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政府和立法机关试图在民间或军队中废除体罚是不明智的，他们以为是在维护民众利益，但实际上废除体罚只会强化愚昧的迷信—人们已经为此付出了太多牺牲。
除去最严重的情况，一旦犯法，人们自然而然首先想到的就是给犯人一顿教训—既然不听劝，那就挨打好了。对那些一无所有、交不出罚金的人，或因为人们需要他工作效劳而不能被关进监狱剥夺其自由的人，我认为体罚是最适合的手段。有什么理由来反驳呢？除了一些“人的尊严”之类的说辞—但支撑这类说辞的也并不是什么明晰的概念，不过就是这个我一直都在谈论的有害的迷信。下面这个近乎好笑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种对荣誉的迷信有多荒谬：不久前，在许多国家军队的纪律中，鞭笞被棍打取代。这两种处罚的目的都是让肉体受罪，但是人们认为后一种方式更“体面”，不会有损“荣誉”。
人们盲目地推崇骑士荣誉原则，实际上助长了决斗之风。与此同时，人们又在努力，或至少假装在努力地试图通过法律来废除决斗。我们会发现在最野蛮的中世纪时期流行的“强权即真理”残余碎片，延续到了现在，渗透在我们19世纪的生活中—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是时候彻底抛弃这种原则了！
现在斗狗或斗鸡已经被禁止了（至少在英国这是刑事犯罪）。但是人与人之间反而会因为这项荒谬的、迷信的、虚妄的骑士荣誉原则互相斗殴，为一点鸡毛蒜皮的琐事，就要像两个角斗士一样拼个你死我活，这正是那些思想狭隘的骑士荣誉拥护者们为其鼓吹宣扬的结果。因此我建议我们的语言大师以“baiting（纵斗）”这个词，来取代“duel（决斗）”，要知道duel一词很可能不是源于拉丁语的duellum，而是来自西班牙语的duelo，那意味着遭受痛苦、不安和厌烦。
崇尚决斗的人一本正经而愚蠢地迷信迂腐的骑士荣誉，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太多笑料。骑士荣誉以其荒诞的原则为中心自成一国，实在令人厌烦—在这个王国里，强权即真理，不分青红皂白，只用拳头说话；对于屈服在骑士荣誉权威之下的各个阶层施以暴政维持秩序，通过设置神圣的宗教裁判庭来解决任何纷争，每个人都可能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被人挑衅，从而被迫接受来自上帝的生死判决。这是每一个无赖的藏身之所，只要他信奉骑士荣誉，就可以受到庇护，可以任意恐吓威胁甚至除掉那些最高贵的、最好的人—卓越和高贵本身就会招来恶棍嫉恨。
我们现在的司法制度和警察已经使得恶棍不大可能在街上冲我们喊：“要钱还是要命？”同样的，理智的常识应该也能阻止恶棍扰乱社会良好的秩序，不会再冲我们喊：“要命还是要荣誉？”最后，上流阶层也该卸下肩上重任，不要再时刻准备着将自己奉献给那些随心所欲的挑衅，为野蛮、愚昧或恶意付出生命的代价。两个愚蠢的、少不更事的年轻人，可能仅仅因为出言不逊，就头脑发热大打出手，最终血溅当场，赔上性命，又是何苦？
被侮辱的人由于与冒犯者地位相差悬殊或其他一些原因，而不能恢复自己受损的骑士荣誉时，往往陷入绝望而自杀，以一出悲喜剧的方式惨淡收场。由此可见在这个自成的一国中盛行的暴虐和迷信的力量，有多荒谬。如果按照逻辑，事情的结果应当是这样的，但事实上它却得出了相反的结果，也就是说事情的发展到了自相矛盾的地步，那么其间的荒谬和错误也就不言而喻了。比如说，公职人员是禁止参加决斗的，但如果被挑衅了却拒绝迎战的话，那么他将受到开除公职的处罚。
既然已经谈及了这个话题，那么我不妨再开门见山一些。在一场公平的较量中用同等级别的武器装备杀死你的敌人，和从背后伏击你的敌人这两者之间，在只认拳头不认对错的民众看来，是有着重大差别的，也就是说人们认为更强大者更有理，凡事只需诉诸武力，由神来裁决。
在公平的搏斗中杀死敌人，只是证明了你在力量上或技巧上高他一等；而要评价这种行为，就必须要假设“强大就是有理”这样一个前提。但事实上，倘若我的对手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这给我的只是一个杀死他的可能性，而不是杀死他的理由。是否有理，从道义上讲，必须取决于我要取他性命的动机。就算我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杀死一个人，那也不是说“因为我在射击或击剑方面比他好，所以他就该被我杀死”。相反，我到底采取什么方式杀死他并不重要，无论我是正面迎击还是背后偷袭他，都不重要。从道义的角度来看，更强大者的杀戮理由并不比耍诡计者的充足；如果你要谋杀一个人，耍诡计也是必要的。在决斗中，强权和诡计是完全对等的，两者都发挥了作用，所谓“佯攻”也就是背信弃义的另一个说法。如果我认为杀人在道义上是合理的，那么我光是想“他在射击或击剑方面是否优胜于我”就是愚蠢的；因为如果可能的话，我的对手不仅仅是想证明我是错的，还要反过来伤害我，夺取我的性命。
卢梭注66认为，报复侮辱的恰当方式不是与挑衅者决斗，而是去暗杀他—当然他十分谨慎，只是在一本名叫《爱弥儿》的书中，以一个神秘的注释暗示了这个观点。这一点说明这个哲学家完全受到了骑士荣誉迷信的影响，以至于他认为，谁要是指控你说谎，那么谋杀他就是正当的。可是，卢梭肯定知道，每个人，尤其是他自己，都说过不可计数的谎言，都配受到这一指责。
有一种谬见认为，只要是光明正大地、与对手使用同样的武器装备，在这样的情形下杀死了你的对手，就是正当有理的。但这显然是把强权当成了真理，把决斗看成是上帝的判决。而意大利人只要发现仇人，就怒不可遏地立刻冲上去袭击对方，没有任何繁文缛节，不管怎么说，这种行为至少是自然的、说得通的—他也许是更聪明，但并不比参与决斗的人更恶劣。如果你说，在决斗中杀死敌人当然是公平的，因为那时他也尽力要置我于死地啊！对这样的言论，我的回复是：那是因为你的挑战就已经置他于必须背水一战来保护自己的境地。这种故意把对方置于不得不战境地的做法，本身就是好斗者在找一个似是而非的借口去谋杀对方而已。如果双方都一致同意将自己的生命押到决斗上，那么按照“对自愿者不构成侵害（Volenti non fit injuria）”这一原则来看倒也说得过去。然而，“受伤的一方并非自愿受伤”，行凶者遵循的是那暴虐又荒谬的骑士荣誉及其原则，正是它的荒谬残暴把两个决斗者，至少其中的一个，拽到了血淋淋的刑堂上来。
关于骑士荣誉这个主题我已经说得相当多了，但我实在是用心良苦—对于这个如奥吉亚斯的牛圈般藏污纳垢的世界，唯有借助哲学，才能把那些道德、智力上的肮脏之处清扫干净。
有两件事使得现代生活的社交活动与古人的社交生活相比不占优势，因为它们给我们的时代带来了阴郁、昏暗又不祥的一面，而古时没有这些弊病，就像是生命的早晨般新鲜、自然。在此，我是指现代的荣誉和现代的疾病，联合在一起就是生命中所有关系的毒药，不论是对公共关系还是对私人关系而言，这对著名的搭档产生的影响比最初看起来要深远得多，它们不仅是生理疾病，还是道德上的暗疾。一种疏远的、敌对的，甚至是恶毒的元素侵入了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之间，自从在丘比特的箭袋里找到了有毒的箭矢开始，那毒素就像一根不祥的恐惧和猜忌之线贯穿于男女交往的经纬之中，间接地动摇了人类关系的基础，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人类整个存在之基。但是它与我进一步探讨这个主题的主要目标无关。
骑士荣誉的原则所产生的与此相似的一个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作用于其他的范围—使现代社会变得僵硬、阴郁和阴暗，对古老世界而言是陌生的、庄严的闹剧，迫使我们必须密切注意将要降临己身的每一个词语，而这还不是全部。这项原则简直就是公民供奉的人身牛头的怪物弥诺陶洛斯注67；在每一年的进贡中，要求找一大批贵族家庭的儿子们做牺牲品，不是只来自某一个国家，而是来自古老欧洲的每一片国土。是时候去给这愚蠢的制度以致命的一击了，这就是我现在正试图做的事。在本世纪结束之前，现代社会的这两只大怪兽会消失吗？
让我们来寄希望于医学能够找到阻止其中一 个怪兽的方式，而用哲学来洗涤我们的思想可以阻止另一个—唯有通过清洗我们的思想，恶魔才有可能被根除。政府尝试通过立法来做到这一点，但是失败了。
但是，倘若政府确实想要消除决斗制度的话，倘若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确实只是由于他们没有能力处理这个恶魔的话，那么，我不介意提名一种我打包票会成功的法律。它不会牵涉到血腥的方法，既不需要求助于断头台，也不需要用到绞刑架，或者囚禁生命的方式。它就像是顺势治疗法，不会有可怕的后遗症：倘若有人发起或接受一次挑战，就让下士从看守所带走这个罪人，然后在足够敞亮的光线中，当众用一根棍子打他十二下作为体罚，为决斗者奔走效力的则杖责六大棍。对于决斗造成的后果，则走正常的刑事程序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一个具有骑士荣誉思想的人，也许会反驳说，如果被执行了这样的处罚，有荣誉感的人可能会选择自尽；针对这一点，我的看法是，像这样的傻瓜要是开枪自杀，也比让其他人的利益受损强。然而，我很清楚政府并不真的打算要废除决斗。文官，甚至是军官（除了那些职位最高的人之外），报酬都与他们付出的服务极度地不对等；不足的部分就由荣誉来填补，而荣誉则由头衔和勋章体现—总而言之，荣誉是通过等级制度和差别制度体现出来的。可以这么说，决斗是为了给人们的等级提供额外服务的方式，因此人们在学校里就会被培训这方面的知识。这些事情通常发生在那些嫌报酬给得少的人身上，他们会通过用血的方式来寻求平衡。
结束讨论之前，请允许我在此提及一下民族尊严，这是一种在面对外来入侵的时候整个民族抱成一团的荣誉感。没有法庭可以申诉，只有诉诸暴力法庭；也由于每个民族都必须准备好为捍卫本民族的利益而战，一个民族的荣誉主要在于形成一种信念，人们不仅应当去坚信这种信念，还应当敬畏这种信念。任何一次涉及民族权利的袭击都绝不允许被忽略过去。它是市民荣誉和骑士荣誉的结合体。
注66 卢梭（1712—1778）：法国18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
注67 弥诺陶洛斯：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牛的食人怪物，饲养于克里特岛的迷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