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糟透了，我的妻子，我这几十年除了在监狱，现在就是最倒霉的。你几次问我监狱的事，我一直没细说，现在正是时候。
那个早晨，我拎着行李走进航站楼，四个小时后我就会到最南的南方，而且不打算再回来了。昨晚的抢劫和宿醉让我看到任何移动物体都直犯恶心。我坐在飞机上等待起飞，看到一个男人和女空服员交谈。他在看我。之后，那个男人一脸严肃向我走来，我立刻意识到，他是个警察。就这样，我一言不发站起来，取了行李，沿着走道和他一起下了飞机。
监狱位于一个村子旁边，与我的家乡不同，这里的人谋生依赖的不是海，是监狱。整个村的人都做着跟监狱有关的工作，庞大的犯人、狱警和家属群体给他们带来充足的就业岗位。在监狱里，我和吴波很少见面，我知道他判得很重，我判得轻一些，判得越少越难熬，因为有指望。吴波，我猜他很快就能找到保外就医或者找到别的路子，会比我早出去，他一直是这样的。
我避免和任何人发生冲突。在里面，我对人态度友善，遵守所有规定、听从所有命令，也没有自杀的念头。狱警最讨厌的就是犯人自杀，除了那些真想死的，不少犯人把这作为对狱警的一种报复，给他们添乱、添堵。
犯人平时除了要做大量编织、缝纫工作外，还印刷过中考试卷，剥过大蒜。有段时间，我每天都要剥蛎虾壳，这种计件工作我上次做还是在新加坡，乍一上手觉得十分有趣。
早晨，由牢头带领，我们穿过一扇小门去车间。那里满地脏水，我们都没穿水鞋，不敢贸然迈步，只能站在门口看着。有几个负责做示范的女工，我盯着离我最近的那个女人的双手。筐里的虾已经被切掉虾头，她们要做的就是剥掉虾壳、清理虾肠，同时尽可能保持尾部完整。离我最近的那个手指上下翻飞，处理一只虾只需要三秒，左手拿起虾，去壳，右手握刀，轻轻一划，一二三，一二三……女工演示了三四遍，狱警挨个发工具，命令我们照做。
安全起见，我们每人分到手的是一片竹篾子。我们齐刷刷坐下，戴上发网和手套，一人面前一整筐带冰的虾。我拿起一只虾，撕掉虾壳。多年前，在新加坡和日本时，我也能像女工一样手法灵活，可现在我握着软软的虾，却不得要领。见我接连扯断两条，旁边一个人从我手中接过虾，又演示了一遍：左手拉住虾足向上一扯，剥去一半壳，右手拉住尾部，轻轻把虾身拉直，在不拽断尾巴的情况下扯去另一半虾壳，最后用竹篾子在虾背上拉道口子，不能太深，也不能太长，刚好够把虾肠挑出来才算完美。整个过程不超过四秒。
他做了两遍，我才认出口罩和发套之间吴波的眼睛，他们监区也被分配来赶这批工。
“左手拿虾，”他纠正我的动作，“这样更顺手，动作熟练才会更快。”我手一抖，又扯断一根虾尾。“轻点儿，怕弄断就左手压一下，把虾拉直。”他耐心备至，一点没有责备的意思。
每人每天剥三百斤虾，剥不完就要加班，虾堆积成山，从视觉上先让人意志崩溃。十一点，大家去吃午饭，饭后再次回到工位，我已经比上午熟练多了。肌肉生成记忆，头脑被催眠，我一坐下，拿起虾，手指就极有效率地动个没完。为了保持新鲜，虾上要一直堆着冰块，撒在上面的冰块好像比上午更冷，寒气透过手套从指缝和袖口侵入身体，腰背跟着隐隐作痛，但经过上午的挫折，这些也不算什么。
这种高度重复的计件工作并非每天都有，我觉得犯人比流水线工人还要卖力，大家抢着干，除了可以加分，还因为在里面最难熬的部分不是没自由，而是无聊。这种机械化劳作虽然单调，却有实在的产出。
下午的工作结束，要去吃晚饭。关干部突然叫吴波的名字，说要给他检查身体。吴波拒绝。关干部让他把口袋里的东西全掏出来，他再次拒绝。最后，狱警从他口袋里搜出一把竹篾子。
“你这是啥意思？”关干部问他。
星期六是休息日。犯人们都在洗衣服、下棋，交换家属带来的东西，或者就那么干躺着。星期六下午对监狱是个危险的时间窗口，犯人一旦无所事事就会恨自己，恨白白流逝的时间。在里面，你很快就会习惯高强度、重复性的体力劳动，一旦出现缝隙，反而特别绝望。如果星期六下雨，一触即发的气氛会紧绷到下午两三点，之后就会面临集体的崩溃。有人趴在地上不停做俯卧撑，做上几百个，直到头脸充血，那一般是我。有人把藏在褥子底下的照片、信件、画在纸上用来手淫的大胸女人翻出来，东观西望，寻衅滋事。
我被叫到关干部的办公室。他在手里摆弄着一根竹篾子，脸色却很严峻。
“你和吴波很熟对吧？”关干部说。
“报告！是。”
“今天中午我刚和他谈话，下午联监就报告他要上吊？”
这时我才注意到，桌上还有根细布条，我装模作样地说：“干部刚关心完就自杀？太冲动了。”
“我就是不理解这个。”关干部忧心忡忡地说，“幸好及时发现，可谁能保证他不再干？他有什么想不开的，是脑子坏了，还是针对我？”
我看着窗外，飞快思索。远处，可以看到村里的屋子，四米高的海草苫盖在陡峭的三角形屋脊上，下面是粗犷的石块。我贪婪地看着那片自由之地。我得调整好表情，不能暴露细布条和报告都是我找七监区的耗子做的，那把竹篾子，则是我偷偷放在吴波兜里的。
关干部从桌上拿起卷笔刀，一只熊猫抱着个皮球，一堆彩色铅笔屑突然从熊猫屁股里抖出来。他在等我回话，开始不耐烦了。
“刚进来那天，”我一边回忆一边陈述，“他说要下车小便，押送我们的干部不同意，还猛开玩笑，一个劲讲大海啊、潮汐啊，把他憋得差点尿裤子。下车他看管教干部还在笑，就悄悄跟我说，迟早捅裂他的肾。”
关干部用手掌慢慢把铅笔屑聚拢，放到桌子上。
我继续说：“害我后来老做噩梦，发大水，我们要转移——犯人转移是我从报纸上看到的新闻，还是那个管教干部负责押送。半夜，我们都睡了，他就把管教干部的肾给捅了……”
“回去吧，少看点报纸。”
无聊吗？我的妻子。
后来吴波还是成功自杀了。按常理，他不会那么快崩溃，可我成功让关干部意识到他有伤人和自杀倾向，他不得不命令狱警对他严防死守。知道吗？如果周围的人整天都在提防你，提防你自杀，那你迟早就会真去死。精神崩溃之后，他们三天两头把他关禁闭，他无论在哪里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最后终于想办法成功把自己弄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