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认为，人类是被他们所称的“偏好”或“效益”，即对物质资源或商品的欲望所驱动。他们忘了激情，也就是灵魂里渴望得到他人承认的那个部分，可以是平等激情——被承认与他人在尊严上平等，也可以是优越激情——被承认高人一等。许多我们传统认作物质需求或欲望驱动的经济动机，实际上是一种激情式的欲望，渴望尊严或地位得到承认。
以同工同酬的议题为例，数十年来，这个议题一直是女性权利运动的核心。过去五十年来，女性在劳动大军中的力量空前壮大，但是大量的关注都被放在了职场天花板的问题上，也就是女性被排除在高管职位之外，最近则是被排除在硅谷科技公司的高层之外。现代女权讨论的许多问题，不是想当消防员或海军陆战队员的工人阶级女性设定的，而是由渴望接近社会层级最顶端、受过教育的职业女性设定的。
在这个群体中，要求同工同酬的真实动机是什么？绝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动机。女律师想成为合伙人，结果却不被考虑，或者当上了副总裁，但是薪酬比同级别的男同事低10%，这绝不是在经济上被剥削：她可能在全国收入分布中高居百分位排名的最顶端，经济上什么都不缺。即便她和她那个同级男同事领的薪水是相对工资的两倍，问题也依然存在。
女性在这种情况下感到愤怒与其说是因为资源不如说是因为公正：她从公司领的薪酬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薪酬提供所需的资源，而是因为薪酬是尊严的标志；公司付给她的薪酬低于同级男同事，就等于在告诉她，她的价值低于男性，哪怕她的资历和贡献毫不逊色甚至更出色。薪酬是一件与承认有关的事。如果她得到了相同的薪酬，但却被告知，就因为她是个女的，所以永远得不到那个人人梦寐以求的职位，她还是会感到同样的愤愤不平。
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书中对经济利益与承认的关系理解得很充分。早在18世纪晚期的英国，斯密就注意到，穷人拥有基本必需品，不受严重物质匮乏之苦。他们追求财富，是出于另一种原因：
被人关注、得人关照、让人留意，获得同情、满意、认可，这些都可以说是财富衍生出的好处。吸引我们的是虚荣，不是舒适或愉悦。而虚荣总是以认为我们是关注和认可的对象为基础。
富人因财富而光荣，因为他感到，他的财富自然而然地让世界关注他，他的生活境况轻易就能让他产生讨人喜欢的情绪，人们乐意和这样讨人喜欢的他一道……穷人则相反，他因贫穷而感到羞辱。他觉得，贫穷要么让人们看不见他，要么即便人们注意到他，也不会对他正在忍受的苦难和困境感到同情。[1]
富人“因富而荣”。想想全球亿万富翁那个阶层，问问那些人每天早上醒来想的是什么，答案不会是他们觉得缺某种必需品，这个月不挣上一个亿，这东西就到不了手。他们的房子、游艇、飞机多得数不胜数。他们想的是别的东西：成为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画作最大的收藏家，掌舵在“美洲杯”中夺冠那艘游艇，建立最大的慈善基金会，等等。他们追求的不是财富的某种绝对水平，而是较之于其他亿万富翁的相对地位。
类似说法也可以用在美国、德国、瑞典等富裕国家的贫困问题上。保守派不厌其烦地讲，即使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物质财富的水平也很可观，远胜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人口。他们有电视、汽车、Air Jordan篮球鞋；他们受的苦不是营养不良，而是肥胖症，因为他们吃了太多垃圾食品。
美国当然也有物质匮乏，比如不能获得好的教育或医疗。但人们感受到的贫困痛苦更多的是尊严的丧失。如亚当·斯密所说，穷人的处境“让人们看不见他”，以至于别人对他没有同情感。这正是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的经典小说《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道出的真知灼见。这本小说讲的是一个从美国南部迁到哈莱姆（Harlem）的黑人。美国北方的种族主义真正让人感到屈辱的是，美国白人看不见非裔美国人的存在，黑人未必受了虐待，只是不被当成一样的人。想一想，你在给无家可归者钱的时候不与他/她进行目光接触：你是在满足求乞者的物质需求，但你不承认他与你有着相同的人性。
收入与尊严的关系也意味着，用普遍保障收入解决自动化造成的失业的方法买不来社会和平，也不会使人幸福。拥有工作带来的不仅是资源，还有社会其他成员的承认，承认你在做对社会有价值的事。不做事也拿钱的人没有自豪的底气。
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注意到了财富与地位的关系，他指出，地位之所以为人所欲，往往不是因为它的绝对价值，而是因为它的相对价值。他称之为“位置商品”：我要那辆特斯拉，不是因为我多在乎全球变暖，而是因为它时髦昂贵，而且我的邻居还在开宝马。人的幸福与相对地位的关系往往比与绝对地位的关系更强。弗兰克指出，调查显示，高收入人群反映出的幸福度也较高，大家可能认为这与绝对收入水平有关，但是相对地位较高的人也反映出差不多的幸福水平，无论他们的绝对收入水平如何：尼日利亚的高收入人群和德国的高收入人群一样幸福，尽管二者经济水平悬殊。人比人，不是满世界照着财富的绝对标准比，而是与他在社会上来往的本地人群相对地比。[2]
自然科学的大量证据表明，对地位的渴求——优越激情——植根于人的生物性。在一个群体内的等级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或者雄性领袖地位的灵长类动物，测出的神经递质血清素水平往往更高。人的血清素与幸福感、兴奋感有关，这就是为什么氟西汀、左洛复等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被广泛用于治疗抑郁和自卑。[3]
进一步的心理学事实表明，当代政治中某些事更关乎地位，而非资源。实验行为经济学有个明确的发现：人们对损失比对收益更敏感。就是说，他们会费更大的劲去避免损失一百美元，而不是额外获得一百美元。[4]这可以解释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的一个历史现象：最有可能破坏政治稳定的团体，不是穷得绝望的人，而是觉得相对于其他群体正在丧失自身地位的中产阶级。亨廷顿援引托克维尔的观点，指出引发法国大革命的不是贫困农民，而是在大革命前十年间突然发现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前程不比从前的新兴中产阶级。穷人往往在政治上缺乏组织，还要为日常生存操劳。相比之下，自视为中产阶级的人有更多时间从事政治活动，受过更好的教育，也更容易动员。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的经济地位让他们理应受到尊重：他们努力做着对社会有益的工作，他们养儿育女，履行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比如纳税。他们知道自己不在经济金字塔的顶端，但他们因为自己不贫困、不靠政府养活而自豪。*中产阶级不觉得自己处在社会边缘，他们基本上都认为自己是民族身份的核心。
中产阶级地位的丧失可以解释当代政治最激烈的极化现象之一，这个现象出现在泰国。那是一个被“黄衫”和“红衫”的严重极化撕裂的国家。前者是上层阶级，支持君主制和军队，后者支持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领导的泰爱泰党（Thai Rak Thai）。这场冲突在2010年曾导致曼谷大面积瘫痪，最后以黄衫军支持的军事政变告终。有观点认为，这是一场意识形态之争，起因是他信、英拉（Yinluck，2011年至2014年任泰国总理）兄妹面向泰国农村人口的再分配计划。也有观点认为这是一场关于腐败的斗争。费德里科·费拉拉（Federico Ferrara）认为，这起事件更适合被看成一场关于承认的斗争。传统的泰国社会等级森严，等级划分依据的是所谓的“泰国性”，即相对于曼谷精英的地理和语言距离。数十年的经济为他信培养了许多支持者，他们开始维护自己的外省身份，他们的做法激怒了曼谷的精英。政治上最活跃的泰国人往往是中产阶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看似与经济相关的冲突结果变成了一场激情驱动的零和游戏。[5]
中产阶级地位面临的威胁还可以解释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民粹式民族主义在世界多地的兴起。
在美国，工人阶级（此处指教育程度为高中或更低的人）最近这一代过得不好。这不仅体现在上一章提及的收入增长停滞、降低乃至失业中，也体现在社会的瓦解中。这要从20世纪70年代说起：二战后，非裔美国人北迁至芝加哥、纽约、底特律等城市，许多人在那里受雇于肉类加工、钢铁或汽车行业。当这些行业进入衰退时，男人因去工业化而失去工作，一系列社会病随之而来，包括犯罪率上升、可卡因泛滥，还有家庭生活恶化，导致贫困代代相传。[6]
过去十年间，这种社会恶化蔓延至白人工人阶级，两位分居政治光谱两端的社会科学家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和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分别记录了这种现象。[7]在乡村和工薪阶层社群里，阿片类药物泛滥，2016年药物滥用导致六万多人死亡，高于每年交通事故的致死人数。白人男性预期寿命因此下降，这对一个发达国家来说是很不寻常的事。[8]单亲家庭子女数量显著增加，白人工薪阶层的单亲家庭子女占比现在是35.6%。[9]
不过，或许把特朗普送进白宫（以及把英国送出欧盟）的新民族主义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是原来看不见的现在被看见了。有关保守选民的两项研究（凯瑟琳·克拉默在威斯康星州的研究和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研究）都指向类似的怨恨心理。威斯康星州的大批乡村选民都支持共和党州长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他们解释说，首府麦迪逊（Madison）和本州以外的大城市精英根本不理解他们，也不关心他们的问题。克拉默采访的一个人说，华盛顿特区“自成一国……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国家其他地方变成了什么样子——他们就知道盯着自己的肚脐眼儿”。[10]同样，路易斯安那州乡村地区一名茶党支持者评论道：“很多自由派评论员瞧不上我这样的人。我们不能说那个‘黑’†打头的词。我们也不想说那个词，那样说话跌份儿。可是，自由派的评论员为什么觉得他们就可以随便说那个‘红’打头的词？”[11]
心怀怨气、担心失去中产阶级地位的公民对上指责精英，因为精英看不见他们的存在，对下指责穷人，因为他们认为穷人不配，却受到优待。克拉默说：“对同胞的怨恨最为重要。人们把自己的处境归咎于有罪且不配的人，而不是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力量的结果。”[12]霍克希尔德打了个比方：普通人耐心排长队，等着走进写有美国梦字样的大门，看到别人——非裔美国人、女人、移民——突然插队，站到他们前头，而精英在帮那些人，却对他们视而不见。“你成了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别人看到的你，和你眼中的自己并不相同。这是为被看到、被尊重而战。要觉得自己被尊重，你必须感到自己是在前进，感到别人认为你在前进。但你明明没有犯错，却在以你察觉不到的方式倒退。”[13]
经济困境常常不被个体视作资源的匮乏，而是身份的丧失。努力工作本应赋予一个个体以尊严，但那份尊严却未被承认——非但不被承认，还受到谴责，而其他不愿意遵守规则的人被给予了不应得的好处。收入与地位之间的这种联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民族主义或宗教保守团体比基于经济阶层的传统左翼团体更有吸引力。民族主义者能把相对经济地位的丧失说成是身份和地位的丧失：你一直是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核心成员，可是，外国人、移民和你们自己的精英同胞一直在阴谋压迫你；你的国家不再属于你自己，你在自己的土地上不受尊重。同样地，宗教党派可以讲几乎相同的话：你属于一个伟大的信仰者社群，但这些信仰者却一直被不信仰的人诋毁；这样的背叛不仅是导致你贫困的原因，而且是针对上帝的罪行。你的同胞可能看不见你，但上帝不会。
这就是为什么移民在许多国家成为令人如此头疼的议题。移民对国民经济可能有帮助，也可能没有：它像贸易一样，往往是总体算下来是有益的，但不是所有社会团体都受益。但是，移民几乎总是被视作对文化身份的威胁，特别是当跨境流动人群的规模达到近几十年来的水平时。当经济上的衰退被视为社会地位的丧失时，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移民问题成了经济变化的替罪羊。
不过，这个回答并不能让人完全满意：为什么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近年来奉行民族主义的右翼都成功吸引了那些原来把票投给左翼政党的选民？毕竟，左翼在传统上主张更广泛的社会保障网，对技术变革和全球化造成的经济混乱有更好的实际解答。而且，过去进步主义人士也能诉诸社群身份的手段，能用受剥削的共同经历和对富有资本家的怨恨构建团体身份：“世界工人大团结！”“打倒专制政府！”在美国，从1930年新政开始，直到里根时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选民都支持民主党；欧洲社会民主也建立在工会主义和工人阶级大团结的基础之上。
当今左派的问题在于，它越来越选择支持某些特定身份。它不再团结工人阶级、经济上的被剥削者等广大团体，而是团结那些以特定方式被边缘化的更小的群体。这个问题属于一个更大的故事，一个有关现代自由主义命运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基于普遍与平等原则的承认变异成了对特定群体的特别承认。
*在美国，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的定义颇为混乱，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喜欢把自己归为中产阶级，即便他们有的是过得很好的精英，有的如果在欧洲可能会被归为工人阶级甚至穷人。政治相关度最高的群体应该是收入分布百分位排名在60位或80位的团体，他们最容易陷入停滞或滑入较低的阶层。——作者注
†指“黑鬼”（Negro），是一种对非裔美国人含有强烈歧视意味的用语。后文“红”打头的词指“红脖”（Red Neck），也是具歧视色彩的词语，指美国南方乡村地区的白人，暗含这些人思想落后、见识短浅的蔑视意味。——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