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绅士们

第四章
红脸和白脸

我成为经纪人之后不久，罗恩·迈耶从保罗·科纳经纪公司跳槽到WMA，并被分到电视人才部门。他当时25岁，比我大两岁，初见之下我就惊讶于他看起来是那么和善，那么善于让人卸下防备。嗓音沙哑、总是显得睡眼惺忪的罗恩高中肄业后在部队服役了一段时间——他的胳膊上有海军陆战队的文身，他说自己是个自学成才、饱读诗书的街头斗士。他的工作表现非常出色，但是在一个大学文凭已经成为标配的地方，他还是缺乏安全感。他常常让我想起我的父亲：一个为人友善又懂得世故的社会人。但是罗恩比我父亲更聪明，也更机灵。

我们两个一拍即合，都是穷小子，也都很厌恶那些开豪车的富二代。（我开一辆1965年的野马，罗恩开一辆勉强还能发动的老掉牙的两座保时捷。）在罗恩身边让我有一种完全放松的感觉。和他在一起，我很开心，很自在。我很羡慕罗恩，因为他拥有我所缺少的东西——一种轻松的魅力，一种带着温暖而懒散的笑容为他讨厌的人做事的能力。

朱迪和我开始跟他和他太太多莉·科尔顿以及他们的朋友一起聚会。罗恩有洁癖，喜欢偶尔吃点儿家常便饭；多莉是个爱交际的红发姑娘、富家千金，对操持家务没有兴趣。摩擦在所难免，很快罗恩就想离婚。他请不起律师，于是我帮他策划了一条从多莉和她可怕的父亲那边脱身的退路。我们都认为他应该先发制人，像个经纪人那样。他应该一开始就要求他们支付赡养费——毕竟他们有钱。最后，多莉和她父亲决定把她和罗恩的夫妻共同资产一次分割作为了结。

恢复单身的罗恩又开始四处散发他的十足魅力。有一天，我们看到詹妮薇芙·布卓开着她的梅赛德斯敞篷车来到了公司的停车场。詹妮薇芙是当时正走红的女星，也是WMA的客户，罗恩非常迷恋她。此刻她就在20英尺开外。罗恩看了看我，然后走过去自我介绍说他是她的经纪人之一。他对她大为赞赏，并且说很希望能够加深对她的了解。然后他提出找一天请她吃个甜筒。我看到詹妮薇芙点了点头，笑了——他们要约会了！罗恩的邀请太纯洁了，所以才会成功。不是喝一杯，也不是晚上出去玩，而是吃甜筒。那就是罗恩·迈耶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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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韦尔特曼在WMA非常引人注目。他负责新人培训项目，以及安排年轻的经纪人到各部门轮岗——实际上，他决定了我们的命运。菲尔有个棱角分明的下巴，行事干脆利落，是个天生的教官。有一天早晨，他叫走了一个名叫吉米·戈德史密斯的家伙。吉米留着齐肩的长发，这在20世纪70年代是日渐流行的发型，菲尔跟他宣讲了一番好好理发的美德。下午5点，菲尔又把吉米叫去了，他发现吉米还是没去理发店，就把他开除了。

但是我们敬重菲尔，他是高级管理者中既重视忠诚又重视主动性的一位。他虽然大力宣扬WMA的价值观，但同时也指出了公司的一些丑陋面，比如守旧派抵制团队协作并拒绝提拔年轻经纪人等。我们后来把菲尔的哲学作为CAA的核心信条，但它与WMA的原则却是背道而驰的——在WMA，人人都只为自己考虑。

在菲尔的指导下，罗恩和我决定两个人搭档，一起去签新客户——最好是在黄金时段电视节目里工作过的客户。我们见了一位才华横溢的电视编剧，他叫诺曼·利尔，他写了一部以皇后区工薪家庭为题材的情景喜剧，试播集刚刚被CBS选中。CBS新上任的主管弗雷德·西尔弗曼正在抛弃《绿色的田野》这类农村主题的节目，代之以具有当代性的城市主题节目。这部名为《全家福》的剧集于1971年首播，连续五年在尼尔森收视榜上名列前茅。该剧主演凯勒·欧康纳和珍·斯泰普尔顿都已经有了经纪公司，但萨莉·斯特拉瑟斯和罗伯·莱纳相对没什么知名度，于是诺曼把他们引荐给了我们。

我们去片场探班时，我穿深蓝色西服套装，罗恩穿牛仔裤和套头衫。萨莉想要全方位发展事业，我们承诺每当《全家福》暂停拍摄期间，会帮她寻找电视、电影和舞台剧方面的工作机会。付一个经纪人的费用却得到两个经纪人的服务，这个模式她很喜欢，所以第二次见面时，她就成了我们的客户。罗伯曾经给《斯马瑟斯兄弟秀》（The Smothers Brothers Show ）写过段子，但苦于自己的才华没有更多施展的空间。我们帮他争取到了一份工作，让他执导一部叫作《桑尼男孩》（Sonny Boy ）的电视电影，罗伯作为导演和制片人的杰出职业生涯也由此开始。我们签下了他和他的太太潘妮·马歇尔，潘妮后来主演了电视剧《拉文与雪莉》。

诺曼·利尔有制作热门节目的天赋。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又推出了包括《莫德》（Maude ）和《杰斐逊一家》在内的11部情景喜剧。罗恩和我对他这些戏里的演员穷追猛打，签下了出演《好时光》的约翰·阿莫斯和出演《桑福德和儿子》的德蒙德·威尔逊。我们这个组合很优秀，因为我们的口碑很好。我严肃内敛，注重分析，简单扼要，罗恩则擅长交际，有同情心，轻松随意，能让别人卸下防备。作为经纪人，你需要一个人格表象，一些能让你显得独特的东西。我听说以衣着邋遢著称的纽约经纪人萨姆·科恩会在毛衣上剪出破洞，显得像是被虫蛀过一样。萨姆的人格表象是心不在焉的天才。罗恩是最好的朋友和知己，是那个“我会帮你解决一切问题”的家伙。

我自己的人格表象让我思考良久。我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是标准的经纪人形象：口若悬河，假意逢迎。但我无论如何都不想符合这个标准。第二种是利兰·海沃德那样的，他绝对是一位绅士，在20世纪40年代就拥有自己的经纪公司，代理过的客户包括弗雷德·阿斯泰尔、金杰·罗杰斯、詹姆斯·史都华和朱迪·嘉兰等。利兰的体贴已成传奇。如果某个客户想解约，利兰会二话不说放他走，也不会留下丝毫怨恨。每个人都爱他。这种人格具有难以置信的吸引力，但我觉得，利兰那种人格表象并不适合我。

不管你信不信，当年的我和蔼可亲，体贴入微，从来不说任何人的坏话。但是你需要选择一个毫不费力就能长期藏身其中的人格表象，而且我知道我更适合呈现与罗恩相反的形象——比如一个能够保护你的强硬派狠角色，那样效果会更好。我能看出来，这才是顶级大牌的明星和导演所需要的。所以，我的人格表象是“帮你实现梦想”和“帮你解决问题”这两种人的混合体。罗恩唱红脸，我唱白脸，我的是罗尼和迈克 [1]二人组。（实际上，我一直都很讨厌“迈克”这个已经滥大街的昵称，还费了无数口舌提醒所有人，“我的朋友们都叫我迈克尔”，但“迈克”还是像毛刺一样粘在我身上。）不过，在表象背后，罗恩和我其实性格很相似，这一点连我们的同事都没有意识到。罗恩平易近人的举止下隐藏着和我一样精打细算、意志坚定和严阵以待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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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老板们会定期把我们召集起来，吹嘘近期签下的新客户，激发团队的积极性。我一般都和罗恩以及其他年轻经纪人坐在最后面：我们在这种集会上没资格发言，只有听的份儿。

1974年秋，创新管理协会从我们手里挖走了史蒂夫·麦奎因。之后那次员工大会上，萨姆·韦斯伯德自豪地宣布，他已经拉来了一个名头同样响亮的大客户：安·米勒。座中响起一阵质疑的窃窃私语。米勒曾经是米高梅影业的歌舞片明星，但那是20年前的事了。罗恩突然开口，建议我们去抢夺创新管理协会手里最重要的那些客户，那些真正的明星，来扳回这一局。萨姆·韦斯伯德的眼睛开始疯狂抽搐，他失去了理智，大喊道：“你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她就是明星！”

我完全同意罗恩的观点，但如果换作我，我会与萨姆私下讨论这个问题，而不是让他当众下不来台。罗恩非常直接，不太讲方法。集会结束时，我很泄气。安·米勒当时主要在晚餐剧场 [2]表演，而且收入不菲，这就是萨姆所关心的全部了。但是我们关心公司的形象。如果有人问起我们的新客户，我们想炫耀的是简·方达或杰奎琳·比塞特这些名字，而不是某个51岁的歌舞皇后。我们的想法带有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外貌歧视，以及不知道多少种其他歧视——但话说回来，好莱坞同样如此。

关于安·米勒的那次集会仿佛是你第一次意识到父母已经老了。我在WMA一直都在按行规办事，目前为止一切都好。但是我开始问自己：如果有别的可能呢？如果罗恩和我这样的人能有更多发言权呢？如果我们可以经营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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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A在比弗利山和纽约的两家分公司是死对头。电影业务由洛杉矶这边负责，舞台剧业务则由纽约那边负责。电视业务分跨两地，东岸负责销售，洛杉矶负责创意和人才打包统筹——两个阵营都疯狂地嫉妒彼此。

1974年年底，卢·韦斯到洛杉矶出差，他是WMA纽约分公司总裁纳特·莱夫科维茨身边的核心高管之一。他要求与负责电视节目统筹的经纪人开会：负责CBS的罗兰·珀金斯、负责ABC的迈克·罗森菲尔德，以及负责NBC的比尔·哈伯。由于我的工作范围是为日间档游戏节目敲定制片人和导演并进行项目打包统筹，所以我也出席了会议。作为一个团队，我们所向披靡。黄金时段有21档节目是罗兰、迈克和比尔做的，我也给日间档打包了7档节目——我们推出的试播集加起来比洛杉矶其他任何公司，包括环球这类大厂的产出还多。

卢穿着一套令人惊艳的西装和古驰乐福鞋，翩然走进了罗兰的办公室。我们蜷缩在自己并不高档的西装里，等着得到夸奖。“我们在东西岸的销售季度中都有很强劲的表现，”卢开口了，“但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原本有望成为西岸电视部门下一任负责人的罗兰·珀金斯身体向前一屈，好像肚子被人打了一拳。（纳特·莱夫科维茨之后会让一个纽约人空降到这个职位上。）乐天派的迈克·罗森菲尔德看起来像是他的狗狗告别人世了一样。比尔·哈伯的左脚一直在愤怒地敲地板。卢唠叨个没完，比尔的脚敲地板的节奏也越来越快。卢走后，所有人都爆发了。“简直岂有此理！”迈克说。“太可怕了！”比尔大喊，脸色红得吓人。

1973年，周薪400美元的我给公司赚了接近200万美元的佣金，WMA给了我7 500美元奖金。1974年，考虑到我成功统筹了7档节目的业绩，公司领导层把我的奖金提高到1.5万美元，他们认为这已经是很优厚的奖赏了，因为我们所有人“还可以做得更好”。与此同时，我们每天都会经过乔·里夫金的办公室，他是拉斯特福格尔的亲信，他的工作就是把脚跷在桌上看好几个小时报纸。像他这样的人，公司里还有三四个，都是盘踞多年的大人物，只是为了分走我们奖金支票上的金额而存在的。让他们离开的唯一办法是等他们死。这让罗恩非常抓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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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韦尔特曼被公司任命为行政管理人员并把手里大部分客户交接给年轻的经纪人，只留下少数几个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虽然菲尔和萨姆·韦斯伯德从大学一年级同住一个宿舍时就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是萨姆和拉斯特福格尔越走越近，菲尔和萨姆两人也随即反目。菲尔惹怒老板们的次数太多，慢慢也就没有人能罩着他了。事情发生在1974年圣诞节前几周。菲尔把罗恩、我和其他几个亲信叫进他的办公室。萨姆·韦斯伯德要求他离开公司。菲尔说：“他们把我的名字输入电脑分析，结果是我不合格。”这个能让自信满满的经纪人们吓到发抖的人，这个教会我坚强的意义的人，这个一向严厉硬气的人，就在我们的面前崩溃了。

这件事点燃了导火索。一天晚餐的时候，罗恩说：“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创业？我们会赚到更多钱，而且他们永远不能像对待菲尔那样对待我们。”

罗恩说得很在理，但我感到矛盾。我的后台萨姆·韦斯伯德是下一任总裁的人选，而且公司的大老板沃尔特·齐夫金跟我说过，有朝一日这个地方会由我来管理。朱迪和我是公司里人见人爱的夫妇。与罗恩相比，我留下的优势更大，离开的损失也更大。

罗恩看出了我的犹豫不决，于是说：“你没有赌一把的勇气。有时候，你必须站出来，把骰子丢出去。”这句话让我陷入了思考。我已经27岁了，如果我们在三年之内失败，我还可以找份新的工作从头再来。但我不想把前途赌在一家只有两个人的小公司上面。如果我们离开WMA，那么我想打造一家巨型经纪公司，在他们自己的赛场上击败他们。

几天之后，迈克·罗森菲尔德向罗恩透露，他和罗兰、比尔决定辞职。他们希望罗恩加入他们，负责人才经纪，他们负责跟电视网和制片厂去谈人才统筹项目。罗恩敦促他们把我也算进去，他们同意了。让我感到惊讶的是，罗恩居然愿意与比尔联手，比尔最出名的就是喜欢用一些工作相关的小测验折磨他的员工。每天他都能把罗恩逼疯。总之，下班后，我去了一家叫作“金牛”的酒吧，参加了“叛军”的第一次会议。

我们其实根本不是一路人，能团结到一起更多是因为对WMA的不满，而不是因为本来就有另起炉灶的打算。罗兰·珀金斯是我们中最年长的，快40岁了，英俊潇洒，满头银发——有着极为标准的经纪人外形。但他本质上是工薪族，只要薪水有保证就安心。迈克·罗森菲尔德是一位出色的经纪人，深受大家的喜爱，但他有个执念：他父亲英年早逝，所以他觉得自己也会这样，于是每天晚上都出去玩，好像是要抓紧时间享受生命的每一刻。比尔·哈伯有才华，有创造力，但很爱挑刺。一段时间之后，他最看重的事情就变成了开着一辆大众甲壳虫招摇过市，做那种“我其实并不是经纪人”的经纪人。CAA一帆风顺的时候，他总是威胁说他要辞职去从事救助盲童的工作。

罗恩首先提出，他想创建一家名为迈耶-奥维茨（或者奥维茨-迈耶）的经纪公司。其他人很快说服我们放弃了这个想法。我们五个人共同负责三家主流电视网的业务。在电视经纪业务的两个主要方面，也就是人才经纪和节目统筹上，我们都战功累累。我负责的日间档每周都会产生现金流，速度比黄金时段节目快得多，这让我们有了稳固的抢滩阵地——这是个关键因素，因为我们都没有太多钱可以投入。（我当时的年薪是4.5万美元，但我仍然欠着WMA 1.5万美元，那是我在圣费尔南多谷谢尔曼奥克斯地区买房时预借的首付款。）有两个客户肯定会跟我们走。一个是性格演员杰克·韦斯顿，罗恩和他关系很好，还有一个是洛杉矶的新闻主播凯莉·兰格，我把她视为亲姐姐（我没有姐妹）。经过评估，我们觉得还有十几位客户也有可能带走，包括萨莉·斯特拉瑟斯和罗伯·莱纳。再加上一些不太确定的情况，我们得出了一份共有75人的名单。

我提出了三点意见。罗恩、比尔和我都还不到30岁，我认为我们应该利用年轻敢为这个优势，尝试新的想法，重塑全行业的经营模式。第一，股权必须平均分配。第二，我们必须尽全力扩大生意的规模。第三，我们要共享客户，并作为一个整体来服务他们——不要抢地盘，不能吃独食。在WMA，有很多经纪人很擅长签艺人，但到了需要帮他们找工作的时候就举步维艰了。我提出：如果客户可以在我们公司里自由轮换经纪人，会不会更好呢？我们会像五个火枪手那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每个人都会帮别人处理问题，每个人都会把真实情况告诉客户。经纪行业的标准流程是，如果有客户打来电话说听到了坏消息或者危险的谣言，比如“我听说那部电影决定不用我了”，你即使毫不知情，也要回答：“不必担心，我已经知道了，没事的。”而我们会开创一种冷静的、不讲废话的方法，我们会说：“让我了解一下，马上给你答复。”我们会成为更好的经纪人，因为我们不会蒙骗你。

还有一点能够让我们脱颖而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会为客户创造工作机会，而不仅仅是坐等机会找上门来。大家都表示同意。

突然之间，造反的感觉真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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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的第一个周五，我提前下班，和朱迪一起到5个小时车程以外的马默斯山区滑雪。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或者传呼机，也没人知道我们去了哪里。我需要找个地方把自己的未来想清楚，再跟罗恩好好谈一次。

周日晚上我们回到家门口时，发现大门上贴着一张纸条。那是迈克·罗森菲尔德留下的：“先别跟任何人联络，给我打电话。”我给他打了过去，他说：“我希望你还付得起出门滑雪的钱，因为你现在和我们一样都失业了。”我出城之前在美国城市国民银行给我们的新公司申请了信贷额度，我在表格里填上了五位合伙人的名字。不幸的是，城市国民银行的行长是WMA首席财务官的朋友。我出城的当天，萨姆·韦斯伯德叫罗兰跟他一起出去散步，然后问道：“是真的吗？你要离开公司？”

换作其他任何人都会立刻否认，唯独罗兰是整个南加州最不会撒谎的人。他把我们所有人都供出去之后，韦斯伯德逐个约见了同谋者。我们当天就都被正式解雇了，但萨姆希望我周一去见他——是想做个了断吧，我猜。

萨姆·韦斯伯德虽然说不上有风度，但他确实给了我崭露头角的机会，并且对我很尊重。如果他能告诉我他感到很痛心并希望我能留下，那么我很有可能会退缩，并说服罗恩也留下来。我觉得我对比尔、迈克和罗兰没有这个义务。如果萨姆处理此事的方法足够聪明，他很可能会在事情发生之前就把它化解了。

然而，他却用一种傲慢的眼神盯着我，说道：“这次你真的把自己玩死了。”他那只不太好的眼睛剧烈地抽搐起来。我说：“行了，该怎样就怎样吧。”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收拾好我的联络簿，永远走出了公司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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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本来打算再用三个月做准备，但未来一下子到了眼前。我们在上贝莱尔区罗兰的家里召开了紧急会议。作为WMA的前任副总裁，他是主持大局的合理人选。但是那天晚上他几乎一句话都没说。刚刚失去了至少25万美元的年薪，他显然仍在错愕之中。

我已经把我们要完成的所有事项列了一份清单：找到一间办公室，采购办公用品，拿到经营许可，设计公司的标志，等等。后来我才想到，我是这群人里资历最浅的。但是当我逐项读出清单上的项目时，其他人都没插话。罗恩的应急管理能力很强，但是对行政事务很漠然；比尔·哈伯是那种应激型的工作作风；迈克·罗森菲尔德不想再担负更多责任。于是我继续说，一直没停下来。我们正式开业的最初几周里，各种工作纷至沓来，全都落在我头上。我们都喜欢“艺人经纪公司”这个名字，因为它代表了一种以客户为中心的文化，但是另一家公司已经用了这个名字。所以我提议加上“创新”这个词，它代表着我们的客户和我们自身的创造力。迈克和我设计了CAA的标志，我订购了办公用品。

WMA的客户，情景喜剧《奇科与男人》（Chico and the Man ）的制片人戴维·沃尔珀给了我们一间临时的办公室，在拉西埃内加，一个房间，两条电话线。（WMA向他施压，让他把我们赶出去，这也预示着我们要面对的局面。）两周后，我们抵押房产，终于凑够了10万美元。罗恩和我付了定金，在比弗利山最边缘处的多埃尼和威尔希尔区一栋低档写字楼里以折扣价租到了一间办公室。房东说，前一任租户是个做假发的。

CAA是一家典型的初创公司。我们把折叠椅和桥牌桌搬来当作办公桌椅，我们的妻子每周都会轮流抽一天时间过来帮忙接电话。我们5个人只雇了一位助理（兼会计），并且共享两辆汽车。演员工会还特意派人来核实我们的真实性。后来得知之前那个做假发的实际上在提供三陪服务之后，工会的人又来了一趟。

为了高调开业，抢个开门红，我们把项目打包统筹的佣金从10%削减到了6%。这个举措是为了扼制WMA和其他公司的竞争力（表面上是赔本赚吆喝，但实际上不至于——我们仍然会在后端节目分销阶段收取10%的佣金，真正的大钱都在那儿呢），但是我们很快意识到，没有人会为了我们的打折佣金或者其他任何原因来找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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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第一个大麻烦是杰克·韦斯顿和凯莉·兰格最终都决定留在WMA。WMA的诺曼·布罗考说服凯莉相信他会让她成为超级巨星。我们处在他的位置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情——后来我们确实也这么做了好多次。但这件事是个毁灭性的打击，我们的其他客户无法带来足够的收入让公司撑下去。有很多年，我们都在用杰克·韦斯顿和凯莉·兰格无数次发誓会跟我们走但最终没跟我们走这件事来教育公司里年轻的经纪人们。“永远不要认为说了是就一定是——因为并不是。永远不要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任何人或任何事上。”

几周之后，邮递员送来了我们的第二个大麻烦：一封信。收件人是我，寄件人是卡普兰-利文斯顿-古德温-伯科维茨-赛尔文律师事务所的利昂·卡普兰。这是一家庞大的律师事务所，代理客户包括华纳兄弟影业、二十世纪福克斯影业和几乎所有在娱乐行业有点儿来头的公司。信纸抬头列着72位律师的名字，看起来感觉是整个国家在向你宣战。卡普兰通知我，他的客户弗雷迪·菲尔茨拥有“艺人经纪公司”和“创新管理协会”这两个注册商标，后者也是弗雷迪之前任职的公司。所以我们使用“创新艺人经纪公司”这个名称已构成侵权行为，必须立刻停止侵权并终止使用。

我把信又读了一遍。让我迷惑的是对方为什么要单独指定我为收件人，而不是致信给公司所有合伙人，但我认为我们必须制定好回应的策略。我知道萨姆·韦斯伯德和利昂·卡普兰私交很好，而且卡普兰的律所一直在代理WMA的法律事务。我也知道卡普兰并没有代理创新管理协会的法务。我还知道弗雷迪·菲尔茨最近刚刚套现离开创新管理协会，准备去当电影制片人，同时也成为卡普兰的客户。综合起来，我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WMA对我们的佣金打折举措有所警觉，于是借菲尔茨的名义来威逼我们放弃公司的名称，一切重来，这对一家新公司来说是致命的一击。

这是个棘手的麻烦。如果我们闹上法庭，诉讼费用很快就会把我们榨干。罗恩和我不久前刚刚在一场聚会上遇到了WMA的一个年轻经纪人。“你们知道公司里都在打什么赌吗？”他说，“赌你们的公司6个月内就会关门大吉，你们只能去当选角经纪人了。”

虽然希望渺茫，但是我唯一的招数就是恐吓我以前的老板。之前为萨姆工作时，我了解到美国司法部正在深入调查WMA在电视项目中的垄断行为——我们每天的业务都脱不开利益冲突。有传闻说，是卢·沃瑟曼向司法部告的密，因为他烦透了向WMA支付打包统筹佣金。虽然看起来应该不会有什么实际后果，但公司的领导层仍然忧心忡忡。

我把我的计划告诉了其他合伙人，他们在极度焦虑中最终同意了。他们认为这是个糟糕的办法，但他们没有更好的主意了。我喝掉一杯水，清了清嗓子。我需要坚信我即将说出的话，而且我的声音绝对不能有半点儿失控。我给利昂·卡普兰打了电话。他听上去傲慢极了。不然呢？他断定CAA势单力薄，濒临破产，毫无抵抗之力。

“卡普兰先生，”我说，“我们没见过面，但我知道你替谁办事。我认为你的目的是把我们赶出这个行业。我认为这是不恰当和不公平的，如果这件事被正在进行反垄断调查的司法部得知，那就真的很有意思了。”我的语气坚定，但也实事求是。我继续说道：“你可以撕掉这封信，大家交个朋友，把这件事忘了就行。你也可以继续追着我们不放，那我会给我的一个哥们儿打电话，他恰好在司法部工作，我会请他把这封信也丢进资料筐，然后咱们就等着看一切怎么收场吧。”

死一般的寂静。然后，卡普兰说：“那你有什么建议？”

“我建议你在之后的两个小时内给我送来一封亲笔信，表明你要撤回第一封信。不然明天一早我就给我的朋友打电话。”随后我向他致谢并挂断了电话。我根本没考虑这样做的后果，也不在意我这是在虚张声势，因为等到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我这通根本没打给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朋友的电话时，我们公司早就倒闭了。我竭尽全力冷静地演完这出戏并等待结果。挂断电话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手在颤抖。

时间缓慢地过去了。距离时限还有15分钟的时候，邮递员又送来一封寄自卡普兰的信函。只用了一个下午，他的诉求就从“停止侵权和终止使用”变成了“停火”。

那一天锻造了我们“背水一战”的心态。为了捍卫我们微小的立足之地，我们要让任何来找麻烦的人尝到地狱的滋味。起初，我们拒绝与任何卡普兰-利文斯顿律师事务所的客户签约，不到五年，该律所就歇业了。我并不想说这全是我们害的，但我们确实帮忙把它推到了悬崖边上。我们花了更长时间来部署对WMA的反击，但效果几乎相同。而且，几年之后，当杰克·韦斯顿跟罗恩的一个朋友说想签到CAA时，罗恩回答说：“你跟他说让他去死吧。哪怕他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客户，他也休想。”罗恩和我之间最牢固的纽带之一就是：我们都坚信，任何背叛都必须遭到报复。

此后在CAA的职业生涯中，我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和同盟，也是一个势不可当的敌手。当28岁的你辞掉工作没有退路，而行业的领军人物想要把你的孩子扼杀在摇篮中的时候，你很快就会坚强起来。卡普兰的信让我们学会了采取强硬手段，于是之后的20年里，我们一直在打硬仗。