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脱胎于《信睿周报》上的专栏。受周报编辑吴洋的邀请，我在2022年决定要写一些通俗的技术哲学思考。接这个活之前我还挺焦虑，《信睿周报》的专栏一般都有固定的操作套路。不少人接活，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主理人。先执笔开个头，后面要陆续找同行来每个人写上一期。搭台唱戏，省心省力。像我这样亲力亲为的不多。自己专门来写思路就很难特别开阔。一个人阅读有限，笔力也容易枯竭，但好处在于比较连贯，有整体感。在中信出版集团图书编辑程时音的鼓励下，经过增删，现在能把专栏文章结集成书了。这就像是把小叶紫檀珠穿成串，能戴在手腕上以供打量了。
在这本小书里，我分别介绍了八九十年代以来比较常见的一些物品，从吃、穿、住、用、行等诸多方面回顾了我们曾经的技术处境。因为我自己在学院里做研究，常常感觉技术哲学、科技伦理相关学术讨论相对刻板，是一个很小的群体在对话，有些学者写作、发表的目的主要是在体制内锁定资源。相比科学哲学问题、科技伦理，技术哲学问题其实和大家都挺相关的。
大众之所以不关心科技哲学界的讨论，可能是因为我们写的东西非常干涩，作为精神食粮过于乏味，作为精神狗粮又不如营销号利口。世界上大多数人渴望别人能读懂自己，从青春期的少女到两鬓斑白的老头，都愿意倾诉并接受善意的揣测。唯独有些学院人士，自觉被普通人读懂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他们认定，获得教职的两条标准是：获得博士学位和令人一头雾水。
据说有崇拜维特根斯坦的人，向他咨询怎么切入哲学。维特根斯坦自己路子比较野，很抵触人学哲学，他想要让人回头去关注那些自己生命中的真问题。陈嘉映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觉得就不该有哲学本科专业，因为哲学要面对生命问题。但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问题，他们的年纪对学哲学来说过于清白，就好比一个船长需要独眼，一个大哥需要刀疤一样，哲学需要沧桑。
我想，如果维特根斯坦知道外卖员热爱读海德格尔，他不会故作豁达地宣称这是外卖员的权利，他会觉得这是巨大的浪费，外卖员不用去读海德格尔，他应该阅读自己。我有一位同事头脑盛满智慧，曾启蒙我说：哲学也不是没有用。哲学如果是一堆概念，把听众侃晕，那哲学家和饶舌歌手是没有差别的，拼的主要是语速和愤怒。哲学应该有另外的样子，它要不就去找世界的根本结构（这通常是分析哲学家们的野心），要不就去回应每个人生命中非常具体的真问题。这本小书回应的是我的生命中的真问题，里面所谈论的东西，都是一代人的亲身经历，有些部分我记忆犹新，有些我透过别人的回忆去追忆。
在这本小书里，透过对各种人工物的描述，我试图去刻画一个特定的生活世界。我知道，很难把人和物之间的关系用纯粹的定义和概念规定出来。人与物的交往和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直接相关，不能排除自己的身体性体验，因此更适合娓娓道来。透过现在去看过去，再翻回来从过去看现在，一来一回，就能编织出有意义的叙事。
一个人过了三十五岁，就到了要做总结的年龄。八九十年代，中国人和物的关系是非常特别的。一开始，中国人拒绝物的繁荣，觉得它象征一种堕落。后来，想法变了，物成了值得搜集和求索的东西，但东西总是非常贫乏，没太多可以选择的。每个东西在生活里面都不是冗余的，都算是刚需。因为这种普遍的刚需，技术人工物完全嵌入到了生活的基本结构里。
物和生活衔接得那么紧密，几乎没有没用的东西。每一个东西里面都凝固着人类的劳动，都是很稀罕的对象。东西在生活里不仅被使用，而且被照料。有关它们的想象力得到极大发展，竭力实现物力的最大化利用。慢慢地，技术物的多寡直接代表着生活水平的高低。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指免除生活匮乏和艰苦的劳役。在曾经非常沉闷单调的生活当中，每一个技术的引入都是一个炸雷，都可以轻易地调动非常热烈的情绪。
这时候，一件奇妙的事情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了。生活世界逐渐去政治化，中国人观念中的多种差异逐渐统一到了追求技术改善所带来的物质生活的提升上来。不管你信奉什么主义，吃得更好一点，穿得更暖一点，晚上有灯照，出门有车乘，成为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技术不姓资也不姓社，它只是个工具。工具是一个去人格化的存在，没有性格。在技术哲学家看来，工具中立论是不当的，它有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将人当成了大主宰。但恰恰是这种傲慢意外地把技术物当作一种客观标准，统一了全球度量衡。技术人工物成了一把尺子，能裁定好思想与好制度。
当意识形态斗争非常激烈的时候，技术人工物就可以被拉来做仲裁人，在意识形态斗争接近尾声，需要搁置争议的时候，它又容易成为一个奋斗目标。在一次又一次的思想争论中，人们喋喋不休地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理解科学与技术。最终，科学技术是直接且是第一生产力的看法占据了主流。
尽管科技的地位得到确立，追求物质生活的丰富也不再令人难堪，但八九十年代的物品还谈不上繁多，大部分人的生活尚没有被完全笼罩在科技理性的效率逻辑下。不少人还生活在单位的襁褓和大地的怀抱里，不需要或不大考虑住房、医疗等问题。生活中没有多少自己要做主的事，也就不用特别操心。曾经一度，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物品繁荣基本上就是一种馈赠，技术人工物以最良善的面貌呈现在中国人的视野当中。不需要人发展事关技术的美德，只要懂得“惜物”一条就足够过上好日子了。
现在情况就不同了，科学技术远远地走在了社会的前面。为了使科技走得更快，我们很大程度上采用了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机制，认为自由地竞争能够进一步鼓励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最终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除了一些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部门，很多产业向市场开放。越来越多的人从单位里面脱离出去，从土地上迁徙出去，开始直接面向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有着琳琅满目的物品，但常常令人疲累不堪。
今天的物常常是多余的，很难说是刚需。它们是被塞到当下生活当中来的，很多时候不是真实的需要。八九十年代出国的那批人，到了美国最受震撼的经历就是进超市。洋人的超市里光是牛奶就有好多种类，蛋糕有各种各样的口味。每一个品类下面都有很多细分，就连矿泉水都有十几种不同的品牌，口味的差别远不如包装来得大。今天咱们的情况也差不多。一个生在八十年代初的人，如果穿越到当下，走进任何一家大型的商超，都会察觉一种巨大的荒诞感。他/她大概会觉得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小题大做，染上了小布尔乔亚的神经衰弱。一个勇敢的革命者，是不需要脱糖电饭煲的！
这种感受差不多是正确的。今天物品的确过多，变得过于令人瞩目，以至于成了生活的整个目标。因为生产能力过剩，在竞争中就要一步一步细分市场，内卷起来。有时候还要不断制造虚假需要，兜售理想生活。比方说，我对洗浴用品就经常产生疑惑，感到生产者动机不纯。洗手要用洗手液，洗脸需要洁面乳，洗身要用沐浴露，洗头发要用洗发香波。本质是把肥皂装到不同的瓶子里去卖。
现在到处都是东西，随时可以获得，这就使得人对物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们在吃、穿、住、行各个方面都不愿对东西赋予浓烈的情感。物在这个过程中逐渐退化成一个消耗品，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东西就丧失了它的能动性，堕落成一件商品。商品虽然发达，但同时人们将相当的自主权让渡给了企业，要由企业和广告来定义究竟我们需要什么。
当然，我们还能在不同的商品中去拣选，但我不太喜欢这种选择，因为非选不可。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二十几岁的时候长得不错，口才也很好，所以娶了我们系花。这几年情况不太好，身体发福，天天喝酒，一喝就醉，一醉就吐。后来系花要和他离婚，我去劝和。当时下着雨，我的这位朋友对着系花吼：你要么爱我，要么恨我！弄得他还挺重要似的。系花眼神空洞，心早就飞走了，爱和恨都不会再投入到他身上哪怕一点。我讲这段往事是想说，我不打算在海飞丝和飘柔之间做选择，我不认为这些选项是正当的，我只想用回肥皂。
广告商让我们在一堆废物当中选择。生活中大量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物品，它们如此廉价，如此众多，又如此脆弱，使得人养成了把所有东西当成快消品的习惯。我们已经不大接受一个东西用十年的观念。所有物品最后都成了“电子用品”，不管它有没有电池，它的活力都应当随着年月自然衰减。哪怕是一把椅子，好端端的，也会过时。
与此同时，物品又高度私人化了，都变成了“自己”的东西，东西买回来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不管这个需要是多么微不足道。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我在前文介绍过，八十年代的人买衣服所考虑的首先不是自己穿着舒不舒服，样子是不是中意，更多考虑的是它的角色功能。穿什么衣服，用什么东西，首要的不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是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通过对物品的购入来组织人际关系。所有的物品本质上总是关系性的。
再比方说自行车，今天都是自己买车自己骑，很少有人骑车带人。满大街跑的共享单车，压根就没有后座，也没有前杠，它的长相就拒绝载人。共享单车的工业设计就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通行需要。与此对照，当年的二八大杠买回家当然不仅是为了满足男性的个人需要。它有非常坚固的前杠，后座所使用的钢材也非常稳固。这样的车只要偶尔上一点机油，就能够非常好地运转很长时间。
在八九十年代的路上，一个常见的景象是，丈夫骑着车，妈妈抱着孩子坐在后座上。如果有俩孩子，还有一个要坐在前面的大杠上。一家人坐上车，还有空同时驮一些物品。可见，自行车虽然是父亲来使用，但整个家庭都受益。自行车将家庭紧密地凝聚在一起，它的功能要远远超过通勤，它是一种伯格曼谈到的焦点物，不是简单的工具。它能够帮助组织生活关系，生出很多意义感。
现在倒好，所有的东西都变成自己的，甚至连本该分享的住房都私人化了。比方说，因为居住环境的巨大改善，中国人的人均居住面积有40多平方米了。房子大到贵妇们要和老公分居，以便较为均匀地填充庞大的空间。一个人一间房，要进对方的屋，先要默契地敲敲门。这种情况非常新鲜，谁能想到在大平层里还能分家呢？为了捍卫这种新鲜，进而还发展了一种哲学，宣称即使是夫妻也要有自己空间，以后可能要发展到分别有自己孩子的地步。
柏拉图在《会饮篇》中讲了一个关于空间的故事。说是起先男人和女人在空间上是连在一块儿的，人是四手四足的。那时候人的本事太大，几能通天，后来引起了天神警惕，遂一刀两半，分为男女，降低了人的实力。男女本是一体，所以后来才会相互吸引，搞对象的时候要紧紧拥抱，这反映出人回归自我的冲动。以前空间稀缺，一家人蜗居，情深意笃。现在夫妻分屋，忽视了物质的稀缺和共享，实际上它们是组织家庭关系的一个要素。
除了多余与私享，现在的物还变得越来越陌生。所有的东西都隐退成了商品。人作为一个被动的消费者，不可能对购买的东西有很多知识。譬如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自己从头到尾制作手机，甚至打一个家具、织一件毛衣都变得不可企及。“物”只能交给少数专家来设计，大规模生产，大规模销售。物品如何行使功能，其背后的运转逻辑是什么，鲜有人知道。众所周知，人大都不愿意和陌生人打交道，处在一群陌生人当中，会让自己手足无措。可现代人却和一大堆陌生的东西打交道而乐此不疲，这其实是一个不健康的状态。
设想一个原始人的生活，他/她使用的每一个东西，自己都非常了解，知道它为什么发挥那个功能，也知道坏了的时候怎么调试。在这个原始社会里，每个人都天然有某种程度上的技术美德，他们了解手里的东西。其实，迟至八九十年代，虽然技术进步了，但很多家庭还是能做衣服、修自行车，不少人还可以自己鼓捣收音机。人不容易因为东西坏了、功能失常而变得手足无措，整个社会没那么脆弱。而现在就不同了，当家里断电，或者煤气用尽，乃至于短暂的断网都可能立刻让人陷入窘境。
随着专业分工的不断细化，人类生活的深度技术化，即使是技术专家也不可能对整个物品的生灭抱有全面视角。东西有人负责制造，有人负责运输，有人负责销毁，负责这三个部分的通常不是一批人。因此，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一个“死的东西”，它被固定在一个特定的环节中，不引起变化，没有自己的历史。因为看不到物的历史，即那种在生产、流通和回收环节的整全变化，人们对物抱着非常粗糙的态度。
比方说买肉。肉当然是一个典型技术人工物，它不会从动物身上自动掉下来。一块肉的诞生实际上要经过复杂的饲养、屠宰、排酸、包装、灭菌、运输，再销售到你面前。据彼得·辛格的记载，为了保证母牛持续产崽，小牛从小就被人从母亲身边带走，好让母牛能不断受孕。而为了保证小牛肉的鲜嫩，荷兰的农民发明了极为狭窄的牛栏。小牛无法转身，又缺乏铁元素，就只好舔自己的粪便来补充。不过这样的牛肉吃起来鲜嫩多汁，不少高端食客都是其拥趸。
今天，肉作为一种技术人工物被不断地生产出来。如果你了解小牛是怎么诞生、成长和死亡的，你不大可能会买这块肉。恰恰是因为无知，我们才能足够残忍。生产小牛肉和八十年代农村杀年猪早已不是一回事了，让一个八十年代的农民这样对待自己的牲口，他们多半是下不了手的。
今天的物多余、私享且陌生，我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乐观。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认为强调个人欲望的自由主义思想和重视效率的科学技术的共谋导致了这种愚蠢的乐观。人们认为作为商品的“物”可以不断增多下去，经济可以一直向上走，人们的生活会持续不断地富足。对未来保持乐观和保持希望是两件不同的事，前者可能是幼稚的，后者无论如何都要深沉得多。为了消解这种愚蠢的乐观，需要我们在科技进步主义之外对生活进行想象，以便应对技术挑战。技术哲学家夏农·维拉（Shanon Vallor）将把握技术的能力称为“技术美德”，这是生活在深度科技化时代的人所要培养的特殊德性。好在对中国人来讲，只需要把时间往前捯三四十年就能获得不少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