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最让你绝望的是什么？
2012年冬天，与双龙汽车解雇劳动者一起举办图书音乐会，担任主持的文学评论家提出这样的问题。问题抛给了舞台上的被解雇劳动者一家和五名作家。
看2014年4月，准备从家里外出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那艘船。一艘很普通的船，除了“世越”这个名字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以前我也乘坐这艘船参加学术旅行。几年前，我的父母也乘坐相似的游船去过济州岛。电视新闻里出现的是静止的资料画面。比起火灾或建筑物倒塌的现场，甚至显得有点儿散漫。我没有任何信息，也不带任何偏见，呆呆地站在电视机前。这时，家人当中不知是谁说，“听说全部乘客都救出来了？”“啊，是吗？”我回答完，立刻从事故现场收回了视线。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看上去似乎处理好了。既然所有人都救出来了，那就不用担心什么了。除了“所有人都活着”，我似乎没有其他需要了解的信息。我离家在外的很长时间里，都忘了这件事。我以为自己看到的没什么大事。
听原来说是368人，后来说是164人。几天后说是174人，前不久改成了172人。船倾覆之后，已经反复了七次。事故发生第一天，外媒根据水温判断遇难者的生存时间，而韩国在计算死亡时的保险金。权力把生命当成数字，这让人们深感愤慨，同时也传出了“灾难的阶级化”和“责任外推”之类的说法。企业和政府无法确定“世越号”乘客的准确人数。此刻的大海里，他们甚至没能成为数字，正在变冷，变得僵硬。
我听到他们的名字。不是学生、失踪者、牺牲者、乘客，而是他们的家人经常呼唤他们的方式，本名或小名。如果他们活着，家人还会叫上一万次的名字。那个名字包含着一个人的历史、时间、谁都无法概括的个体世界，都在彭木港的黑暗中彻夜作响。白天、黎明、早晨也在发出声音。每次听到这个消息，无论是在走路，在吃饭，在打扫，我都像小腹被击中似的弯下腰去。不是因为慢慢涌起的悲伤，而是突然袭来的疼痛。牺牲者的家人，谁都想不到自己所爱之人的名字会在那个地方以那种方式被叫出来。许多看新闻的人都在牺牲者的名字之上加上自己的名字。或者和自己孩子的名字重合，随着一起哭泣。初中生们自嘲说，最初是军队出事，然后是大学，最近是高中，“接下来该轮到我们了”。这都是发生在公共空间的人祸。人们不确定接下来谁的名字会填入空格。他们也不知道。那些在括号里填入“打工”或“急躁”，“亲北”或“单纯”。最近，有一位抱着孩子遗像冲向街头的爸爸，冲着那些对遇难者家属胡说八道的领导阶层说：“请放过我们。”不是救命，不是请求帮助，只是请求放过。对于这个国家的人们来说，仿佛“安好”的马奇诺防线不再是福利、教育、医疗，而是变成了生存。请放过我们。
看不是“某件事发生”之后听说，而是和船上的人们同时看到。四月份，全体国民都看到了“世越号”的沉没。不是“听说”，不是“读到”，而是或坐或站着实时“看到”。每天每天，慢慢地，痛苦地“看着”。看晨间新闻，看晚间新闻，看网络新闻。看到没有“一人”成功获救，看到相关人士推卸责任、算计利益的时候，原本浮在水面的船体彻底沉入水底。吃饭的时候看，睡醒了看，工作时看，走路时看。现在仍然在看。也许以后还会继续看到，即使船体腐烂或粉碎，或者被打捞出来，或者彻底消失。
事故发生后第三天，我在家门口的面食店看到两名女中学生凑在一起，用手机看“世越号”新闻。平时用手机点击娱乐新闻、写留言、玩游戏、叽叽喳喳的孩子们默默无语，专心地看着暗淡的消息。孩子看到了我们看到的东西。船上的人无一生还，本该争分夺秒救助生命的时间却用来呼喊权力和图谋利益。让这种“图谋”变成可能的残忍逻辑，孩子们“也”看到了，在有大人的地方，在没有大人的地方。他们知道自己看到的意味着什么。或许他们的理解比我们的猜测更准确。
听听说他们会“全力以赴”，会用尽“最大”的努力，也听到他们“动员所有力量”的承诺。不是一两次，而是反复听了很多次。这种冠冕堂皇的话主要来自“上面”。里面有很多副词、形容词叙述语和抽象名词，却不见时态、动词、主语和固有名词。紧接着听到了“责任”。“恶习”“严惩”等词语也相继登场了。一直听到最后，也不知道究竟由谁负责任、负什么责任、怎样负责任。人们清清楚楚听到的不是“对不起”，不是“请等待”，而是领导层的胡言乱语和狡辩。许多言辞促使遇难者家属走上街头。父母节那天，看到他们高举双臂，像受罚似的举着子女的遗像，我想政府所说的“全力以赴”和“最大”的对象并不是国民。政府是不断下达命令，安抚民心的“嘴巴”，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强烈渴望的却是权力的“耳朵”。尤其是遇难者的家属。5月8日，他们坐在冰凉的柏油路上，彻夜要求的只是“对话”。那天他们抱着遗像哭泣，说自己不是来打架的，只是想要一句道歉，希望自己的心情能够得到理解。他们抓住挡在自己面前的警察的胳膊哭泣，那些警察低着头，比“世越号”里的学生大四五岁的样子。一整天过去了，他们想要的“对话之路”还是没有打开，始终处于未开放状态。前不久“未开”的说法引起争议，于是我查看了它的含义。首先出现的是“社会不发达，文化水准低下”的含义，下面还有“未打开”的意思，这是第一层含义。以后当我们对他人的痛苦“不再敞开耳朵”“不再敞开心灵”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可以称为“未开”。
看四月底，我去了位于安山的“‘世越号’遇难者临时联合焚香所”。我乘坐市政府运营的班车，前往檀园高中附近的奥林匹克纪念馆。映入眼帘的是贴在电线杆上的“加油安山，世界的安山，幸福的人们”的广告语。吊唁客在古栈小学主楼排队，上面用大字写着“共同成长的人品正直好儿童”，平时对这种积极向上的话语可能不以为然，然而看到政客们滥用好词好句大放厥词，我曾一度认为他们是“语言掠夺者”。但是在安山，我感觉不是几句话的问题，而是语法本身都遭到了破坏。我看到某个词语指向的对象和意思不一致、混淆，所指和表达之间的约定悲惨地粉碎。
以后当我们看到“大海”的时候，我们的眼里还将盛装大海之外的其他东西。“待在原地别动”这句话永远包含着阴影。每当我们使用特定词语的时候，都会意识到铺在词语之下的黑暗。有人想在笔记本上写下“世越”二字，却换成了时间或人生。4月16日之后，对于有些人来说，“大海”和“旅行”、“国家”和“义务”变成了另外的意思。在一段时间之内，“沉没”和“溺亡”无法成为隐喻或象征。我们无法从我们看到的情景中摆脱出来。我们看到的东西将会代替我们的视觉。“世越号”惨案不会以案子的形式消失，而是像隐形眼镜一样贴在我们的双眼里，变成我们看世界的视角，变成眼睛本身。什么时候“大海”可以成为“大海”本身，“船长”成为“船长”本身，“请相信”变成“值得相信的话”，“正确的话”变成“对的话”，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无法预测。
听2012年冬天，双龙汽车解雇劳动者李昌根一家来到了图书音乐会现场。在等候室里见到他们一家的时候，人们立刻严肃起来。不用刻意解释什么，这些日子他们所受的煎熬如数写在脸上。一家之主忍受众多同事的死亡度过的纪念，妻子苦于生计的纪念，孩子跟随爸爸妈妈去斗争现场的日日夜夜，三段细节似乎不同，其实都不是普通的痛苦，这是显而易见的。图书音乐会第二部分，两位谈到了承受痛苦的过程和意义。两个多小时的节目结束的时候，主持人提出了最后的问题：
——现在最让你绝望的是什么？
作家们都说了各自能说的话。我有些慌张，还有些惭愧，只是说了些很笼统的话。关于绝望和希望，每个人都说了几句，轮到李昌根先生的妻子李子英女士的时候，她像是独自回到了谁都未曾去过的时节，淡淡地回答：
“最让我绝望的，是说我还需要更努力。”
听了这句话，我有些惊讶。因为这份“惊讶”，我意识到自己完全处于她的痛苦之外。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些痛苦，如果没有亲身经历，任凭怎样努力都无法感同身受。李子英女士说，她不知道该怎样继续努力，也不知道该怎样加油，所以有时感到绝望。我从她的回答中感觉到了荒凉的孤独。当肉体、精神、金钱方面的痛苦看不到尽头的时候，当感觉到自己被独自抛到世间的冷漠和暴力之中的时候，那是只有身处其中才能理解的孤独。
最近我在珍岛前海又看到了相似的场面。那是一个赤脚踩在海水里，蹲着哭泣的背影。从半夜三更沿着漆黑道路走十几公里，从珍岛到青瓦台要求“快点儿救出我们的孩子”的焦急中；从对着波涛滚滚的大海呼喊“对不起，让你生为我这个无能妈妈的孩子”的哭泣声中，我也感觉到了这样的寒意。那是普通人无法揣测、无法想象，也无法表达的巨大的孤独。
无法回答我能在结束这篇文字的时候不那么炽烈吗？我能在谈论现在的时候不那么冰冷吗？上个月16日，在随时可能沉没的船上，一名女高中生似乎在努力甩掉不安，用明朗的嗓音问朋友：
“斜率怎样计算？”
这个玩笑之后，女高中生再也没能回到这个地方。最近我常常觉得，这句话就像年轻学生最后抛给我们的问题，也是留给我们的课题。这种倾斜该怎么办呢？摧毁所有价值和信赖的悬崖，利益总是向上，危险和责任总是留给下面，这样陡峭危险的斜率应该怎样解答？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们看到听到的太多了。如果不看，可能会错过。错过就可能受骗。尽量看到所有，努力记住是谁以怎样的方式在说话。现在珍岛上溢满了“事实”，但是“真相”似乎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这些日子，我坐在毁掉的语法堆上，与语言的无力和无意义作战。没有哪句话可以到达海底，没有哪句话可以昂首挺立。在这种情况下，我连一句可以让自己理解的话都找不到。我又不能袖手旁观。想起两年前的李子英女士，我终于发现，如果我们不能彻底进入他人的内心，那么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或许是站在外围。哪怕有时会两腿摇晃，面红耳赤，但还是应该先站出来。所谓“理解”，并不是进入他人内心，与其内心相遇，看清他的灵魂，而是站在他人身体之外，谦虚地承认自己的无知，猛烈地感知其中的差异。然后渐渐地缩小“外围幅度”，把“外面”变成“侧面”。而这种理解、倾听和共情就是我们解答这胆战心惊的斜率应该做的事。那些制定制度，又将其撕碎的人们首先要做的也应该是这件事，而不是监视和惩罚，不是操控和回避。那是我们“听”别人说话，这已经超越了被动行为，是需要勇气和努力的。不过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经常看到、听到、接触到而草率地说自己“了解”别人，要把对别人的痛苦产生共鸣和眼睁睁看着他人的不幸区分开来，把握手和掠夺区分开来。
上个月去临时焚香所的时候，我在古栈小学等了两个多小时参加吊唁。操场上有那么多人，几乎没有人喧哗。只有孩子们在说话。他们在大人制造出来的圆圈之外荡秋千，堆沙滩城堡。听着孩子们的喊声、笑声，感觉一切都像来自前世。那个瞬间，我意识到身穿素服的我在陌生的城市里产生的最强烈情绪是“生命的鲜活”。即使想要躲进悲伤，即使想要遮蔽于幻灭，最终还是如气味般暴露出来。这就是“我们活着的事实”具有的“无可奈何的鲜明”。在焚香所等待的时间长了，跟随父母来的几个孩子坐在地上说腿疼。大学生模样的青年在风沙中捂着嘴巴，阅读期中考试的教材。一个女孩子手里拿着镶满银色金属亮片的包，看上去就像一名小学生，很可爱。躺在妈妈怀里酣睡，一副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这种孩童的无知天真得令人感动。来这里的人都是好不容易抽出时间，以自己的方式向故人表达哀悼之情。直到这时我才明白，我不仅仅想要安慰牺牲者的灵魂，也想与有着同样感情、同样悲伤的同时代人站在一起。聚集在那里的人们，他们的愤怒和埋怨、无力和绝望、内疚和悲伤，归根结底也是属于活人的。但是在那个瞬间，最让我心痛的却是死者带不走任何一样。即使在生者感受到的简陋的情绪目录里，也没有什么是他们可以拥有的。这个简单的事实令我心痛。
谨为“世越号”惨案的遇难者祈祷。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