场破旧，几乎没有维护，跑道铺的是黑色沙粒，每次进去运动完，都要把鞋子脱下来抖干净，如果穿着白鞋进去跑步，那鞋子很快就会变黑。

我已经十几年没进过中大，前几天重游旧地，发现校园东区的变化最大：在英东体育馆的东北方向，又新建了一个更庞大的体育馆，这个体育馆没有捐献人冠名，可能是学校自资建造的；此外还新建了一片规模壮观的学生宿舍。我从东校区往南门方向走，路过文科大楼和教育学院之间的那个单车棚，它的下面大概是个人防工程，有一道往下不知多深的斜坡，小时候我们把它叫作“防空洞”。这里也是我们练胆的地方，很多次我们几个小伙伴手拉着手往下去，发誓一定要走到尽头，可是每次总是在走出三四十米后，就有某个人——要不就是我，要不就是我的某个小伙伴——害怕得尖叫一声往回跑；而只要有一个人往回跑，其他人都会吓得跟着跑，这点从来没有例外过。于是直到最后，我们都不知道下面到底有什么，我们连一次都没有走到尽头。当年中大的学生远不像今天这么多，校园里非常安静，我们常常在一个地方玩耍许久都见不到人，所以当我今天站在这个单车棚外，看到摆放得密密麻麻的单车和电动车时，很难想象这里曾经会让我们觉得恐怖。

我继续往南走，南门已经遥遥在望了，但我还想去看一下紫荆园餐厅，小时候我们家偶尔会去那里喝个早茶，我想看看它还在不在。总的来说，中大校园在我错过它的这十几年里变化很大，但和校外周围的街道相比，校内的这些变化又显得十分谨慎和精打细算。正如人们常常赞叹的一样，我们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的社会；但我既不喜欢日新月异，也不喜欢社会。紫荆园餐厅仍然经营着，尽管因为我到时不是饭点，餐厅里没有亮灯，但透过玻璃门我看到里面有服务员在整理物什。我站在餐厅外面，如果说往事在我脑海里一幕幕闪现，似乎是一种过于文艺乃至庸俗的修辞，可事实就是这么文艺乃至庸俗：往事在我脑海里一幕幕闪现。和家人一起喝早茶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尤其是在我还小的时候。但此刻怀念这件快乐的事情，让我非常难过……

无论如何，我希望以一段快乐的回忆结束这篇杂记。在紫荆园餐厅的旁边，有一栋五层的楼房，当年是留学生宿舍，如今可能仍然是。在留学生宿舍的外面，有一个露天的羽毛球场，其实就是一块画了线的水泥地，左右两边各杵着一根铁棍，打球的人可以挂上自己带来的球网，当然也可以不挂。我读中专的时候，有个时期经常中午和一个同学来打球。在这里打球的人大多不挂球网，大家只是来活动下身体，不是来分个胜负的。偏偏我和那个同学属于“人菜瘾大”那一类，我们就是要分胜负，所以我们有一张球网。或许是这个缘故，有天一个女留学生加入了我们的比赛。她是个白人，个子比我们稍矮，头发是深颜色的，可能来自东欧或南欧。我记得她非常腼腆，球打得很一般，水平和我们差不多……很多细节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比如她会不会说汉语，如今想来她应该会说，但这只是我的推断而不是记忆，我记不得她说过些什么，也记不得她有没有说过话了。我能记起来的是她和我们打球时的一些情景，比如当时我故意用一些夸张的动作去救并不危险的球，在水泥地上鱼跃前扑甚至在地上打滚，一点也不介意弄脏衣服和身体。我那样耍宝是为了逗她笑，我似乎天生就喜欢逗人笑。我做得还算成功，后来她果然笑了。

我发现自己有个奇怪的特点：当我遇到比自己更腼腆和内向的人时，我总是想消除这种差距，于是我会话多起来，甚至开始搞怪，去逗对方开心；但当我遇到比自己活泼和外向的人时，我却会变得拘谨和话少，似乎我希望巩固这种差距。

这次打球发生在九六年或九七年，今天这位女留学生应该快满五十岁了。不知道她如今在哪里，以及还记不记得，当年自己在一个羽毛球大国留学时，有一个滑稽的中学生曾经在球场上给过她一些欢乐——尽管分量不多，但那个中学生已经使出浑身解数了。

2022.10

2023.8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