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巴纳耶夫的名字现在已经鲜为一般读者所知了。他生活在俄国文学史上一个人才辈出的时期——十九世纪初期和中期。他虽然不属于杰出的俄国古典作家之列，但他的文学活动却和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俄国社会的进步思潮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伊万·伊万诺维奇·巴纳耶夫（1812—1862）出身于彼得堡一个世袭贵族家庭。一八三〇年从圣彼得堡大学附属贵族寄宿学校毕业以后，曾先后在国库司和国民教育司短期供职。由于自幼受到家庭和周围环境的熏陶，巴纳耶夫从年轻时起便醉心于文学创作，对官场升迁毫无兴趣。自一八三四年起，他先后在《读书文库》《祖国之子》《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等报刊上发表《一个上流社会妇女的卧室》《她将会幸福》等中短篇小说，还创作和翻译了一些诗歌作品。这些早期作品都具有浪漫主义的倾向。就在他发表处女作的那一年，即一八三四年，他在《群言》杂志上读到了别林斯基的《文学的幻想》一文，这篇文章大胆的思想和清新的风格使巴纳耶夫耳目一新，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自此以后，巴纳耶夫如饥似渴地阅读别林斯基的每一篇文章。别林斯基在他所写的文章和书评中不止一次对巴纳耶夫的最初一批作品作了肯定的评价，也使他深受鼓舞。一八三八年初，别林斯基通过柯尔卓夫向巴纳耶夫转交了一封信，邀请他为《莫斯科观察家》杂志撰稿，两人之间开始通信。一八三九年春天，巴纳耶夫因事来到莫斯科，正式结识了别林斯基；自此以后直至别林斯基去世，巴纳耶夫一直是他最亲密的友人之一。
一八三九年安·亚·克拉耶夫斯基开始出版《祖国纪事》杂志，巴纳耶夫力荐别林斯基主持该刊的评论专栏。同年十月，别林斯基在巴纳耶夫偕同下迁居彼得堡。由于别林斯基的努力，《祖国纪事》团结了一批优秀作家、学者和政治家，很快成为俄国社会进步思想界的机关刊物。在别林斯基文学和美学观点的影响下，巴纳耶夫的创作也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成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派——“自然派”——的重要作家之一。在为《祖国纪事》撰稿期间（一八三九至一八四六年），巴纳耶夫发表了《官员的女儿》《酒狂》《出色的人》《彼得堡小品文作家》《野驴》《太太》《阿克特翁》《文学蛀虫》《小姐》《妈妈的宠儿》等中短篇小说、特写和长篇小说，这些作品的基本题材是对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寄生生活进行讽刺性描写。别林斯基密切注视巴纳耶夫的创作，对他的作品一再作了充分的肯定。赫尔岑称赞中篇小说《阿克特翁》“简直是一部杰作”，写得“好极了”。巴纳耶夫的作品赢得了当时广大读者的喜爱。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巴纳耶夫逝世后撰文悼念他时说：“一八四六年，当一些撰稿人打算创办自己的杂志，因而脱离《祖国纪事》时，当时的公众和文学界人士都说，《祖国纪事》遭到的最大损失除失去别林斯基以外便是失去巴纳耶夫。”
一八四七年初，巴纳耶夫和涅克拉索夫共同接办《现代人》杂志。从这时起直至逝世（一八六二年），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巴纳耶夫始终和涅克拉索夫志同道合，为编辑出版《现代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别林斯基文艺思想的指导下，《现代人》很快团结了赫尔岑、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格里戈罗维奇等一批优秀作家，取代《祖国纪事》成为俄国进步文学的中心。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相继参加编辑工作，使《现代人》成为革命民主派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一面大旗；六十年代初，《现代人》内部的革命民主派和自由派发生分裂，巴纳耶夫同涅克拉索夫一起始终站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一边，为发展俄国进步的社会思潮和文学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同时，巴纳耶夫在一八五一至一八六一年间还用“新诗人”的笔名，每月一次在《现代人》上发表对俄国报刊和彼得堡生活的述评，此外还发表了《亲属》《外省精英》等中篇、长篇小说。
巴纳耶夫的作品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曾经驰誉一时。《读书文库》的一个编辑在四十年代初就曾说过，莱蒙托夫的诗和巴纳耶夫的散文是《祖国纪事》发表的最出色的作品。然而，当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冈察洛夫、赫尔岑、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优秀作家相继登上文坛以后，巴纳耶夫的小说和特写就显得逊色了。他的作品中在文学史上具有重大价值的主要是我们译介给读者的这部《文学回忆录》1。
巴纳耶夫的《文学回忆录》写于他逝世前两年（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一年），这是俄国历史上一个阶级斗争尖锐、阶级力量急剧分化的时期。其时俄国社会中的自由派人物，包括巴纳耶夫相知多年的一些文学界朋友被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所吓倒，日益站到沙皇政府一边。巴纳耶夫的《文学回忆录》便是这种尖锐的文学和社会斗争的纪实性文献。
他在回忆录中忠实地记述了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俄国文学和社会中互相对立的两种思潮之间的斗争；他本人公开站在进步思潮一边，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憎。
巴纳耶夫回忆录中的中心人物是别林斯基。作者不仅撰有专文回忆别林斯基，而且把他作为《文学回忆录》全书的主角，从而完全正确地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生活和思想发展的真实情况。巴纳耶夫把别林斯基看作他自己和他那一代文学青年的导师，满怀深情地讲述了别林斯基艰难的奋斗和痛苦的探索，他的革命民主观点的形成，他同敌对思想进行斗争时坚持原则、毫不调和的精神，以及他为组织进步文学运动所进行的活动。
与此同时，巴纳耶夫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间或也涉及二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俄国文学和社会运动的大量事实，提及这些年代的许多作品和刊物，描述了文坛生活和斗争中的众多事件。巴纳耶夫同文学界有广泛的联系，熟悉许多文学家，因此他的回忆录有如一座肖像画廊，向读者展示了当时各个派别、大大小小的作家、报刊编辑、批评家、艺术家和学者的形象。《回忆录》第一部主要涉及消极浪漫主义风靡一时的四十年代，作者以生动的笔触描述了库科尔尼克的骄狂、波列沃伊的堕落和纳杰日金的颓丧，记述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反动文人布尔加林、格列奇、先科夫斯基、沃耶伊科夫等人的种种言行，也记述了新文学倾向的代表人物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别林斯基的一些文学活动。第二部主要涉及《祖国纪事》时期及《现代人》接办初年，其中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即别林斯基、赫尔岑等人为确立进步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倡导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而进行的斗争。
巴纳耶夫长期同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密切合作，加上他本人具有民主主义观点，因而在回忆录中能够对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社会和文学生活中的种种基本现象做出正确的评价。然而他的民主观点缺乏应有的深度和一贯性，致使他对个别问题的评价产生失误。例如，他在论及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贵族阶级偏见时显然夸大其词。他同五十年代那些反对“果戈理倾向”（即批判现实主义）、反对革命民主派文学批评的“文学士绅”们进行过不倦的斗争，但在回忆录中却又重复他们的老调，断言普希金在三十年代也是“为艺术而艺术”论的捍卫者，说普希金这种观点最为鲜明地体现在《诗人和群氓》一诗中；其实，普希金所说的“群氓”和“黔首”指的并不是人民群众，而是统治集团和上流社会。巴纳耶夫对别林斯基思想发展过程中被称之为“同现实调和”的那一时期的论述也是片面的；他用色彩鲜明的笔调记述了别林斯基内心的矛盾和痛苦的探索，却又夸大了巴枯宁和黑格尔哲学对他的影响，错误地断言别林斯基在这一时期对种种社会问题感到格格不入。
不过，巴纳耶夫在论断上的这些失误并未改变这部《文学回忆录》总的思想倾向。《回忆录》讲述的是俄国文学和社会思想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时期之一，它为人们了解这一时期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因此，俄国文学史家在研究这一时期及其个别代表人物时常常引用本书所提供的史实、论述和评价。例如，记述别林斯基在禁闭室会见莱蒙托夫的一节十分出色的文字就不止一次为莱蒙托夫和别林斯基的研究者和传记作者引用。正是通过巴纳耶夫的回忆录，人们才得以了解革命民主派和斯拉夫派斗争的一些生动具体的情节。仔细核对一下巴纳耶夫讲述的所有事实，我们可以断言，他的回忆录较许多同时代人的回忆录要准确得多，它所包含的史实错误较少，因而是一份可靠的史料。诚然，巴纳耶夫对许多复杂问题的理解有时不够深刻，往往停留在表面现象上，有时过分留意生活琐事，然而另一方面，《回忆录》却鲜明地显露出作者作为小说家的才华。巴纳耶夫的回忆录不是单调枯燥的事实的堆积，它写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众多的人物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且铭刻在读者的记忆里。作为回忆录作者的巴纳耶夫具有肖像画家的才能，善于用三两道线条（尽管有时略带漫画笔法）再现出人物形象，对人物的评价也往往一语破的。他在谈到阿克萨科夫的家庭时指出，在他们的莫斯科府邸里感觉不到城市生活的节拍，这是一种移居城市的阔绰的宗法式地主生活——这番描述不仅给读者勾画出这个家庭的外貌，而且展示了斯拉夫派营垒的社会面貌。巴甫洛娃一味自诩才高，追求贵族地位；凯切尔动辄呵呵大笑，声震屋宇；米·亚·雅泽科夫快活善良，妙语连珠；索洛古勃热爱文学，却又羞于承认自己是个文学家，等等——所有这些人物都写得栩栩如生，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因此，这部《文学回忆录》不仅给文学史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翔实的史料，而且对每一个留心俄国文学史和俄国社会思想史的读者来说都是一本饶有兴味的读物。
本书正文和附录根据苏联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一九五〇年版本译出；注释主要参考了原编者и·扬波尔斯基的注文，并根据其他近版资料做了一些补充和订正。
本书一九九五年七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首次出版，受到我国外国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重视和欢迎。此次由北京后浪出版公司联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新版，译者对书稿全面进行了审读和校改，订正了一些疏误，修改了若干译名，并增印了十九世纪初期和中期俄罗斯文坛一些著名人物的画像和图片。译者谨在此向北京后浪出版公司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老伴陈冬梅。多年来老伴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她在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的同时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免除了我的后顾之忧；我着手修订本书时老伴也已迈耄耋之年。包括本书在内，我的十余部译作得以问世，其中包含了老伴一半的辛劳，这样说应该是不过分的。
译 者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
武昌南湖
1本书原题《文学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