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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初，我生日当天的早晨，我在电话里跟我妈聊了一会儿。她问起我姐是不是跟我在一起，我们打算什么时候回圣保罗。很快，我说。她希望我们能在圣诞之前回来，因为天气预报说今年的大雪会来得更早，我们如果想进城就要在高速公路封路之前。我去厨房接了一杯咖啡，还帮一个同事的小孩吹了一个气球，我回到电话旁边时，她还在电话那头说个不停。她一遍遍唠叨着我和我姐将要开始的旅程。她劝我们尽早动身，从东岸出发一直开到芝加哥，然后沿途找个汽车旅馆过夜，她估计在第二天晚上之前就能进入明尼苏达州。上帝会关照她的女儿们，她知道。她说完这句话后又跟我确认了一遍我姐的近况，问她有没有跟什么乱七八糟的人瞎混。没有，我说。她有点儿怀疑，但是又不想喊我姐来接电话。实际上，自从两年前我姐跟我妈大吵一架并且一怒之下撞坏了我妈后院养菜的大棚之后，她们俩再也没见过面。我妈最后问我姐有没有钱，我说我可以借一点给她，放心吧。她说她近来会为我们祷告的，之后她才挂断电话。
其实，我连搭灰狗巴士去纽约的钱都没有。我最后的100美金寄给了我姐，她说让我再等她一段时间，她最近买好了“装备”就能赚钱了。我不想知道这次她的“装备”又是什么。她为了上一份工作特意买了一双白色软牛皮的护士鞋。那是大概半个月以前，她在一家诊所谋得了一份秘书的工作，然而她才做了半天就提了辞职。她跟我说，那个牙医总是在没有病人的时候端着咖啡杯到前台咧着一嘴的白牙跟她搭讪。我说，好吧。可我也再次提醒她，要工作就好好工作，她越是这么挑三拣四的，越赚不到钱。她说我不可能真正理解她，因为就凭我的长相，怎么可能理解得了她这样的女人所要承受的社会压力？她又拿这话来压我。从小到大，这话我至少听了成百上千遍。她的确漂亮，打娘胎里就是一个美人胚子。小时候，她皮肤白皙，睫毛卷翘，常穿一件带蝴蝶结的红色蕾丝裙，棕褐色的头发偏分在一侧，她眨着快乐的眼睛，每次在万圣节敲门向邻居要糖时，人人见了她都忍不住要在她的小脸上亲一下。在那众星捧月的场景中，我这个皮肤黝黑的跟屁虫紧随其后，没人看得见我，但是他们会把给她的糖放在我的篮子里。
如果说要搭一个梯子才能够到“美丽”，那么我的那个梯子明显是缺了一档，可能不止一档。我缺的都补在了她身上。她从头到脚无一处不迷人，从小学到中学，我站在她身后帮她收下了数不清的情书。到了她两年前离家出走时，她已经出落成圣保罗有名的窈窕淑女。她还被学校推荐去竞选“明尼苏达小姐”。
她比其他混血儿长得更白，眉眼却仍然带着东方人的清秀明丽。她跟我妈吵架那天，穿着一件黑色圆领毛衣，白皙的脖子上围着一条灰色的羊绒围巾。她纤细的手指夹起一根香烟来，却被我妈的一巴掌抽掉在地。我妈当时有点语无伦次了，她在和我爸离婚后经常有这样恍恍惚惚的时刻，我知道她是在思考究竟是质问我姐这条围巾的来由，还是问她什么时候学的抽烟。我姐丝毫没怕，她从没怕过任何人和事。她横在我妈面前，反手扼住了我妈的手腕。她告诉她，她吸烟不是跟别人学的。这话不错，我妈手背上暴起的青筋，一早暴露了她常年因为紧张焦虑和无节制的吸烟而发抖的事实。
我给她的100刀很快就花完了，她再找上我的时候，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她爱我，想跟我一起生活。尽管非常累，她还是搭顺风车一路从曼哈顿出发，差不多走遍了整个新泽西才找到我这儿。途中少不了受到车主的骚扰，可她觉得只要能和我见面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那天下午，她到我家的时候，我刚好炖了一锅牛肚汤。她进门之后鞋也不换，像头饿狼一样端着汤锅大口吃了起来。她吃完了这些，又去冰箱里翻出摞好的保鲜盒，掏出面包碎和凉拌卷心菜和着剩下的汤底一起吃。我等着她吃完了说些什么，可她没有说。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坐了一会儿。等我站起来去拿冰激凌的时候，她才开口问我能不能收留她一段时间。她说她现在的存款还不如退休的建筑工人多呢。我摇了摇头，揭开冰淇淋盒盖，她却用沾着红油的汤勺抢在我之前挖了一勺。她一边吃还一边慨叹说，我这是什么烂鬼冰箱，冰激凌都成汤了。这个冰箱一点儿不保温，简直一钱不值。我当时埋头吃冰激凌，迎合着她说，对啊，你有钱就帮我换个冰箱。
第二天早上，我想去冰箱拿一盒牛奶的时候却发现冰箱不见了。空出来的位置上摆着我昨天吃剩一半的冰激凌、一根黄瓜和几个空保鲜盒。冰箱呢？这时，我听到屋外喧闹的吵嚷声，我从窗户探出头去看到她正把冰箱搁在马路中央。她穿着我最喜欢的那件白色卫衣和我平时舍不得穿的裙子，把腿跷在冰箱扶手上，笑嘻嘻地跟路人聊天。她后来跟我解释说，她穿得这么风骚是为了引起街坊邻里的兴趣，让他们能争相出价。我说，街坊都傻啊，难道他们看不出这是个不值钱的玩意？她笑了，她说既然我都这么说了，那她就做做好人帮我把这烂玩意处理掉。她告诉我她搬着这家伙在当铺街走了好几个来回，无论她再怎么撒娇，那些捋着胡须考虑再三的中年男人就是只肯出15刀这么多。唯一一个能出到18刀的，提了一个条件，要她的电话号码。她拒绝了，她说自己的心比石头还硬。接着，她又黏了过来，用她的小臂缠住我的脖子，她问我，咱们不是双胞胎吗，你比我晚生下来一秒，你难道不应该托住我？我想，我就是托得太多，事事迁就，才让她觉得跟我要钱是这世上最轻而易举的事情。
多少？我说。在她马上要吻我的脖子前一秒，我郑重地告诉她，这是最后一次。她还是吻了我。然后，她说100刀就够了，当然给多了她也用得掉。“妹，我不想开这个口，但你是我最后的依靠了。”我说，你可以跟妈说一声，只要你圣诞节回家看她，她肯定愿意借给你一些钱。她脸色陡然一变，让我不要再提那个“死烟鬼”（她从不喊她“妈”，只叫她“死烟鬼”）。我说我不能一辈子都夹在你们中间。她知道我藏钱的地方，娴熟地打开我鞋柜下面的木板，从夹层里取出一个小猪存钱罐。她吹走小猪陶罐上面的灰，眨着长睫毛冲着我说，是吗，可谁的人生不是无可奈何呢？就连存钱罐上的小猪看上去也那么不开心。我说，这是因为她隔三差五就向我借钱，小猪都饿成这副德性。她抱着小猪，临走前给我写下一张欠条。我用一枚图钉将她的欠条钉在我从邻居家借来的小型车载冰箱上，紧靠着日历和一张我们一家三口的合影。然后我就等上了。
我一直等着。两周之后，她给我寄来了一张手写的50刀美金的支票。我根本没去银行兑换，因为我知道这张支票十有八九是假的。她一定是在拖延时间，她的银行账户里也根本没有这么多钱可以兑得出去。后来还是我妈告诉我，我才知道这些钱是真的。她也给我妈寄了一张50刀的支票，附上一句话——“烟鬼，圣诞节我不回来过了。”我妈原本以为这是她在搪塞自己，结果拿着支票到银行一试，竟然成功取出钱来了。我妈这才赶忙给我打了一通电话，问我我姐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她哪里搞来这么多钱？我姐在我妈看来就是一个嬉皮士，而且是没文化、不读书、烂泥扶不上墙的那种。我只能照实跟她交代，我已经两周没见她了。她大概已经回到纽约，看这样子是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我妈在电话那头屏住气等着，她迫切地想知道我姐的去向。以她对自己女儿的了解，这个连袜子都买不起的人怎么突然就有了这么一大笔钱。她喃喃自语说，这不合理，你姐肯定是在搞鬼。撂下电话，她把自己那50刀转到我账上，勒令我今天就动身去纽约找人。我妈不要我姐的钱，她只要我在圣诞前将她平平安安地带回来。
到了纽约，我穿过镶嵌着各种花纹的广场，拿着我姐给的地址来到她家楼下时，我以为我走错了地方。当我第一次置身于她公寓楼巍峨的拱顶下，看到四壁都是同样考究的大理石、镶花图案时，我只觉得眼花缭乱，头脑中迟迟无法将这幢楼与她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直到她下楼接我，我像个乡下人一样，对她的妆容打扮目瞪口呆，惊讶不止。她穿着一套精致的动漫服装，拿着一根类似拐杖的东西敲了敲我的背。我一下子没能认出来她。她带我上楼之后，向我介绍了她这个工作室的其他女孩，基本都是刚来美国上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她们穿着各种各样的制服，她们脚上的丝袜没有一条重样。其中有一个女孩问我是新来的吗，我只是客气地回答说，我是乌尔达的妹妹。众人“哦”了一声后齐齐地说，你们看上去可真不像是亲姐妹。我想，她们大概是用这种方式来掩饰对我的好奇吧，猜不透我来这儿的目的，但又要表现得豁达大方、并不在意。
我被乌尔达安排在里屋一个靠窗的沙发上歇着，她给了我一杯咖啡和几块饼干。我抓住她的手，问她怎么忽然变得这么有钱，还能喝咖啡？还有那些姑娘，她们又是怎么回事？她笑着瞥了我一眼，让我不要操心她的“生意”。接着，她用力拉开我身后厚重的法兰绒窗帘，介绍似的说，这公寓后面就是曼哈顿现存最古老的一座教堂——圣保罗礼拜堂。就是咱们家那个“圣保罗”？没错，就是那个。她又搂过我，用手指给我看，那座礼拜堂的后面就是世贸中心遗址，在911空袭中没遭任何损坏。改天我带你去转转，她对我说。
在我等乌尔达下班的期间，我做了一个梦，或许是两个。我先梦到她带我转到那间教堂里面，我们从密集的人群顶上望去，看到整间教堂都是烟雾缭绕，跟庄严的赞美歌打成一片。下午的光线透过雕花的彩色玻璃窗斜射进来，在烟雾中变得银光闪闪。一个长得像极了我妈的牧师（我不知道我妈为何会变成牧师）向我们同时伸出手，她用细细的柔和的嗓音问道，那么，你终于来了？我睁开眼看了一眼窗外，一些穿着唱诗班衣服的少年正在教堂的后花园里嬉笑打闹。然后我闭上眼继续睡了一会儿，这次梦到的是我姐率领一队身着铠甲的中世纪骑兵，轻而易举地攻占了这座教堂，她以我为人质胁迫我妈（也就是牧师）就范。就在他们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我挣脱了我姐的控制，从高高的窗户上一跃而起，我双脚离开了地面，但我丝毫不害怕。接着一双手抓住了我。又或者是，我们牢牢地抓住了彼此。我假装这个人是一头大象，骑在他身上。再后来，我姐摇醒了我，我睡得迷迷糊糊的，但我清醒地看到那个人的脸，醒来时我正骑在我爸的肩膀上。
她们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之后，换掉了她的“装备”，排成一队栖息在门口，等着乌尔达给她们一一结算工资。有的能分到50刀，但大部分新来的只有20刀。乌尔达穿着一身粉丝的吊带蕾丝裙，随着女孩们领了钱离开，她手里攥着的那叠钱越来越少。全都发完之后，她手上还有150刀。她递给我75刀，我拒绝了。我希望她告诉我，这些钱到底是哪里来的，还有这间高级公寓，她一个人绝无可能付得起。她一边换衣服一边不太认真地跟我搭话，她脱下一只袖子的时候告诉我这是她跟朋友合开的动漫公司，再脱下另一只的时候却说我也没资格干涉她的事。她的头藏在衣服里面，雪白的肚皮晾在外面，她就这样挥着袖子像个怪物一样向我扑过来，大笑着抓住我的肩膀摇了起来。她很快就有钱了，她还在笑，很多很多的钱。她让我放宽心，不出一个月她就会让我数钱数到手软。说完这话，她从我的背包里翻出一件干净的T恤衫，然后请我去这个街区最出名的一家牛肚包店吃饭。
“乌尔达，我爱你，”我说。“你不了解我，尽管我偶尔会煮牛肚汤，但这不意味着我喜欢吃牛肚包。这完全是两码事儿。我有我自己的负担，自从我跟公司请了无薪假来纽约找你，这个负担已经非常重了。”
“所以我答应你一定会还你钱，说话算话，”她说。“你可以百分之百相信我，你收到那张50刀的支票了？如果你兑换成功，就该知道我还是有诚信的。”
“你已经21岁了，你不能还把我当作是你的……”
“谁不是21岁呢？你不能总拿你是我妹这件事说事，这样吧，我保证我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到时候我一定还你钱。如果我还不上，你就做姐姐好不好？”
“我是用咱妈给我的50刀来纽约找你的，她让我把你带回圣保罗。”
“这里也有圣保罗啊，转两条街就到了。”她翻了一下嘴唇，想了一下然后回答我，“未来的事情谁都说不准，我只知道我会变得很有钱。也许很快，就在圣诞节前，也许很久，但也终将在某个圣诞节以前，这是肯定的。”她谈论未来的方式，就好像她真的了解未来似的。
接下来的几天，我白天都在大街上游荡，累了就去圣保罗教堂里坐一会儿，然后再出去接着逛。她带我去吃的餐厅越来越贵，并且开始明确地告诉我白天最好不要回公寓来。有一回我早上出门忘带钱包，她和她的同伴们明明就在房间却不给我开门。我站在楼道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她开门的时候也只是敞开一个拳头大的小缝，匆忙地将钱包塞到我手里然后就摔上了门。我拿到钱包之后买了一个巧克力夹心的牛角包，我握着那个面包向上帝祷告，或者说我在跟上帝咨询——怎么才能让我姐跟我说真话？那个面包后来被我捏成了一个碎屑淋淋的黑面团，像被剥开的烂棉絮一样。上帝没有给我特别明确的答案。我在那儿静静坐了一下午，想了很多，我觉得我不应该过多干涉她的生活，可我觉得我也有义务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搞清楚。她不是别人，她是我姐。
于是我在晚上，趁她洗澡的时候，翻出了她的手机。我点开主页面，人脸识别的标识出现时，我纹丝不动地注视着它，大概三秒过后，解锁成功。紧接着一个对话框跳了出来，一个头像上写着 “我爱萝莉 萝莉爱我”的男人发来一条信息，“今天的图怎么样了？快点儿，客户还等着呢。”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随便从相册里找了一张纽约的街景图发给他。那张图上能看到圣保罗大教堂。结果他回了我一句，“这啥玩意，我要的是你妹的肉图！”我有点儿疑惑，“你妹的肉图”不就是“我的肉图”，他这是什么意思？我刚要问他，我姐却披着浴巾从浴室里走了出来，她见我还坐在沙发上没动，一把将她用完的浴巾扔到我怀里，撇撇嘴说，“该你了，去洗吧。”她扔给我的正是我从新泽西带来的那条浴巾。
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共用同一条浴巾。我妈对此的解释是，既然我爸不愿意带走一个女儿，把我们都甩给了她，那么我们俩最好变回一个人。其实我一直不懂我妈这话的意思，明明是两个个体怎么能变回一个人？小时候，我以为她指的是连体婴之类的东西。等我上中学之后，我和乌尔达同时喜欢上了班上一个篮球队的小前锋，我才明白我妈是希望她只生了一个女儿，这样，她只用交一个孩子的学费，只用准备一个孩子的午餐，只会有一个女婿。我也希望我们是一个人，这样，我就不用因为她总抢在我前面去洗澡而生气。我多么不喜欢用她用过的湿漉漉还沾着头发的浴巾！我每次接过那条毛巾，多么想放声大哭，多么想谴责自己，让忧郁一股脑地把我吞没。我总是在她身后，我受够了捡她剩下的。可是对于中学的那次初恋，我最后还是跟那个小前锋表了白。小前锋约我见面的时候是在一个下着小雨的夏日夜晚，他在他爸爸的汽车修理行外面的仓库等我。我特意偷拿了一件我姐的裙子（我平时只穿裤子，只有我姐有裙子穿），他在墙根底下捧起我的脸，他看我的表情提醒我，他把我当成了她。每逢他在球场上奔跑，转头在观众席上看到我姐时，他都会立刻将脸转向她，睁着他那双浅栗色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她的脸，停了几秒后才接着运球。他家距我家需要搭火车坐两站，大概二十分钟。我们在一起之后，我经常到车站送他。不知为何，那年夏天他偏偏认不出站在灰蒙蒙的阳光下的人是我。其实我和我姐的外形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区别，例如我的皮肤更黑，双颊的雀斑更多更密集一点。我的双唇也不如我姐饱满，她粉嘟嘟的嘴唇总是噘着，从侧面看她柔嫩的线条凹凸有致。我每次与他分别，听着他轻轻念着“乌尔达”的名字，我祈祷他永远不要发现和他共处一室的是另外一个人。
那段时间，我常照着镜子打量自己，我从未有过这样一个时刻那么那么像她。我妈接了几次他的电话，很快就知道了我的事。她和乌尔达都知道我在撒谎。唯一被蒙在鼓里的就是电话那头的傻小子。她们开始用嘲弄的口吻叫我“小乌尔达”，但却私下里帮我隐瞒了这个秘密。直到有一次男孩篮球队的队友打电话来找“乌尔达”，乌尔达本人接了电话，然后以为这是找她的便匆匆忙忙地赶去学校。后面发生的事，被她用一句“顺其自然”轻轻带过。我记得格外清楚，那晚她没有回家，因为我妈上楼跟我们道晚安的时候，我特意把两个枕头塞在我的身边。我蜷缩在毯子里小声抽泣，一连几个小时，我就这么一直哭。我觉得自己可能哭瞎了眼睛，周围的一切越来越黑……他和她亲吻、做爱的画面在我的脑中哆哆嗦嗦地上升，伴随着她兴奋时疯狂的尖叫。当她第二天清早爬上我的床时，房间依旧是暗的。我面色惨白，牙关紧咬。她在我身边躺下之后，我始终没有转过头看她的脸。我一连几个晚上都没睡好，她好几天都是半夜才回家。这几个孤独的夜晚让我痛苦不堪、无从缓解，我记不清她是否跟我说过抱歉，好像有那么一晚，她侧身转向我，接着搂住我的腰，在我耳边小声说了句什么。
那段时间，我不再吃早饭。我一起床就收拾好书包到学校去，我起来的时候她往往还四仰八叉地赖在床上。我不再和她说话，我尽量避免在任何场合下与她见面。我也怕见到与她在一起的他。她在回家的路上堵过我两次，一次是问我还有没有零用钱，她要买烟；还有一次是问我为什么老躲着她？我说我没有。她说你撒谎。我反问她，为什么最近老堵我，如果她不堵我我怎么会躲着她？她问我，是不是因为篮球队的那个小前锋？她看着我，那样子像在问这男孩究竟是我的朋友还是男朋友？别犯神经了，乌尔达，我说。她站在一片黄褐色的阳光里，头垂得很低，一缕棕发垂过耳际，有光泽的粉红色耳朵若隐若现。她让我放心，她并没有对他认真。她说她也在跟别的男生睡，但她跟他睡的时间应该要比我跟他睡的久。我用力推开了她。她到底在说什么胡话，我从来就没跟他睡过！随即我跑开了，边跑边哭，我感到这个世界与我的联系在那一瞬间切断了。
一个月之后，我变得更丑。日复一日的失眠让我生了黑眼圈，嘴巴周围起了许多小疮，我不停地抠那些疮疤，结果它们快好了却又变坏，有几个还化了脓。我让我妈帮忙打电话跟学校请假，就说我病到起不了床。我理解到自己的多余，我是我，世界是它自己。我意识到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我那无关紧要的思考——我觉得世界存在正是因为我希望这个世界离开我就不能存在，可是我忘了我自己是多么渺小的一个家伙。我的消失，没能引来任何人的注意。小前锋一通电话也没打。就在我以为我会这么一寸寸地死去之时，她又想出了新的花样来刺激我。她领他回家来看我。他跟我说话时眼睛一直在我身边转，明明就是一副嫌我难看不愿正眼瞧我的模样。他好不容易看我了，却没有看见我。他看到的只是乌尔达的妹妹，一个黑不拉几的小屁孩。再加上一个她，抱着一袋玉米片一直在他身边转，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我们。我当时气极了，心里一热，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就这么结果了我自己，我要好起来，我要离开这个家。
那条我俩自小合用的毛巾，后来变成三人用，再后来变成四个人一起用。他不仅搬到我家来住，他们还有了一个孩子。他们什么也不想干。不上学，不工作，不帮我妈收拾屋子，不买东西，他们只会冲澡。起初他们每次做爱前后都会冲澡，然后醒来还会再冲一次，但是在乌尔达的肚子大起来之后，他们就不再做爱，乌尔达冲澡的频率明显慢了下来。最后只有他还在坚持一天冲两次澡，他把多余的精力用在跟街区的黑人小男孩打棒球上。我放学回到家时，他正带着那帮小男孩参观我们的地下室，一点点细数着那些我爸收藏的棒球帽。他穿了一件汗水浸透的印着美国国旗的背心，我们四目相对时他正准备用他汗津津的手把我爸的帽子戴到他头上。我当时快要气炸了，我真的很生气。那顶帽子是我爸最喜欢的，帽檐上还有最出名的台湾棒球手吴明捷的签名。他们这群人脚踩着的也是只属于我爸和我的基地。我爸曾在这儿教我怎么挥棒球杆（我妈不同意我学打棒球，所以我爸偷偷带我一周三天在地下室练习），风雨无阻。
即便是我爸最初离开的那一周，他也曾给我们寄来一封信，信中提醒我不要忘了肩膀要和打击区线保持平衡。地下室的地板上还用粉笔画着打击区的四边。如果不是他们闯了进来，我差点忘了我爸给我留下了这些东西。我也忘了我爸刚走的一年，我每天都坐在地下室连通车库的门廊底下，等他回家。他要做的不过是——走下门廊，转三下钥匙，打开锁了三转的地下室门，走进来。我没问过我姐，她喜欢这个男孩是不是也因为他长得很像爸爸——肩膀宽阔，体格健壮，脸总是刮得干干净净，喜欢对着落地镜照来照去。她从来没想过这些事，她就从没为生活担忧过。她怀孕以后几乎每天看电视到天明，无论我怎么打扫，客厅的茶几上永远堆满了她吃剩下的零食。她看电视剧的时候会轮番给她的朋友们打电话，她告诉他们，她要搬到大城市去了。
乌尔达眼下在纽约混得风生水起，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我妈告诉我，那个“狗娘养的”（她这么称呼乌尔达的前夫）还在跟她要钱。问题是，她一个靠救济金过活的家庭妇女哪有钱养闲人？不仅要养他，还要养他和乌尔达的女儿。这是我妈对我姐说的话，但是等她面对我，她还是会想尽办法劝我救济他们。她说，那孩子毕竟是她的孙女。她还说，那个“狗娘养的”马上就要走出低潮了。问题是，这个低潮持续得也太久了，这孩子眼瞅着就要上幼儿园了，我每个月都汇钱给他们，我姐时不时还要从我这儿周转周转，我的能力几乎快要到极限了。我妈又开始叹气，我听见打火机的声音，她手里的烟已经换了好几根。她告诉我，我不能那么没良心，我和我姐不都是吃着她的煎鸡蛋、笋片、西红柿片、卷心菜长大的，现在再多两张嘴又有什么问题？我说，问题不在我，在他们这一家三口非要搬到新泽西去。如果他们还留在圣保罗，至少可以省下一大笔房租。我妈说，谁让你先跑掉的，你不走，他们会走吗？
到了新泽西爱迪生镇，我才有了人生中第一条属于自己的浴巾。我用一周的时间投了一些简历，面试了几家公司，最后在一家社区银行谋得一份柜台秘书的工作。这是为数不多肯招收高中学历的工作。我要做的事情，简单来讲，就是给银行里的所有人打下手，帮那些客户经理复印材料、收取快递，偶尔也会买咖啡，我需要记得他们所有人的喜好。我们公司的隔壁就是一家男装店，玻璃展示柜里摆出来几十条花色不一、材质不同的高档领带，颜色明朗的如朝霞，光泽黯淡的如夜空，总之我都觉得新奇又好看。我的一个男同事告诉我，他家定制的领带要1000刀一条，光买一条领带还不成，想要真正穿出上流社会的气质就要再搭一条真丝手帕，500刀。这个男同事从不和我们一起吃午餐，他不带饭到公司，他的午餐只吃对面牛排馆里的藜麦沙拉。他的阔绰并没有让他在公司大受欢迎。相反，同事们都躲着他，对他的尊贵不闻不问。
可以说，他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有钱人。有时我端着三明治站在公司窗前，看到西装革履的他，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街道，消失在我们楼下。不一会儿，我身后响起一阵咯咯吱吱的脚步声，他踏过办公室经久未修的木地板，回到他的工位上去。有时我会给他递文件，刻意打错一个日期，他发现了之后就拿着文件来到我的工位。我抬起头来，冲他微微一笑，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眉目传情，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情、怎么传情，我能参考的对象只有乌尔达，我会学着她的媚态看着眼前这一眨不眨的陌生眼睛——那一瞬间我觉得他的麻木如同一层冰霜，正在我面前慢慢化开。
我们的交集频繁起来，尤其是在入秋之后，他会牵着他的狗特意绕到我家门前，敲门问我有没有空出去走走。我们沿着镇上的主街一直走，他的衬衣在闷热的天气中湿乎乎地贴在他胖胖的身体上。他很少说话，他的柯基犬也非常安静。我们一同走过七个街区之后，他在一道刻着他姓氏的铁栅栏门前停住了，他说他太热了，想回家换个衣服。“你在楼下等我一会儿，你不在意吧？我只要一会儿就好。”我牵过他的狗，不动声色地满心欢喜，快乐得有些发蒙。我问了那条狗两次，“你觉得我怎么样？”它耷拉着眼皮对我的话根本不屑一顾。
他回来的时候换了一件新的白衬衫。我们按着原路返回，没走到一半，他的后背又渗出一大块汗渍。我们不得不进入主街上唯一一家有空调的酒吧。酒端来后他付了账，我们每人喝了一小口。那只狗冲着我吼了两下。他摸摸狗的脖子安抚它，然后用同一只手轻拍我的肩膀。再后来，我们吻对方的脸时，我才意识到不知何时我们已经搂抱起来。接着，我停下来，向后缩，我想起了乌尔达，她会在这种场合怎么做，可他抓住我的手腕，再次把我拉近，我们就这样又吻在了一起。
当我正准备开始收拾房子，为我和他的下一步做打算时，乌尔达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看到她穿着我的衣服在大街上兜售我那一文不值的冰箱时，我隔着窗户浑身颤抖，心头一揪。她远远的像个傻子一样，脸上挂着饱满的微笑。接着，我看见他牵着狗站在人群中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我感到我的幸福将要毁在这个女人手上。我再打电话到他家时，他的佣人接了电话，用冷淡的语气告诉我，他不在家。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去上班。说实话，我怕遇见他。我不知道该跟他作何解释。我猜他肯定认为我骗了他，觉得我是故意佯装成跟他一样的孤单落寞，实际上是俗气到沿街叫卖的女人。
我离开爱迪生镇的那天早上，搭乘的灰狗巴士在公路上抛锚了。车上十多个乘客都待在原地不动，只有我下车帮司机查看轮胎的情况。我们周围是一片山毛榉树林，高高的榉树杈在我的头顶交汇。人和这客车一样，在密林之中都显得极其渺小。我蹲在司机身边，鬼使神差地拨通他的电话，可我停住了，就在司机扭头朝我笑笑说“好像行了，咱们上车试试”的一刹那，我急忙挂断了电话。差不多下午两三点，我们的车才驶入曼哈顿。我看到中央公园冷清清的矮树丛，又看到车窗外经过的街道号码变得越来越大。我渐渐意识到，我可能永远无法将乌尔达从我的生命里掸掉。
我没想到自己会再收到他的消息。他写了一封邮件来说，他在网上看到了我。邮件中附了一张图片。点开之后，我立刻愣住了。照片中的女人穿了一套日本动漫的水手服，一只手揉着自己的胸，一只手正要撩开裙摆。她不再是儿时那个像秀兰·邓波尔那样的洋娃娃，她变成了一朵芬芳馥郁又不知羞耻的花，开放的时候根本不顾体面，抖动着，要所有男人敬献出他们的疯狂。她纤细的手指梦游般的越移越近，就在快要全部掀开给你看之时，那双手停住了，就挡在她的私处前面。她的身后，用英文小字写着“如果想看尺度更大的精彩肉图，请联系某某先生入群”。这种笨拙的遮挡，反倒激起了网友更多的狂热，他们不惜重金购买她的“肉图”，他们称这是艺术、无价之宝，然后在彻底获得那些图片之时，他们会感受到灵魂都得到了救赎，他们在勃发的欲望下浑身僵硬。他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不然他怎么会在网上撞上“我”。他还是不了解我，我怎么可能成为图中的那个“我”？心跳平复下来，我又看了一遍。没错，就是乌尔达。
回到现实世界。在我给他回邮件之前，我先敲开了浴室的门。乌尔达当时正泡在浴缸里，她把两条细长的小腿跷在浴缸两边，手里握着手机准备自拍。我不知道我哪里来的蛮力，我几乎是撞开了那扇门。她被我吓了一跳，手机扑通一声掉进泡沫之中。没过多久，她裹着浴巾站到客厅中央，表情比我更加愤怒。她说她的手机进了水，她需要征用我的手机。我说你用手机干吗，拍黄图发网上赚钱啊？她忽然抄起甩在背后的双手，迎面给了我两个巴掌。这是我们认识21年来，她第一次打我。我眼前的一切都在动，都在闪光，弄得我头晕目眩。她沉默了一会儿后说，纽约不养闲人，她这么做也是被生活所迫——她一个中学肄业的离婚妇女除了长得凑合，还有任何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吗？一天卖二三十张图，就能赚40刀，每拉一个新女孩进组，额外还有20刀提成。我说，这60刀你赚得心安理得吗？爸爸从小教我们做人要有一个底线，遵循一个基本的社会准则，这些你都忘了吗？她听着这话，抽了自己一个耳光。我透过睫毛瞧着她，竭力分辨她的存在。她说这个巴掌是替爸爸抽的，这样总行了吧？然后她说，希望我再也不要提爸爸，那个男人答应的事情最后不都落了空？但凡有个稍微美满一点的家庭，你妈也不会变得那么歇斯底里。我说，你不要忘了，她也是你妈。她伸出一只手，想要抚摸我的脸（可能要再给我一耳光），却被我挡了回去。
后来我想，乌尔达说得对——有那么多人付出昂贵的代价，殊死拼搏，就为了在多少岁以前进入某个特定的圈子，结果却发现在那个圈子里，准则根本起不了作用，更让他们震惊的是，他们极力想摆脱的家伙竟然就是这个圈子的领路人。
纽约就是这样一个怪圈，她才来了不到一个月，就已经成为这个城市天然的一份子。人们以为自己能够呼风唤雨，召唤出来的不过是自己唯我独尊、以老大自居的优越感。我妈对乌尔达的纵容又是出于某种亏欠，她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失败。可谁真正替我想过？她们只有想起钱来，才会顺便想到我。如果我把乌尔达做“福利姬”的事告诉我妈，她也只会抽着烟叹气道，乌尔达不去贩毒或者抢银行，咱们就该偷着乐了。
至于我的那个男同事，我迟迟没给他回邮件。实际上，离开乌尔达的公寓后，我围着她的街区转了十几个圈。最后，我跟一个流浪汉并排坐在一个卖圣诞礼物的商店外。我们屁股底下是一排大理石台阶，台阶后面不断有暖气从商店的铁闸门里漏出来。他抬眼皮看了我一眼，然后把他面前装着零钱的铁盘往里挪了挪。我靠在那扇铁门的另一侧，迷迷糊糊地过了一整晚。
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乌尔达带我和爸妈一起逛圣保罗大教堂。她用英语介绍完，又用国语专门为爸爸解释了一遍。我一直骑在我爸的脖子上，我要往哪走，他就往哪移。可是没过多久，一群人进来了，他们抓走了乌尔达，而且将她做福利姬“卖肉”的图片抛向教堂的穹顶，抛得很高。有一张图黏在了耶稣基督的脑门上，于是我让我爸驮着我去够那张图。我心里默念，家丑不可外扬。
我喜欢过的两个男人，小前锋和男同事也都在梦里。他们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捡到了那些图片。突然，我发现我强烈地不想让他们看那些照片——我把乌尔达看得比我的命还重要——接下来发生的事是我从我爸肩膀上跳了下来，我赶走了坏人并且恐吓他们不要再招惹乌尔达，像我自幼做惯的那样，跟在乌尔达身后，寸步不离地守护她。就在这时我睁开了眼睛，醒了过来。我问我身边的流浪汉现在几点，他睡眼惺忪地告诉我，不到7点。我又躺了一会儿，直到街上的人开始多起来，我站起身离开了。
我用口袋里仅剩的20刀买了回明尼苏达的车票。我沿着路边往前走，不知怎么搞的，又绕回到乌尔达所在的那栋公寓。我在门口站了整个上午，把所有来拍照的女孩都拦了回去。我学着乌尔达的模样告诉她们，我们以后不做了。还有乌尔达的那个上峰，我也转告他，这些女孩都没了，请他另寻出路。他好像预先知道了此事，反应比我想象的平静得多。他需要我退钱给他，我给了他我所有的存款。我还签下一张支票，为乌尔达付清了这个月的房租。往后的路，我想就要靠她自己一个人走了。我做完了这一系列的动作之后，去明尼苏达的大巴已经开过了哈德逊河。我们过了新泽西的高速出口继续往前开，又驶过了一片山毛榉树林。
车窗外的风在怒吼，一阵雨过后是一阵雨夹雪，最后等车子进入明尼苏达州时，就完完全全变成了雪。我走到巴士司机身旁，问他还有多久才能到圣保罗。他指着路面两侧厚厚的积雪说，平安夜之前估计够呛，他无能为力地耸耸肩。
三个小时之后，我麻烦他在路边停车。我说我想自己走回家会快一点。他提醒我，外面的雪可大着呢，这样的天气，人不可能徒步走两公里。我谢了他，并祝他“圣诞快乐”。可我还是坚持下车，靠着两双脚走了十公里。在我推开家门的那一刻，一个红彤彤热乎乎的小东西猛地扎到我怀里。她连着唤了几声我的名字后，我才意识到这是我可爱的小侄女。她的爸爸随即接过我手中的行李，引我到厨房看看她们做的饭。她们？对啊，他说她们为了准备这一餐，都快筋疲力尽了。
厨房的桌子上摆着烤鸡、披萨和蛋卷，炉子上还炖着咕咕冒着热气的牛肚汤。乌尔达正拿着一个汤勺试味道，她舀了一勺之后递给我妈。她们看见我时，同时转过身来。
“快尝尝，泽尔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