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创新浪潮中的中国和印度

全球创新浪潮中的中国和印度

中印两国长期以来一直渴望通过对核心技术的投资实现技术现代化，试图将各自的国家转变为先进的经济大国。[67]近几十年来，中印两国一直在进行经济改革和开放计划，并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创新，特别是在ICT领域。在此过程中，中国和印度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其中的风险。有才能的学生和劳动力可能并不归国，这是非常可怕的人才流失，会加剧中印两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建立研发中心的外国公司可能会垄断国内最优秀的人才，而且这些研发中心与当地经济的联系微乎其微。[68]尽管如此，中印两国还是将全球创新视为机遇。两国都将有才能的学生和劳动力外流视为提升本国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本的实力和参与全球经济的契机。中印两国都积极参与全球研发，希望能够对自己的创新能力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尽管方法各异，但中印两国都将创新全球化视为不容错过的机会。

中国

中国已经向全球创新开放，并且雄心勃勃。2006年，中国政府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下文简称《科技发展纲要》），以迅速推进“自主创新”，使中国成为世界级的“科技力量”（科技强国战略）。[69]尽管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产业信息活动的作用备受关注，但这种活动只是中国在成为创新领导者过程中的一个尝试。[70]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些尝试包括参与西方国家的国际人力资本流动。近来，中国也开始尝试开放全球研发。

1. 人才流动

将学生送到西方国家学习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计划开始之初的重要部分。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开始向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派遣少数学生。[71]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经济改革的开始，中国呼吁更多的学生走出国门，了解更多的先进技术。1977—1983年，已有26 000名官方资助的学生和访问学者走出国门，另外还有7 000名自费留学生主动到国外学习。这是1950—1977年中国留学生人数的两倍，其中一半以上的学生去了美国。[72]

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重新考虑将这么多学生送到国外的事情，很多中国学生在完成学业后并不归国。针对这种情况，中国1987年和1988年上半年出台了新政策，开始限制海外学习的机会和研究的持续时间。正如当时的资深评论员所说，这些政策反映了“一定程度上对潜在人才流失的担心”。[73]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1988年中期，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开始展示出更多的自信，认为中国有能力应对海外留学带来的挑战。[74] 1988年末，一位中国记者说道：“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经济，而不是改变面向海外学生的政策。”[75]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采用新口号：“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76]值得注意的是，有关部门还赞同“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海外人才为祖国服务”，这反映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并非所有学生都会回国。

在21世纪，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出国留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估计，2003—2013年，中国接受过海外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从31.3万人跃增到71.2万人。[77]中国也加大了吸引学生回国的力度。早在2004年，中国就已在海外学生最集中的38个国家建立了52个教育机构，这些教育机构帮助组建了2 000多个海外学生协会。[78]这些海外学生协会帮助中国政府向中国学生介绍国内的发展情况。

中国很多部门也已经直接参与到从国外招聘人才的努力中。200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以下简称“小组”），由中央组织部领导，并有十几个部委参与。[79] 2008年，“小组”公布了“千人计划”，计划在未来5~10年中吸引2 000名高素质人才归国。[80]该计划对于能够“在关键技术方面取得突破”或在新兴科学领域的领军人才特别感兴趣。随后的举措包括2010年的“青年千人计划”，2011年的“千人外聘专家计划”，2011年的“人才特区计划”，以及2012年的“万人计划”。[81]国内不断增多的高科技园区也吸引了一部分高科技人才回国，这些园区能帮助归国人员获得资金等资源，以及减税等奖励措施。[82]最近，中国努力改革科研经费筹措制度，制订新计划和推进改革，赋予科学家更多的权力。[83]

中国在鼓励移民回归的工作方面取得了成功。虽然在过去10年中，出国的学生人数显著增加，但归国的人数增长更快，如图1.2所示。因此，归国人员与出国留学人员的比例都在上升。2007年，归国的学生人数占出国人数的31%。2013年，这一数字已跃升至85%。从那时起，这个数字稳定在78%~80%。

中国专注于吸引科技和工程领域人才的计划也取得了一些成功。截至2012年，已有2 263名人才通过“千人计划”归国，这个数量超过了最初的目标。[84]针对40岁以下人才的“青年千人计划”也取得了成功。2011年宣布了首批143名归国青年人才名单。[85] 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分别有661人、558人和590人回国。[86]美国的数据也表明科学人才回归中国的趋势。2001年，在美国的大学获得科学与工程领域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在毕业后前五年留在美国的比例是98%，到2011年，这一数字已降至85%。[87]

然而，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正在努力吸引非中国籍人才：截至2017年，已有381人被选为“千人外聘专家计划”。[88]此外，“千人计划”一直在努力吸引最顶尖的人才，尤其是学术界人才。

中国也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接受了“侨民模式”。[89]在这种观点中，不归国的侨民成员仍然可以通过学术交流、业务往来和其他类型的合作参与国家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通过“春光项目”对该方法进行实践，海外人员能够通过该项目进行短期访问。2001年，中国政府接受了由五个部委共同撰写的文件中所介绍的侨民模式，即使这些侨民没有返回中国，也鼓励他们“为国服务”。[90]具体来说，鼓励海外华人进行以下活动：

1.充分利用其专业优势；

2.在中国和海外兼职；

3.在国内外从事合作研究；

4.返回中国教学和进行学术与技术交流；

5.在中国设立企业；

6.进行检查和磋商；

7.从事中介服务，如开展会议、引进技术或外国资金，或助中国公司寻找海外市场。[91]

尽管如此，中国对侨民模式的热情有限。事实上，中国对于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学生和专业人士提供更多机会的态度存在不确定性。中国媒体有时会将美国的工作签证描述为对中国的挑战。2013年，由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及其在国会的盟友正在敦促全面放开美国移民政策，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的高级官员告诉《人民日报》，中国必须通过付出双倍的努力来面对这种由其他国家移民政策带来的挑战。这位官员说：“我们必须保持这种势头，利用更加灵活的政策和机制参与国际人才竞争。”[92]强调人才竞争是中国的一个重要主题。事实上，中国专家王辉耀写过一篇关于全球人才争夺战的文章，其中提到中国正在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竞争，以吸引世界上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但这种言论并非中国所独有。[93]

展望未来，中国希望通过政策的改变达到想要的结果。在此背景下，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一个直属于中国教育部的非营利机构——近年来加大了对中国留学生的资金支持力度。2012—2017年，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计划的奖学金数量从16 000个增加到32 500个。[94]奖学金资助通常要求学生学成后归国。2014年，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报告称，自1996年以来，其所资助的98%的学生已经学成归国。[95]

近年来，中国对学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员的移民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政策，但也加大了将这些人带回中国的难度。这些努力卓有成效，但中国目前的领导层显然希望在未来能取得更大的成果。

2. 全球研发

中国以各种方式参与全球研发。长期以来，拥抱对外投资都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关键因素，开放外国研发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如此，当跨国公司首次表示它们对设立海外研发中心感兴趣时，它们仍然对于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存在担忧。

近年来，这种担忧已经消退。现在，许多中国一流企业在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国内公司的机会和工资变得更具吸引力。[96]此外，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创业公司，它们也在争夺人才。[97]中国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国家必须深化与外部世界的融合才能取得进步。这一理念在重要的国家文件中有很明显的体现。2006年发布的《科技发展纲要》认为，中国应加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科技合作。[98]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与外国机构建立联合实验室，并邀请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更多的研发中心。2010年，一份概述新工作的通告《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也强调了继续开展国际合作的必要性。[99]与《科技发展纲要》一样，该决定也呼吁外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并呼吁更多的外资投资重要产业。2011年，“十二五”规划鼓励“外国企业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使国家“积极融入全球创新体系”。[100]各种激励机制鼓励国内外企业在中国发展。[101]

可以肯定的是，近年来有关美国海外网络监控的披露引起了中国的怀疑，这破坏了位于中国的美国科技公司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并对其在中国的业务产生了影响。[102]即便如此，中国政府吸引外国研发公司（包括美国公司）的兴趣仍然浓厚。[103] 2014年1月，《人民日报》提到中国对“吸引跨国公司的重要研发活动”表示欢迎。[104]

在中国的外国研发在本质上有很大差异。过去，资产利用式研发，也就是使现有的产品适应中国市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105]在某些情况下，为了适应过时的本地流程或在价格上取得竞争优势，这种研发模式会使产品不那么先进。[106]例如，一家著名的国际风力发电公司在中国重新设计了变速箱以降低成本，但在此过程中，该公司将产品的耐用性降低了一半。[107]然而，在其他情况下，重新设计适用于中国市场的产品产生了很多适用于全球的技术。[108]换句话说，资产利用式研发与资产增强式研发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

资产增强式研发在中国也有所发展。2008年的一项调查确定了51家进行“创新”研发的跨国公司（即与公司的全球研发业务相关），[109]其中一家便是微软在北京设立的重要的研究中心，截至2014年，该研究中心已有230名终身研究员，并且每年有数百名访问学者。[110] 通用电气位于上海的中国技术中心是该公司在海外经营的四个跨学科研发中心之一，该研发中心在制造技术和材料科学等领域开展了先进的研究。[111]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与位于美国、印度、韩国和俄罗斯的研发团队密切合作，尽管全球产品开发也在其他地方进行。[112]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正在扩大海外研发投资。例如，2007—2013年，中国企业在美国的研发投入从几乎为零增长到4.49亿美元。[113]这种增长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例如，《科技发展纲要》呼吁“鼓励和帮助（中国公司）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或工业化基地”。[114]同时，中国公司在投资外国科技公司方面也更加活跃。2005—2016年，中国企业花费近580亿美元在外国科技公司增加股权或收购外国科技公司，其中大部分活动发生在近几年。[115]中国政府也经常在此方面提供支持。有人认为中国政府支持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收购，尤其是半导体收购，已经引起了美国的关注。[116]截至2017年，中国政府对于审查海外投资更加谨慎。

中国也开始接受跨境研发合作。美国科学家和中国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和共同著述迅速增加，例如，《科技发展纲要》鼓励“研究机构和大学与海外研究机构建立联合实验室或研发中心”。[117]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的发布反而能够呼吁产生更多的“由企业领导，有研究机构和高校加入的技术创新联盟”，虽然这个目标并非专门针对外部世界。[118]中国政府也在其他官方文件中支持国际研发合作。[119]这种开放性反过来又使中国成为跨国研发联盟中更重要的合作伙伴，如表1.2所示。在某些情况下，此类合作旨在促进外国产品在中国的本土化。例如，高通已为此与许多中国合作伙伴达成了协议。在其他情况下，跨境研发合作发展得更加迅速。例如，位于广州中山大学的达安基因与圣迭戈生命技术公司于2012年创建了一家合资企业，开发分子技术，以帮助诊断早期癌症、传染病和遗传性疾病。[120]

中国也对外国风险投资开放，尽管这需要进行很多工作。1992年，随着IDG公司的进入，外国风险投资公司开始进入中国。但是直到2001年，这些公司才获得中国法律的认可。[121]尽管此后进行了各种改革，但国内监管环境依然充满挑战。例如，在ICT领域内，对互联网公司的外国投资者的限制给外国风险投资人带来了很多影响。通俗地讲，中国政府对首次公开募股和股票市场的管理使得风险投资公司难以退出在中国境内的投资。[122]中国政府对国内风险投资基金的支持也对市场造成了一些混乱。即便如此，包括红杉资本和KPCB在内的知名外国风险投资公司在中国仍然很活跃，它们在很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使中国创业公司走向国际化，帮助其海外上市，并将它们引荐给外国银行家、会计师和律师。[123]

过去的几十年，中国政府已经对全球研发的许多方面进行了开放。打消了初步的疑虑后，中国政府热情地欢迎外国研发中心进入中国，同时欢迎与外国合作伙伴的合作。近年来，中国在这方面越来越开放。

印度

与中国一样，印度也在寻求利用全球创新来实现发展目标。这些目标看起来非常有野心。2013年，印度政府公布了其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目标是到2020年印度进入“全球五大科学强国之列”。[124] 2017年初，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立下誓言，到2030年之前，印度将会名列“科技三大强国之一”。[125]然而，在进行全球创新的方式方面，印度与中国有很大不同。印度并没有像中国一样鼓励逆向移民或吸引外商投资。即便如此，在领导人与公司对这种移民模式的接受度上，印度的表现很突出。

1. 人才流动

印度在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输送到海外方面有悠久的历史。19世纪30年代，英国殖民地终止奴隶制之后，劳动者的大规模迁移开始了，其中大多数移民前往南亚或东南亚。虽然这批移民大多数都不具备专业技能，但在20世纪上半叶，以职员、官僚和商人为主的专业技工引发了第二次移民浪潮。[126]然而，在印度独立之后，印度政府最初认为其公民没有权利出国。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政府认为签发护照是其在外交事务中的自由裁量权问题。直到1966年，印度最高法院才将“旅行权”确立为印度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这促使印度议会于1967年颁布了《护照法》。[127]即便如此，旅行权仍然受到监管：如果政府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公共利益”，该法案允许政府拒绝签发护照。[128] 1983年颁布的《移民法》规定，如果阻止移民出境符合“大众”的利益，则政府可以阻止“任何等级的人”出境。[129]

至少在理论上讲，印度政府对遏制移民有一些法律权力。它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阻止移民，比如，从税收到大众舆论，都可以使出国更加困难。[130]在实践中，印度政府并没有这样做，但其背后的原因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131]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印度移民到美国的速度加快，尤其是受过更多教育的公民开始移民，同时印度对人才流失的担忧也在加剧。20世纪70年代，高科技领域的人才外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毕业生赴美深造，然后留在美国继续工作。[132]印度政府并没有试图阻止人力资本流出，部分原因是保守派政治领导人不希望剥夺印度社会精英成员离开印度的机会，特别是在国内经济疲软、机会有限的时候。与此同时，新派政治领导人很高兴看到保守派群体的成员离开印度。换句话说，人才流失在当时是印度的“安全阀”。[133]

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允许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出国的理由变得更加积极。20世纪80年代，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将印度侨民形容为“人才库”，是印度发展的资产。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思维方式开始流行。[134]从那时起，来自印度人民党和国大党的总理都强调增加与海外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人的互动，而不是试图限制人才流出。[135]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工人以惊人的速度流入其他国家，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互联网热潮开始之后。这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人的移民产生了影响，印度高等教育人群的移民率从1990年的2.6%跃升至2000年的4.2%。[136]到2010年，OECD国家中，印度已有220万受过高等教育的侨民。移居美国的印度人被称为“IT一代”，因为这些人中有很多人从事ICT行业。事实上，到2012年，美国国内有四分之一的印度人从事与计算机相关的职业。这一群体的数量仍在继续增长。到2014年，印度已成为美国最大的移民来源国，仅次于墨西哥。[137]

印度学生也遍及全球。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1999年，有55 770名印度人在海外学习。10年后，这个数据已经上升至203 497，而印度政府估计当时有超过250 000印度人在国外。[138] 最受印度学生欢迎的目的地是美国，2014—2015年，共有132 888名印度人在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学习。[139] 2001年2月至2008年9月，在美国的印度学生人数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有相当一部分印度学生攻读美国的科学与工程研究生课程。例如，截至2014年11月，超过72 000名印度学生在美国学习科学与工程研究生课程，其中绝大多数学生学习工程和计算机科学课程。[140]印度还派遣了大量学生到其他英语国家学习。2012年，近30 000名印度学生在英国学习，2013年有超过40 000名印度学生在澳大利亚注册。不过，近年来这些数字波动很大。[141]

与中国政府一样，印度政府一直希望其海外专业人士和学生回国。正如拉吉夫·甘地在1985年提出的：“我们必须创造良好的环境和基础设施以使归国人员能在工业上有所发展，在研究上有所成就，在学术上有所建树。”[142]为此，印度政府制订了鼓励侨民归国的计划，有些计划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成果。[143]尽管如此，印度政府吸引侨民回归的努力在规模和强度上都不如中国政府。印度并没有类似于中国的国家留学基金委这样的机构，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学生在海外学习并要求学生学成后归国。[144]印度也没有中国的“千人计划”，这是一项备受瞩目且要耗费大量资金的工作，旨在将有突出才能的侨民吸引回国。这是可以理解的，印度政府没有中国政府所拥有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基于更大的经济体。此外，印度公司在研发方面的投资只相当于中国公司支出的一小部分，印度的大学并不像中国的大学那样满怀壮志。因此，印度国内对高端人才的需求并不像中国那样迫切。[145]

到目前为止，印度移民的回归率尚不明确。与中国政府不同的是，印度政府从未公布过从国外返回的学生人数的数据。然而，来自美国的数据显示，许多印度人留在海外的意向十分强烈。21世纪初期，有临时签证的印度人在美国成为永久居民的比率非常高，可能超过90%。[146]虽然这一比率可能在近几年有所下降，但有传闻称，印度籍人口成为美国长期居民的人数仍然以每年超过10万的数量增长。[147]与中国一样，印度继续努力将其最有才能的学生召唤回来。2001年，在科学与工程领域获得博士学位的印度学生在毕业后的头五年仍留在美国的比例是86%。[148]到2011年，这个数字已下降到82%。[149]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数字不断下降，但比例仍然相当高，并且下降的速度要比中国慢得多。最近的研究还表明，印度学生归国的意愿与其能力、移民后的教育和收入呈负相关。[150]

如果印度不像中国那样专注于移民回流，那么印度对侨民模式的热情将岌岌可危。虽然印度与其侨民的关系在独立后数十年间一直不甚亲近，但这种关系却在世纪之交经历了重大转变。1999年，印度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政府成立了印度侨民高级委员会（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Diaspora）。委员会的大量报告引发了印度与其侨民团体关系的“范式转变”。[151]报告提供了一系列建议，并且得出结论：“如果印度政府执行正确的政策框架和倡议，那么可以牢牢巩固并且深入挖掘印度侨民之间的善意储备。”[152]

随后，印度政府采取了各种举措。2002年，瓦杰帕伊政府修改了PIO（印度血统）计划，降低了一些印度血统的外国人访问的费用。2004年，政府成立了印度海外侨民事务部，以增加与海外侨民的接触。2006年，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政府正式启动了扩大的OCI（印度海外公民）计划，该计划针对的是从印度移民并在另一个国家获得公民身份的个人。2009年，辛格政府成立了总理全球咨询委员会，以促进印度政府与重要海外侨民之间的沟通。[153]

过去，观察印度政府工作的评论员指责印度政府专注于狭隘的激励计划，却忽略了更广泛的经济改革，而这些改革可以吸引更多的海外侨民归国，事实证明正是如此。[154]在纳伦德拉·莫迪政府的领导下，这已经发生了变化。莫迪巩固了以前的努力，特别是将印度海外侨民事务部并入外交部，并将PIO和OCI计划合并，这些举措促进形成了已有的工作成果，放松了印度经济对侨民的限制。

2015年9月，莫迪在硅谷向印度侨民发表讲话。莫迪说，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留在国外并不是人才流失，而是“人才储备”，“无论机会什么时候来临”，这些“储备的人才”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为其国家服务。[155]为了标榜他的改革主义记录和相关证明，莫迪声称为“印度母亲”服务的机会已然来临。

印度对包括其海外IT工作者在内的海外侨民的积极态度，反映了印度政府多方面的考虑。首先，印度官员一直试图吸引海外印度劳工的资金流入，近几十年来这种流入量大幅增加，尤其是汇款形式。[156]虽然并非所有资金都来自职业人士，但这类人群显然有助于提高全国资金总额。2014年，世界银行估计印度的汇款收入超过700亿美元，比任何国家都要多。[157]这一数字相当于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3.7%和外汇储备的23.5%。

与之相关的是，印度一流的科技公司已经开始依赖一种商业模式，这种模式的基础是拥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工。这种模式在美国尤其明显，印度公司依靠H-1B签证计划向美国客户出口服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公司已将这一计划（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用于公司内部转移的L-1计划）用于将印度计算机程序员和软件工程师派往美国各地，并且已成为公司战略的重要部分。[158]事实上，2014年，由塔塔集团、印孚瑟斯和威普罗领头的七家印度公司收到了分配的85 000个私营部门H-1B签证中的16 573个。[159]这些海外员工使得印度公司能够为北美的客户提供高科技劳动力，这是他们迄今为止最大的市场。

由于这些变化，印度政府对美国移民政策的看法与中国政府差异很大。中国担心美国制度更加开放，但印度更担心的是相反的情况。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印度一直敦促美国增加其提供的H-1B签证数量，并使印度人更容易在美国工作。[160]此外，当美国政府为这一流动造成了障碍时，印度在世界贸易组织提出抗议，甚至威胁要对美国采取行动。[161] 2015年，时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访问印度时，印度总理莫迪就表达了印度政府对H-1B签证计划限制的担忧。[162]印度政府对就业签证的关注度较低，因为印度公司很少为美国雇员寻求绿卡。[163]当然，一些印度评论员担心美国就业签证激增，特别是面向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外国毕业生的就业签证的增加，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印度学生出国，这使印度成为科学强国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164]至少到2014年，当提及美国提供更多的就业签证所带来的前景变化时，印度政府的高层官员一般都漠不关心。[165]

印度传统上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政策来应对人才的跨境流动，几十年来，印度学生和海外专业人士的数量创了新高。然而，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没有投入大量资金来吸引其海外人才，印度更依赖海外侨民模式。

2. 全球研发

与中国一样，印度已经接受了全球研发，但这个过程是渐进式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德州仪器的主席帕特里克·哈格蒂（Patrick Haggerty）访问印度，并提议建立一个集成电路的制造和研究设施。虽然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对这个想法持开放态度，但她怀疑这会影响政治体系。[166] 1985年，德州仪器再次尝试，这次它成功地在班加罗尔设立了一个设计中心。从那时起，德州仪器与许多在印度建立研发中心的知名跨国公司合作，特别是班加罗尔已经成为此类业务的重要枢纽。例如，位于班加罗尔的通用电气约翰·韦尔奇技术中心拥有5 300多名技术专家，这使得该中心成为通用电气在美国以外最大的实验室。[167]虽然从整体上来讲，印度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开放程度不如中国，但是印度在信息科学领域相对开放，包括软件开发和研发，这都要归功于印度侨民提供的与外部世界的联系。[168]一份官方研究确定，2003—2009年，印度共有964个研发领域的外商投资项目，总价值超过290亿美元，占当时印度总体外商投资的8%，大多数项目都集中在ICT领域。[169]咨询公司Zinnov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已经有来自943个跨国企业的1 208个外国研发中心落户印度。[170]印度的外国研发的本质多种多样，包括资产利用式和资产增强式。过去的研究认为，与中国相比，外国公司更倾向于在印度进行资产增强式研发，特别是跨国公司将其研发活动外包给班加罗尔和印度其他地区。[171] IBM在北京和班加罗尔设立研究实验室很好地体现了这种趋势：北京实验室更专注于开发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而班加罗尔实验室则更多地参与IBM的全球研发工作。[172]近些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开始在中国开展面向全球的研发，这种趋势可能并不如以往一样普遍。无论如何，印度的资产利用式和资产增强式研发之间的界限会比在中国更加模糊不清，为印度市场开发的产品也可能在全球销售，特别是当跨国公司依靠“节俭工程”在印度开发了更便宜的发达世界产品版本，并随后在全球推广这些产品时。[173]

印度还展开了国际合作。印度公布的《2013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2013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olicy）表明，印度将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实现“战略伙伴关系和联盟”。[174]此外，该政策还关注“全球研发基础设施”的高成本，鼓励印度企业参与“国际合作”，这将使印度工业在一些高科技领域获得全球经验和竞争力。“印度许多著名的公司和组织已经与外国企业建立技术联盟进行合作，这证明了印度政府对技术联盟这种形式的兴趣。”[175]这里的印度公司包括Reddy博士实验室、格伦马克制药公司、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印孚瑟斯、鲁宾、马恒达、信实和塔塔公司。如果算上软件开发和计算机编程联盟，那么印度公司的名单还包括HCL、塔塔咨询和威普罗等。

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领导下，印度特别热衷于与跨国公司在研发方面合作。可以肯定的是，印度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吸引外国的制造业投资，印度不断增长的人口意味着需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制造业投资为增加就业带来了潜力，“印度制造”运动便证明了这一点。[176]即便如此，印度的领导人也确实希望扩大该国在全球研发中的作用。2015年1月，莫迪指出：“在研发方面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合作趋势，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种趋势。”[177]莫迪当年9月在硅谷的讲话赞扬了当地印度人在高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并鼓励大家在印度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78]如果发展制造业是印度的首要任务，那么印度领导人更渴望提高印度在全球研发方面的知名度。

过去的几十年，印度在向外国风险投资开放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1993年，美国投资者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开始了在硅谷和印度之间的奔波，他希望在印度发展风险投资业务。但三年后，他放弃了。[179]截至1999年，许多外国风险投资公司在印度开展业务，并且印度约有80%的风险投资来自外国公司。尽管如此，创业公司和风险投资仍面临各种监管和法律障碍。近年来，这种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在Flipkart和Ola等成功案例的启发下，在过去10年里，印度创业公司更加活跃。与此同时，自2014年阿里巴巴首次公开募股250亿美元以来，外国风险投资公司对印度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它们希望在此找到“下一个风口”。[180]莫迪政府致力于鼓励这样的趋势。莫迪的“创业印度”倡议为新公司创造了激励机制并增加了资金投入，截至2017年中期，这项工作仍在进行。[181]印度政府也更加欢迎外国风险投资公司，允许它们在没有经过中央银行事先许可的情况下，投资任何行业的创业公司。[182]

过去几十年来，印度在全球研发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虽然印度政府没有像中国那样力求快速发展，但在印度的外国研发数量已经大大增加。印度还通过研发联盟和风险投资寻求更多的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