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 不平等
尽管随着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大幅降低，全球不平等水平开始下降，但大多数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有所上升，且其中许多国家的不平等上升幅度非常大，扭转了从1914年至1980年左右全球不平等的下降趋势。因此，早前那个蕴含在库兹涅茨[2]曲线中的假说遭到了驳斥。这一假说认为，经济发展起初会导致不平等程度上升，达到峰值后会下降。首先，我们将梳理这方面的变化情况，然后在第7.3节中讨论导致这种结果的各种原因。
主要的数据库有两个，即世界银行的PovcalNet数据库和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在众多可用于衡量不平等的指标中，我们最初选择了四个（它们都呈现出相同的趋势）：（1）一些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基尼系数[3]（见图7.1）；（2）部分国家收入前10%和前1%群体的收入占比（见表7.1和表7.2）；（3）财富前10%群体拥有的财富占比（见表7.3）。对于以收入衡量的不平等指标，我们列出了美国、中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瑞典、巴西、印度、埃及和意大利这些国家每五年的数据。对于以财富衡量的不平等指标，我们列出了美国、中国、英国和法国这四个国家的数据。
图7.1 OECD国家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Rachel and Summers（2019）。
资料来源：世界不平等数据库。
资料来源：世界不平等数据库。
资料来源：世界不平等数据库。
最新数据显示，在以上这些国家中，瑞典和意大利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最低，而巴西和印度最高。中国、德国和印度的收入不平等增幅最大，而日本增幅最小。
这些令人沮丧的结果中仍包含让人稍感安慰之处，即大多数国家中最贫困的20%人口（家庭）的税后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持续受到诸如社会福利、最低工资法和医疗支持等政策措施的保护。此类政策在美国和发展中国家较少，在欧洲和日本更多。
格博豪等人（Gbohoui et al.）在他们的论文《大鸿沟》以及 《区域不平等与财政政策》中指出：
再分配性质的财政政策已帮助减缓了国家层面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但并未完全消除这一趋势（IMF，2017；Immervoll and Richardson，2011）。对于发达的经合组织成员国，财政政策的平均再分配效应（用征税和转移支付前后的家庭收入分别计算基尼系数，再计算二者间的差距）接近1/3（2015年，以市场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为0.49，而以可支配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为0.31）。大约3/4的再分配通过转移支付实现，而累进税制贡献了剩余的1/4。在所有家庭收入类别中，福利金和转移支付比税收和社保缴费更有助于缩小不平等。
虽然财政政策的再分配效应从全国范围看仍然很大，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其效果在一些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已有所减弱。即使没有积极的政策措施，累进的财政政策也为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提供了一种自动对抗机制，但近年来财政政策的再分配作用呈持平状态（在许多欧洲国家）或有所减弱（例如在美国）。在过去10年中，部分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再分配效应（以征税和转移支付前后的收入分别计算的基尼系数的差距表示）已从53%降至约50%。这再次印证了先前的发现，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前10年中期，财政的再分配作用减弱了（Immervoll and Richardson，2011，见图7.2）。
造成这种不平等趋势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已经在第3章中进行了讨论，即在这30年中，资本回报的趋势性增长远比实际工资的增长强得多。第二个主要原因是人力资本（用受教育程度衡量）的回报与固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回报同步上升。与之相对的是，依靠肌肉力量和简单的重复劳动获得的回报却停滞不前（见图7.3，美国数据取自Autor，2019，第2页）。
图7.2 财政再分配的影响仍然很大，但在一些经合组织国家正在下降
资料来源：OECD，Income Distribution Database；Immervoll and Richcordson（2011）。
所有这一切的含义是，最贫穷的人得到了保护，人力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回报相对于非技能或中等技能工人的回报在飙升，下层中产阶级，即收入分布位于20%～70%区间的人受益最少。这种现象的另一个方面是，中等技能的岗位相对于低技能和高技能的岗位有所下降（见图7.4），从而迫使那些无法提高人力资本的下层中产阶级回归技能含量更低的职位（参见Autor，2019，第10页图5；Borella et al.，2019）。[4]美国有关这一现象的记录最为详尽，但我们认为其他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也是如此。
图7.3 1963—2017年，18～64岁（劳动年龄）劳动者实际周收入的累积变化
资料来源：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图7.4 1980—2016年劳动年龄人口就业份额变化（按职业划分）
注：低技能包括卫生、人力、运营、劳工、清洁和安保等；中等技能包括生产、职员、行政、销售等；高技能包括专业职业、技术、管理等。
对工人从中等技能岗位转向低技能岗位，以及由此导致的零工经济中工人议价能力丧失和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担忧，很可能是近期推高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最低工资标准的一个因素。在发达经济体中，以下国家最近提高或引入了最低工资标准：
英国：2019年4月1日起，适用于25岁及以上工人的国家法定薪资（NLW，即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上调4.9%至每小时8.21英镑。更年轻工人的最低工资涨幅也超过了通胀率和平均收入增速。
加拿大：2017年最低工资增长13%，涨幅创历史新高。过去几十年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3.5%。
德国：近期引入最低工资标准。
在新兴经济体中，以下国家的政策变化值得关注：
波兰：执政党提议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近80%！这一涨幅分五年完成，从2020年上涨15.6%拉开序幕。最低工资年均上涨6%（自2010年以来）。
匈牙利/捷克：过去几年最低工资增长强劲（两国都平均增长11%）。
墨西哥：最低工资2018年上涨10%后，2019年又提高16%。尤其是在距美国边界25公里的各个城市，最低工资上涨95%！
俄罗斯：过去两年最低工资年均增幅为31%，而过去七年年均增幅为5%。
韩国：2017年最低工资增加11%，2018年增加16%。此外，法定周工作小时数还有所缩短（从约60个小时降至50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