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旧街区的人文高等研究所IASH（人文高等研究所）每年都要邀请几十名学者，举行研讨会。他们为参加者提供住所和研究室，也提供交友和孤独的机会。四百多年间，经过多次扩建和维修，各个研究室隐蔽地分散在建筑物的角角落落。三层的“ㄷ”形建筑物里有楼梯和房间，房间里还有房间，里面又有别的房间。我被分到二层的22号房间。包括玄关门在内，需要通过五道门才能到达房间。
通往二层的楼梯旁贴着一张褪色的世界地图。地图上嵌着五颜六色的图钉，记录的应该是以前在研究所工作过的人们的痕迹和身份。果然不出所料，地图旁边写道，来自62个国家的九百六十多名学者和创作者来过这里。只是随意剪贴的纸条，没有刻意炫耀或装饰的感觉。我在上楼时不断停下脚步，呆呆地注视着地图。我津津有味地看着那些淡绿、黄色、蓝色、大红色的图钉，分别嵌在悉尼、克拉科夫、德里、布达佩斯、纽卡斯尔、佛罗里达。那些斑斑驳驳的点就是知识和文化，犹如传染病般扩散开去，又像世界救济作物栽培地分布图，或者驯鹿的大迁移路线。上面也有我离开的城市，首尔。
22号房间里摆放着书桌、椅子、电话、书柜和铁质储物柜。任谁看都是普通的办公用品。算得上特别的也就是纵向的长窗户和旁边的相框。说是相框，其实只有A4纸大小，一张纸夹在塑料板中间。里面按顺序写着以前住过22号房间的学者和作家的姓名。约翰、保罗、托马斯、乔治、萨利等，放到韩国就是哲洙、英姬、万秀、勤植等熟悉的名字，也有像“熊肯森”“马高吉塔苏吉艾拉”这种完全不知所云的名字。20号和17号房间也是一样。对于自己在学问和艺术方面的贡献，他们没有耍酷或炫耀，而是淡淡地、朴素地嵌在那里。我大声读出他们的名字。我知道我是这个房间的第四十七个人。
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偶尔会望向窗外。窗上如实地映出每天变化多端的苏格兰天空。灰色、紫色、橘黄色、粉红色，天空随时都在变幻。我一会儿看看天空，一会儿看看放在旁边的相框。这时我会有种奇妙的感觉，感觉时空在混淆。我想象着十年前或三十年前坐在同一把椅子上看同样风景的人们。当时正有一家韩国机构约我写散文，题目就是“我为什么写作”。到达爱丁堡之后的几天时间，我都在写作、删改中度过。我的视线常常从笔记本显示屏上移开，凝视窗外。这时，我的眼前很自然地浮现出多名滞留者的目光，穿透研究室的窗户，延伸到窗外。那些人，整天坐在这里看什么呢？或许和我看到的一样吧。研究所的院子里，高大的樱树、远处随着樱树枝摇摆若隐若现的十字架、清爽的网球场、后面的公园、公园后面用红砖砌成的十八世纪建筑，每天看的都是这些东西吧。许多树同时摇摆。绿色在阳光下变成金黄。高高飘过天空的网球和注视网球的人们美丽的姿态，刹那间的专注。和古人一样，现代人也是看到小小的圆形物体就会想到玩耍。眼睛在外，思想在内。而且，应该很喜欢这样吧？
整个夏天，我往返于住处和研究室之间，日子过得非常简单。规律又单调的生活。小说家需要的两种要素都满足了。写作时感觉口渴到楼下的厨房，可以看到洗手池上堆满了沉醉于世界各国“思维”的人们喝剩的咖啡残渣。不知为什么，我感觉这些垃圾很亲切。我经常去人文高等研究所前面的梅德公园看书。偶尔去每年举行艺术节的皇家英里大道兜风，坐在十八世纪伟大经济学家的头上，看用嘴巴啄额头的鸟。那是一只海鸟，我给它取名“乔纳森”。平日我会再回到研究室，浏览韩国的各类新闻，写小说、删除，就这样又过了一个季节。远处的梅德公园里，包括爱丁堡大学的学生在内的当地人生起小小的篝火，烤肉，烤火腿肠，边吃边聊。无边的公园和无边的篝火，无边的故事，都是人类从很久以前就做的事。太阳一落，黑暗降临在窗外的网球场上。我写了一句话，然后又删掉了。望着窗户旁边的相框，我问约翰，问爱德华，问马高吉塔苏吉艾拉，“你们为什么写作？”“为什么直到现在还在写？”
爱丁堡最多的就是石头。现在，那些石头里面仍然有人居住。被陈旧的东西包围着生活，自然就会产生疑问。每当看到精心建造的坚固而美丽的建筑物，我都会冒出这样的想法。当我们回望一百年、两百年，也会对盖房子垒砖瓦的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做这些干什么？有必要吗？谁都不知道生活、人生、历史会持续多久，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究竟是怎样的信仰使其变得可能？这种问题当然有道理，然而那个人已经死了，只是在某个人的信仰中建造起来的建筑物依然存在。爱丁堡，整个城市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样的建筑物有几千座之多。在那里，后人们依然共享Wi-Fi号码，看书，洗碗，夫妻吵架，烤面包。在那么多建筑物中腾出一座，用来接待全世界的学者和作家，而我是第九百多名参与者。我经常在上楼梯的时候注视嵌在世界地图上的五颜六色的点。没过多久，那些点在我眼里不仅是好意和关照，而是像燃气检查员留在居民家里的标志，成为象征某个国家健康和健在的日常记号。夏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决定重新审视“你为什么写作”的问题。谁都不知道生活、人生、历史会持续多久，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即使有人这样问，也没有办法。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