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对李斯生命历程的描述，是从两只老鼠开始的。年轻的李斯在故乡上蔡做小吏，看见两只老鼠。一只住在机关宿舍的茅厕之中，吃的是脏东西，每当有人和狗走进，都会惊恐地逃窜。另一只住在粮仓之中，吃的是粮仓里积存的小米，在高大的屋檐底下活动，很少受到人和狗的打扰。李斯于是感叹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一个人所处的地位决定了这个人是好还是坏，这就是李斯从两只老鼠身上得到的启迪。他的贤、不肖的标准是外在的地位，而不是内心的安宁，李斯没有一个独立于权势地位之外的自主的高洁人格。
老鼠的启示贯穿了李斯的整个生命历程。他永远都在向上爬，为了把自己摆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在李斯的心中，除了外在权势，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是值得坚持的，他总是在调整自己的姿态，如何调整？就看风朝着哪个方向吹，利益的天平向哪边倾斜。
法家李斯最初的老师，却是大儒荀子。荀子主张路径与目标都要符合仁义，“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在荀子的心中，真理高于权势地位，“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对于老师的这一套，李斯是不以为然的，他更看重权势。他曾经以秦国的发展历程为例，向荀子提出质疑：四代秦王以来，秦国以优势兵力逞强于海内，威势横行凌驾于诸侯，这都不是靠仁义得来的，而是逐利而行的。不仁义的战争，为秦国带来了相对于六国的压倒性的优势地位。仁义有什么用呢？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李斯对当时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最终，他决定告别荀子，投奔当时最强大的势力——秦国。
临别之际，李斯有一番自我剖白：没有比地位卑贱更可耻的，没有比穷困更可悲的。一个人长期处在卑贱的地位、困苦的境地，却非议世道、厌恶名利，自称无为，这不是一个士该做的。我要西去，游说秦王。
李斯告别了荀子，也彻底告别了儒家的仁义，他带着荀子教给他的有关法令制度方面的知识，走向了秦国，彻底倒向了法家。
在秦国，李斯发展得很好，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帝制的时候，李斯已经做到了廷尉，主管刑狱，紧接着，他准确地把握了秦始皇的需求，在有关地方治理方式的大讨论中及时地站在了秦始皇一边，从而爬上了丞相的高位。“皇帝”这个名号是秦始皇的发明，然而“皇帝”绝对不只是一个新名号，而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秩序，其本质就是皇帝的独尊专制。皇帝已立，那么，皇帝究竟应当怎样统治这个版图空前广大的国家？是全面推行新制度，也就是郡县制，还是回到传统实行分封制，又或者因地制宜，郡县与分封并行？这是当时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
丞相王绾首先提出的是一个郡县加分封的方案，在大多数地区实行郡县制，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新占领区，比如燕、齐、楚的故地实行分封制。秦始皇下令群臣展开讨论，结果是“群臣皆以为便”，唯独李斯表示反对，最终，秦始皇做出决定：“廷尉议是。”李斯的意见是对的。一锤定音，确立了秦帝国的地方治理方案——全面推行郡县制。
那么，为什么只有李斯一个人彻底反对分封？因为李斯看到了秦始皇的内心。秦始皇是法家的忠实信徒，他坚信人性绝对的恶，坚信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彼此算计的，君臣之间、父子之间，没有谁靠得住。他心中早有定论，之所以把王绾的建议开放讨论，就是要试探群臣的反应。这场有关郡县制的讨论，表面上讨论的是地方治理的问题，实际上却是秦始皇对官僚思想倾向的试探。只有李斯一个人给出了正确答案。果然，八年之后，李斯已经成为宰相，而王绾，可能早已被打倒消灭。八年之后，李斯又建议焚书，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浩劫。焚书的第二年，又出现了坑儒事件，坑儒的主导是秦始皇，但是李斯显然是无条件支持的，否则，李家的富贵不可能抵达那样的巅峰。
在整个咸阳，皇帝一家独大，接下来大概就是李斯家了。他的儿子娶的都是公主，女儿嫁的都是公子。大儿子李由担任三川太守，回家探亲，李斯大宴宾客，咸阳城里像样儿的官员都来了，门口停了一千辆车，真真是富贵至极。
秦始皇的丞相和其他高官的结局大都不好，而李斯算是一个例外，他的富贵比秦始皇的统治长久。公元前209年，秦始皇病死在第五次出巡的归途之中，跟随他出巡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就是丞相李斯。关于这一现象，其实不太好直接解释为秦始皇至死都信任李斯，因为秦始皇无法预见并且不愿意面对自己的死亡。我们只能说，秦始皇一直都相信他是可以控制并有效使用李斯的。然而，秦始皇一死，李斯的地位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始皇帝临终遗嘱，让镇守北边的长子扶苏回咸阳来主持葬礼，换句话说，秦始皇的意愿是要扶苏回来继承大位。但是，这道命令在秦始皇生前并未公布于众，而且，承载着这道命令的公文落在了符玺令赵高的手里，赵高是始皇幼子胡亥的支持者，而胡亥是秦始皇身边随行的唯一皇子。赵高想要扶立胡亥，必须先过李斯这一关。
李斯知道秦始皇的心意，也知道那封始皇遗命的存在，我们虽然不知道当时始皇卫队究竟掌握在谁手里，但是从道义上讲，李斯应当遵照始皇遗嘱办事。可赵高一席话就让李斯的立场发生了动摇，赵高说：您觉得您的能力比得上蒙恬吗？您的功劳比得上蒙恬吗？您比得上蒙恬深谋远虑、万无一失吗？您比得上蒙恬得天下人心吗？长子扶苏对您的信任又比得上他对蒙恬的信任吗？
蒙恬是秦国的大将，此刻正与扶苏一道镇守北边，扶苏即位，蒙恬是当仁不让的第一辅佐，到时候，李斯必然要靠边站。一边是始皇的遗命，一边是个人的富贵，李斯陷入了沉默。赵高又进一步，乘胜追击说：我在秦国混了二十多年，从没见过罢免了的丞相、功臣能够维持两代荣华的，都是被杀的。扶苏要是当了皇帝，必然会用蒙恬做丞相，到时候你是不可能封侯还乡、富贵终老的，这是明摆着的。扶苏不如胡亥仁慈厚道，好打交道。
这一番话说到了李斯的心里，于是，他羞答答、半推半就，跟赵高结盟，以始皇帝的名义下诏，立胡亥为太子，勒令扶苏自杀，蒙恬赐死。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看到了法家的悲哀——单方面依靠权势地位实行专制统治，蔑视道德建设，在上者一朝得大位、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令行禁止，好不威风快意，然而一旦人去权散，则半点儿影响都不能残留。当初商鞅如此，而后的秦始皇又是如此。在下者唯上命是从，无论对错，无论是非，在权势的威压之下，他们战战兢兢地揣测，亦步亦趋地服从，目的就是让自家富贵。无论在上还是在下，一切以势力为转移，无所谓是非，无所谓良知。
为了自家富贵，李斯站到了赵高一边，跟赵高一起拥立了胡亥，胡亥上台之后，为了自身统治的安全，对蒙氏家族和兄弟姐妹痛下杀手，自毁长城。同时糊涂地认为恐怖才可以令统治长久，贤主就应当穷奢极欲。胡亥给李斯出了个难题，让他从理论上论证一个好皇帝是可以穷奢极欲而安天下的，二世的逻辑是：一个人假如连让自己享福都做不到，那怎么可能让天下人都过上好日子呢？这样的文章，李斯竟然做了，做得一本正经。他说：贤明的君主就是要独断专行，不受任何束缚，怎么办？要善于运用“督责之术”，发现罪犯，重刑处置。俗话说，慈母有败儿，严厉的惩罚之下没有不听话的人，一个贤明的君主就是要做到轻罪重罚，那就没人敢犯重罪了。为了做到这些，一个贤明的君主必须要远离节俭仁义的人、喜欢讲道理提意见的人、动不动就用生命来威胁君主的人，要用权术来控制臣子，大权在握，独断专行。只要督责之术玩得溜，想要什么有什么。群臣、百姓一天到晚惶惶不安、唯恐得罪，哪里还敢想别的？
李斯答应做这篇文章的理由，司马迁说是因为他的儿子李由没能抵挡起义大军，朝廷正在追查，李斯也将受到牵连。无论怎么说，我都觉得这个情节荒唐极了，怎么会有二世这么糊涂的人呢？竟然相信穷奢极欲能够安天下。而李斯竟然也写得出这样违背人性的牵强文字？曾子曰“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像二世这样少年即位的亡国之君，被抹黑是很正常的，更何况司马迁所处的又是推翻秦朝的汉代。年代久远，史料匮乏，二世想要翻案，恐怕是不容易了。著名的亡国之君当中，隋炀帝的案基本上算是翻过来了，现代学者承认隋炀帝雄才大略，但是没搞好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又穷兵黩武，给老百姓造成了伤害；艺术家宋徽宗赵佶的案子，到今天为止，基本上也只能一分为二：艺术的归艺术——我们承认他是天才，政治的归政治——当皇帝真不行，穷奢极欲倒是真的。在赵高的主持、李斯的纵容之下，二世的荒唐走向巅峰，他躲在宫里不出来，成了赵高的傀儡，而赵高则把黑手伸向了曾经的盟友李斯。
二世最终相信，李斯背叛了自己。公元前208年，李斯被判处在咸阳市上公开腰斩。跟他一起被送往刑场的，还有他的二儿子，父子两人都被捆着，李斯看着儿子，说：我现在想跟你一起牵着黄狗从上蔡东门出去追兔子，还能够吗？这是李斯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他回忆起在上蔡牵狗逐兔的快乐，那么上蔡的那两只老鼠呢，他是否还记得呢？也许不记得了，也没必要记得，那两只老鼠早就成了李斯生命的一部分。他一辈子都努力成为仓库里的老鼠，却没想到，一只老鼠，不管是在厕所里，还是在仓库里，都只是一只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