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南非：深度割裂的两极化社会
南非是典型的由白人殖民者建立的国家，被殖民者奴役的族群长期开展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最终通过政治谈判（非暴力革命）取得了以非洲族群为主的政治主权。
但由于在国家独立过程中向原宗主国让渡了部分核心权益（主要是经济权益），因此在解除殖民统治后建立的是只有形式上独立的民主政权，实质上因缺乏完整的经济主权，资源开发收益仍然被宗主国的跨国公司占有。这导致了南非政府长期缺少财政来源，无法改善民众的生活。
对此，借助我们提出的“主权外部性”理论，可以深刻解读南非现象。
种族隔离结束后，新上台执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ANC）政府本应大量创造就业来改善底层有色人种的生活，但是，新政府20年来倾向新自由主义，其政策的设计既不是为了扩大就业率，也并非旨在促进偏向下层的收入分配，反而是导致财富被向上虹吸。究其原因，具有主权外部性特征的国家本来承袭的就是配合发达国家朝向金融资本主义阶段深化发展的意识形态，以及确保资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亦即，西方成熟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西方的制度”；若被移植到大部分人口仍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前资本主义”国家，自然出现“制度错配”。
曼德拉的妻子格拉萨·马谢尔（Graca Machel）指出：“南非现在是一个充满愤怒的国家，危险的事态正濒临爆发边缘。”南非最底层40%的人口至今仍然只能分享经济总量的6%，种族隔离结束20年后，非洲人国民大会承诺的推动土地再分配至今进展缓慢，人们开始对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政府失去耐心。
2013年年底，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曼德拉逝世，他获得了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高度评价。这种包括前宗主国的众口一词的肯定，也许表明了另一种对西方更为有利的意义——他带领国家沿着西方给定的道路在形式上结束了种族隔离，体现了西方给定的“普世价值”，但让渡了国家本应从殖民者及其跨国公司那里夺回的经济主权。因此，跨国公司掌控资源资本化收益所内在的经济不平等仍然深刻地割裂南非社会，占人口大多数的有色人种表面上获得了被作秀拉票游戏表达的政治自由，实际上能够改善社会生活的经济自由仍遥不可及。
此外，资源丰富的南非的第一产业收益转化为金融投机的来源，还催生了巨大的金融及房地产泡沫，使南非经济对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格外敏感，南非的经济以至社会正面临一连串问题的冲击。
一、货币汇率不稳
对于外向型经济，本国货币汇率的波动往往反映该国经济的稳定性。事实上，南非货币兰特自2010年以来呈持续贬值的势头，其贬值幅度在新兴国中较为显著。2013年5月，美联储确立结束量化宽松政策后，随着全球货币的币值震荡，南非兰特更是出现大幅度下挫。南非币值的贬值幅度在E7中仅次于委内瑞拉，乃主要新兴市场中最严重者之一。
二、经济增长呈下滑趋势
南非的经济增长持续下降，如图7-2所示。主要原因是近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滑，这也说明南非还未发展出内生的经济增长动力。
来源：currencyconverter.io。
图7-1 南非兰特兑美元汇价
南非蕴含丰富的铂、黄金、钻石等矿产资源。当这些资源的国际价格上涨时，南非依赖这些资源创收形成结构化的利益分配，势必排斥制造业的发展（由于缺乏投资及因商品出口蓬勃而币值过高影响竞争力）。目前，制造业人口比例只占15.5%，采矿业也只占3%，就业机会严重不足，失业率高企。只要国际经济收缩，大宗商品价格下滑，南非经济便面临严重打击。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南非统计局。
图7-2 南非GDP年增长率（2003—2019年）
数据表明，南非经济曾受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重创，其后稍微恢复，但近年GDP增长率在低位徘徊，是E7中表现最差者。
（一）经常账户和贸易差额长期赤字
南非长期录得贸易赤字，成为经济的一大隐忧，如图7-3所示。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南非国税局。
图7-3 南非贸易差额
如图7-4所示，南非自2003年以来，经常账户一直是赤字状态，并且经济增长率越高，经常账户赤字越大。这充分说明了南非的经济增长一方面几乎完全依靠外资，另一方面本国经济占主体部分的资源和原材料出口几乎都被跨国资本所掌控，因此与中国这种经济增长率越高贸易盈余越高的国家完全不一样。
图7-5显示南非2012年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重在主要新兴经济体中高居第二，仅次于随后便爆发政治和军事危机的乌克兰。E7中的土耳其、印度位列第三和第四。事实上，E7中，除中国和委内瑞拉较长期录得贸易盈余外，其他五国都是长期赤字（印度尼西亚在某段时期曾较长时间录得盈余）。而近期，几乎只有中国继续保持盈余。而E7中，南非和土耳其更是持续多年录得财政与贸易双赤字的国家，经济基础最脆弱。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南非储备银行。
图7-4 南非经常账户（2003—2019年）
来源：《经济学人》。
图7-5 经常账户赤字（2012年占GDP比例）
图7-6清楚显示南非的经常账户长年赤字。在2006—2015年的10年中，有6年经常项目逆差对GDP的比值高于5%；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的2008年最高，达到7.2%。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南非储备银行。
图7-6 南非经常账户赤字与GDP比值
（二）资金外流风险
图7-7是《经济学人》编制的新兴市场资本冻结指数，此指数主要是量度资本停止流入某新兴市场的风险，分别以经常账户、信贷增长及外债三方面评定某新兴市场的风险。最高风险指数为20，12以上是高风险，7—12是中等风险，0—6是低风险。2013年的评测中，新兴七国中土耳其、南非、委内瑞拉和巴西都为高风险，印度尼西亚及印度为中等风险，只有中国是低风险。2014年指数改变了量度值，300是最高风险值。陷入严重危机的委内瑞拉超越土耳其成为全球最高风险新兴市场，土耳其仍然属高风险，印度尼西亚风险大增，南非相对下降，印度的风险值则首次低于中国。
南非依赖外国投资，但不稳定的经济及社会又令外国投资者担心。南非一直存在资本外流风险。主要为国际金融资本服务的评级机构也趁机落井下石，2014年11月，穆迪将南非评等降至Baa2，较垃圾评等仅高一个级距；而惠誉给予南非的评级为BBB，展望为负面。
注：短期外债总额加上外债支付额占外汇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资产的百分比
来源：经济学家情报股，哈佛分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世界银行，《经济学人》。
图7-7《经济学人》的新兴市场资本冻结指数（2012、2014年）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金融机构评级的变化似乎总与南非国内政治的变化纠葛不断，风险评级被工具化和政治化，操控评级也演变为政治或经济打击的具体手段。例如，在2016年11月28日南非兰特兑美元周一升至近三周高位，此前评级机构惠誉和穆迪确认了该国投资级别的信贷评级，而评级机构的利多消息马上就与“南非总统祖马正面临执政党执行委员会的不信任投票”这一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评级变化的原因是，即便祖马如预期赢得投票，但挑战会令祖马权力削弱，而这会提振金融市场人气，因为金融市场将南非总统祖马的存在视为不利因素。[199]
像信用评级这类制度，本来是由核心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制度的软实力之一。
（三）外债持续上升
长期贸易赤字通常都会造成对外负债增加，如图7-8所示，南非外债自21世纪以来一直上升，从2000年的320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771亿美元，这可以说是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但随着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美国开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后，南非的外债随即进入一个急速增长的阶段，从2009年到2013年，短短4年外债总额几乎翻倍。接着，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之后，南非外债在三四年中基本上保持不变，随着外资撤离甚至有所下降。但2016年之后又进入一个急速增长的阶段。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南非储备银行。
图7-8 南非累积外债
南非黑人在争取政治主权的谈判中，其中一项重要条件是黑人新政府承担在长年种族隔离下南非所借下的外债。
据国际法惯例，当某国人民没有从政府所借的外债中实质获益时，这些债务便可视为恶债（Odious Debt），旧政权下台后的新政府本来没有义务要偿还旧债，但非洲人国民大会政府为了维持外资的信心，承诺继续还债。在旧债未清却长期录得贸易赤字又高度依赖外资发展经济的情况下，南非的外债持续上升，埋下了债务危机的巨大隐患。
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教训：通过谈判而非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权，往往要承接前政权的债务，并因此堕入“发展陷阱”，久久不能自拔。
三、失业及贫富悬殊持续
南非的最大问题是始终无法扭转国内贫富悬殊的顽疾，而且财富分配不均主要表现在种族的分野上。2013年南非实质经济增长只有1.9%，但官方公布的失业率达25%，其中黑人人口失业率高达30%。在某些地区，失业率更高达60%，全国青年失业率接近50%，农业部门的失业率也达50%。
如图7-9所示，南非不仅是全球财富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而且失业率长期偏高。正是社会财富分配的高度不平均和普通民众缺乏发展机会、长期陷于贫困，导致南非难以形成稳定的社会基础，长期暴露在经济和社会动荡的风险中，并不断地累积着风险因素。
南非官方公布失业率曾经在2003年达到历史高位后一直下降，但2008年核心国爆发金融危机后，南非经济条件恶化，失业率再度攀升，2017年接近历史峰值，而实际失业情况可能比官方披露的更为严峻，如图7-10所示。
图7-9 南非的高失业率和收入分配不平等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南非统计局。
图7-10 南非失业人数占劳动力之比
四、社会不安，种族阶级冲突，仇外排外情绪高涨
内部财富分配高度不平等，社会关系愈趋紧张，基层民众看不到生活改善的前景，其对社会的不满借由某些事件为导火线，经个别政客煽动，便以排外、仇外的暴力形式爆发出来。
事实上，南非排外的群众事件自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全球危机以来一直不断出现。南非警方2014年9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2014年财政年度，南非共有17000多人被谋杀，平均每天有47人被谋杀。由于绝大多数的谋杀案件发生在晚上，所有城镇的店铺一到下午四五点钟就关门闭户，商业中心空无一人，如同鬼城，就连旅游胜地开普敦也不例外。[200]
2015年1月24日，南非警察总署发言人马克加里称：“连日来在约翰内斯堡索韦托地区发生的针对外国人的暴力抢劫事件已经渐渐平息。不过，截至23日，已经有超过80家外国人开的商铺遭劫，至少有3人在暴力事件中死亡，另有162人被捕。”[201]
2015年3月底以来，德班、约堡等地陆续出现大规模以排外为名的暴力及抢劫事件，造成多人死亡。南非约800万祖鲁人的传统领袖兹维利迪尼和总统祖马之子爱德华相继发表排外言论，南非全国上下掀起“摧毁殖民者雕像”的风潮。
2016年5月24日和25日，自由州省的两个地区先后发生骚乱，一些黑人区的居民因对当地政府官员选举不满，用石块堵塞道路，并袭击、哄抢、洗劫了一些外籍商人经营的商店，还打伤部分外籍人士。受此波及，十余家华人店铺遭哄抢、洗劫、打砸。中国驻南非使领馆更是在6月1日发布安全提示，称南非多地发生暴力骚乱，提醒在南非的中国公民注意当地安全局势。[202]
南非出现去殖浪潮，说明黑人群众意识到，尽管建立了一个形式上的黑人民主政权，但实质上南非的去殖化过程并没有完成。
在南非贫民区再次出现类似昔日反种族隔离斗争的示威，说明黑人群众深刻感受到经过20年，即便是在黑人政府的统治下，经济层面的“种族隔离”也始终没有结束。
诚然，任何初步的政治觉醒虽然难能可贵，但其“政治化”过程很复杂，也很容易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作用下被跨国公司支持的强势集团利用。事实上，南非近年出现的仇外情绪及排外暴力示威活动，并非南非的独有现象。我们不难发现类似的排外、仇外在世界各地，甚至在富裕的国家及城市中也会出现。这正是我们一直警惕世人要担心的全球法西斯化现象。
五、日益严重的劳资冲突
近年南非开始持续出现严重的矿产业劳资冲突，比如2012年Marikana矿场罢工导致43人死亡，政府更扬言考虑派遣武装“维和部队”进驻矿场。矿产业虽然只占南非经济产出的6%，却占出口总值的60%，也是全国最大的私营部门雇主，雇用超过50万名员工。矿场的数目从2004年的993座上升至2011年的1600座，总产值从2004年的980亿兰特升至2012年的3700亿兰特。但近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进一步打击了南非的矿产业。
2014年7月1日，南非金属工人全国工会（NUMSA）约22万名成员在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和德班，高举着要求涨薪的标语游行。当月14日，在持续两周的罢工后，南非金属工人全国工会和钢铁与工程行业联合会（SEIFSA）进行谈判。在此前的罢工行动中，南非金属工人全国工会曾提出涨薪15%的要求。而此次罢工初始，其将条件降低至12%，随后又降至10%，附加每人1000兰特的住房补贴，以及废除劳动中介的要求。
工人要求加薪12%，而企业开出的条件是加薪7%—8%。工人们表示，若其要求得不到满足，将开始全面罢工，甚至“让国家陷入黑暗”。在罢工游行的工人中，有悬挂标语牌写着：“Eskom（南非国家电力公司），我们希望得到应有的工资。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家徒四壁，而资本家们却享受着我们数百万人的劳动成果。”[203]
南非劳工部数据显示，2014年南非共计发生88起罢工，造成61亿兰特经济损失，平均罢工时长为20天，占全部工作日损失的98.4%。罢工最多的行业是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业，其次是制造业，最少的是金融业和电力行业。[204]。
2015年4月13日下午，在约堡东部的杰米斯顿，南非运输联合工会豪登省秘书恩考斯被人枪杀。在此之前，他已经收到过无数死亡威胁。事件显示南非的劳资冲突日趋严重。
2016年7月10日，据南非《每日商报》网站报道，南非第一国民银行高级行业经济师Muscat表示，南非罢工活动势头再起，矿工和建筑工人联盟协会（AMCU）再次提出铂业工人应保证有1.25万兰特基本月薪的要求，而南非金属工人联盟宣布和汽车零售组织（RMI）存在纠纷。[205]
六、ANC内部分裂，青年政治家激进化
由于ANC执政以来背离作为建党纲领的《自由宪章》，长年推行亲资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黑人民众对其支持率下降，并引起党内年青一代成员的不满。
青年联盟前任主席马勒马（Julius Malema）因为激进的政治言论于2012年被ANC开除党籍。其后他创立经济自由斗士党（Eco-nomic Freedom Fighters, EFF），吸纳了ANC的一批年轻及较激进的成员，包括现任国会议员。他们主张不谈判、直接剥夺白人土地和矿业国有化，征用这些资产的时候也不需要拿出赔偿；他们同时强烈反对外国人拥有南非土地的所有权。马勒马在一次集会活动时演说：“我们会接管政府。一旦我们接管了政府，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谈判，而是夺回土地，因为那些土地本来就是我们的。”马勒马还提醒南非人，随着他们的“革命运动”，不可避免地会有牺牲：“或许有天早晨醒来，你会发现自己的炉子上没有面包了，那时我们就要学会自己做面包。”[206]
七、土地改革步履蹒跚
南非政府无法创造大量就业改善底层民众的生活，土地改革便成为敏感而迫切的政治议题。
2013年是《土著土地法》(Native Lands Act)颁布100周年纪念，该法案标志南非种族隔离的开端，法案明文禁止黑人在所谓的保留区以外建立新的农场。[207]在该法案的基础上，再加上日后一系列附加修订，南非白人政权奠定其种族隔离政策。不平等的法案，使占南非人口近70%的黑人只能拥有全国7%的耕地，而且一般是较贫瘠、耕作条件差的土地。黑人的传统农场被摧毁，黑人被迫迁移至拥挤的隔离区，只能成为矿场及白人农场的劳工。1960—1980年，被迫迁徙的人口达350万。
1994年，刚接管政权的ANC答允会把白人所拥有的30%耕地转移给黑人农民。但种族隔离结束20年以来，土地改革步伐缓慢。全国最肥沃的土地仍然主要集中在以白人为主的少数人手上。种族隔离政策结束后两年，即1996年的统计显示：6万个白人农场主拥有全国近70%的农地，并租用另外的19%。[208]
图7-11清晰表明，南非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白人农场主手上，与前面讨论的巴西一样，属于前殖民地立国的典型土地经济结构。
来源：http：//qz.com/358625/south-africas-proposals-on-land-reform-suggest-a-push-to-sow-votes/。
图7-11 南非土地分布
至2013年，政府从白人手上收购了412万公顷的土地（耗资129亿兰特，即14亿美元），并分配给230886名黑人农夫，但黑人获得的往往并非优质土地，而且缺乏政策配套支持。2010年，政府的调查指出，90%的分配土地已不再具有生产力。
201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45%的被访黑人希望获得土地，其中33%期望获得土地以种植粮食。[209]土地改革成为左右南非社会稳定性及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自1991年以来，有1500多白人农场主被杀。在一些地方，由于土地问题引发的冲突已经演变为低烈度游击战。农场主们雇用安全人员，在农场周围挖壕沟，以抵挡农民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区的农场主纷纷前往非洲其他国家进行耕种。”[210]
面对党内外加速土地改革的强大呼声，执政党提出更积极的土地再分配政策计划。
2015年2月14日，总统祖马在国会上表达了期望土地改革的意愿，表示会限制农场主占有土地的面积，并限制外国人拥有土地。他说：“土地成为纠正昔日种种不公正的其中一项最关键因素。”
2015年5月8日，南非土改部长恩昆迪在国会发表预算报告时，公布了南非关于土地改革政策的一些详细信息。他表示，小型农场主允许占有1000公顷土地，中型农场主2500公顷，大型农场主最多也只能占有5000公顷。12000公顷的土地占用量上限仅仅适用于“特殊类别”，包括林业、狩猎农场、可再生能源农场等。恩昆迪表示，多余的土地将会被政府按照“宪法规定的公正价格”征用并再分配。
然而，代表大农场主利益的自由前线政党表示，南非土改部长的“工作目标”，已经远远超出了之前南非政府计划的、征用30%农业土地的目标。仅仅是12000公顷的上限，已经足以吓跑很多投资者；现在更加苛刻的政策，其效果更有可能是毁灭性的。
南非政府能否顶住农场主利益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反动压力，加速推动真正惠及基层民众的土地改革，为撕裂的南非社会打造稳态社会结构的基础条件，将决定南非社会是否会因为基层黑人民众日益不满而日趋动荡。
南非的案例显示发展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在缺少“革命红利”的土地分配条件下，依靠政治谈判让渡了经济及资源主权而被承认的国家，很难建立稳态的社会基础。
南非的经验显示：第一次非暴力革命无法建立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又或者第一次革命的成果被利益集团侵蚀后，基层民众终于忍无可忍之时，便会奋起走上第二次革命之路。
南非的演变，对于片面亲资本、破坏稳态社会基础的各发展中民族国家政府，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