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觉得您小说中的女人就像我，生存能力强、动不动就看不起邻居的女人像我的妈妈，在丑闻、嫉妒、竞争和温情中重复着反目与和好的邻里正像我们老家的长辈，孩子、青年们也是一样。只要他们在小说里出现，那就会在纸上持续发出脉搏声，像个真正的人。不论角色大小，文化教养是深是浅，都是一样地爽朗。凭着对“生活”不敢轻视的健康，或者被“生活”所困者的卑微，艰辛而羞愧地活着。
翻开书页，您的人物们怀抱着歪歪斜斜的欲望，步履蹒跚地朝我走来。我认得出他们。像虚荣认识虚荣，堕落认识堕落，非常简单。有的“恶”让我感觉太过亲切，简直想要大声打招呼。他们的蹒跚是他们的不便，也是他们的轻快。就是在这样的错位之中，有的欠缺让人亲切，有的善意令人不快，您的人物更有人情味了。看到这样的场景，我想起某位作家在“十丈水深易懂，一尺人心难测”中的“一尺”“人心”面前，总是心怀谦虚的样子。写进作品的人物刻画得不够平整，而是凹凸不平，或者荒谬，却又像那么回事，或者不能全力支持，却也可以理解，那么我不觉得这是作家有能力（或者说比能力更重要），而是因为作家谦虚。
当《妈妈的木桩》中的妈妈说“无论如何，那个人才是振国”的时候，当《被盗的贫穷》中的“我”说“我的贫穷是怎样的贫穷”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原因并无不同。我喜爱老师作品中的人物们漫不经心地吐露的不合理的合理，带着血气的矛盾。身边的人们都说您是擅长表现世态的作家，正如金弘道不仅是细致的风俗画家，更是出色的人物画家，您是以并不简单的方式把并不简单的人放在时代中心的高手。为了看得更清楚，为了多看一看，我又一次拿出您的作品。这是您四十多年前出版的小说，时代和人物交错，制造出大理石般的奇怪画面，蕴含着老师特有的文笔。
《相似的房间》是1974年发表于《月刊中央》的短篇小说。故事是这样的：一名长期住在娘家的女子搬进公寓后，经常模仿邻居的生活。女子在模仿过程中感觉到了恐惧、安心、焦虑和诱惑。因为无法克服这种紧张情绪，她最终做出了怪异的举动。乍看上去，这是表达现代人不安情绪的熟悉故事，然而文学的情况并不一样，可以写了一次再写一次。因为女子从开始就拒绝了被如此概括的冲动。
“亲爱的，我最近有点儿不对劲儿，莫名其妙地感觉不安和焦虑。”
“嗯，神经衰弱，生怕谁说你不是现代人。”
丈夫很擅长迅速找出某种等式。这样的等式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
阅读《相似的房间》有几种好方法。既可以通过当时的具体物价、物品名称和人们说话的语气，去感受那个时代的空气，也可以用手触摸作品的结构，感受造型之美，还可以把那名女子的不满转换为小说的不满或小说的欲求。对于有的创作者来说，“素材”并不单纯是故事本身，而是自己想要描述的对象之外的磁场。常常是将要成为故事的材料，或者可能成为故事的迹象聚集的场所。这部《相似的房间》既是关于现代人神经衰弱的小说，也可以去掉“现代人”和“神经衰弱”这两个词，从而成为另外的故事。在解读一个人和一个社会的不言而喻的话语中，因为不够充分，真的，总是不够充分，因而需要调动更多的“不充分”，反过来扩张固有的领土。女人说这是自己的“口才”，是吧？“当我急切地意识到我和她之间需要口才的时候，我的焦虑和不安就开始了。”在语言的周围，在等式之外的土地上，女人常常进行奇怪的自白，她说自己不知道究竟是想“让小哲妈妈痛苦，还是想要自己痛苦”，她说“我爱上了好像要和那个畜生私通的预感”。如此等等的自白，听起来就不那么奇怪了，这也不算是奇怪的事情。
即便抛开这些不谈，《相似的房间》仍然很有魅力。最近我重读这篇短篇，再次感到震惊。首先，这篇四十年前的短篇描述的风景和二〇〇〇年代我的处女作《不敲门的家》里的现实仍有相似之处。另外，虽然不敢相提并论，但《相似的房间》的故事的确更加生动，年轻得多。不仅是这篇短篇。在老师创作的胡同和市场、学校和住宅里，我仍然可以遇到我生活的世界。我常常感到好奇。像是因为成长太快而没能健康成长，像是不协调的多个器官相互粘贴，面孔如此奇怪的韩国，今天和昨天轻易作别，固执地把明天当作今天，在这样的地方，相隔三十七年，近半个世纪的时差，老师的根本和这个时代的根本又是怎样相遇的呢？黑暗中的根怎么可能了解水路？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很久以前打开《相似的房间》的门，迈步进去，到达不同房间的众多韩国作家。宝贵的源头滋润着我的根本。无论世界如何变幻，重要的问题都不会改变。有些烦恼依然有效，甚至更加迫切。您似乎早就告诉我们了，“微笑的嘴角就像刚刚撕破的伤口一样鲜活”的面孔，和那个时代一起笑，然后一起停下来。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