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家内部不平等的恶化趋势，至少有四种解释：
（1）不可避免的趋势性因素；
（2）技术变革；
（3）垄断力量增强和行业集中度提高；
（4）全球化和人口趋势。
我们将逐一讨论。
7.3.1 不可避免的趋势性因素对这一阵营的作者来说，反常的是1914年至1979年这段时期，许多国家（或许是大多数国家）的不平等状况普遍改善。他们认为这主要是一系列特殊因素的结果，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战后通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价格/租金控制，都暂时抑制了不平等的加剧。皮凯蒂（2014）认为，这是因为资本回报（i）通常被理所应当地假定为高于经济增长率（g）。舍德尔（Scheidel，2017）认为，这是因为强者始终欺负弱者，除非受到天启、战争、瘟疫或叛乱“四骑士”之一的阻止（另请参见Durant，1968，第8章）。[5]
尽管我们无法反驳这种悲观的原教旨主义，但我们并不相信它。我们不认为皮凯蒂式的不平等是必然或自然成立的，在我们眼中，人类的本性、特征和未来也不像舍德尔宣称的那样黯淡。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下面三种解释更有其长。
7.3.2 技术变革正如奥托的研究表明的，技术进步无疑已经消除（或大大减少）了对某些类别（中等技能）工人的需求。速记员和法律文员已经消失，秘书正在消失，焊工也正被机器人取代。GPS（全球定位系统，在英国是卫星导航SatNav）出现之前，在伦敦这样街道非常复杂的城市，出租车司机必须认真学习地图并通过考试（这一考试被称为“知识”）才能拿到执照。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在没有此类资质的情况下当优步（Uber）司机。的确，手机上的谷歌地图软件正在削弱人们使用和阅读地图的能力。
但更大的问题是，技术对单个工种的显著影响能够多大程度上解释实际工资和劳动收入占比增长的整体相对停滞？从表面上看，人们可能会认为，如果劳动节约型技术是主要原因，那么生产率的增速应该比过去20年的实际增速更快。但是，如果维持总需求和充分就业的公共政策的实际影响主要作用于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业和零工经济呢？这确实是一个合理的假设。
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分析此问题。为什么技术发展会改变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和位置？在总体失业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为什么相关的总工资或价格会更低？与先前在中等技能领域工作过的工人相比，低技能工人（零工）的议价能力和工会组织可能更少。或许的确如此，但这引出了下面两个问题，这些问题与雇员和雇主、工人和资本家的相对议价能力直接相关。
7.3.3 垄断力量增强和行业集中度提高有大量证据表明，近几十年来，美国私人部门中行业集中度和垄断力量一直在增强（请参见Stiglitz，2019，特别是第3章和与之前文献相关的脚注；Philippon，2019）。这种行业集中往往会在相关的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买方垄断（参见Stiglitz，脚注20列出了有关该主题的过往文献）。通常很少有证据能够表明其他发达经济体也有类似情况，但我们假设确实如此。
尽管这种额外的集中或垄断力量很可能是高利润率和低固定投资（至少在美国）同时出现的主要原因，但尚不清楚这一因素为什么以及如何改变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和位置。但是我们“再次”指出，若雇主的力量相对于雇员更大，为了获得相同的实际工资增长，劳动力市场必须变得更紧，自然失业率必须更低。[6]但是，尽管作用方向似乎很明确，试图估计垄断和行业集中度提高对实际工资和劳动收入占比的总体影响仍然非常困难。
7.3.4 全球化和人口趋势我们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讨论了全球化和人口变化的经济影响，所以在此仅简短阐述。但是为了我们的研究目的，在此需要重申雇主可利用的劳动力供给空前激增，部分来自进入国内的移民，部分是通过向国外转移生产获得（参见Boehm et al.，2019）。这极大地削弱了劳动力及其工会的相对议价能力，因此在降低实际工资增长和自然失业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Krueger，2018）。
因此，有三种不同力量，即技术变革、集中化或垄断、全球化或人口变化共同导致劳动力议价能力下降。定量估算这些因素的相对影响很困难，缺乏相应的技术，但是我们仍尝试给出一些哪怕是主观的测度。如果导致工资增长疲软或劳动收入占比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认为的全球化或人口变化，那么这一趋势将在未来几十年内逆转。如果主要诱因是技术进步，那么随着诸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诞生，这一趋势很可能会继续。此外，未来私人部门的集中度或垄断是增强还是减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政策，往任一方向变化皆有可能。
因此，我们认为国家内部不平等的加剧主要是由于全球化和人口结构变动（第1章和第3章）引起的劳动力供给空前激增，进而导致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急剧下降（第5章）。若果真如此，皮凯蒂就成了历史。当然，我们有可能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