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的突出特征是中国进入世界贸易体系并在随后迅猛发展，这将一个人口稠密、劳动力贫困但受教育程度较高、治理和组织相对高效[1]的国家与拥有更高技能水平、更多财富和资本的西方发达经济体联系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带来了宏观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功：西方国家向中国出口了技术、管理和资本，而中国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了廉价商品。
从2000年左右起，以中国为首的许多亚洲国家的实际收入和实际工资增速大大超过西方国家，全球不平等水平开始下降。在之前两个世纪全球不平等水平的稳步上升，并不是由国家内部不平等的上升导致的，而是因为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在加剧（Milanovic，2016，第3章）。更早的时候，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实际收入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而亚洲和非洲的实际收入却在勉强维持生计的水平上停滞不前。你在全球收入分布上的位置更多取决于出你的出生地（即哪个国家），而非你父母的身份。
除了中国大陆及其周边亚洲国家或地区（包括韩国、中国台湾、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的农民和工人阶层，过去30年的主要受益者还包括那些拥有优秀技能和资历的人、管理阶层以及拥有财富并能用于投资的人。正如我们在第2章和第3章阐述的，全球化（本质上是中国效应）与高度有利的人口趋势相结合，带来了最近几十年来有效劳动力供给的空前增长，某些地区30年内劳动力供给的涨幅甚至超过一倍。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能够为激增的劳动力供给提供管理监督、技能和设备的人注定能获得繁荣。
但是输家依然存在，也就是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下层中产阶级。正如我们将在第7.2节和第7.3节中看到的，他们的灾难不仅来自全球化的竞争和中国更廉价的产品，还来自技术进步。米兰诺维奇著名的大象图（他书中第11页的图1.1）描绘了这些因素。
在这两节中，我们将更详细地说明西方发达国家的下层中产阶级如何以及为什么在最近几十年中失败得如此彻底。考虑到全球化和人口趋势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巨大整体益处——1988年至2008年是最好的20年，经济增速高，就业增长快，通胀率低而稳定——赢家本可以弥补输家的损失（Kaldor/Scitovsky界定的福利标准）。然而，他们当然没有这样做。发达经济体出现了衰败的“锈带”，蔓延至城镇、各种工作岗位和各类工人群体。
工人的数量远多于资本家。如果广大工人阶层对当前的经济和政治格局感到不满，他们可以通过投票推动变革。在第7.4节中，我们进一步指出为什么这种不满情绪主要体现为对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呼声越来越高，而非更多地支持（更传统的）左翼社会主义者。初探我们主要的答案，一个关键因素是左翼领导人与其传统支持者在移民问题上的态度分歧。左翼领导人主要是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政党通常得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移民的支持；他们倾向于对外来移民施以宽松的管制。相反，典型的蓝领工人将移民视为竞争者，认为他们部分抑制了工资增长，并带来了不受欢迎的文化和社会变革。右翼政客则强调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价值观（例如“让美国再次伟大”“夺回控制权”等主张），反对大规模外来移民，这种立场引起了许多蓝领工人及其家人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